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尔比与精神分析

背景#

约翰·鲍尔比（John Bowlby，1907–1990）是英国精神分析学会的正式成员。他的个人分析由克莱因圈子的琼·里维埃担任，儿童分析督导是梅兰妮·克莱因本人。第一次督导就发生过冲突：他想看那位焦虑男孩的母亲，克莱因认为病因在内部幻想，不在外部照料。

安娜·弗洛伊德（Anna Freud，1895–1982）是儿童分析维也纳传统在伦敦的代表。战时她与多萝西·柏林厄姆在汉普斯特德战争托儿所观察与父母分离的儿童；战后汉普斯特德诊所把发展评估写成临床方法。她并不反对观察，但坚持观察必须服务于内心世界，而不是取代它。

1951 年鲍尔比为世界卫生组织撰写《母亲照料与心理健康》。1952 年詹姆斯·罗伯逊的影片《一个两岁孩子去医院》把住院分离拍成可公开放映的证据。1958 年《儿童对母亲的纽带的性质》把依恋写成独立的行为系统。1960 年《婴儿与幼儿的悲伤与哀悼》在《儿童精神分析研究》刊出后，安娜·弗洛伊德、斯皮茨与舒尔同时写了讨论：一边是元心理学，一边是描述性的行为序列。

下面的对话设定在 1978 年之后、安娜·弗洛伊德 1982 年去世之前。三部曲《依恋与失落》的前两卷（1969、1973）已出版，第三卷《失落》（1980）正在收束；安斯沃思《依恋模式》（1978）已把陌生情境写成可重复的实验室程序。 这里争论的是理论对象与证据标准，不是一份家庭诊断清单，也不是育儿步骤。

第一幕：次级驱力，还是独立的行为系统#

鲍尔比：安娜，先把婴儿为什么靠近母亲这件事说清楚。 经典理论把它写成次级驱力：母亲因为满足口欲才被投注，亲近是“食橱之爱”的副产品。 我在三部曲第一卷里把这个顺序倒过来。哭泣、跟随、抓握、靠近，是一套由进化保存下来的行为系统，功能是把弱小个体维持在保护者附近。 它不需要先经过胃。哈洛 1958 年那批恒河猴更愿意趴在绒布假母身上，而不是出奶的铁丝假母（哈洛 1958 接触安慰）。洛伦茨的印刻也不是喂食的派生物。 精神分析若继续把第一纽带写成力比多的附带现象，就会把最容易观察的事解释成最不可观察的事。

安娜·弗洛伊德：你把行为系统说得像解剖结构。 元心理学里，婴儿自恋指的不是一套外显动作，而是力比多在自我与客体之间的早期分配。 我在 1960 年讨论你那篇哀悼论文时写过：分析师处理的不是驱力活动本身，而是驱力的心理表征；也不是外部事件本身，而是它们在儿童心里登记成什么。 你所谓“独立的依恋系统”，在我听来是把登记这一层整个跳过了。 一只猴子趴在绒布上，并不能告诉我一个孩子如何在幻想里把母亲劈成好客体与坏客体。

鲍尔比：我并没有否认幻想。 我否认的是：在没有把可观察的分离序列写清楚之前，就把幻想当成第一因。 罗伯逊在真实病房里看到的是抗议、绝望、超脱。这三步先是行为，然后才谈得上它们在内部被写成什么。 你把“描述”说成浅，我把还没有描述就解释，说成抢跑。

安娜·弗洛伊德：汉普斯特德托儿所里的孩子也会抗议。 可同一张脸上的安静，可能是适应，也可能是对母亲的攻击性幻想被压住。 若你的系统只登记靠近与远离，这两种内部状态会被写成同一种“超脱”。 那不是更科学，那是更粗。

第二幕：行为观察与内部幻想，哪一层才算材料#

安娜·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材料是游戏、梦、移情里重复出现的冲突。 一个表面上与替代照料者相处得宜的幼儿，内部仍可能装满被抛弃的愤怒。 你把依恋写成可编码的靠近系统，危险在于把儿童从思考与感受的主体，改写成一套趋近程序。 学会里有人因此说你已经走出精神分析。我的说法更窄：你把元心理学和描述性思维之间的冲突，当成了可以用动物行为学一笔勾销的过时物。

鲍尔比：我受训于这个学会，也没有把会员资格交回去。 我批评的是：临床回忆和象征解释被当成足够的证据，而病房、孤儿院、住院探视这些可以当场核对的情境，反而被说成“只是表面”。 动物行为学和控制论给我的不是一套新隐喻，而是一种约束：先指出物种典型的行为及其功能，再推断内部机制。 内部工作模型是我给精神分析留下的接口。它说的是：儿童根据真实的照料史，建立起关于自我与他人是否可及、是否响应的表征。 表征仍在。只是它必须能被后来的行为打脸，而不能只被下一次解释保护起来。

安娜·弗洛伊德：客体表征与你的内部工作模型听起来像亲戚。 差别在于：客体关系理论允许矛盾、允许同一客体在幻想里被爱又被毁。 工作模型若被写成“可及 / 不可及”的两分，丰富的内部世界就被压成几类可编码的策略。 我可以承认机构化照料会伤害儿童。汉普斯特德的记录也是这个方向。 我不能承认：因此幻想变成了附文。

鲍尔比：两分是测量的入口，不是心灵的天花板。 安斯沃思在乌干达和巴尔的摩的家庭观察比实验室更长、更密。陌生情境只是把家庭里已经看见的差异，放到可重复的压力之下。 入口必须窄，否则你无法知道自己有没有看错。

第三幕：影片、报告、以及什么叫证据#

鲍尔比：1951 年那份世界卫生组织专论，材料来自欧洲与美国已经发生的分离：机构、战时疏散、长期住院。 这类分离不能被伦理地再造一遍，所以档案、病房记录和自然观察就是数据。 罗伯逊 1952 年的影片把一个名叫劳拉的两岁孩子在医院里的八天拍下来。抗议不是推断，是可以停格的画面。 儿科医生起初说这种苦恼转瞬即逝。影片迫使他们看完整个序列。

安娜·弗洛伊德：罗伯逊战时在托儿所工作过，他知道观察意味着什么。 我并不轻视那部影片。我轻视的是：把一部影片当成理论已经完成的证明。 汉普斯特德的个案笔记同样记录痛苦，但我们要问痛苦在内部被如何使用——它是不是变成了对自体的攻击，是不是改写了对父母的形象。 你的三部曲第二卷把分离写成焦虑与愤怒的行为系统被激活。对我而言，焦虑是自我面对内部危险时的信号，不只是与保护者距离过远。

鲍尔比：内部危险往往是外部危险的迟到版本。 一个已经被反复留下的幼儿，会把下一次短别写成大难。这不是否认幻想，是给幻想一个可检查的历史。 第三卷处理失落。我主张幼儿在真正失去依恋对象之后会进入哀悼，而不是像某些经典表述那样，认为幼小自我还不能哀悼。 1960 年那组讨论把我的主张说成对自恋与认同的误读。我愿意被这样讨论。我不愿被讨论完之后，证据本身被搁回“只是描述”。

安娜·弗洛伊德：描述若不同时穿过心理结构，分析就变成儿童护理调查。 护理调查可以改医院探视制度，这很好。它不能改写俄狄浦斯冲突，也不能说明为什么两个经历相似分离的孩子，会在游戏里演出完全不同的剧本。 你的证据改变了机构。它还没有说服我：机构是心灵的全部来源。

第四幕：陌生情境是实验室证据，不是家里的对照表#

鲍尔比：玛丽·安斯沃思 1978 年的《依恋模式》，把实验室里的陌生情境写成八个标准情节：母亲在场、陌生人进入、两次短分离、两次重聚。对象是大约一岁的幼儿，全程二十分钟上下，隔着单向玻璃做叙述记录，再按重聚时的寻求、回避、抗拒来分类。 巴尔的摩纵向样本后来汇总为一百零六名。分类不是“在家哭不哭”，而是在受控压力下，幼儿能不能把母亲当安全基地去探索，分离后能不能被安抚。 A、B、C 三类是研究工具。它回答的是：个体差异能否被可靠地看见。它不是一张贴在冰箱上的家庭对照表，更不是用来给父母打分的量表。

安娜·弗洛伊德：一旦分类进入教科书，它就会被拿去给儿童贴标签。 你自己也许谨慎。使用你的人不会同样谨慎。把重聚时的回避写成“回避型”，等于把一次实验室里的策略，说成一种性格。 游戏分析里，回避可能是对攻击性幻想的防御，也可能是对分析师的试探。编码员没有位置去问这些。

鲍尔比：所以我反对把陌生情境带出实验室，当成诊断仪式。 它的力量恰恰在于它不是家里的日常：压力被标准化，时间被限制，编码规则写在纸上，别人可以不同意某一次归类。 家庭观察仍然必要。安斯沃思自己先做了大量家访，才设计出这套程序。实验室是对家访的压缩，不是对家访的废除。 若精神分析连这种可重复的压缩都拒绝，它就无法回答一个最简单的质疑：你怎么知道下一位分析师会看见同一件事？

安娜·弗洛伊德：可重复不是最高价值。 对某一个孩子而言，唯一重要的是他的无意识冲突有没有被另一个人理解。 大样本会把这个孩子洗成一个百分比。我在汉普斯特德教的就是：先忍受这一个孩子的特殊性。 你指责我们无法被打脸。我指责你们太容易被平均数说服。

第五幕：改革者，还是已经走出去的人#

鲍尔比：我始终把自己写成精神分析的改革者，不是叛离者。 早期关系经验塑造后来的期待，这一句是弗洛伊德传统里最经得起保留的部分。内部工作模型与客体表征之间，有一条可以来往的路。 差别在于我要求这条路能走回行为：分离时发生了什么，重聚时发生了什么，机构化照料造成了什么。 学会里克莱因派与安娜派在争论讨论中互相对立，却一度在反对我这件事上站到同一边。这说明被触动的不是某一派的术语，而是证据资格本身。

安娜·弗洛伊德：证据资格确实被触动了。 若只有可编码的行为才算数，精神分析作为对无意识的探究就会被降格为描述性的发展心理学。 你可以保留会员资格。学科的中心已经不在同一间会议室里。 依恋研究依赖标准化编码和大样本。分析依赖个案的深度。这两套手艺可以互相引用，不必假装是同一种科学。

鲍尔比：我接受它们不是同一种手艺。 我不接受因此只能选边。三部曲写完之后，依恋会继续走向测量；分析会继续走向临床特殊性。 若将来有人把两者缝回去，缝合点只能是表征——不是一份给父母的操作清单，也不是一份把实验室分类搬进客厅的对照表。

安娜·弗洛伊德：表征若还在，分析就还没有被废除。 行为若只被当成通往表征的走廊，走廊就不该被拆掉。 我们的分歧会留下去。留下去本身说明：问题不是谁赢了 1960 年那组讨论，而是儿童被写成什么。

当代发展#

安娜·弗洛伊德 1982 年去世后，争论没有按她的缺席自动和解。依恋研究在发展心理学里长成独立传统：陌生情境的编码被反复训练，成人依恋访谈在 1980 年代由梅恩等人发展出来，混乱/无组织类型也是在她去世之后才被系统描述的。这些都是后话，不能倒填进她听得到的对白。

彼得·福纳吉 2001 年的《依恋理论与精神分析》是一次认真的缝合尝试。心智化把“把他人行为读成意向”写成一种在安全关系里更容易长出来的能力，试图让行为观察与内部结构重新共用一个词汇。支持者视之为互补；怀疑者认为测量传统已经走得太远，缝合只是把分析的语言借给问卷。

跨文化研究后来表明，A、B、C 的分布随照料习俗变化，并不存在一套永恒的百分比。这加强了鲍尔比关于行为系统普遍存在的主张，也削弱了把某一文化中的分类比例直接写成人性的做法。理论进入实证科学的那扇门，同时把简化的代价留在门框上。

为什么今天仍然重要#

这场争论今天仍被问，是因为它问的不是“要不要重视母亲”，而是：关于儿童的主张，应当先被写成可观察的行为系统，还是先被写成只能在分析情境里接近的内部冲突。 两种写法会把同一份战时托儿所笔记读成不同的书。在一边，笔记是分离激活依恋系统的证据；在另一边，笔记是幻想如何消化外部事件的材料。

世界卫生组织报告改变了孤儿院与儿科探视制度。其中最经得起检验的，是机构化照料的危害，而不是后来被推出来的那句“母亲必须全时在场”。把前者的证据用于支持后者，是这一理论被误用最广的一处。陌生情境作为实验室程序也是如此：它是证据，不是家里的性格测验。

把这份分歧映射到治疗步骤或育儿方案之前，应当先承认：两人当年争的是学科标准，不是一份操作手册。

跨域连接#

• 进化心理学基础：鲍尔比的关键选择是用行为生态学的语言重述精神分析的观察——依恋是有生存功能的行为系统，而非力比多投注的派生物。这一改写使概念可被观察与跨物种比较，也是它能进入实证心理学而客体关系理论不能的直接原因。
• 证伪主义：这场冲突是一个关于学科标准的案例——鲍尔比被批评为背离精神分析，而他实际做的是把主张改写成可被行为数据检验的形式。这一改写的代价同样真实：丰富的内部世界描述被压缩为几类可编码的行为，而两边都认为对方丢掉了要紧的东西。
• 史学方法之争：战时分离与机构化照护的观察材料是这一理论最早的证据，其价值恰恰来自它不是实验——这类分离无法被伦理地制造。档案与临床记录在此就是数据，这也是发展心理学中一些最强证据的来源。
• 福利国家：世界卫生组织报告直接影响了战后的孤儿院与住院制度改革，而其中最经得起检验的部分是关于机构化照护的危害——这与后来"母亲必须全时在场"的推论强度完全不同。把前者的证据用于支持后者，是这一理论被误用最广的一处。
• 生命伦理学：理论的经验基础部分依赖恒河猴的母婴剥夺实验，其结论改变了育儿观念与机构制度，代价是被广泛认为在今天不可接受的动物痛苦。这类研究构成持续的伦理难题：受益已经普及，而产生受益的手段已被禁止。

参考文献#

• Bowlby, J. (1951). Maternal Care and Mental Health.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 Bowlby, J. (1958). The nature of the child's tie to his mothe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39, 350-373.
• Bowlby, J. (1960). Grief and mourning in infancy and early childhood. The Psychoanalytic Study of the Child, 15, 9-52.
• Bowlby, J. (1969/1982). Attachment and Loss: Vol. 1. Attachment. Basic Books.
• Bowlby, J. (1973). Attachment and Loss: Vol. 2. Separation: Anxiety and Anger. Basic Books.
• Bowlby, J. (1980). Attachment and Loss: Vol. 3. Loss: Sadness and Depression. Basic Books.
• Bowlby, J. (1988). A Secure Base: Parent-Child Attachment and Healthy Human Development. Basic Books.
• Ainsworth, M. D. S., Blehar, M. C., Waters, E., & Wall, S. (1978). Patterns of Attachment: A Psychological Study of the Strange Situation. Lawrence Erlbaum.
• Freud, A. (1960). Discussion of Dr. John Bowlby's paper. The Psychoanalytic Study of the Child, 15, 53-62.
• Freud, A. (1965). Normality and Pathology in Childhood. International Universities Press.
• Fonagy, P. (2001). Attachment Theory and Psychoanalysis. Other Press.
• van der Horst, F. C. P. (2011). John Bowlby: From Psychoanalysis to Ethology. Wiley.
• Bartholomew, K., & Horowitz, L. M. (1991). Attachment styles among young adult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61(2), 226-244.
• van IJzendoorn, M. H., & Sagi-Schwartz, A. (2008). Cross-cultural patterns of attachment. In J. Cassidy & P. R. Shaver (Eds.), Handbook of Attachment (2nd ed.). Guilford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