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rlin 与 Kay 1969：二十种语言、三百二十九块色片与十一个基本色词

破除误解：不是“所有语言都有十一个色词”#

第一种误读，以为书里说每种语言都有十一个基本色词。书里说的是上限与顺序：任何语言的基本色词都从这十一个类别里取，数量可以从两个到十一个不等。英语恰好用满了十一个：黑、白、红、绿、黄、蓝、棕、紫、粉、橙、灰。

第二种误读，以为柏林与凯直接测量了色觉。书里测的是命名，不是辨别。说话人被要求说出自己语言里的基本色词，再在色卡上指出每个词的最佳例子和边界。至于焦点色是否也更容易记、更容易学，那是随后海德 1972与罗施 1973用记忆与学习实验去问的问题。

第三种误读，以为这本书证明了语言对思维毫无影响。它是对当时流行的强相对论读法的反驳：那种读法认为颜色光谱是均匀的连续体，各语言可以任意切分。柏林与凯的数据显示，切分并不任意。但这本书没有测试语言是否影响颜色的记忆或辨别，后来关于俄语两种蓝色、关于颜色范畴边界效应的研究，正是在这一空白处重新提出了弱形式的相对论。

方法：先问词，再上色卡#

材料是芒塞尔颜色公司提供的 329 块色片：320 块彩色片，按 40 个等间距色相、8 个明度级排列，全部取最高饱和度；另有 9 块无彩色片，从白经灰到黑。全部色片贴在硬纸板上，覆上透明醋酸片。除了加上无彩色这一列，材料与伦内伯格（Eric Lenneberg）和罗伯茨（John Roberts）1956 年研究英语与祖尼语颜色词时用的相同。

数据分两步收集。第一步，在尽量少用其他语言的条件下，请发音人说出母语里的基本色词。第二步，请发音人对每个基本色词，在色卡上标出焦点，即最好、最典型的那一块，以及外边界，即这个词还能用到哪里为止。二十种语言用这种实验方法调查，包括阿拉伯语、保加利亚语、加泰罗尼亚语、粤语、普通话、英语、希伯来语、匈牙利语、伊比比奥语、印度尼西亚语、日语、韩语、波莫语、西班牙语、斯瓦希里语、他加禄语、泰语、泽尔塔尔语、乌尔都语与越南语。另有七十八种语言的资料取自已发表的文献，全书共涉及九十八种语言。

“基本色词”需要先定义，否则数量无从比较。书里给出四条主要标准：只由一个词素构成，不能由各部分的意义推出，所以“浅蓝”不算；它的所指不被另一个色词包含，所以“猩红”作为红的一种不算；它不限于很窄的一类物体，所以只用来说马毛的颜色词不算；它在心理上显著，说话人会稳定、普遍地使用它。另有几条辅助标准，用来处理边缘情况，例如以物体命名的词和新近借词。

发现：焦点集中，边界分散#

第一项发现来自色卡上的标注。不同语言的发音人为对应的基本色词标出的焦点，在色卡上聚得很紧；外边界则分散得多，即使在同一语言的不同发音人之间，边界也变化很大。也就是说，各语言对颜色范畴“中心在哪里”大体一致，对“边界在哪里”分歧很大。这一区分是后来原型理论的经验起点之一。

第二项发现是一个蕴涵层级，作者把它写成七个阶段。第一阶段只有两个词，大致对应暗—冷与亮—暖，覆盖的范围远大于英语的黑与白。有三个词的语言，第三个是红。有四个词的，加上绿或黄；有五个词的，绿和黄都有。第六个是蓝，第七个是棕。超过七个的，再加上紫、粉、橙、灰中的若干个。若一种语言有某一阶段的色词，它也有之前各阶段的色词。

作者把这一层级解释为演化顺序，并在书中讨论了基本色词的多少与社会技术复杂程度之间的相关。这部分解释比两项经验发现争议更大，后来的修订也主要集中在这里。

理论的三次改写#

本书的七阶段序列此后被作者自己改写过不止一次，每次都比上一次更依赖视觉科学。

第一次是凯与麦克丹尼尔 1978 年的论文。他们把颜色视觉的对立加工理论当作基础：视觉系统有黑—白、红—绿、黄—蓝三对对立通道，由此给出六个“基本神经反应类别”。英语的黑、白、红、绿、黄、蓝直接对应这六类。其余的基本色由它们派生，采用模糊集合的运算：棕是黑与黄的模糊交集，橙是红与黄的交集，粉是红与白，紫是红与蓝，灰是黑与白。早期阶段的大类别则是模糊并集，例如“绿或蓝”的复合类别，文献里常借英语造词 grue 称呼它。这一改写把本书第一阶段那两个“暗—冷、亮—暖”的大词，也解释成复合类别。

第二次是凯、柏林与梅里菲尔德 1991 年在《语言人类学杂志》创刊号上的论文。世界颜色调查的初步数据显示，有不少语言的复合类别不在原序列里，例如黄与绿合为一类。他们把单一序列改成了允许若干分支的演化轨迹。

第三次是凯与马菲 1999 年在《美国人类学家》上的论文。他们不再从“依次加入哪个词”出发，而是从“如何切分颜色空间”出发，提出几条切分原则：先分开黑与白，再分开暖色与冷色，再单独分出红。各语言按这些原则逐步细分，不同的细分顺序产生不同的轨迹。他们还承认，有些语言里颜色并不构成一个被完整切分的语义领域，这类语言不在理论的适用范围内。

为什么是这些分界#

本书只描述了规律，没有解释它。三十多年后，解释开始以可计算的形式出现。2007 年雷吉尔、凯与海塔帕尔（Naveen Khetarpal）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提出，各语言的颜色范畴接近对知觉颜色空间的最优切分：类别内部尽量相似，类别之间尽量不同。由于知觉颜色空间本身形状不规则，最优切分会落在特定位置，世界颜色调查里的命名系统大多接近这些最优解。

2017 年吉布森（Edward Gibson）等人从另一个角度给出解释：在一百一十种语言里，暖色都比冷色传达得更有效率，而这与人们需要谈论的物体颜色分布有关，前景物体多偏暖色。他们在玻利维亚的齐马内语（Tsimane'）社区发现，说话人对熟悉的自然物很少用颜色词，对人工染色的物品反而用得多，于是认为工业化增加了颜色的交流价值，色词系统随之细化。2018 年扎斯拉夫斯基（Noga Zaslavsky）、肯普（Charles Kemp）、雷吉尔与蒂什比（Naftali Tishby）用信息瓶颈原理统一这些想法：一个色词系统是在“词汇简单”与“传达准确”之间求最优折中，不同的折中点对应不同的词汇规模，而沿着折中曲线移动的路径，与本书的演化序列大体吻合。

测到了什么，没有测到什么#

测到的是：在一块固定的色卡上，二十种语言的发音人如何为本族语的基本色词标出焦点与边界；以及在九十八种语言的资料里，基本色词的组合是否符合一个蕴涵层级。

没有测到的有三项。第一，样本有偏。二十种实验语言的发音人大多住在旧金山湾区，往往每种语言只有一位或少数几位，许多人能说英语。这让人怀疑英语的影响已经进入了标注。第二，色卡本身有局限。所有彩色片都取最高饱和度，色卡上没有低饱和度的颜色，而棕、粉、灰之类类别恰好与饱和度和明度有关。第三，基本色词的标准带有英语的影子，例如“单一词素”在形态丰富的语言里并不好判断。

这些批评后来推动了两类工作。一类是理论修订：凯与麦克丹尼尔（Chad McDaniel）1978 年在《语言》（Language）上把基本色类别与视觉神经的对立加工联系起来，并引入模糊集合与“复合类别”的概念，例如把绿与蓝合为一类的“青”。另一类是更大规模的数据：始于 1976 年的世界颜色调查（World Color Survey），由暑期语言学院（SIL）的田野语言学者在一百一十种没有书面传统的语言里，在说话人的本地社区收集命名数据，每种语言平均约二十四位发音人。色卡几乎与本书相同，只把无彩色片增加到十块，共 330 块。这批数据 2009 年由凯、柏林、马菲、梅里菲尔德（William Merrifield）与库克（Richard Cook）整理出版。用这批数据，雷吉尔（Terry Regier）、凯与库克 2005 年报告，各语言的焦点色仍然集中在英语焦点附近。

批评与弱相对论#

最彻底的批评来自桑德斯（Barbara Saunders）与范布拉克尔（Jaap van Brakel）。他们 1997 年在《行为与脑科学》上发表目标文章，认为心理物理学与神经生理学并不对颜色分类施加实质性的约束，基本色范畴在语言上并不普遍，颜色也不是一个独立的认知领域；他们认为，普遍性的印象部分来自研究方法本身。同年语言人类学家露西（John Lucy）在一本论文集里提出相近的方法论批评：先用一块色卡把“颜色”定义为研究对象，再到各语言里寻找指称色卡的词，这一程序预设了颜色在每种语言里都是一个统一的语义领域。2000 年列文森（Stephen Levinson）对巴布亚新几内亚罗塞尔岛上的耶利德涅语（Yélî Dnye）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具体案例：那里的颜色说法大多借自物体名称，说话人对许多色片给不出稳定的称呼，颜色在这门语言里还没有成为一个完整的词汇领域。

另一条线不否认普遍性，而是在本书没有测量的地方重新检验语言的作用。2006 年吉尔伯特（Aubrey Gilbert）等人发现，颜色辨别中的类别效应主要出现在右侧视野，也就是由左脑、主管语言的半球先处理的那一侧。2007 年维纳韦尔（Jonathan Winawer）等人利用俄语把浅蓝与深蓝分为两个基本词（goluboy 与 siniy）这一事实，发现俄语使用者辨别跨越这条边界的两块蓝色时更快，英语使用者没有这种优势；加入语言干扰任务后，这一优势消失，加入空间干扰任务则不受影响。这些结果支持的是一种弱形式的相对论：语言不决定能看见什么颜色，但在实时的辨别中会参与进来。

跨域连接#

• 海德 1972：直接借用了本书的焦点清单，去问焦点是否也更容易命名、更容易记。本书只测命名，海德把问题推到记忆，并把达尼语这样只有两个基本色词的语言作为关键对照。
• 海德与奥利维尔 1972：比较达尼语与英语里命名结构与记忆结构是否同构。本书把达尼语一类语言归入第一阶段；那篇说明，命名结构差别很大，记忆结构却相近。
• 罗施 1973：把焦点放在类别中心还是边缘，学起来难易是否不同。本书的“焦点集中、边界分散”在那里变成一个可以操纵的学习变量，并推广到形状。
• 语言与思维之争：本书是这场争论里反驳强相对论的关键证据。语言学页把它放在乔姆斯基的普遍语法旁边，作为语言差异被重新定位到表层的标志；1990 年代的弱形式复兴，正是在本书没有测量的地方重新开题。
• 语言类型学：本书的七阶段是一个典型的蕴涵共性：有甲则必有乙。它与格林伯格的词序共性属于同一类陈述，也面临同一类检验问题：样本是否独立、是否足够多样。
• 类型学的取样偏差：本书最常被批评的地方之一就是取样。二十种实验语言的发音人集中在湾区、多数会说英语，文献语言的资料质量参差不齐。世界颜色调查在本地社区重做数据，部分是对这一批评的回应。
• 心理语言学：总览指出，颜色研究最初是反沃尔夫的武器。本页给出那件武器本身的规格：哪些语言、哪块色卡、哪几条标准。

参考文献#

• Brent Berlin & Paul Kay, Basic Color Terms: Their Universality and Evolution,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9. —— 本文对象。
• Brent Berlin & Paul Kay, Basic Color Terms: Their Universality and Evolution, Stanford: CSLI Publications, 1999. —— 重印本，附 Luisa Maffi 编 1970–1990 年颜色分类研究书目。
• Eric H. Lenneberg & John M. Roberts, The Language of Experience: A Study in Methodology, Memoir 13 of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merican Linguistics, 1956. —— 本书色卡的来源。
• Paul Kay & Chad K. McDaniel, "The Linguistic Significance of the Meanings of Basic Color Terms", Language 54(3), 1978, pp. 610–646. —— 理论修订。
• Paul Kay, Brent Berlin, Luisa Maffi, William R. Merrifield & Richard Cook, The World Color Survey, Stanford: CSLI Publications, 2009. —— 后续大规模数据。
• Terry Regier, Paul Kay & Richard S. Cook, "Focal Colors Are Universal after All",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2(23), 2005, pp. 8386–8391. —— 用世界颜色调查数据重新检验焦点。
• Paul Kay, Brent Berlin & William Merrifield, "Biocultural Implications of Systems of Color Naming", Journal of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1(1), 1991, pp. 12–25. —— 从单一序列到多条轨迹。
• Paul Kay & Luisa Maffi, "Color Appearance and the Emergence and Evolution of Basic Color Lexicons",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01(4), 1999, pp. 743–760. DOI: 10.1525/aa.1999.101.4.743. —— 切分原则。
• Terry Regier, Paul Kay & Naveen Khetarpal, "Color Naming Reflects Optimal Partitions of Color Space",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4(4), 2007, pp. 1436–1441. DOI: 10.1073/pnas.0610341104. —— 最优切分。
• Edward Gibson et al., "Color Naming across Languages Reflects Color Use",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4(40), 2017, pp. 10785–10790. DOI: 10.1073/pnas.1619666114. —— 暖色传达更有效率与齐马内语数据。
• Noga Zaslavsky, Charles Kemp, Terry Regier & Naftali Tishby, "Efficient Compression in Color Naming and Its Evolution",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15(31), 2018, pp. 7937–7942. DOI: 10.1073/pnas.1800521115. —— 信息瓶颈解释。
• Barbara Saunders & Jaap van Brakel, "Are There Nontrivial Constraints on Colour Categorization?",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20(2), 1997, pp. 167–179（含评论至 p. 228）. —— 系统性批评。
• Stephen C. Levinson, "Yélî Dnye and the Theory of Basic Color Terms", Journal of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10(1), 2000, pp. 3–55. —— 颜色尚未成为词汇领域的语言。
• Aubrey L. Gilbert, Terry Regier, Paul Kay & Richard B. Ivry, "Whorf Hypothesis Is Supported in the Right Visual Field but Not the Left",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3(2), 2006, pp. 489–494. —— 类别效应的视野不对称。
• Jonathan Winawer, Nathan Witthoft, Michael C. Frank, Lisa Wu, Alex R. Wade & Lera Boroditsky, "Russian Blues Reveal Effects of Language on Color Discrimination",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4(19), 2007, pp. 7780–7785. —— 俄语两种蓝色。
• John A. Lucy, "The Linguistics of 'Color'", in C. L. Hardin & Luisa Maffi (eds.), Color Categories in Thought and Langua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 方法论批评。

延伸阅读#

• 与 海德 1972 对读：命名上的焦点，是否也是记忆上的焦点。
• 与 语言与思维之争 对读：本书在争论里的位置，以及它没有回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