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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理论2020s15 分钟阅读

全球史与去殖民史学——多中心的世界史书写

Global History and Decolonial Historiography — Writing World History from Multiple Centers

2000 年,芝加哥大学历史学家 Dipesh Chakrabarty 出版了一本不厚的书,书名叫《将欧洲地方化》(Provincializing Europe)。 书的核心论点不是否认欧洲历史的重要性,而是要揭示一种隐蔽的认识论结构:在现代历史学(包括大量非西方国家自己的历史学)中,欧洲经验——工业化、民族国家、资本…

全球史去殖民史学欧洲中心主义苏伯尔坦研究多元现代性世界体系

2000 年,芝加哥大学历史学家 Dipesh Chakrabarty 出版了一本不厚的书,书名叫《将欧洲地方化》(Provincializing Europe)。

书的核心论点不是否认欧洲历史的重要性,而是要揭示一种隐蔽的认识论结构:在现代历史学(包括大量非西方国家自己的历史学)中,欧洲经验——工业化、民族国家、资本主义、世俗化——被当作一种普遍的、所有社会都在"朝向"的终点模型。非欧洲社会的历史,因此常常被写成"朝向这个终点的进度不一的旅程"。这个隐蔽的结构,使得全球绝大多数人口的历史经验,永远只能作为"前现代"或"欠发达"出现在叙事里,而不能作为真正主动的历史主体。

Chakrabarty 的这本书,为此后二十余年全球史与去殖民史学的理论争论提供了最重要的概念工具箱之一。

破除误解:去殖民史学不是"反西方史学"

这是理解这个领域最常见的误解。去殖民史学(decolonial historiography)的目标,不是简单地把"西方坏,非西方好"这种二元对立颠倒过来,也不是否认欧洲近代史在全球范围的深远影响。

它要做的事,更精确地说,是以下几件:

第一,揭示沉默:识别出哪些人群、哪些经验、哪些视角,在现有历史叙事中系统性地缺席——不是因为它们不重要,而是因为生产历史知识的权力结构导致了这种缺席。

第二,重构框架:质疑用于理解历史的分析框架本身,例如"传统 vs 现代"、"封建 vs 资本主义"、"野蛮 vs 文明"——追问这些框架是在什么历史条件下、由什么人、为什么目的而建立的。

第三,寻找多中心性:不是用另一个单一的中心取代欧洲,而是拒绝"有一个中心"这个叙事结构本身,在世界各地寻找自主的历史动力。

这三个目标,在实践中是一种对历史研究方法的根本性改造,而不只是改变"谁主角"。

苏伯尔坦研究:重新找回被压制的声音

去殖民史学最重要的学术运动之一,是 1980 年代在印度兴起的苏伯尔坦研究(Subaltern Studies,"subaltern"借自葛兰西,指处于从属地位的群体)。

苏伯尔坦研究的核心方法论贡献,来自拉纳吉特·古哈(Ranajit Guha)的批评:印度的民族主义史学,和英国的殖民史学一样,都把普通农民和底层群体当作精英政治的观众,而不是历史主体。农民起义的叙述,在殖民档案和民族主义档案里,都被过滤成服务于上层叙事的"证据",而不是农民自己经验世界的窗口。

Chakrabarty 的早期工作从这个问题出发。他的第一本书《重新思考工人阶级的历史》(Rethinking Working-Class History,1989)分析了加尔各答的黄麻工人——这些工人的集体意识不符合欧洲马克思主义框架中"阶级意识"的理论预设,他们的社会联结是基于宗教和社区,而不是经济利益的抽象计算。这迫使研究者质问:用一套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理论框架(欧洲工人运动经验),去分析截然不同的历史情境,会遮蔽什么?

"多元现代性":不是一条路,是很多条路

"多元现代性"(multiple modernities)是以色列社会学家 S.N. 艾森斯塔特(Shmuel Eisenstadt)在 2000 年代提出的框架,随后被历史学家广泛采用。

这一框架的核心论点是:现代性不是一个单一的全球轨道,而是在接触了某些共同结构力量(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民族国家体系、现代科学技术)之后,在不同文化基底上开出的多条路径。日本的"明治现代性"与德国的"威廉时代现代性"与印度的"甘地-尼赫鲁现代性",有共同的结构压力,但有不同的文化逻辑、不同的制度形式、不同的道德想象。

这个框架在全球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在于它提供了一种既不把非西方历史简化为"对西方的模仿"、也不把不同社会描绘为各自封闭的"文化个体"的中间道路。印度裔历史学家 Sanjay Subrahmanyam(生于新德里,同时研究印度洋贸易史、伊斯兰帝国史和葡萄牙扩张史)用"互联的历史"(connected histories)这一概念进一步推进:各地区的历史发展不是平行进行的,而是通过接触、冲突、模仿、抵抗而相互构成的。

世界体系论与全球南方的视角

与苏伯尔坦研究和多元现代性框架并列,全球史还有另一条理论传统:世界体系论(World-Systems Theory),由社会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在 1970 年代确立。

沃勒斯坦的核心论点是:自十六世纪以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把全球纳入一个不平等的中心-外围结构——欧洲(及后来的北美)作为核心,通过贸易、殖民、帝国主义不断地将剩余价值从外围(全球南方)抽取到中心。在这个框架里,"落后"不是非西方固有的状态,而是被世界体系结构性地生产出来的结果。

韩裔经济学家张夏准(Ha-Joon Chang,长期任教于剑桥大学)在他广受阅读的著作《踢开梯子》(Kicking Away the Ladder,2002)中,用历史证据论证:已经工业化的西方国家在发展过程中使用的手段(保护性关税、国家产业政策),正是它们今天向"发展中国家"传授自由贸易理念时所严厉禁止的。这是世界体系论影响历史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典型路径。

非洲史学的崛起与"非洲时间"问题

去殖民史学在非洲史研究中有其特别激烈的战场。黑格尔在 1820 年代的演讲中说,非洲"没有历史",是文明的"门槛之外"——这种论断虽然早已被学界否定,但它所代表的认识论态度的遗迹,在全球史写作中仍有大量隐蔽的残存。

喀麦隆历史哲学家 Achille Mbembe 在近年的工作(《非洲批评》,Critique of Black Reason,2013;《新非洲:去殖民与再生》,Out of the Dark Night,2021)中,不只是要还原非洲历史的"能动性",更是要质疑评价文明、历史性(historicity)的标准本身。他的核心论点之一:把"普世理性"与欧洲理性等同,把"历史"与欧洲历史等同,是现代认识论的一个根本性的权力操作,需要被在哲学层面上拆解,而不只是在历史叙事层面上补充。

南非"罗德斯必须倒下"(Rhodes Must Fall)运动(2015–2016)把这些学术争论变成了一场公共事件:学生要求移除殖民时代的英帝国主义者西塞尔·罗德斯(Cecil Rhodes)的雕像,并随之推动大学课程和历史叙事的去殖民化。这场运动随后扩展到英国、比利时等地,成为 2020 年代全球"历史记忆政治"的一个缩影。

2020 年代的新议题:"人类世"与去殖民史学的交叉

Dipesh Chakrabarty 在 2021 年出版的新书《气候变化与思想的命运》(The Climate of History in a Planetary Age),把去殖民史学推向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新方向。

他的论点:后殖民和去殖民史学的核心贡献,是批判把"人类"(Humanity)抽象化——谁能代表"全人类"说话,谁被历史主体的范畴排除在外,这是一个权力问题。但"人类世"(Anthropocene)这个地质学概念,要求把"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性的地质力量来理解——气候危机同时危及所有人,无论他们在历史上属于压迫者还是被压迫者。

这造成了一个真实的理论张力:去殖民批判告诉我们"人类"的统一性是一个权力话语;人类世科学告诉我们"人类"是一个真实的地球物理行动者。Chakrabarty 没有给出解决方案,但他认为这一张力本身就是 2020 年代历史研究必须诚实面对的核心矛盾。

主要方法论流派对比

流派核心问题代表学者贡献争议
苏伯尔坦研究从属群体的声音如何被档案结构压制Guha, Chakrabarty, Spivak揭示精英偏向与档案权力是否陷入方法论上的不可解困境?
多元现代性现代性是单一轨道还是多条路径Eisenstadt, Subrahmanyam允许比较而不还原为欧洲中心是否仍暗含西方起点的优先性?
世界体系论结构性的全球不平等如何被历史地生产Wallerstein, Arrighi揭示核心-外围剥削关系是否低估了非西方社会的内部动力?
解殖认识论知识生产本身的殖民性Mignolo, Quijano, Mbembe追问分类框架的权力来源是否走向不可通约的文化本质主义?

争议:史学客观性与政治承诺之间

去殖民史学最受传统历史学家批评的,是它如何处理客观性(objectivity)问题。

如果一位历史学家承认"我的研究有政治承诺——为被压制的声音发声",这是否与历史学"求真"的基本规范相矛盾?传统史学(特别是英美史学的主流方法论)要求研究者努力悬置政治立场,以证据而非意识形态为准绳。

去殖民史学的回应是:客观性本身是有历史的。所谓"价值中立的历史研究",是在特定社会条件下形成的认识论规范,在实践中往往把精英、白人、男性的视角当作"标准"的、不需要被标记的视角,而把其他视角标记为"特定立场"。这不是中立,而是一种特权的隐身。

这不意味着去殖民史学不需要证据——它同样要求严格的档案工作和可核查的论证。但它要求研究者明确意识到自己的立场,以及研究问题的选择本身所携带的政治含义。

未知的边界

  • 非洲和美洲口述历史的地位:大量前殖民时代的非洲和美洲历史,以口述传统的形式流传,而非文字档案。这类证据如何在历史研究中获得与文字档案同等的认识论地位,仍是方法论争论的开放问题。
  • AI 与知识生产的新殖民主义:大语言模型的训练数据高度偏向英语和西方语言文本。这是否正在形成一种新的认识论中心主义,把非英语语言的历史和思想进一步边缘化?
  • 去殖民史学与民族主义的纠缠:一些政府(例如多个后殖民国家)以"去殖民"的名义推行排他性的民族主义叙事,关闭对话而不是开放多元。如何区分真正的去殖民史学与以去殖民为旗号的政治操弄,是一个实践中持续困难的问题。

跨域连接

  • 去殖民化浪潮:1945至1975年重画了世界的政治地图,但档案结构的去殖民是更慢的第二层工程——殖民档案把农民起义这类底层经验过滤成服务上层叙事的证据,而不是他们自己经验世界的窗口。政治独立以年计,知识生产的去殖民则以世代计。
  • 去殖民认识论:所谓"价值中立"在实践中常把精英、白人、男性的视角当作无需标记的标准,而把其他视角标记为"特定立场"——中立于是成为特权的隐身。这不意味着放弃证据:去殖民史学同样要求严格的档案工作,分歧在于问题的选择与立场的明示。
  • 依附理论:世界体系论主张"落后"不是非西方固有的状态,而是被中心—外围结构生产出来的;张夏准用历史证据指出,已工业化国家当年靠保护关税与产业政策起家,今天却禁止后来者使用同样手段。发展处方与发达国家自身实践之间的矛盾,是可以逐条核查的。
  • 多语言AI:大语言模型的训练数据高度偏向英语与西方语言文本,可能形成新的认识论中心主义,把非英语的历史与思想进一步边缘化。机器辅助翻译奥斯曼与斯瓦希里档案是一股反向力量,但工具的语言偏向仍会在方法层面重现传统史学的欧洲中心。
  • 人类学:大量前殖民时代的非洲与美洲历史以口述传统而非文字档案流传,文字中心主义使它们被系统性低估。以"缺乏文字记录"判定"没有历史",是档案形式的偏见——黑格尔"非洲没有历史"的论断,正是这种偏见的极端形态,而非对证据的忠实阅读。

参考文献

  • Chakrabarty, Dipesh. Provincializing Europe: Postcolonial Thought and Historical Differenc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2022年有修订版)
  • Chakrabarty, Dipesh. The Climate of History in a Planetary Ag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21.
  • Subrahmanyam, Sanjay. "Connected Histories: Notes towards a Reconfiguration of Early Modern Eurasia." Modern Asian Studies 31(3), 735–762 (1997).
  • Guha, Ranajit. "On Some Aspects of the Historiography of Colonial India." In Subaltern Studies 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 Mbembe, Achille. Critique of Black Reas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7.(法文原版 2013 年)
  • Wallerstein, Immanuel. The Modern World-System I: 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World-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Academic Press, 1974.
  • Mignolo, Walter D. The Darker Side of Western Modernity: Global Futures, Decolonial Options.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1.
  • Chang, Ha-Joon. Kicking Away the Ladder: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nthem Press, 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