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与荣格的分裂

背景#

这篇对话不重演“无意识是什么”的理论课。它压缩的是 1912 到 1913 年，精神分析作为一个组织如何把理论分歧处理成人事。

1908 年创办、1909 年起刊行的《精神分析与精神病理学年鉴》（Jahrbuch für psychoanalytische und psychopathologische Forschungen），由弗朗茨·多伊蒂克（Franz Deuticke）在莱比锡与维也纳出版。布洛伊勒与弗洛伊德挂名主编，荣格做实际编务。1910 年纽伦堡大会成立国际精神分析学会（IPA），荣格任主席：弗洛伊德要的是一位非犹太、有学院医院背景的继承人，好让这门学问走进大学，而不是停在维也纳的圈子里。年鉴是机关刊物，主席是对外的脸。两样都在荣格手里。

裂缝变成组织事件，是因为修订写进了机关刊物本身。1911 年 8 月，荣格《力比多的变形与象征》（Wandlungen und Symbole der Libido）第一部分刊于年鉴第三卷；1912 年 9 月，第二部分刊于第四卷，同年由多伊蒂克出单行本。第二部分把力比多从性能量改写成一般心理能量，并用神话材料重写乱伦与重生。同一周，荣格动身去纽约，在福特汉姆大学（Fordham University）作九讲《精神分析理论》。机关刊物上的异见，加上主席在美国公开修改理论，这已经不是通信里的保留意见。

1912 年 5 月末，弗洛伊德去克罗伊茨林根探望宾斯万格，未便道去苏黎世见荣格。荣格后来把这件事称作“克罗伊茨林根姿态”。1912 年 11 月慕尼黑会晤上弗洛伊德再次昏厥。1913 年 1 月 3 日，弗洛伊德提议彻底结束私人关系。同年 9 月慕尼黑第四届大会上，荣格以约五分之三票（52 对 22）连任主席，并把自己的路称作分析心理学。那是两人最后一次同场。10 月 27 日荣格辞去年鉴编务；1914 年 4 月 20 日辞去主席。下面的对白是编排：把书信、大会、杂志和那部力比多论著里的立场压缩进同一场。它不是某日的速记。1914 年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运动史》、荣格 1916 年以后才完全展开的集体无意识，只出现在叙述里，不假装当时已经作为完整体系对质。

第一幕：谁在办这份年鉴#

弗洛伊德：卡尔，先把屋子说清楚。年鉴不是同人随笔。它是这门学科对外的年轮。布洛伊勒可以逐渐走开，编务不能把修订当投稿自由。你把对力比多的改写放进第三卷、第四卷，等于让机关刊物发表对机关的不忠。读者不会看成“一种讨论”，会看成苏黎世已经另立标准。

荣格：年鉴若只能印刷维也纳已经写定的句子，它就不是研究年刊，是教理问答。1911 年第一部分还可以读成神话材料的扩展；第二部分我必须把话写完：早发性痴呆里力比多从外在对象上撤下来，并不能都还原成性的压抑。若这种观察不能出现在我们自己的年鉴里，它会出现在别人的杂志上。那时你仍会说我背叛，只是多一层“为什么不先在家里说”。

弗洛伊德：家里可以说。不能把家改成另一所房子，还挂原来的门牌。阿德勒已经演示过这条路：先在内部改驱力，再把协会变成自己的讲坛。我不能看着同一套程序在苏黎世再走一遍，还假装那是科学争论的正常体温。

荣格：把我写成第二个阿德勒，是组织修辞，不是论证。阿德勒离开，是因为他要另立。我仍在编你的年鉴，仍在当选的主席位置上。我要的是：这份刊物能否承受一篇由主编写出的、对性一元论的限定。若不能，问题不在我的论文，在刊物把研究与宣誓绑在一起。

第二幕：力比多论文作为公开的组织事件#

弗洛伊德：第二部分不是限定，是抽梁。性的力比多不是口味，是分析借以区别于其他心理学的那根柱子。你把它稀释成“一般能量”，神经症的路径就不再必须回到童年性冲突。柱子一抽，门口那些一直嫌我们不体面的人会鼓掌。鼓掌不是证据。那是阻抗在庆祝。

荣格：柱子若粗到把营养、生长、宗教执着和知识上的着迷一律叫作性，词就不再锋利，只是拉长。乱伦在神话里反复出现，不必每次都落实为对真实母亲的性愿望。它可以是心灵回到起源、再以新形式出来。我把这些写进年鉴，是因为年鉴自称研究思维的发展史——我的副标题就是这个。研究若预先规定结论必须是性，编务只是在给结论盖戳。

弗洛伊德：象征一旦既可以是性、又可以是重生、又可以是精神再生，它就不能在临床上失败。不能失败的解释，不是宽容，是失去对象。分析的纪律是先抓住性冲突，看它能否把症状、梦、移情串起来。你在第四卷把串改成“能量的变形”，串消失了。消失的不只是理论：是这本年鉴还能否代表同一种分析。

荣格：同一种分析若等于 1905 年已经写完，我们不必再出年刊。福特汉姆那九讲里，我面对的是大约九十名精神科医生，其中许多人进不了维也纳的性理论，却能进一种更宽的能量描述。你来信说，牺牲好不容易赢来的真理以换取阻力消失，没什么可夸。我的回答是：阻力不全是对性的恐惧。有些阻力来自理论覆盖不了病房。把覆盖失败一律写成听众的阻抗，主席就变成了检察官。

第三幕：克罗伊茨林根姿态#

荣格：1912 年夏天你到了克罗伊茨林根。从那里到苏黎世不是远征。你探望宾斯万格，却不来见仍在为学会办事的主席。我把这称作姿态。姿态的意思是：理论不满已经可以转化为不予会面。私人礼貌与组织信任在同一天被撤回，还要求我把两者分开处理。分不开。

弗洛伊德：你把一次行程写成判决。行程有它的理由，理由不必每次都向主席报备。真正的姿态是你在美国宣布修改，并且事后把修改当成既成事实送回欧洲。秘密委员会——琼斯那年夏天开始张罗的那一圈——不是因为我喜欢阴谋。是因为主席本人已成为需要被围住的风险。围住一项运动，和围住一个人，在这种时刻是同一件事。

荣格：把主席写成风险，再为风险组织骑士团，这已经不是科学共同体。这是宫廷。宫廷可以产生忠诚，不能产生纠正。你抱怨瑞士人出版物上不提你的名字；我抱怨你把异议读成弑父。两种抱怨都在用家庭语言处理杂志和学会。家庭语言一旦占上风，编务和投票都只是家务的延伸。

弗洛伊德：分析从一开始就知道：组织里的感情不是噪音，是材料。你要一份完全不受移情污染的学会，那份学会不会去分析任何人。我要求的最低限度是：力比多的性义不能被主席在机关刊物上单方面改掉。这不是宫廷礼仪。这是对象还在不在。

第四幕：慕尼黑的票，以及新的名称#

弗洛伊德：1913 年 9 月这场大会，是一次组织事实。你连任了。票数不是全体一致，是五分之三。五分之三足够让门牌继续写你的名字，不够让维也纳相信门牌后面仍是同一门学科。你在会上把自己的路叫做分析心理学，以区别于我的精神分析，也区别于布洛伊勒的深度心理学。名称一旦分开，年鉴的门牌就变成了考古。

荣格：名称分开，是因为内容已经分开。继续共用“精神分析”这个词，才是对读者的不诚实。连任不是政变。连任说明学会里仍有人认为偏离可以被容忍。你若不能容忍，可以解散学会——你确实动过这个念头。解散是组织手段。它证明的不是我错了，是这套机构没有给理论争议准备别的出口。

弗洛伊德：出口本来是年鉴里的讨论、通信里的争辩、临床材料的对质。你把出口用成了改写定义的特权。特权来自主席与编务叠在同一人身上。纽伦堡当年把这两样交给你，是为了让分析进大学。进大学的代价若是把性病因学留在门口，那所大学接收的就不是分析。

荣格：叠在同一人身上，是你当年的设计。设计失败了，责任不能只写在执行人这一栏。苏黎世给你的是医院、实验、非犹太的脸。你要脸的时候，叫它未来；脸开始说话的时候，叫它背叛。这种切换，学会里的年轻人看得懂。他们会学会：理论争论的终审不在材料，在谁还能签发杂志。

第五幕：辞编务，辞主席#

荣格：10 月我辞去年鉴。不是因为我突然谦虚，是因为听说你怀疑我的诚意。对主编来说，这是最重的指控。指控不经我到达我，而经第三者。这种到达方式已经使共同编务不可能。多伊蒂克和布洛伊勒我会另行通知。刊物可以留下。名字我不留。

弗洛伊德：诚意不是礼貌用语。一个人若一边行为失常，一边反复宣布自己完全正常，分析家有权提出病识问题。你把这听成侮辱。它可以是诊断。诊断当然会结束私人关系。私人关系结束之后，年鉴必须回到还能坚持性病因学的人手里。亚伯拉罕可以接。接的不是荣耀，是门牌。

荣格：把辞呈写成症状，是你处理异议的老办法。办法在诊所有用，在学会里会把所有争论变成病例讨论。病例讨论没有表决程序，只有解释权。我把主席职务也放下——让协会自己决定偏离可不可容忍。若答案是否定的，苏黎世会走开。走开不是弑父。走开是承认：这份组织没有能力把第四卷上的论文当成论文读。

弗洛伊德：走开之后，请不要再使用我们的门牌。分析这个词已经被用得太滥。你尽可以在苏黎世写神话、写类型、写你所谓更宽的能量。那是另一项事业。1914 年我会把运动的历史写下来。历史会很难听。很难听不是因为我私人受伤，是因为后来者必须知道：柱子是在哪一卷年鉴上被抽走的。

荣格：你的历史会把我写成未能面对自己无意识的聪明人。我的记录会把你写成把学会当教会来办的奠基人。两份记录都会被读成史料。它们首先是立场。年鉴的合订本还在：第三卷、第四卷，页码、日期、发行人。读者若要看决裂，不必先相信我们任何一个人的性格分析。看那部力比多论著出现在什么位置就够了——它出现在机关刊物的正文里，而不是出现在外部的敌对评论里。

分析#

1912 到 1913 年的决裂，常被讲成师徒感情破裂，或讲成无意识理论上的一次深谈。两种讲法都嫌省事。感情是催化剂；理论分歧是真实的。把它们变成不可逆事件的，是组织设计：同一人既是 IPA 主席，又是年鉴编务；机关刊物发表了主席对力比多的改写；福特汉姆把改写带给美国听众；克罗伊茨林根把理论不满翻译成不予会面；慕尼黑的五分之三票保住了名字，保不住共用的对象；辞编务与辞主席是同一场失败的两张通知。

琼斯在 1912 年夏天提议、1913 年成形的秘密委员会，以及弗洛伊德写给亚伯拉罕、费伦齐的那些关于“年鉴炸弹”的信，说明终审从一开始就准备走人事。这不是后来者的诛心。这是当时的通信语言。精神分析后来一再重复开除、另立、争夺正统，不是因为从业者特别好斗，是因为当证据标准不足以公开结束争论时，组织权力会补位。补位很有效。有效不等于是知识上的裁决。

力比多论文仍是技术分歧的核心：性一元论还是能量一元论。把论文从年鉴位置里抽出来，只当心理学学说史来读，会看不见它为什么不能被“下一期再讨论”消化。它出现在门牌底下，门牌就必须决定自己还认不认这篇文章。

组织遗产，而不是两套心灵地图#

决裂之后，两边都建立了可复制的机构：杂志、训练、协会、正统叙事。弗洛伊德传统经自我心理学、客体关系、拉康学派继续争夺“分析”这个词。荣格一边用分析心理学把自己从 IPA 的门牌下迁出，后来在原型、类型、个体化上长成另一套训练。迁出是组织动作。动作完成之后，理论才有地方继续分叉。

不要把后来的临床技术倒填进 1913 年 9 月的会场。积极想象、系统的心理类型学、死本能、结构模型，都还没以后来的形状在场。当时在场的是：谁编年鉴，谁还是主席，力比多还能不能印成原来的意思。当代神经科学、文化心理学或整合治疗，也裁判不了这次人事。它们至多说明：两个传统都还能被后来者征用。征用不是平反。

为什么今天仍然重要#

这场分裂仍值得读，是因为它把一个在科学史里反复出现的结构摊开：内部刊物、继承人、公开修订、投票、辞职、事后撰写的运动史。读梦的技术会过时，结构不会。每当一门学科的核心概念只能由掌门人定义、而定义之争又没有独立的公开检验时，年鉴就会变成教理，主席就会变成风险，通信就会变成后来史学的唯一史料。那些史料是在开火时写下的。先当立场，再当史料——这个顺序，比追问“到底是谁辜负了谁”更接近 1912 年秋天实际发生的事。

跨域连接#

• 认识正义：这场决裂的组织后果比理论后果更值得注意——在缺乏可公开检验的证据标准时，理论争议只能通过组织权力解决。开除、另立学派、争夺正统，是精神分析史上反复出现的模式，而这正是它与实证学科在纠错机制上的根本差别。
• 史学方法之争：关于两人决裂原因的叙述高度依赖当事人的书信与回忆，而这些材料本身是在争论中被写下的。把它们当作事件的中立记录，是心理史学最常犯的错误——它们首先是立场的表达，其次才是史料。
• 艺术：荣格的概念在文学、电影与视觉艺术中的影响远超其在临床心理学中的地位，而这一分布说明了理论的性质：作为生成解读的框架富有成效，作为经验假说难以检验。判断它属于哪一类，比争论它是否科学更有用。
• 宗教与世俗化：分歧的一个实质焦点是宗教经验的地位——弗洛伊德把它归为幻觉与愿望的投射，荣格把它视为心理整合的必要功能。这一分歧不可由数据裁决，但它对临床有具体后果：治疗师如何对待患者的信仰材料。
• 荣格：把这场决裂讲成师徒反目的故事，会掩盖一个更重要的技术分歧：力比多是否专指性驱力。荣格的扩展使概念更普适也更空洞，而这一取舍是整个精神分析史上反复出现的模式——解释力的扩大往往以可检验性为代价。

参考文献#

• Freud, S. (1914). On the history of the psycho-analytic movement. Standard Edition, Vol. 14. Hogarth Press.
• Jung, C. G. (1912/1956). Symbols of Transform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Jung, C. G. (1963). Memories, Dreams, Reflections. Random House.
• McGuire, W. (Ed.). (1974). The Freud/Jung Letter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Noll, R. (1994). The Jung Cul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Jones, E. (1955). The Life and Work of Sigmund Freud, Vol. 2. Basic Books.
• Bair, D. (2003). Jung: A Biography. Little, Brown.
• Shamdasani, S. (2003). Jung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Psycholog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