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斯托曼

破除误解："免费"不是关键，"自由"才是#

"Free Software"在英文中有双重含义：免费（free as in free beer）和自由（free as in free speech）。斯托曼强调的始终是后者。

自由软件的四项基本自由： 1. 使用自由：任何目的下运行程序的自由 2. 学习自由：学习程序如何工作、修改以适应需求的自由（需要源代码） 3. 分发自由：分发副本以帮助他人的自由 4. 改进自由：改进程序并向公众发布改进版的自由（需要源代码）

这四项自由，是斯托曼整个思想体系的核心。一个软件是否"自由"，不取决于价格，而取决于用户是否拥有这四项权利。

四项自由在官方文本里从 0 起算：第 0 项是为任何目的运行程序。把它放在最前面，是为了堵住一种常见的缩水——「你可以看源码，但不许拿去干某某事」。没有第 0 项，后面三项学习、分发、改进都会变成有条件的赏赐。

英语把自由和免费压进同一个单词 free，中文没有这个问题，误解却照样发生：商店里的「免费软件」海报，往往指价格为零的专有程序。斯托曼坚持说 free as in free speech，不是 free beer，就是怕听众把运动听成「不要钱」。四项自由里没有「零价格」这一条；缺了源码，零价格也只是把不能修改的程序送到更多人手里。

「免费」从来不是这套判据里的一项。1985 年的《GNU 宣言》开篇写过 give it away free，斯托曼后来承认措辞不慎：本意是谁都不必为「获准使用」付钱，不是拷贝必须零价格。有人免费拿到一份，有人付钱买载体，只要拿到的人都保有修改与再分发的自由，它仍是自由软件。价格可以谈，四项自由不能缺。

现场：GNU 项目与 GPL#

1983 年底启动 GNU 项目后，斯托曼开始逐一编写 Unix 工具链的自由替代品：Emacs 文本编辑器、GCC（GNU 编译器集合）、GDB（GNU 调试器）、GNU Make……

这些并非平庸的复制品。早在 1976 年，斯托曼就在 MIT 人工智能实验室参与创造了最早的可扩展 Emacs——它的革命性在于编辑器本身可以用 Lisp 方言改写和扩展，用户定制编辑器就像写普通配置一样自然。GNU Emacs（1985 年首次广泛发布）最初基于詹姆斯·高斯林（James Gosling）写的 Unix 版 Emacs，但高斯林把代码卖给了 Unipress 公司，后者主张版权、禁止自由分发。斯托曼被迫逐行重写了全部代码。这次"自由变私有"的亲身经历让他确信：光有共享的善意不够，必须有法律机制把自由固定下来。

GCC 的故事同样说明问题。1987 年 3 月 GCC 发布首个测试版，两个月后 1.0 版问世。它真正的创举不在优化技术，而在架构：语言前端与机器后端清晰分离，支持一门新语言或一种新 CPU 都只需补写对应的一半。这个设计让 GCC 成为可移植的自由编译器底座——先有一个能自由使用的编译器，才可能从源码构建出整个自由系统，而不必信任任何专有二进制。斯托曼后来因 Emacs 获 1990 年 ACM 格蕾丝·霍珀奖，同年获麦克阿瑟奖；2015 年，ACM 又将软件系统奖授予 GCC，称其为自由软件社区的基石。

GNU 工具还有一条贯穿始终的工程准则：不设武断的限制。原版 Unix 工具常有写死的行宽、文件名长度或内存上限，GNU 版本被要求以动态分配消除这类天花板——同样的工具，必须能吞下任何规模的输入。这条准则让 GNU 工具在实用性上反超了它模仿的对象，为后来的 GNU/Linux 组合铺平了道路。

GNU 从一开始就不是「再写一套更好的 Unix 工具」。宣言里的目标是完整的、与 Unix 兼容的 操作系统：内核、编译器、编辑器、库，缺一块就不能在没有专有软件的情况下过日子。工具链先完成、Hurd 滞后，于是历史把内核的名字当成了系统的名字。这个时间差不是命名争论的全部原因，却是它能持续三十年的物质条件。

但代码写出来，怎么保证它不会被人"私有化"？如果有人修改 GNU 软件后以专有软件发布，不提供源代码，自由软件不就失去意义了？

斯托曼的解决方案是法律上的天才之举：Copyleft（版权左置）。他不放弃版权，而是用版权来要求：任何人分发基于 GNU 软件的作品，必须以同等条款（即也提供源代码和相同的自由）分发。

1989 年，这个想法被写入 GPL（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GNU 通用公共许可证）。GPL 的逻辑是：用版权法来对抗版权法对自由的限制——用斯托曼的话说，是"版权黑客（copyright hack）"。

Copyleft 的哲学可以收成一句：自由若不能随代码传到下游，就只是作者这一代的恩惠。宽松许可（BSD、MIT 一类）允许下游把修改封进专有产品；斯托曼认为那等于默许合作权被「用完即弃」。GPL 选择相反的路径——你得到的自由，必须以同样的条件继续给下一个人。这不是在鉴定某份合同的效力，而是在主张用户之间互相帮助的权利不该被切断；它也不放弃 版权，而是把版权当成防止自由被抽走的杠杆。

Copyleft 的机制值得细看。版权在作品完成时自动产生，无需登记，GPL 正是利用这一点：它不放弃任何权利，而是把授权变成有条件的——你可以复制、修改、再分发，条件是衍生作品必须以同样的条款附带源代码继续分发。一旦违反条件，授权自动终止，此后再分发即构成版权侵权。条款因此随代码自动传播，不需要与每个下游使用者逐一谈判。GPL 自身也在封堵漏洞中迭代：1991 年的 GPLv2 加入"若法律限制使你无法自由分发，则你根本不得分发"的条款；2007 年 6 月 29 日发布的 GPLv3 针对两类新威胁——TiVo 式硬件锁定（厂商给出源码，却用数字签名阻止用户运行修改版）和微软与 Novell 2006 年的专利协议（让部分 Linux 用户单独获得专利豁免，分化社区）——分别加入了安装信息条款与专利反制条款。到 2020 年代，GPL 家族仍是自由软件世界使用最广泛、法律实践最充分的许可证之一。

GPL 后来成为开源世界影响最广的许可证。Linux 内核使用 GPL v2，GCC、GDB 等 GNU 工具使用 GPL，这意味着这些工具形成的整个"自由软件生态系统"，其自由性由 GPL 的法律机制来保障。

1985 年：自由软件基金会#

1985 年，斯托曼创建了自由软件基金会（Free Software Foundation，FSF），作为 GNU 项目的法律和资金组织。FSF 持有 GNU 软件的版权（通过版权分配协议），这使它能够以统一立场应对潜在的法律挑战。基金会的运转本身也是一场实验：在互联网尚未普及的年代，FSF 靠销售装有 GNU 软件的磁带、印制手册和接受捐赠维持——"卖自由软件的物理载体"算是最早的自由软件商业模式之一。

卖磁带把「自由≠免费」做成了账本。用户付的是介质、印刷和邮寄，不是对源码的垄断；拿到磁带的人仍然可以复制、修改、再送给别人。斯托曼区分的是两笔完全不同的交换：拷贝与服务可以竞争出价，阅读、修改、把改进交还给邻居的权利不能拿来卖。若把自由软件理解成「必须白送」，这家磁带店就成了自我打脸——它恰恰证明相反：零价格不是义务，不垄断才是义务。

斯托曼本人拒绝收取商业软件的专利费，放弃了本可带来巨额财富的个人利益。他认为，接受这些钱意味着与他所反对的体制合谋。

GNU/Linux：被遗忘的前缀#

1991 年，Linus Torvalds 发布了 Linux 内核。这填补了 GNU 体系中最后一块缺失：GNU 有所有工具，但缺少一个完整的内核。GNU 自己的内核 Hurd 选择了学术上更时髦的微内核路线（基于 Mach），调试难度远超预期，始终未能长成能日常使用的系统——这段历史常被引为"架构选择决定项目命运"的案例，也反衬出 Linux 宏内核"先跑起来再说"路线的幸运。GNU 工具 + Linux 内核 = 一个完整的自由操作系统。

但这个系统被广泛称为"Linux"，而不是"GNU/Linux"。斯托曼对此至今耿耿于怀：他坚持认为应该称之为"GNU/Linux"，因为 GNU 工具是整个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其省略是对历史的不公。这场名称之争的实质是归因之争：在一个 GNU 组件的体量和历史都早于内核的系统里，只叫 Linux，会让自由软件运动的贡献在公众认知中变得不可见——名字背后，是"谁来叙述这段历史"的问题。这一争论在技术社区延续至今，双方各持己见，Linus Torvalds 本人明确表示不认同斯托曼的立场。

名字会把起源一起说错或说对。1994 年 5 月，Debian 创始人伊恩·默多克（Ian Murdock）宣布发行版改称 Debian GNU/Linux：一是标明与 GNU 的合作，二是纠正「Linux 阵营与 GNU 阵营互相竞争」的误解。FSF 后来的文章《为什么叫 GNU/Linux》写得更硬：若只叫 Linux，公众容易以为整套系统始于 1991 年 林纳斯·托瓦兹 的一己之见，从而把「用户应当拥有源码」这份更早的纲领从故事里抹掉。

斯托曼一度试过「Lignux」这类拼写，很快改回 GNU/Linux。托瓦兹觉得这个前缀别扭，也从未改口。Debian 一类发行版沿用双名，多数媒体与厂商仍只说 Linux。争论没有因某一方「赢了」而结束，只是日常用语选择了更短的那个词——而这正是斯托曼担心的：短名字会改写历史的主语。

代价与争议#

斯托曼以其不妥协著称——在思想上和行为上。他拒绝使用智能手机（因为大多数智能手机运行专有软件），不使用服务条款不符合自由软件标准的网站，不接受在使用专有软件演示的场合发表演讲。

2019 年 9 月，斯托曼在公开邮件中就杰弗里·爱泼斯坦（Jeffrey Epstein）案发表了一系列措辞不当的评论，被广泛认为是在为相关性行为辩护（尽管他本人否认这一解读）。事件引发强烈批评，他随即辞去了 FSF 主席职务和在 MIT 的访问科学家职务。

2021 年 3 月，斯托曼宣布重新加入 FSF 董事会，再度引发争议。超过 2600 位开发者和研究者签名呼吁他退出所有领导职务；同时也有人签名支持他复职。这场风波折射出开源/自由软件社区内部，关于技术贡献与个人行为标准之间边界的深层矛盾。

"开源"vs."自由软件"：1998 年 2 月，网景宣布开放浏览器源码后，埃里克·雷蒙德（Eric Raymond）、布鲁斯·佩伦斯（Bruce Perens）等人召开策略会议，决定启用"开源"（open source）一词——由克里斯汀·彼得森（Christine Peterson）在会上提议——刻意向企业示好，把话术从"自由与伦理"换成"工程效率"。斯托曼与开源运动的分歧由此公开化。开源强调的是开放源代码的实用好处（软件质量更高、安全性更好）；斯托曼强调的是道德层面的自由——这是价值观的差异，不是表述上的不同。他明确拒绝使用"开源"这个词，因为它回避了他认为最重要的伦理问题：在"开源"框架里，企业大规模采纳就是胜利；在"自由"框架里，用户得到多少自由才是判据。

跨域连接#

• 科斯定理：科斯说在交易成本为零时，权利的初始配置不影响最终结果。版权左置的实际效力恰好证明交易成本从来不为零：把"衍生作品必须同样开放"写进许可证，条款就随代码自动传播，不必逐个谈判。它的力量来自把协商成本压到零，而不是来自道德说服。
• 法治：一条规则能否被执行，取决于违规是否可观察、由谁提起、以何种救济。这套许可把触发点设在分发这个可观察行为上，由版权持有人提起，救济是许可终止而非赔偿——比赔偿更有威慑，因为继续使用本身就变成侵权。基金会集中持有版权，正是为了让第二项成立；三者缺一，条款就形同虚设。
• 自由：四项自由里，学习与改进都明确附带了行使条件——没有源代码，"修改的自由"在物理上无法行使。这是把自由定义成实际可行使的能力，而不是法律上的不被禁止。判据由此变得可操作：一项自由若缺少行使条件，宣告它并不改变任何人的处境，只改变宣告者的姿态。
• 社会运动：同一批实践、两套论证，胜负条件因此不同。在"自由"的框架里，企业大规模采纳算作妥协；在"开源"的框架里，同一件事算作胜利。框架分裂通常发生在运动即将进入主流时，因为这时必须把"什么算赢"说清楚——分歧不是措辞之争，而是目标函数之争。
• 编译器：自由软件运动最先产出的是编译器与调试器，这不是偶然。工具链是能自我复制的最小闭包：先有可自由使用的编译器，才可能从源码构建出整个系统而不依赖任何专有二进制。这条自举问题至今没有完全解决，可重现构建仍在处理它的残余。

参考文献#

• Williams, S. Free as in Freedom: Richard Stallman's Crusade for Free Software. O'Reilly, 2002. （传记，GNU FDL 授权，可免费在线获取）
• Stallman, R. The GNU Manifesto. 1985（gnu.org）. （GNU 项目的纲领文件，自由软件论证的起点）
•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 Version 3. 2007. （copyleft 机制的成熟形态，含安装信息与专利条款）
• Stallman, R. Linux and the GNU System / Why GNU/Linux? GNU Project. （命名争论的一手论证：名字会改写起源与目的）

延伸阅读#

• Stallman, R. Free Software, Free Society: Selected Essays. 3rd ed. FSF, 2015. （论文集，涵盖自由软件的伦理与政治论证）
• Raymond, E. The Cathedral and the Bazaar. O'Reilly, 1999. （从开源角度对比自由软件运动）
• GNU 操作系统官网：gnu.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