吉芬商品

名字是马歇尔给的#

《经济学原理》的第一版于 1890 年由麦克米伦出版。把例外归到吉芬名下的那段话，并不是这一版就有的。乔治·斯蒂格勒对过版本：这段话进入的是 1895 年的第三版，以后各版大意保持不变（Stigler, 1947）。马歇尔写的是较穷的劳动家庭和面包。面包涨价大量占用这些家庭的资源，货币的边际效用因此上升，他们不得不削减肉类和更贵的谷物食品；面包仍是他们买得起、也愿意接受的最便宜食物，于是他们消费的面包不是更少，而是更多。他随即把例外圈小：这种情形少见，遇上了要单独处理。

这段话没有引用吉芬的任何一篇文章，也没有给出价格或消费的数字。斯蒂格勒顺着提名去找吉芬本人是否把这个悖论写成过自己的命题，找到的材料不能满足这个好奇心。吉芬是当时写物价与贸易的统计学家和经济学家，但“吉芬商品”这个名字是后人对马歇尔提名的沿用，不是从吉芬的数据集里直接读出来的。把概念写成“吉芬发现并测量了某种商品”，比文献能支持的更满。

马歇尔使用的语言是货币的边际效用，还不是后来教科书里并列的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那段话旁边，需求定律仍被写成普遍情形：待售数量越大，找到买主的价格就越低。向上的一段从一开始就被标成少见的例外。后来的需求理论才把货币边际效用上升改写成两股力的比较，定义变成收入效应压过替代效应。

收入效应要压过替代效应#

自身价格上升时，购买量的变化可以拆开看。替代效应比较的是相对价格：这种东西相对于其他东西变贵了，人会少买它、把预算转向替代品。在实际购买力或效用被补偿、从而只留下相对价格变化的意义上，自己变贵不会让人买得更多，补偿需求曲线因此不会向上。日常说的需求曲线没有做这层补偿，价格上升还同时让实际收入下降，第二股力才进入。

收入效应的方向取决于商品是正常品还是低档品。正常品在收入上升时买得更多，所以实际收入下降时买得更少，两股力同向，需求向下。低档品的定义只到收入这一侧：收入上升，购买量下降；收入下降，购买量上升。价格上涨等于实际收入下降，于是低档品的收入效应要人多买，替代效应要人少买。谁更大，净效果就朝谁。

净效果朝收入效应，才是吉芬商品。价格上升，购买量上升；价格下降，购买量下降。需求曲线在这一段局部向上。低档只说明两股力方向相反，并不说明收入效应已经赢了。只要替代效应仍然更大，价格上涨的结果仍是少买，一条向下的需求曲线和一个负的收入弹性可以同时成立。收入提高后会被换掉的便宜食物常常是低档品，却很少是吉芬商品：它们涨价时，人通常少买，或者直接改买别的。把两个标签当成同义词，等于把“对着干”说成“已经打赢”。

向上的一段还依赖预算的形状，所以它是局部的，不是一张永久身份证。收入效应要大，这种商品得占支出的很大一块，涨价才伤得动实际收入；替代效应要小，近便的替代不能太多。预算里还必须留着一点更贵、可以砍掉的其他消费，省下的钱才会折回这种商品。一旦穷到几乎只剩它一样，再涨价就没有别的可砍，人只能连它也少买，需求又回到向下。曲线只在中间那一段有机会翘起。

凡勃伦商品不是同一件事#

另一种“越贵越好卖”常被和吉芬放在同一页，机制却不是收入效应。索尔斯坦·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里写炫耀性消费：价格被当成地位的信号，买的人要的是别人看得见的昂贵（Veblen, 1899）。价格上升若强化了这个信号，想买的人可能更多。驱动购买的是地位与观感。价格进入的是别人如何看待这件东西，不是实际收入被压低之后，低档品的收入效应压过了替代效应。

两条曲线都可以在某一段看起来向上，读数不能互换。吉芬商品必须是低档品，发生在一种便宜主食占满预算、而家里还留着一点更贵食物可以放弃的时候，方向是退回主食。炫耀性商品通常不是低档品，收入上升时人一般更买得起它，而不是更想躲开它。把高价下仍然好卖的礼品写成吉芬商品，是把地位效应误认成收入效应。反过来，把极穷家庭因为主食涨价而多买主食写成炫耀，也文不对题：多出来的那一截主食不是为了让邻居看见。

爱尔兰土豆没有被证实#

教科书最常举的例子，是爱尔兰大饥荒期间的土豆：土豆涨价，穷人更穷，于是少吃别的、多吃土豆，土豆因此被证实为吉芬商品。这个故事把不同的事焊在一起。马歇尔印出来并归到吉芬名下的例子是面包和较穷的劳动家庭，不是这场饥荒里的土豆。有人甚至把土豆例子直接安到吉芬本人头上，而斯蒂格勒已经说明，吉芬并未留下一段可以核对的原文。

饥荒的直接背景是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马铃薯晚疫病。疫病毁掉的是收成，这是供给收缩，不是一条需求曲线被人沿着它走过。供给少了，价格往往上升，人们能够吃到的土豆往往变少。价格与消费的这种并列，向下倾斜的需求同样解释得了，因为移动的是供给。要证明吉芬，需要价格的变动相对独立于“可吃到的数量已经塌了”，再看家庭是不是在涨价时多买、降价时少买。饥荒年代的价格与消费并没有留下这样一份干净记录。本页不补任何一组饥荒价格，挑出来的行情也读不出需求的斜率。

后来专门核对这个故事的研究，方向与教科书相反。德怀尔与林赛指出，马歇尔的原文是面包；疫病使可供食用的土豆变少，全体人不可能在涨价之后吃掉更多土豆，因此不能把这场饥荒当成向上倾斜的市场需求（Dwyer and Lindsay, 1984）。科利随后争辩，更该看的或许是肉而不是土豆，争论没有在一篇笔记里结束（Kohli, 1986）。罗森用价格与数量数据得到的结论更直：1840 年代的爱尔兰土豆不是吉芬商品。他把看似异常的动态归到种薯的跨期用途。土豆既要吃，也要留下当种；若人们把减产误当成暂时的，就会把本来可以吃的部分留下。这仍然是正常需求加上对减产持续时间的判断，不是一条向上的消费需求（Rosen, 1999）。这些文献拆掉的是“土豆已被证实”，不是另一套可以背诵的饥荒行情。家庭层面即便有人多买了一种食物，市场上仍可能因为供给崩溃而价高量少，二者不是同一个对象。

湖南大米与甘肃小麦#

更接近定义的证据出现在很久以后，而且不是全市场的历史价格。罗伯特·詹森与诺兰·米勒 2008 年在《美国经济评论》发表 Giffen Behavior and Subsistence Consumption（吉芬行为与生存性消费）。他们给中国两个省极穷家庭的主食价格做了补贴，再用补贴撤掉前后的消费来观察。发表的结论是：湖南的大米有较强的吉芬证据。大米变便宜时，这些家庭的大米消费下降；补贴撤掉、大米相对变贵之后，方向相反。甘肃的小麦也有同方向的迹象，证据较弱（Jensen and Miller, 2008）。

这和生存约束下的消费者理论对齐，而不是“穷人全都越贵越买”。家庭要先有一点主食之外的食物可以放弃，涨价造成的实际收入损失才会把他们推回主食。非常穷的那一端，预算里几乎没有可以放弃的其他食物，主食涨价时他们仍然少买主食。穷得没那么厉害的另一端，主食不再占到能把收入效应做得那么大的比重，涨价时他们也少买。处在中间的那一组才会多买。詹森与米勒把这个形状写成倒 U 形：随着贫困程度从最重到较轻，对主食涨价的反应先是少买，再到多买，再回到少买。需求的价格弹性随贫困的严重程度显著变化，而且是非线性的。

因此“湖南的大米是吉芬商品”仍然说满了。证据强的是那一批极穷家庭里处在中间贫困程度的人，在那段时期、那种主食上表现出吉芬行为。它不是全省所有吃米的人的需求曲线，也不是任何收入水平上的大米都向上。甘肃的小麦不能写成同样强度的副本。论文把范围限定在生存性消费和贫困程度的差别上。若把两端和中间平均成一个“穷人的主食弹性”，正的一段和负的两端会互相抵消。

这里只停在发表了的结论和边界。补贴如何发到人手里、进入观察的是哪些家庭、数额是多少、问卷问了哪些项，都不是这条结论本身。本页不把它们重写成一份可以照做的规程。一次已经完成的观察，说明在那样的预算附近主食消费可以逆着价格走，并不提供下一次该如何招募、如何发放的步骤。

证据停在边界上#

论文摘要写到，这种异质性对于理解穷人的福利项目是重要的。含义是认识上的：不能用一个弹性代表所有穷人。主食变便宜，中间那一组可能少买主食，把预算转到别的食物；最穷的那一组在涨价时仍然少买。方向取决于人落在倒 U 的哪一段。由此得不出该发哪种补贴、发多久、发给哪一档收入。那些是操作步骤，超出了已发表结论所鉴定的行为。

同样得不出膳食方案。主食数量下降，只说明这笔食物预算里主食变少了。它不自动等于总热量变好、蛋白质变多，或微量营养素得到补足，也不自动等于人吃得更差。吉芬行为的定义停在价格与这种商品自身数量的关系，不负责把数量翻译成该吃什么。营养是否变化要看全部食物，那已经是另一个问题。

需求定律因此没有被废除。它被标出一块窄区域：商品是低档品，占预算的份额大到收入效应可以压过替代效应，近处的替代有限，家庭又还没有穷到只剩这一样。区域外面价格上升则购买量下降；区域里面未补偿的需求可以局部向上，而且只在那一段。湖南与甘肃已经表明，同为极穷家庭的主食，证据强度并不一样。家庭层面的这一段，也不能直接读成整个市场的供需图已经倒转。

跨域连接#

• 供需：需求定律说的是其他条件不变时，价格更高，愿意购买的数量更低。吉芬商品是收入效应在局部改写这条定律，不是供给曲线变了形。饥荒里土豆变少是供给收缩，价格上升而可吃到的数量下降，向下的需求同样解释得了。市场上价格与数量同向，不能直接宣布需求向上。家庭面对的主食价格变化更接近沿着需求看反应，向上的一段也只出现在倒 U 的中段。例外是一小段，而且要先把供给的移动分开，否则灾年的价高量少会被误读成吉芬。
• 弹性：价格弹性衡量购买量对价格的敏感程度，普通商品上为负。吉芬行为是自身价格弹性在局部为正：价格下降，购买量也下降。低档品用的是另一根轴，收入弹性为负，只说明收入上升时少买，价格弹性仍可以为负。把两种弹性合成“便宜货”，就会把大多数低档品误判成吉芬商品。这个价格弹性也不是常数，它随贫困程度非线性变化，同一主食在非常穷、中间和稍好的家庭里符号都可以不同。不分组的平均值会把正的一段和负的两端抵消掉。
• 营养科学：主食在极穷家庭里常常既是热量的主要来源，也是支出的大头。吉芬行为讨论的是这笔食物预算如何在主食和其他食物之间挪动，不是膳食处方。大米变便宜时中间组少买大米，只说明主食数量下降，并不自动说明总热量或蛋白质变好了还是变差了。要谈营养得看全部食物的构成，那已经超出需求曲线局部向上这一定义。热量约束解释的是倒 U 为何会出现：预算被主食占满时，涨价使人放弃较贵的食物、退回更便宜的主食。这不是该吃多少、该补什么的建议。
• 贫困陷阱：贫困陷阱关心低收入会不会自己再生产出低收入。吉芬行为既不证明陷阱存在，也不证明一次价格变动就能把人推出去。它只说明在生存线附近，主食价格的收入效应可以改变购买方向，而且集中在很穷、但还没穷到只剩主食的那一段。最穷的一端对涨价的反应仍是少买，并没有因为更贵而买到更多主食来维持生活。把“越穷越会越贵越买”写成全部穷人的行为，会看错中间组和两端。价格与预算份额决定的是消费反应的形状，不是一条脱离贫困的路径。

参考文献#

• Marshall, Alfred.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Macmillan, 1890. 归到吉芬名下的那段话见于第三版（1895）及以后各版。
• Stigler, George J. "Notes on the History of the Giffen Paradox."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55, no. 2 (1947): 152–156. DOI: 10.1086/256487.
• Dwyer, Gerald P., Jr., and Cotton M. Lindsay. "Robert Giffen and the Irish Potato."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4, no. 1 (1984): 188–192.
• Kohli, Ulrich. "Robert Giffen and the Irish Potato: Not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6, no. 3 (1986): 539–542.
• Rosen, Sherwin. "Potato Paradox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07, no. S6 (1999): S294–S313. DOI: 10.1086/250112.
• Veblen, Thorstein. 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Macmillan, 1899.
• Jensen, Robert T., and Nolan H. Miller. Giffen Behavior and Subsistence Consump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8, no. 4 (2008): 1553–1577. DOI 10.1257/aer.98.4.1553.

延伸阅读#

补偿需求与替代效应之所以能和收入效应分开比较，是后来需求理论的语言，不是马歇尔写那段话时使用的术语。约翰·希克斯的《价值与资本》把这种分解收成后来教科书的标准讲法（Hicks, Value and Capital,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9）。核对符号时可以用它：补偿之后的自身价格效应不会让人买得更多；未补偿需求向上，只可能来自低档品上足够大的收入效应。

地位这一侧也不只有一个名字。哈维·莱本斯坦把攀比、势利和凡勃伦效应分成三种非功能需求：别人买得越多自己越想买，别人买得越多自己越不想买，以及价格本身因为显贵而增加想买的程度（Leibenstei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64, no. 2 (1950): 183–207. DOI: 10.2307/1882692）。三种都不是收入效应压过替代效应。和吉芬划界，只要知道它们走地位、不走实际收入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