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班杜拉（Albert Bandura）的理论，流行理解有两个版本，都不太对。 第一个版本说：社会学习理论就是"看样学样"——孩子看了暴力节目就会打人，波波玩偶实验证明了一切。 第二个版本说：自我效能就是"自信"——相信自己能行，就能行。 前一种理解把一套关于学习机制的理论压扁成了一句媒体恐惧的口号； 后一种理解则把一个精密的判断系统稀释成了鸡汤。 班杜拉真正做的事，是把"人"重新放回心理学的因果链条： 人既不是环境刺激的应答机，也不是关起门来运算的信息处理器， 而是观察世界、预判后果、并通过对自己能力的评估来决定是否行动的行动者（agent）。
从社会学习理论到社会认知理论
班杜拉的成名作是 1961 年的波波玩偶实验。 他与罗斯夫妇让学前儿童观看一名成人对充气玩偶施暴， 随后把孩子带进有同样玩偶的房间。 孩子们不仅精确复现了成人的攻击动作，还发明了成人没演示过的新打法 （Bandura, Ross, & Ross, 1961）。 1963 年的后续实验把真人模特换成影片中的模特，模仿效果依然出现—— 攻击行为无需亲身经历、无需直接奖励，甚至无需真人在场， 仅仅通过观察媒介中的榜样就能习得。 这组结果为延续至今的"媒体暴力"争论提供了最早的实验弹药。
但实验里藏着比"模仿暴力"更深的发现。 后续研究中，班杜拉让不同组儿童看到成人模特因攻击行为受到奖励、惩罚或没有任何后果。 看到模特受罚的儿童，自发模仿得更少； 可当实验者许诺奖励让他们"把看到的都演出来"时，各组表现得几乎一样多。 学会（acquisition）与表现（performance）是两回事—— 惩罚没有阻止学习，只阻止了表现。 这个区分直接动摇了行为主义的根基：学习不是行为的塑造，而是信息的获得。
1977 年是班杜拉的双重关键年。 他出版《社会学习理论》（Social Learning Theory）， 同年在《心理学评论》（Psychological Review）发表《自我效能：走向行为改变的统一理论》 （Bandura, 1977）。 1986 年，《思想与行动的社会基础》（Social Foundations of Thought and Action）问世， 理论正式更名"社会认知理论"——改名的理由是， 理论的核心早已不是"社会情境中的学习"，而是认知过程如何中介人的行动（Bandura, 1986）。 2001 年，他在《心理学年鉴》以《社会认知理论：能动性的视角》为题做了晚年总结（Bandura, 2001）。
三个核心概念
三元交互决定论（triadic reciprocal determinism）是理论的骨架。 行为、个人因素（认知、信念、情绪）与环境三者互为因果，持续相互作用。 这与行为主义"环境单向塑造行为"和常识心理学"性格单向决定行为"都不同： 人改变环境，环境也改变人，而人对两者的解读随时在改写这个循环。
观察学习由四个子过程构成。 注意——你得看别人在做什么；保持——把看到的编码记住； 再现——把记住的转化为自己的动作；动机——要有理由去表现出来。 替代强化与替代惩罚影响的是最后一环。 这套分解解释了为什么广告、榜样教育与"杀鸡儆猴"全都有效， 也解释了它们各自在什么环节可能失效。
自我效能（self-efficacy）是理论影响最深远的概念。 它不是泛化的自信心，而是对"我能否在特定情境中组织并执行特定行动"的判断—— 一个数学自我效能很高的学生，可能同时确信自己在公开演讲上毫无办法。 班杜拉严格区分效能期待（我能不能做）与结果期待（做了会不会有想要的结果）： 一个人可以确信"努力能考上"，却确信"我努力不了"。 自我效能有四个来源，按效力排序： 亲身的掌握经验（成败履历）、替代经验（看与自己相似的人做到）、 言语劝说、以及生理与情绪状态（把紧张解读为"我不行"的证据）。
把这三个概念拢在一起的是人的能动性（human agency）。 班杜拉在 2001 年的总结中把能动性拆成四个特征： 意向性——人做事先有目标和计划； 前瞻性——人按对未来后果的预期来组织当下的行动； 自我反应——人根据自设的标准调节自己的行为； 自我反思——人回头评估自己的信念与能力，而这正是自我效能的位置。 能动性不是脱离因果的特权，而是人参与塑造自身处境的一组心理功能。 班杜拉还强调代理形态的多样性： 个人效能不足时，人会诉诸代理性（请更有能力者代办）与集体效能（协同行动）， 这使理论能直接分析团队、组织乃至社会运动，而不只分析孤立的个人。
关键证据
自我效能最初在治疗研究中立威。 班杜拉用"引导掌握"（guided mastery）治疗蛇恐惧症被试： 治疗师先示范，再搀扶被试一步步完成接近、触摸、抓握蛇的动作。 这种以提升效能为目标的方法，比传统的系统脱敏更彻底地消除了回避行为， 其疗效恰好被被试效能判断的上升所预测——改变信念，就改变了行为。
元分析把这一关系推广到了更广的领域。 斯塔伊科维奇与卢桑斯（Stajkovic & Luthans, 1998）对一百余项研究的元分析发现， 自我效能与工作相关绩效之间存在稳健的正相关。 在发展领域，班杜拉与意大利合作者对儿童家庭的追踪显示， 学业自我效能与社会自我效能显著塑造了孩子日后的职业抱负轨迹 （Bandura, Barbaranelli, Caprara, & Pastorelli, 2001）。
理论后期最黑暗的枝蔓是道德推脱（moral disengagement）。 班杜拉 1999 年系统提出：普通人的道德自我约束并非被"关掉"， 而是被一组认知机制有选择地解除—— 把伤害说成崇高目标（道德辩护）、用委婉词替换（"附带损伤"）、 与更坏的行为比较、把责任推给上级或分摊给集体、 淡化后果、把受害者非人化、或反指受害者咎由自取（Bandura, 1999）。 这套机制解释了为什么体面的普通人能参与不义之事而不失眠， 也成为后来研究欺凌、腐败与战争罪行的常用工具。
争议与批评
最严肃的批评来自情境主义。 米歇尔（Walter Mischel）1968 年在《人格与评估》（Personality and Assessment）中汇总证据指出， 人的行为跨情境一致性低得惊人—— 用"人格特质"预测具体行为，相关性很少超过一个相当有限的水平（Mischel, 1968）。 有趣的是，这场挑战没有摧毁班杜拉阵营，反而被吸收为理论的一部分： 米歇尔与绍达后来提出"认知—情感加工系统"， 班杜拉的三元交互决定论同样主张行为随情境变化、 稳定的是人加工情境的方式而非行为本身（Mischel & Shoda, 1995）。 今天回看，"人对情境之争"的赢家是两边的合流。
第二类批评针对理论的可检验性。 三元交互决定论被指责为"什么都能解释，因此什么都没解释"—— 三者互为因果的循环结构，在实证上极难被单一研究证伪。 第三类批评针对自我效能的因果地位： 高自我效能究竟是绩效的原因，还是过去绩效留下的影子？ 纵向与实验研究大体支持双向因果， 但批评者提醒，相当数量的应用研究仍是横断相关设计， "提升效能就能提升表现"的干预逻辑被用在了比证据更自信的场合。
现状与影响
社会认知理论是当代应用最广泛的心理学框架之一。 健康心理学用它设计慢病自我管理、戒烟与锻炼干预； 教育心理学从它长出了齐默曼（Barry Zimmerman）的自我调节学习研究； 组织行为学把集体效能用于团队与领导力分析； 认知行为疗法则大量吸收了它的自我调节与效能提升技术， 把"改变对自己能力的判断"变成了可操作的治疗目标。 班杜拉本人则保持了一个罕见的纪录： 他的理论几乎每个核心概念都配有实证程序，每个应用领域都有可操作的技术。 2021 年 7 月 26 日，班杜拉在斯坦福家中去世，享年 95 岁。 他留下的不是一个封闭的学派，而是一套仍在生产研究与干预方案的开放框架—— 从波波玩偶到道德推脱，这套框架的每个概念都指向同一个信念： 理解人如何被世界塑造，是为了弄清楚人如何反过来塑造世界。
跨域连接
- 行为经济学理论：行为干预有两条哲学路线——助推改变选择架构，替人扫清障碍；自我效能路线则提升人的能动性，让人自己翻越障碍。前者把人当作可预测的偏差集合，后者把人当作可培养的行动者。两条路线的证据都真实存在，真正的争议在于政策应把赌注押在哪一边——以及"被助推"的长期效应是否恰恰是效能感的萎缩。
- 决定论：三元交互决定论是对自由意志问题的心理学式回答：人不是超脱因果的自由主体，但也不是单向被决定的木偶，而是因果网络中的一个递归节点。"能动性"在这里不是形而上学概念，而是可操作的心理变量——意向、前瞻、自我反应、自我反思四者各有测量方法。这为古老的决定论之争提供了一条罕见的中间出路：争论本体不如研究机制。
- 社会化：社会学描述社会化的"内容"（规范、角色、价值），社会认知理论提供的是"机制"——观察学习的四过程解释了规范究竟如何进入个体。替代强化概念尤其关键：人不必亲自试错就能习得社会规则，这正是文化得以高速传递的认知基础。两种社会化机构的效能差异，也常常可以还原为它们提供的榜样与替代后果的差异。
- 机器学习概览：机器学习里的模仿学习与离线强化学习，在结构上与观察学习、替代强化惊人地同构——从示范者的行为与后果中提取策略，而不必自己承担试错成本。这个平行关系对双方都有校准作用：它提示工程界"从观察中学"需要解决动机与表征问题，也提示心理学，任何号称"人类特有"的学习机制，都可能只是尚未被形式化。**
参考文献
- Bandura, A., Ross, D., & Ross, S. A. (1961). Transmission of aggression through imitation of aggressive models.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Social Psychology, 63(3), 575–582. DOI: 10.1037/h0045925
- Bandura, A. (1977). Social Learning Theory. Prentice-Hall.
- Bandura, A. (1977). Self-efficacy: Toward a unifying theory of behavioral change. Psychological Review, 84(2), 191–215. DOI: 10.1037/0033-295X.84.2.191
- Bandura, A. (1986). Social Foundations of Thought and Action: A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Prentice-Hall.
- Bandura, A. (1997). Self-Efficacy: The Exercise of Control. W. H. Freeman.
- Bandura, A. (1999). Moral disengagement in the perpetration of inhumanitie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3(3), 193–209. DOI: 10.1207/s15327957pspr0303_3
- Bandura, A. (2001).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An agentic perspective.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52, 1–26. DOI: 10.1146/annurev.psych.52.1.1
- Bandura, A., Barbaranelli, C., Caprara, G. V., & Pastorelli, C. (2001). Self-efficacy beliefs as shapers of children's aspirations and career trajectories. Child Development, 72(1), 187–206.
- Stajkovic, A. D., & Luthans, F. (1998). Self-efficacy and work-related performance: A meta-analysi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24(2), 240–261.
- Mischel, W. (1968). Personality and Assessment. Wiley.
- Mischel, W., & Shoda, Y. (1995). A cognitive-affective system theory of personality: Reconceptualizing situations, dispositions, dynamics, and invariance in personality structure. Psychological Review, 102(2), 246–268.
延伸阅读
- Bandura, A. (2016). Moral Disengagement: How People Do Harm and Live with Themselves. Worth——班杜拉晚年专著，把道德推脱机制系统应用于战争、死刑、企业违法与环境破坏，冷峻但可读。
- Bandura, A. (Ed.). (1995). Self-Efficacy in Changing Societi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自我效能理论在教育、健康与政治参与中的应用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