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功利主义
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是一种后果主义伦理学理论，其核心主张是：一个行为的道德价值完全取决于它的后果——具体而言，取决于它所产生的幸福或快乐的总量。 正确的行为是那个能产生"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the greatest happiness of the greatest number）的行为。
功利主义的哲学基础是经验主义的：它假定人类行为的终极目的是追求快乐、避免痛苦，而道德判断应当建立在这一可观察的人性事实之上。与康德的义务论不同，功利主义不关心行为的动机或规则本身，只关心行为的结果。与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论不同，功利主义不关心行为者的品格，只关心行为的效果。它还内置了一条平等主义原则：在计算中，每个人的幸福权重相同——不因身份贵贱而增减。
功利主义在 18 至 19 世纪的英国兴起，与当时的政治改革运动密切相关。边沁和密尔不仅是哲学家，还是社会改革家——他们用功利主义原则为刑法改革、议会改革、妇女权利、废除奴隶制等事业提供了理论基础。功利主义的改革精神与英国经验主义的科学精神相结合，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社会工程"传统。
边沁：功利主义的创始人
生平
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 1748-1832）是英国哲学家和法理学家，功利主义的创始人。他出生于伦敦一个富裕的律师家庭，5 岁时就被家人称为"哲学家"（The Philosopher），12 岁进入牛津大学女王学院（当时入学年龄极小是常见的），据说因为年龄太小，入学时需要站在桌子上才能被看到。边沁一生致力于法律和政治改革，留下了约 3000 万字的手稿，至今仍有大量未出版。
边沁在遗嘱中将自己的身体捐献给科学，并要求将他的骨架穿上衣服、戴上蜡制头像永久展示在伦敦大学学院（UCL）的回廊中。他的"自体像"（Auto-Icon）至今仍在 UCL 展出——每年校董会议时，边沁的"出席"都被记录在案（尽管他实际上已经去世近两百年）。
最大幸福原则
边沁在《道德与立法原则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 1789）的开篇写下了功利主义的基本信条："自然把人类置于两位主宰——痛苦和快乐——的统治之下。只有它们才能指出我们应当做什么，决定我们将要做什么。"功利原则要求：在一切可能的行为选项中，选择那个能最大化总体幸福（快乐减去痛苦的净值）的选项。
边沁明确指出，功利原则适用于所有人——不因种族、性别、社会地位而有所区别。"每个人算一个，没有人算多于一个。"这一平等主义原则在当时是极其激进的。
快乐计算
边沁试图将道德决策变成一种精确的计算。他提出了快乐的七个维度：强度（intensity）、持续时间（duration）、确定性（certainty）、远近性（propinquity）、丰产性（fecundity）、纯粹性（purity）和广度（extent）。通过在这七个维度上对每种行为可能产生的快乐和痛苦进行打分，理论上可以计算出哪个行为能产生最大的净快乐。
这一"快乐计算"（felicific calculus）是功利主义最大胆也最受批评的部分。批评者指出：快乐和痛苦真的可以量化吗？不同人的快乐可以加总比较吗？这种计算在实践中是否可行？边沁自己也承认这种计算在实践中难以精确进行，但他坚持认为，即使不能精确计算，功利原则至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方向。
社会改革
边沁将功利主义原则应用于法律和政治改革。他设计了著名的"全景监狱"（Panopticon）——一种环形监狱，中央有一个监视塔，囚犯无法确定自己是否被监视，从而被迫自我规训。福柯在《规训与惩罚》（1975）中将全景监狱作为现代社会权力运作的隐喻——不只是监狱，学校、工厂、医院都采用了类似的监控逻辑。
边沁还主张：动物的痛苦也应被纳入道德考量——"问题不在于它们能否推理，也不在于它们能否说话，而在于它们能否受苦。"这一立场使他成为动物权利思想的先驱，比彼得·辛格的《动物解放》（1975）早了近两百年。
边沁积极倡导的改革包括：废除死刑、刑法编纂、选举权扩大、产权法改革、同性恋非罪化（他是英国历史上最早公开支持同性恋非罪化的知识分子之一）。
密尔：功利主义的精致化
生平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是边沁的学生詹姆斯·密尔之子，从小接受父亲的严格教育——据说他 3 岁学希腊文，8 岁学拉丁文和逻辑学，12 岁开始学习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著作和经院逻辑，13 岁学政治经济学。这种极端的教育方式使密尔在 20 岁时经历了严重的精神危机——他在自传中写道："我问自己：假设你生活中所有的目标都实现了，你所期望的制度和思想变革也都实现了，这会给你带来巨大的快乐吗？一种不可抑制的自我意识明确地回答：不会！"
密尔通过阅读华兹华斯的诗歌和圣西门的社会主义著作找到了情感上的出路。这一经历使他深刻认识到情感和想象力在人类生活中的重要性，也使他的功利主义比边沁的更加关注精神层面的幸福。
高级快乐与低级快乐
密尔对边沁的功利主义进行了关键的修正。边沁认为所有快乐只有量的差异，没有质的区别——他在《奖赏原理》（The Rationale of Reward）中写道："撇开偏见，图钉游戏（push-pin）与音乐和诗歌等艺术、科学具有同等的价值。"流传更广的口号式版本"快乐的量相等时，图钉游戏与诗歌一样好"，其实出自密尔本人对边沁的概括。密尔不同意老师的立场。他在《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 1863）中写道："做一个不满足的苏格拉底，胜过做一头满足的猪。"
密尔区分了高级快乐（intellectual pleasures，如学习、审美、道德体验）和低级快乐（bodily pleasures，如饮食、性欲满足）。他主张：体验过两种快乐的人几乎总是偏好高级快乐，即使高级快乐伴随着更多的不满足——这被称为"合格法官"（competent judges）原则：只有充分体验过两种快乐的人，才有资格裁决它们的高下。快乐的质比量更重要。"做一个不满足的人胜过做一头满足的猪；做一个不满足的苏格拉底胜过做一个满足的傻瓜。"
自由原则
密尔在《论自由》（On Liberty, 1859）中提出了自由主义最经典的表述之一："人类之所以有理有权可以个别地或集体地对其中任何成员的行动自由进行干涉，唯一的目的只是自我防御。"这就是著名的"伤害原则"（harm principle）——只有当一个人的行为伤害到他人时，社会才有权干预。
密尔特别强调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即使是错误的观点也应当被允许表达，因为：（一）它可能是正确的，压制它就是假定自己不可能犯错；（二）即使它是错误的，与它辩论也能使真理更加明晰；（三）通常的观点包含部分真理，需要与对立的部分真理结合才能接近完整真理。
女性权利
密尔在《妇女的屈从地位》（The Subjection of Women, 1869）中系统地论证了女性应当获得与男性平等的政治和法律权利。他主张，女性的从属地位不是自然的，而是社会制度的产物——"法律使女性处于从属地位，然后说她们的本性就是从属的。"这部著作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引起了巨大争议，密尔本人在议会中积极推动妇女选举权立法。
论功利主义的证明
密尔在《功利主义》最后一章中试图"证明"功利原则。他的论证是：我们能够证明的只是某物是可见的（通过人们看到它来证明），类似地，我们能够证明某物是可欲的（通过人们欲求它来证明）——"唯一能够证明一个东西是可见的理由就是人们看到了它，唯一能够证明一个声音是可听见的理由就是人们听到了它。同样，我认为，唯一能够证明一个东西是可欲求的理由就是人们确实欲求它。"
这一论证被批评为犯了"自然主义谬误"——从"人们确实欲求 X"推出"X 是应当被欲求的"，这在逻辑上是无效的。
西季威克：功利主义的系统化
亨利·西季威克（Henry Sidgwick, 1838-1900）是剑桥大学的道德哲学教授，古典功利主义三巨头的最后一位。他的《伦理学方法》（The Methods of Ethics, 1874）被罗尔斯称为"道德理论领域第一部真正学术性的著作"。
西季威克的做法是把人们实际使用的伦理推理归纳为三种"方法"：直觉主义（遵循自明的常识道德准则）、利己主义（理性地追求自身幸福）和功利主义（理性地追求普遍幸福），然后逐一检验哪种最合理。他的结论是：经过净化的直觉主义最终会收敛于功利主义——常识道德的准则背后，站着的其实是功利考量。
但西季威克诚实得让人敬佩：他承认自己无法证明利己主义是非理性的。理性似乎既命令我们追求自己的幸福，又命令我们追求全体的幸福，而两者之间没有更高的理性法庭可以裁决——这就是著名的"实践理性的二元性"（dualism of practical reason），他称之为"伦理学最深刻的问题"。一个理论的最高成就，有时恰恰是把困难说得更清楚。
当代功利主义：行为与规则
行为功利主义
行为功利主义（act utilitarianism）主张：每一个具体行为都应当按照其实际后果来评判。在每一个具体情境中，选择那个能最大化总体幸福的行为。这一版本最忠实于边沁的原始思想，但在实践中面临一个困难：它可能要求我们做出违反常识道德直觉的行为（如为了拯救五个人而杀死一个无辜者）。
规则功利主义
规则功利主义（rule utilitarianism）主张：我们不应直接计算每个行为的后果，而应遵循那些如果被普遍采纳就能最大化总体幸福的规则。例如，"不说谎"是一条好规则，因为如果所有人都不说谎，社会总体幸福会更高——即使在个别情况下说谎能产生更好的后果。
规则功利主义试图调和功利主义与常识道德直觉之间的冲突，但批评者指出：如果规则功利主义总是要求遵循规则，即使在违反规则能产生更好后果的情况下也不允许例外，那么它实际上已经偏离了功利主义的核心精神，变成了某种义务论。
偏好功利主义
二十世纪的功利主义发展出了"偏好功利主义"（preference utilitarianism），它不以快乐或幸福为终极标准，而是以满足人们的偏好（preferences）为标准。彼得·辛格（Peter Singer, 1946-）是当代偏好功利主义的代表人物，他将功利主义应用于动物权利、全球贫困和有效利他主义等领域。辛格在《动物解放》（1975）中论证了人类应当严肃对待动物的痛苦，因为动物能够感受痛苦——这直接回应了边沁两百年前的洞见。
对功利主义的经典批评
正义问题
功利主义面临的最严重批评是：它可能为了总体幸福而牺牲个体权利。如果折磨一个无辜的人能拯救一百万人的生命，功利主义似乎要求我们这样做。但常识道德直觉告诉我们：即使后果更好，也不能故意伤害无辜者。
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在《正义论》（1971）中批评功利主义"没有认真对待人与人之间的区别"——它把社会看作一个整体，只关心总体幸福的最大化，而忽视了幸福如何在个体之间分配。总量再大，也不能自动为分配的不公开脱——否则功利主义就可能沦为多数人暴政的辩护词。
完整性问题
伯纳德·威廉斯（Bernard Williams）在《功利主义：赞成与反对》（Utilitarianism: For and Against, 1973，与斯马特合著）中设计了"吉姆与印第安人"的思想实验：植物学家吉姆误入一个南美小镇，军官正要对二十名无辜村民行刑，却突然提出——如果吉姆亲手杀死其中一人，其余十九人全部释放；若拒绝，则二十人全部处死。功利主义似乎要求吉姆开枪。
威廉斯认为，这个要求本身暴露了功利主义的深层缺陷：它把每个人都当作"总体幸福"这台机器的管道，要求吉姆放弃"不杀人"这一构成他之为他的根本承诺。威廉斯称之为对"完整性"（integrity）的侵犯——功利主义让人与自己的道德情感和人生计划疏离，沦为后果计算的执行工具。
最大化原则的反直觉后果
罗伯特·诺齐克在《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1974）中提出"效用怪兽"（utility monster）：想象一个存在者从每单位资源中获得的快乐是其他人的一千倍，功利主义岂不要求把所有资源都交给他？最大化总量与公平分配之间的裂缝，被这个怪物撕开了。
德里克·帕菲特在《理与人》（1984）中指出了更棘手的"令人厌恶的结论"（repugnant conclusion）：只要人口足够多，哪怕每个人的生活都只是勉强值得过，总幸福量也能超过一个人口较少、人人幸福的世界——纯粹做加法的功利主义似乎被迫偏好前者。这提醒我们："总量最大"和"每个人都过得好"是两回事。
要求过高
功利主义似乎要求我们在每一个行为中都考虑所有受影响的人的幸福，这使得道德要求变得极其苛刻。你买一杯咖啡的钱可以拯救一个非洲儿童的生命——功利主义是否要求你永远不买咖啡？彼得·辛格的回答是"是"——他本人将大量收入捐给了慈善机构。但大多数人觉得这种要求不近人情。
不可通约性
不同人的快乐和痛苦真的可以比较和加总吗？我们如何比较一个人的深刻审美体验和另一个人的简单肉体快乐？功利主义的整个计算框架预设了这种可比性，但这一预设本身是有争议的。
适应性偏好
偏好功利主义还面临一个来自女性主义的质疑。玛莎·努斯鲍姆等哲学家指出：在不平等的社会里，偏好本身会被处境塑造——长期处于从属地位的人可能内化了这种地位，"想要"的恰好是维持现状。满足这类"适应性偏好"（adaptive preferences），并不等于增进了真正的福利。这提醒我们：把"人们想要什么"当作道德计算的唯一输入之前，得先追问这些"想要"是怎么形成的。
动机与品格
功利主义只关心后果，不关心动机和品格。但直觉上，一个出于善意但结果不好的行为和一个出于恶意但结果碰巧好的行为，道德评价应该是不同的。
功利主义者的回应：两层理论
面对"为了救五个人可以杀一个无辜者吗"这类逼问，成熟的功利主义者并非无言以对。行为功利主义者首先指出：在真实世界里，医生偷偷杀掉一个健康人摘取器官几乎永远不会最大化幸福——它会瓦解公众对医疗系统的信任、制造普遍恐惧，一旦败露后果不堪设想。思想实验之所以能逼出反直觉的结论，恰恰因为它人为地把这些连锁后果"封印"在了设定之外。
R. M. 黑尔（R. M. Hare）在《道德思维》（Moral Thinking, 1981）中把这一回应系统化为"两层功利主义"（two-level utilitarianism）：日常生活运行在"直觉层"，我们依靠"不可杀人、不可说谎、信守承诺"这类近乎绝对的准则行事——这些准则本身正因为普遍遵守能最大化福利才被采纳；只有在准则相互冲突的罕见疑难情形，才上升到"批判层"做直接的后果权衡。
黑尔由此回应反例：在被人为设定好一切后果的纯假想案例里，他的理论确实可能要求杀一救五；但在任何真实情形中，由于人类永远面临严重的认知局限，守住"不可杀害无辜"的直觉准则才是真正最优的选择。批评者（如威廉斯）并不买账：即便结论在现实世界被"抢救"回来，功利主义把人看作福利的容器、而非有不可侵犯之尊严的主体，这种看待人的方式本身就有问题。但理解了两层理论，至少能避免把功利主义简化为"目的证明手段正当"的稻草人。
功利主义与东方伦理
功利主义并非西方独有的思路。墨子（约前 470—前 391）的"兼爱"——爱无差等，不分亲疏——与功利主义的"不偏不倚"有结构上的相似；墨子判断行为的标准同样是"利"："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堪称中国版的功利原则。
但儒家恰恰站在对面。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的"义利之辨"更明确地把道德行为的根据安放在"义"而非"利"上——这一立场与康德的义务论遥相呼应。同一个"利"字，在墨家那里是道德的标尺，在儒家那里是需要警惕的诱惑。
佛教伦理与功利主义共享对苦乐的关切，方向却不同：功利主义追求"最大化幸福"，佛教追求"最小化苦难"——"离苦"优先于"得乐"，四圣谛的核心正是诊断苦的根源并给出灭苦的路径。辛格本人也承认，他的动物伦理论证与佛教的慈悲传统有深刻的共鸣。
功利主义的当代应用与影响
尽管面临诸多批评，功利主义仍然是当代伦理学和政治哲学中最有影响力的思想传统之一。
公共政策与福利经济学
功利主义为公共政策分析提供了清晰的决策框架——成本效益分析本质上就是功利主义的。在经济学中，福利经济学和帕累托最优的概念与功利主义密切相关。系统地考虑所有受影响者的利益，已经成为现代理性决策的基础方法论。
全球贫困与有效利他主义
辛格在《饥荒、富裕与道德》（"Famine, Affluence, and Morality", 1972）中提出了当代伦理学最著名的论证之一：如果我们路过一个落水儿童时有义务施救——哪怕弄湿昂贵的鞋子——那么当一笔捐款就能拯救远方一个濒死的儿童时，我们同样有义务捐出它。地理距离在道德上是无关紧要的。这个论证把"不偏不倚"推向了全球尺度。
这一思路在二十一世纪长成了"有效利他主义"（Effective Altruism）运动：辛格的《你能做的最大的善》（The Most Good You Can Do, 2015）和威廉·麦克阿斯基尔的《做得更好》（Doing Good Better, 2015）主张用证据和数据来决定如何捐赠、如何选择职业，才能最大化地减少苦难。GiveWell 等慈善评估机构用成本效益分析为慈善项目排名——例如，捐赠抗疟疾蚊帐拯救一条生命的成本约为几千美元，远低于大多数项目。
运动内部也有激烈争论。"长期主义"（longtermism）——以尼克·博斯特罗姆和托比·奥德（《悬崖》，The Precipice, 2020）为代表——主张未来世代的人数可能远远超过当代人，因此减少人工智能失控、大流行病等"存在风险"（existential risk），比救济当下的贫困更重要。批评者担心，这种推理会用遥远而不确定的未来，为眼前的无所作为开脱。
功利主义还面临一个心理学层面的挑战。心理学家保罗·斯洛维奇（Paul Slovic）的"心理麻木"（psychic numbing）研究表明：随着受难者人数的增加，人们的同情心反而下降——一个人的故事比一百万人的统计数字更能打动人心。人类天生就不是不偏不倚的计算者，这为"每人算一个"的实践出了一道难题。
动物伦理
辛格在《动物解放》（1975）中把"不偏不倚"扩展到物种边界之外：痛苦就是痛苦，无论承受者是人还是其他动物；仅凭物种成员身份就区别对待，是与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同构的"物种歧视"（speciesism）。这一论证奠定了现代动物保护运动的哲学基础。
不过，义务论阵营的汤姆·雷根（Tom Regan）反批评说：功利主义仍然把动物当作"福利的容器"，而非拥有内在权利的主体——只要总收益够大，牺牲动物在功利计算下依然可以被辩护。这场争论至今没有落幕。
人工智能伦理
自动驾驶的"电车难题"——事故不可避免时，算法应当如何选择——是功利主义计算进入机器的缩影。更根本的问题是"对齐"（alignment）：如果 AI 的目标函数是最大化某种福利指标，它本质上就是一个功利主义优化器，而"谁的福利、如何衡量、如何避免效用怪兽"这些老问题，会以工程事故的形式回来。
斯图亚特·罗素在《人类兼容》（Human Compatible, 2019）中给出的方向是：不要让 AI 绑定一个固定的效用函数，而是让它通过观察人类行为来学习我们的价值——机器应当对"人类真正想要什么"保持谦逊的不确定性。一个被赋予"最大化点击率"目标的推荐算法对公共话语的破坏，已经预演了把效用函数写死的危险。
气候变化与未来世代
气候变化是功利主义最大的实践考场。尼古拉斯·斯特恩受英国政府委托完成的《斯特恩报告》（2006）估算：如果不采取行动，气候变化造成的损失相当于每年全球 GDP 的 5% 到 20%，而治理成本约为其零头——结论是大力度减排越早越划算。
报告最大的争议不在数据，而在"折现率"：我们该如何权衡当代人与未来世代的利益？高折现率意味着未来的幸福"不值钱"；低折现率则意味着我们对未来的义务几乎等同于对当代人的义务。早在 1928 年，弗兰克·拉姆齐就在《储蓄的数学理论》中写道：相比早先的享受而贴现日后的享受，是"一种在伦理上无法辩护的做法，它仅仅源于想象力的薄弱"。斯特恩采取的正是接近零的纯时间偏好率，这也是他的结论比多数经济学家更激进的原因。
气候正义的倡导者如亨利·修（Henry Shue）则提醒：即使总量算得再精，功利主义框架本身也回答不了负担的分配问题——排放主要来自富裕国家，后果却主要由贫穷国家承担。如何在国家之间分配减排责任，需要引入分配正义的维度。
可以说，功利主义提出的核心问题——如何在有限资源下最大化人类福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
事实卡
边沁的自体像 | 边沁在遗嘱中要求将自己的遗体解剖用于科学研究，并将骨架穿上衣服、戴上蜡制头像永久展示。他的"自体像"至今仍在伦敦大学学院（UCL）的回廊中展出。每年校董会议时，边沁的名字被记录在出席名单上——状态标注为"出席但未投票"。
密尔的中文老师 | 密尔在东印度公司工作了 35 年（1823-1858），负责审查寄往印度和中国的信函。他利用业余时间学习了多种语言，包括中文——尽管他学习中文的具体程度不详。
电车问题 | 1967 年，英国哲学家菲利帕·福特（Philippa Foot）首次提出了"电车问题"——一辆失控的电车将撞死五个人，你可以拉动道岔让电车转向另一条轨道，但那条轨道上有一个人。这一思想实验成为检验功利主义直觉的经典案例。1985 年朱迪丝·贾维斯·汤姆森（Judith Jarvis Thomson）在《电车难题》一文中进一步发展了"天桥版本"。
密尔的自传 | 密尔在自传中坦承自己 20 岁时经历的严重精神危机——他在阅读马蒙特尔（Marmontel）的《回忆录》中关于他父亲去世的一段描写时突然痛哭失声。这一事件使他认识到纯粹理性的局限，也促使他发展了更加重视情感维度的功利主义。
经典名言
"自然把人类置于两位主宰——痛苦和快乐——的统治之下。只有它们才能指出我们应当做什么，决定我们将要做什么。" ——边沁，《道德与立法原则导论》，1789年
"做一个不满足的人胜过做一头满足的猪；做一个不满足的苏格拉底胜过做一个满足的傻瓜。" ——密尔，《功利主义》，1863年
"在自己的幸福与他人的幸福之间，功利主义要求行为者严格公正，如同一个不偏不倚的仁慈旁观者。" ——密尔，《功利主义》，1863年
"问题不在于它们能否推理，也不在于它们能否说话，而在于它们能否受苦。" ——边沁，《道德与立法原则导论》，1789年
"只要不涉及他人的利害，个人就不必向社会负责。" ——密尔，《论自由》，1859年
"每个算一个，没有人算多于一个。" ——边沁，《道德与立法原则导论》，1789年
跨域连接
- 环境经济学：功利主义在监管领域是每天要填数的表格——成本-收益分析要求把人命折算成货币，美国联邦机构为此使用"统计生命价值"（VSL），其定义方式本身就是功利主义的：承认无法直接比较生命，改为比较边际风险的支付意愿。争议精确落在这里：愿意付多少取决于付得起多少，于是穷人的生命在公式里天然更便宜。
- GDP：边沁的快乐计算需要一个可加总的量，而国民账户是人类唯一真正建成的那个。讽刺的是建造者本人警告过：库兹涅茨 1934 年提交国会的报告写道"一国的福祉很难从国民收入的度量中推断出来"，并强调不知道收入的个人分配就无法衡量经济福祉。教训可复用：代理指标一旦被制度采纳就会反过来定义目标，而设计者的限定条件最先被丢掉。
- 心理测量的信度与效度：主观幸福感研究真的把快乐做成了可测量的量，而测量学同时划出了可行域——自评量表给出的接近序数信息，"总和"却要求基数可加；量表使用习惯跨文化系统性不同。结论很实在：同一群体内比较政策前后够用，把不同社会的幸福加起来排序撑不住。
- 流行病学：公共卫生在结构上就是功利主义的——它优化的是人群层面的聚合量，个体只作为分母中的一项出现。它反复遭遇的伦理危机，正是加总反驳在现实里的样子：为了群体收益对个体施加风险（强制接种）、为了总量最优放弃可识别的少数（罕见病）。值得注意的是应对方式：这个领域没有换掉功利主义框架，而是往里加约束——知情同意、最小侵害原则、对可识别受害者的补偿机制。
- 推荐系统：把"最大化某个聚合量"交给真正会执行的优化器，是二十一世纪对功利主义最大规模的一次实验——以互动量为目标的系统忠实地最大化了被给定的量，代价是把没写进目标函数的东西全部外部化。这不是反例，恰是字面实现，因此它暴露的是同一个老问题：当"效用"必须被写成具体可计算的量时，被写下来的总比真正在乎的窄。
参考文献
- 杰里米·边沁，《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1789）——功利主义的奠基文本
-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1863）——功利主义最具影响力的经典阐述
- 亨利·西季威克，《伦理学方法》（The Methods of Ethics，1874）——功利主义最精密的系统化陈述
- J.J.C. 斯马特、伯纳德·威廉斯，《功利主义：赞成与反对》（Utilitarianism: For and Against，Cambridge UP，1973）——行为功利主义的辩护与"完整性"批评的经典对谈
- Peter Singer，《实践伦理学》（Practical Ethics，Cambridge UP，1979，第3版2011）——当代功利主义伦理学的权威著作
- Derek Parfit，《理与人》（Reasons and Persons，Oxford UP，1984）——功利主义与个人同一性的深度研究
-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The History of Utilitarianism" (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utilitarianism-his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