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除误解
智者（Sophists）一词在柏拉图笔下几乎成了"诡辩家"的贬称，普罗泰戈拉也因此常被当作只会玩弄言辞、收费授徒的投机者。但这一形象很大程度上是柏拉图为抬高苏格拉底而塑造的。普罗泰戈拉是古希腊最受尊敬的智者，他教授的是公民在民主城邦中所需的实用技艺——修辞、论辩与政治判断。他的"人是万物的尺度"也并非犬儒式的"怎么说都行"，而是一个关于知识与视角之关系的深刻命题。
生平
普罗泰戈拉（Protagoras of Abdera，约公元前490年—约公元前420年）出生于色雷斯地区的阿布德拉（Abdera，今希腊北部卡瓦拉大区），与原子论者德谟克利特同乡，是古希腊智者运动中最重要、最具声望的代表人物之一。
关于普罗泰戈拉的生平，我们的信息主要来自残篇和后世转述，其中许多细节难以核实：
- 约公元前490年：出生于色雷斯阿布德拉（据第欧根尼·拉尔修的生卒年推算）
- 他是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职业"智者"之一——以传授知识收取高额学费为生的巡游教师；据记载，他是第一个公开声称自己教授"德性"（aretē，公民能力）并为此收费的人，这在当时是颇为大胆的宣告
- 在巡游各城邦期间（主要包括西西里和大希腊地区、雅典和其他城邦），他积累了巨大声誉和财富
- 与雅典政治家伯里克利（Pericles，约公元前495—429年）关系密切，受其信任；据第欧根尼·拉尔修记载，伯里克利曾与他整整一天讨论一场意外事故的责任问题（一名运动员被标枪意外击中死亡，责任在于运动员本身、标枪还是组织者？）
- 约公元前444年：据传受伯里克利委托，为新建的泛希腊殖民地图里城（Thurii，南意大利）起草法典——这表明他的社会地位远超"诡辩家"之名所暗示的程度，他被视为具有实践智慧的立法顾问
- 他的书《论真理》（Alētheia，"论真理"，又称 Kataballontes，"推倒者"）以"人是万物的尺度"开篇；另一部书《论神》（Peri Theōn）以不可知论宣言开头
- 据传因《论神》被控不敬神，书在雅典城中被焚烧，他本人被驱逐；在流亡途中乘船过海时遇难（具体情形存疑，部分学者对整个起诉故事的真实性持怀疑态度）
- 约公元前420年：逝世（时间和情况均不确定）
普罗泰戈拉是古代最著名的"长寿智者"之一，据记载活了约70岁。他的著作几乎全部失传，我们主要通过柏拉图的对话录（《泰阿泰德篇》《普罗泰戈拉篇》）和后世哲学家的引文了解其思想。
核心思想
1. 人是万物的尺度
普罗泰戈拉最著名的论断来自《论真理》的开篇（经柏拉图《泰阿泰德》152a引用）：
"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
（希腊语原文：Pantōn chrēmatōn metron estin anthrōpos, tōn men ontōn hōs estin, tōn de ouk ontōn hōs ouk estin.）
这是西方哲学中最广为引用也最具争议的单句之一。主要的解读分歧：
感知相对主义（较弱解读）：事物对每个人显现为何样，它对那个人就是何样。同一阵风，对感到冷的人就是冷的，对感到暖的人就是暖的——并不存在一个脱离一切知觉者的"风本身之冷暖"。这是西方第一个明确的感觉主义与个人相对主义纲领。
认识论相对主义（较强解读）：不仅感知，连判断、信念，都是相对于判断者的——没有独立于判断者之外的"客观真理"。
约定论解读（集体主义解读）："人"（anthrōpos）指人类集体而非个人——人类社会约定的是标准，而非每个人随意规定。这使普罗泰戈拉的立场更接近约定论（conventionalism），而非极端的个人相对主义。
语境主义解读（现代重构）：普罗泰戈拉说的是感知性质（冷热、味道）的相对性，而不一定适用于所有类型的判断（如数学或道德判断）。
学界对哪种解读更接近普罗泰戈拉本意，至今仍无定论。这正是这句话的魅力所在：它足够简洁，足够深刻，以至于每个时代都可以在其中发现新的含义。
2. 相对主义的自我反驳与辩护
柏拉图在《泰阿泰德篇》中提出著名反驳——"自我反驳论证"（peritrope，"翻转"）：
如果"人是万物的尺度"（即一切信念对信仰者而言都是真的）为真，而多数人不相信相对主义，那么按普罗泰戈拉自己的标准，相对主义对他们就是假的——该命题因此瓦解了自身的普遍有效性。
这是哲学史上最有力的内部批判之一。普罗泰戈拉的回应（通过柏拉图的转述，真实性存疑）是一种实用主义转向：即使所有观点在"真实性"上平等，并非所有观点在"有益性"上平等。智者的工作是使人拥有"更好的"信念（而非"更真实的"）：
就像医生给病人用药并不使病人的感知更"真实"，而是使之更健康；智者的修辞可以改变人们的信念，使其更有利于个人和城邦的繁荣。这是一种关于知识的实用主义功能论，与后来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实用主义有深刻的家族相似性。
3. 双重论证（Dissoi Logoi）
普罗泰戈拉的教学方法之一是双重论证（dissoi logoi，"两种对立的论证"）：他主张"每个问题都有两面对立的论证"，并以能在任一立场上有力论辩为教学目标。
批评者视之为教人"使弱论变强"（ton hēttō logon kreittō poiein）、颠倒是非的工具——阿里斯托芬在《云》（Clouds）中对智者的讽刺，也包含了这一批评。
但其建设性意义在于：在民主城邦中，通过公开论辩权衡相互冲突的观点，正是政治决策的基本方式——了解反方论证，是有效辩护自己立场的前提。这一方法论与现代法律体系中的对抗式诉讼（adversarial system）有深刻的精神亲缘：双方律师都为自己的立场尽力辩护，通过竞争性论证揭示真相。
4. 宗教不可知论
普罗泰戈拉以彻底的宗教不可知论著称，《论神》的开篇据传是：
"关于诸神，我无法知道他们存在或不存在，也无法知道其形貌；因为障碍太多——问题晦暗，人生短促。"
这是古希腊最早明确表述的不可知论立场之一，与他整体的感知相对主义一致：若我们对感知世界的认识都是视角性的，对无形神灵的认识就更难有确定性。
在当时的雅典，这种表述被部分人视为"不敬神"（asebeia）——这也是他据传被起诉的原因。但他并没有说神不存在，只是说他不知道——这是认识论上的谦逊，不是无神论宣言。
5. 德性与政治技艺：《普罗泰戈拉篇》中的神话
柏拉图的《普罗泰戈拉篇》记录了苏格拉底与普罗泰戈拉关于"德性是否可教"的辩论。普罗泰戈拉用一个神话来阐述他的立场：
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给人类带来了火和技艺，但宙斯担心人类有技艺却没有政治能力，无法组成城邦，便让赫尔墨斯（Hermes）将羞耻感（aidōs）和正义感（dikē）赐给所有人——而非只是少数专业人士。
这个神话的政治含义深远：每个公民都被赐予了政治判断的基本能力，因此民主（让所有公民参与公共事务）是合理的。但这种基本能力可以通过教育加以提升——这正是智者教学的正当性所在。
这一立场与苏格拉底—柏拉图的精英主义（只有极少数拥有真正知识的哲学家才有资格统治）形成了鲜明对比，代表了古希腊民主传统内部的哲学辩护。
历史影响
普罗泰戈拉与智者派把哲学的焦点从自然（physis）转向人、社会与语言（nomos），是希腊思想的一次重大转向。正是这一转向——而非苏格拉底一人之功——为苏格拉底将伦理学和政治哲学设定为哲学中心问题创造了条件。
他对相对主义、视角性与论辩的探讨，既激发了苏格拉底—柏拉图对客观真理与普遍定义的捍卫，也预示了近现代的若干核心哲学问题：
- 实用主义（詹姆斯、杜威）：真理是对行动有用的信念
- 社会建构论（社会学知识论）：知识的标准由社会共同体建构
- 后现代相对主义：真理是权力关系的产物
"人是万物的尺度"至今是讨论真理客观性时无法绕开的起点，无论是在认识论、伦理学还是政治哲学的语境中。
普罗泰戈拉的著作与流传
普罗泰戈拉的著作在古代就已基本失传，这使他成为哲学史上了解难度最大的重要人物之一。
根据古代资料，他的著作包括：《论真理》（Alētheia，"论真理"，又称《推倒者》，Kataballontes）——以"人是万物的尺度"开篇，是他最重要的哲学著作；《论神》（Peri Theōn，"论诸神"）——以不可知论宣言开篇，据传因此被雅典人起诉不敬神；《论政治秩序》（Peri tēs en archēi katastaseōs）；《论徳》（Peri Aretēs）；《论雄辩》（Peri Palaistikēs）；以及若干教学用论文（关于辩论技巧的）。
所有这些著作一行原文都未保存下来——哪怕是间接引用的也极少。"人是万物的尺度"这句话，我们知道来自《论真理》的开篇，是因为柏拉图在《泰阿泰德》152a中告诉了我们，并给出了这句话的引文。若没有柏拉图和后来的批评者（亚里士多德、塞克斯都·恩披里克等）的引用和讨论，我们对普罗泰戈拉思想几乎一无所知。
这一状况对历史理解有深刻的影响：我们所"了解"的普罗泰戈拉，是通过他的批评者的眼睛了解的——主要是柏拉图，而柏拉图有强烈的动机把普罗泰戈拉刻画为一个其立场可以被苏格拉底打败的对手。真实的普罗泰戈拉可能比我们所知道的更为复杂和有力。
《普罗泰戈拉篇》的戏剧性结构
柏拉图的《普罗泰戈拉篇》（Protagoras）是柏拉图早期对话中最生动、最富戏剧性的一篇，值得单独讨论其叙事结构——因为理解这一结构，有助于更准确地把握我们通过柏拉图所能了解的普罗泰戈拉。
对话的设定：一个清晨，年轻人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急切地找到苏格拉底，说要去找访问雅典的普罗泰戈拉，想成为他的学生。苏格拉底和他一起前往，发现普罗泰戈拉住在雅典最富有的贵族卡利亚斯（Callias）家中，周围簇拥着大批仰慕者（包括其他智者希庇亚斯、普罗迪科斯，以及众多雅典青年贵族）。这一场景本身就有微妙的讽刺意味：哲学家和智者们，都聚集在最有权势者的家宅中，形成一幅权力与知识相互缠绕的图景。
苏格拉底的第一个问题是："普罗泰戈拉先生，你教的是什么？"普罗泰戈拉的回答是："我教政治技艺（politikē technē）——如何使一个人成为好公民，善于管理自己的事务和城邦的事务。"这一声明引发了真正的辩论主题：这种政治技艺是否可以教授？
对话在探讨中展现了普罗泰戈拉作为论辩对手的真正力量：他的普罗米修斯神话论证（神话式的政治哲学辩护）思路清晰，论证有力；他对长篇演讲的偏好与苏格拉底短问短答式（elenchus）的对话，产生了风格上的冲突，揭示了两种不同的哲学教育观的碰撞。
从今天的视角看，对话的结局（苏格拉底在技术层面"赢得"辩论）不应被简单理解为"普罗泰戈拉的哲学被推翻"——而是柏拉图以戏剧形式推进了一个哲学探讨，其中普罗泰戈拉代表了一种值得认真对待的、有其历史合理性的立场。
普罗泰戈拉在中国的接受与比较哲学
普罗泰戈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进入中国学术视野，主要经由西方哲学史的翻译与比较哲学研究两条路径。汪子嵩等学者的《希腊哲学史》（人民出版社系列）将普罗泰戈拉纳入智者派章节，是中文世界最系统的古希腊哲学史参考资料。
比较哲学的视角提供了若干有趣的对照：
与孔子"正名"的对照：普罗泰戈拉认为语言标准是人类约定的（"名"是人定的），这与孔子"正名"论的关怀有表面的相似性——二者都关注语言的秩序功能，但动机截然不同：孔子要求名称与实在相符（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维护社会等级秩序；普罗泰戈拉的关怀是言辞的说服力，而非名实的对应。
与惠施"万物毕同毕异"的比较：中国名家（惠施、公孙龙）对名实关系的追问，与智者派对语言与实在关系的探索，在问题意识上有结构相似性。惠施的"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大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庄子·齐物论》引），表达的是从不同视角看，事物的大小、寿夭会有根本不同——这与普罗泰戈拉的"对感知者而言就是那样"的相对主义在结构上颇为接近。
与佛教"诸法唯识"的比较：大乘佛教的唯识论（Vijnanavada）认为"万法唯识所变"，一切现象只是心识的显现——这与贝克莱（而非普罗泰戈拉）的唯心论更为接近，但三者都在追问：独立于认识主体的"客观实在"是否真实可知。
普罗泰戈拉的图里城法典：实践智慧的顶点
据第欧根尼·拉尔修等古代资料记载，伯里克利委托普罗泰戈拉为图里城（Thurii）起草法律。图里城是雅典在公元前444年前后在南意大利（今意大利卡拉布里亚地区西巴里斯旧址附近）建立的泛希腊殖民地，是伯里克利时代最重要的殖民计划之一，旨在建立一个理想的多城邦协作殖民地。
这一委托的历史意义在于：它把普罗泰戈拉定位为一个有实践法律思维的人，而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辩论教师。他被视为懂得如何把对人性和社会的理解转化为具体制度安排的实践智者。这与柏拉图对"智者只关心说服、不关心真理"的形象塑造形成了鲜明对比。
图里城的具体法律内容已无从考证（相关文献均已失传），但这一事实本身就有重要的历史意涵：在希腊民主的鼎盛时期，最著名的智者被委托为新城市制定社会规则——这是"教育者"与"立法者"角色的高度重合，也是整个智者运动的历史正当性的最有力证明之一。
普罗泰戈拉与相对主义的当代遗产
"人是万物的尺度"在21世纪的文化语境中经历了一次复杂的复活：
文化相对主义：人类学家博厄斯（Franz Boas）和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的"文化相对主义"——不同文化有不同的标准，没有一种文化的标准绝对优越——在结构上与普罗泰戈拉的集体主义解读相近。这一立场成为20世纪人类学的重要立场，也在殖民主义批判和文化多元主义讨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道德相对主义的困境：普罗泰戈拉式相对主义在伦理学中的应用是其最具争议之处。若道德标准只是相对于文化或个人，那么奴隶制、种族灭绝、酷刑这些行为，只要在某个文化内"被认为是对的"，就真的是对的吗？多数哲学家认为这是相对主义无法接受的结论，但对这一结论的回应，反过来也是对普罗泰戈拉的认真回应。
认识论多元主义：20世纪后半叶，保罗·费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的"方法论无政府主义"（"什么都行"，anything goes）、库恩（Thomas Kuhn）的范式理论，都在某种程度上被贴上"相对主义"的标签——尽管他们本人往往拒绝这一标签。这些争论的背景，始终是普罗泰戈拉式问题的现代变体：是否存在超越特定立场、普遍有效的知识标准？
普罗泰戈拉的职业教师身份：一个历史的平反
后世通过柏拉图对话读到的普罗泰戈拉，是一个被苏格拉底不断追问、逐渐陷入矛盾的形象。但这个形象必须还原到历史背景中：
在柏拉图的时代，哲学家之间的竞争本质上也是社会声誉的竞争。普罗泰戈拉在世时极受尊敬，受伯里克利之托为图里城立法，被视为具有实践智慧的重要人物；他的学生包括了雅典政治精英。这与柏拉图笔下那个被苏格拉底轻易击破的"诡辩家"形象相差甚远。
他的职业化教学——为贵族子弟提供收费的政治教育——实际上推动了一个重要的社会变革：使政治能力从贵族家庭传承的"秘密"，变成了可以通过教育习得的技艺。在这个意义上，普罗泰戈拉的"民主化"，与雅典民主制度的兴盛有内在的联系：民主需要能言善辩的公民，而普罗泰戈拉提供的正是这种教育。
"人是万物的尺度"的三种解读
"人是万物的尺度"（metron anthrōpos）这句话是哲学史上被解读最多、争议最大的命题之一。学界对其含义的理解，大致可以梳理为三类主要的诠释路线，每一种都有不同的哲学含义和不同的可辩护程度。
第一种：个体相对主义（individual relativism）。 这是最字面的、也是柏拉图在《泰阿泰德篇》中着力讨论的解读："人"指每一个具体的个体，每个人的感知和判断就是他自己的真理标准。同一阵风，对感到冷的人就是冷的，对感到暖的人就是暖的，两者都是真的，没有"真正的温度"凌驾于两个人的感知之上。这一解读的哲学后果是激进的：它使得普遍真理无从建立，任何人的任何判断都是"对他而言为真"的——包括判断"相对主义是假的"的人，按照相对主义，对他而言相对主义确实是假的。柏拉图的自我反驳论证（peritrope）正是针对这种强解读的：若相对主义对所有人都成立，那么对那些认为相对主义是假的人而言，相对主义也是假的，这等于该命题宣告了自身的失败。大多数现代学者认为，若普罗泰戈拉真的持这一极端立场，他不可能同时又相信智者教育有提升人判断质量的意义——因为若每个人的判断都"同等真"，就无所谓"更好的判断"。
第二种：物种相对主义或社会相对主义（species or social relativism）。 这是一种较弱也更易辩护的解读："人"（anthrōpos）指人类集体，而非个别人。尺度不是任意个人的感知，而是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认知框架和约定。据此，普罗泰戈拉说的是：没有脱离人类认知框架的"客观实在"可知，我们所能知道的一切，都是经由人类的感知能力、语言、社会约定而构成的。这使他更接近约定论（conventionalism）或某种形式的认识论建构主义，而非极端的个人主观主义。这一解读与他对智者教育的积极主张也更为一致：若"人类"的判断是标准，那么在人类集体的规范框架内，确实存在"更好的判断"（更有益于城邦和个人的判断），而智者的工作就是帮助人们形成这样的判断。现代学者Gail Fine和Myles Burnyeat等人倾向于这一解读，认为它更忠实于普罗泰戈拉的实际立场。
第三种：现象主义解读（phenomenalist reading）。 这种解读把普罗泰戈拉的命题限定在感知性质的范畴内：他说的只是感觉性质（热、冷、甜、苦）是相对于感知者的，而不是主张所有类型的命题（包括数学真理或道德命题）都是相对的。这是一个更为有限的主张，避免了最激进的相对主义带来的自我反驳困境，但也使"人是万物的尺度"在哲学上不那么惊人——它只不过是说"感觉是主观的"，这是多数人愿意接受的常识。
这三种解读的诠释学风险各有侧重：第一种解读哲学后果最有力，但对普罗泰戈拉来说难以自洽；第二种解读更内在一贯，但削弱了命题的激进性；第三种解读最保守，但可能低估了普罗泰戈拉的哲学雄心。这一诠释争议本身就揭示了"人是万物的尺度"的核心魅力：它足够简洁以至于任何读者都能记住，又足够模糊以至于每种解读都能在文本和历史语境中找到某种支撑——这或许正是普罗泰戈拉作为修辞大师最精妙的策略：一句足以在任何时代引发辩论的话。
三种解读的诠释分歧，还与一个更深的历史问题相关：由于普罗泰戈拉原著几乎全部佚失，我们能够依赖的文本极为有限。"人是万物的尺度"这句话，仅通过柏拉图的引述才得以流传。柏拉图在《泰阿泰德篇》中对这句话的讨论篇幅虽长，却是在反驳而非传达它，这意味着我们所拥有的最主要的"原文"，是经由一个坚决反对相对主义的哲学家之手保存的。这一文献学处境，从根本上决定了我们对普罗泰戈拉本意的理解必然是有限的、推测性的，任何一种解读都不能声称对原意有确定的掌握。
这一文献局限也带来了积极的思想效果：正是因为原文语义的开放性，"人是万物的尺度"才能在不同时代被赋予新的含义。近代的认识论转向（笛卡尔以来的主体中心哲学）、20世纪的语言学转向（维特根斯坦关于语言游戏决定意义的观点）、以及当代的文化多元主义（不同文化有不同的认知框架），都可以在某种意义上将普罗泰戈拉追认为先驱。这种"被不断重新解读的命运"，本身就是一个关于哲学命题如何在历史中生存的生动案例：越是简洁而开放的命题，越能在不同的思想语境中被激活，获得新的生命。
值得补充的是，三种解读之间并非互斥：同一个历史人物的命题，完全可以在一种意义上成立（比如感知相对主义），同时又在另一种意义上被驳回（比如道德相对主义）。现代学界倾向于认为，普罗泰戈拉很可能在不同场合、不同论辩语境下，运用了这一命题的不同侧面——这恰恰符合一位职业修辞家的智识习惯：根据听众和论辩目的，选择最有力的论证形式，而不是坚守一个固定的哲学教条。若这一推测成立，那么对他的三种解读，可能分别对应了他实际运用这一命题的三种不同语境，彼此都捕捉到了他思想的某个真实侧面。
归纳而言，三种解读框架的学术价值在于，它提供了一套讨论相对主义内部差异的标准词汇，使得"普罗泰戈拉的相对主义"不再是一个模糊的整体标签，而是一个有内部结构、可以分层讨论的思想命题。无论哪种解读更接近历史真实，这套分类本身已成为当代认识论讨论相对主义时的重要工具。
三种解读的诠释差异，可以用以下方式简要概括：
- 个体相对主义：每个人是自己的真理标准，后果最激进，自洽性最差。
- 社会相对主义：人类集体是标准，可以容纳"更好的判断"，与普罗泰戈拉的教育实践最为一致。
- 现象主义解读：仅限于感知性质的相对性，最温和，也最难以产生哲学上的重大张力。
这三种解读对应着三个不同的哲学问题：知识如何可能（第一种）、社会规范如何形成（第二种）、感知与实在的关系（第三种）。普罗泰戈拉那一句话，由此打开了三条不同的思想通道，分别通向认识论、政治哲学和感知哲学，展示了一个真正原创命题所能激发的思想潜力。
跨域连接
- 测量等价与公平比较："人是万物的尺度"若读作"不存在跨主体的共同标准"，方法论给了它一个可检验的版本——若同一量表在不同群体中因子结构不同，那它测的就不是同一个东西。这把一个全称争论拆成逐构念可验证的问题：某些构念（如基本情绪识别）跨文化等价性相当好，另一些（如幸福感、公平感）明显不成立。相对主义因此不是全有或全无。
- 公共舆论与宣传：智者派主张说服力与真理可以分离，而传播学证实了这一现象：框架效应、议程设置、信源可信度效应都有几十年的实验证据。这不为相对主义辩护，但它说明他们指认的现象是真实的；现代的回应不是否认它，而是设计对策（事实核查、来源可追溯、审议程序），即承认修辞的力量并对它设限。
- 沃森选择任务：普罗泰戈拉的"两面论"（任何议题都有相反的两套论证）在认知层面有对应发现——信念偏差使人更容易判定与既有信念一致的推理为有效。这支持"判断依赖于判断者"的部分，同时反对强相对主义：偏差是系统性的、可预测的、也是可被训练部分纠正的，而这三点都要求存在一个不随人而变的参照。
- 博弈论基础：公平与正义的标准是否随人而变，最后通牒博弈给出了经验答案——接受与拒绝的阈值在不同社会间差异很大，且与当地市场整合程度、合作生产规模等社会结构特征相关。这既支持相对主义的描述部分，也反驳其强版本：差异不是随机的，而是随可识别的社会结构系统性变化的。
参考文献
- Plato. Theaetetus（含对"人是万物的尺度"最深入的哲学分析，及自我反驳论证）和 Protagoras（关于德性与智者的辩论，及普罗米修斯神话）
- Graham, Daniel W. (ed.). The Texts of Early Greek Philosophy (2 vol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 含普罗泰戈拉的残篇与转述的完整英文版本
- Kerferd, G.B. The Sophistic Moveme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 对智者派最权威的现代研究，第10章专论普罗泰戈拉
- Lee, Mi-Kyoung. Epistemology after Protagoras: Responses to Relativism in Plato, Aristotle, and Democritu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 分析普罗泰戈拉相对主义被回应的方式
- Woodruff, Paul. "Protagoras," in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Early Greek Philosophy, ed. A.A. Lo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Protagoras" (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protagora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