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除误解
通胀预期不是人们在脑中精确计算未来 CPI。多数家庭不会每天读取完整宏观数据。他们用更有限、更生活化的线索判断未来价格。这些线索包括最近买菜、加油、交房租、续保险、看新闻、听朋友抱怨、观察工资是否跟上。因此，通胀预期既是经济判断，也是信任判断。如果公众相信央行、财政部门和统计机构会稳定价格，短期价格冲击更不容易变成长期恐慌。
如果公众不相信政策承诺，即使官方通胀已经回落，预期也可能继续偏高。第二个误解，是把信任理解为“相信政府说什么”。信任不是服从。信任是一种可检验的预期：政策目标是否清楚，行动是否一致，错误是否承认，代价是否公平分配。
这也是为什么通胀心理不能只用货币模型解释。
通胀进入人心时，会同时触碰购买力、公平感、身份归因和制度可信度。
价格记忆如何形成预期
人们对价格的记忆不是平均数。它更像几个情绪很强的锚点。一袋米、一次加油、一笔房租、一张电费账单，会比许多不常购买的商品更能塑造预期。当高频商品涨价时，公众容易认为“所有东西都在涨”。即使统计口径显示核心通胀放缓，日常记忆仍可能滞后。这种滞后不是无知。
它来自经验结构。普通人面对的是现金流和生活成本，而不是加权篮子。家庭还会把价格变化和收入安全放在一起判断。如果工资没有同步上升，通胀预期会带有损失感。如果收入增长但价格涨得更显眼，人们仍可能觉得自己变穷。
这正是风险感知与宏观决策发挥作用的地方。
对未来价格的预期，会转化为储蓄、消费、借贷、投资和投票行为。
理性疏忽：为什么预期更新很慢
家庭预期为什么看起来“不理性”？一个有力的解释是理性疏忽（rational inattention）。这个概念由 Sims 在 2003 年系统化：注意力是稀缺资源，处理信息有成本。当通胀长期低而稳定，密切关注物价并不划算——把认知资源花在工作、家庭和投资回报更高的事情上，完全理性。预期更新缓慢、分歧巨大，不是因为人笨，而是因为注意力的激励结构如此。
数据与这个解释吻合。密歇根大学消费者调查的长期序列显示，1980 年典型家庭预期的年通胀率接近 10%；到 1990 年代中期以后，长期预期中位数降到 3% 以下并保持稳定。通胀越不值得关注，关注它的人越少。研究还反复发现，家庭预期比专业预测者更高、更分散，而且多数家庭根本不知道央行有明确的通胀目标。
Coibion 和 Gorodnichenko 2015 年提出的信息刚性（information rigidity）框架进一步表明：家庭和企业的预期不会随每条新信息完整更新，信息到达与决策修正之间存在系统性的滞后与遗漏。这也意味着，央行在太平年月积累的不是听众，而是听众的缺席。
理性疏忽对政策沟通的含义是双重的。好消息是，低通胀时代人们不盯着央行，沟通压力小；坏消息是，当通胀真的上升、所有人开始注意时，央行面对的是一批多年没听过它说话的听众——信任储备不会自动存在。
信任如何锚定预期
通胀预期需要锚。这个锚可以是可信央行，也可以是稳定财政路径、透明统计、工资谈判机制、竞争充分的市场。央行的作用很重要，但不是唯一。如果财政赤字被认为失控，央行再强调抗通胀也会遇到怀疑。如果统计机构被政治化，官方数据会失去解释力。如果企业被认为借机涨价，公众会把通胀解释为剥削，而不是供需冲击。
信任的锚定作用体现在三个层面。第一，降低不确定性。人们知道政策目标和反应函数，就不必用最坏情景填补信息空白。第二，减少自我实现。如果家庭相信未来通胀会回到目标，就不必提前囤货；如果企业相信成本不会持续失控，就不必预防性涨价。第三，降低政治冲突。当政策解释被广泛理解，短期阵痛更容易被看作共同成本，而不是某个集团强加的惩罚。
锚定与脱锚：预期的地基会移动
所谓“锚定”，是指长期通胀预期稳定在某个低水平附近，不因短期冲击而漂移。锚定不是自然状态，它是央行几十年可信记录挣来的资产。1970 年代的大通胀是脱锚的反面教材：当公众开始相信央行会容忍通胀，工资谈判与定价行为就会把这个信念固化进合同；再想把预期压回去，需要付出深度衰退的代价。
但锚定本身也有心理学的裂缝。Coibion 和 Gorodnichenko 的研究发现，2000 年代初以来，美国家庭的通胀预期与油价走势贴得极近，预期的短期波动几乎都能对应油价变化。一个具体片段：2014 年 6 月美国汽油均价约每加仑 3.78 美元，到 2015 年 1 月跌到 2.13 美元，同期长期通胀预期中位数从 2.9% 降到约 2.6%——连“长期”预期都在跟着加油站的价格牌动。
需要说明的是，这条证据链本身有争议。Kilian 和 Zhou 等人重新检验后发现，油价与家庭预期之间的相关性对样本区间和方法选择相当敏感，很难确立稳定的因果。比较稳妥的结论是：油价这类高频可见价格，至少标定了家庭对“通胀”这个词的日常理解——这对政策沟通已经足够重要。
央行沟通的难题
央行沟通常常面对两种听众。金融市场听众熟悉利率路径、资产负债表、期限溢价和模型预测。普通公众关心食品、房租、工资和贷款月供。如果央行只对市场说话，公众会觉得它冷漠。如果央行只用口号说话，市场会怀疑它不够精确。这就是沟通难题。好的央行沟通不只是“说得更多”。
它要把目标、工具、时间和不确定性讲清楚。例如，为什么降通胀需要一段时间？为什么利率上升会影响就业和房贷？为什么能源冲击不能完全由央行解决？为什么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需要边界？如果这些问题没有被解释，公众会用自己的叙事填补空白。这个叙事可能来自媒体，也可能来自党派身份、社交网络或个人痛苦经验。
当政治极化心理介入时，同一份通胀数据会被解释成截然不同的责任故事。
信任不是一次声明
信任不能靠一次新闻发布会建立。它来自长期一致性。央行如果经常改变目标语言，公众会疑惑。政府如果一边强调财政纪律，一边扩大永久性支出，市场和公众都会怀疑。统计机构如果不解释篮子、权重和地区差异，普通人会觉得数据和生活脱节。信任也需要承认错误。如果政策制定者低估通胀，却拒绝说明原因，公众会认为专家在保护自己。
2021 年提供了一个代价高昂的实例。面对通胀抬头，美联储在相当长时间里将其描述为“暂时性”（transitory）现象，直到当年 11 月底才在国会听证中公开弃用这个词；次年 6 月，美国 CPI 同比涨幅达到 9.1%，为约四十年来最高。这次误判被反复引用，不是因为它证明央行无能，而是因为它展示了信任的脆弱：当“专家叙事”与生活经验的差距持续扩大，公众学到的教训不是某个模型错了，而是“他们说的不一定可信”。
相反，解释误判、修正模型、说明新信息如何改变政策，反而可能增强可信度。公众不是不能接受复杂性。公众不能接受被敷衍。
对政策的含义
通胀治理需要三条线同时工作。第一条是货币政策。央行必须让公众相信价格稳定目标不是口号。第二条是财政政策。政府需要说明赤字、债务、补贴和税收如何与价格稳定相容。第三条是社会沟通。政策语言要能连接日常生活，而不是只停留在模型术语。具体而言，政策沟通可以做四件事。
第一，公开承认生活成本压力。第二，区分已经涨上去的价格水平和正在放缓的通胀率。第三，说明政策工具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第四，给出可观察的判断指标，让公众知道承诺如何被检验。通胀预期最终是社会信任的一部分。如果信任被破坏，政策需要更高利率、更大财政代价和更强政治冲突才能达到同样效果。
还有一个分布问题常被忽略。央行真正担心的不是平均预期，而是预期的右尾：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按“通胀可能失控”的情景行动——提前消费、要求工资与物价挂钩、转向外币或实物资产——即使平均预期仍接近目标，自我实现的机制也已经启动。锚定的敌人不是错误的点估计，而是不确定性的扩散。
如果信任存在，社会可以用更低成本穿过价格冲击。
跨域连接
- 预期、可信度与政策传导：现代货币政策的作用有相当一部分不经由当期利率，而经由对未来路径的预期——因此可信度不是政策的附属品，它就是传导渠道本身。这条机制解释了一个反直觉的现象：可信的央行可以用更小的实际动作达到相同效果，而失去可信度后，同样的动作需要加倍才能奏效。
- 央行独立性：独立性的经济学论证是时间不一致问题——事前承诺低通胀、事后又有制造意外通胀的动机，公众预见到这一点，承诺就不再可信。把决策权交给不面临选举周期的机构，是用制度约束替代承诺。但代价同样具体：独立性削弱了民主问责，而在通胀真正伤害家庭时，这一张力会被政治化。
- 社会资本：预期能否被公告锚定，取决于一个前置条件——公众是否信任发布数据与承诺的机构。在信任基线低的社会，同样的沟通被解读为宣传而非信息。这使"沟通"不能被当作独立的政策工具：它的边际效果取决于长期积累的制度信誉，而后者无法在一次危机中临时建立。
- 媒体与公共领域：家庭获取通胀信息主要经由媒体而非统计公报，而媒体报道的量对价格的显著性影响大于报道的内容。这条不对称有实际后果：加强解释性沟通可能同时提高话题的显著程度，从而在澄清误解的同时放大关注——沟通策略必须把这一副作用计入。
- 民粹主义：通胀是少数能被家庭直接感知的宏观变量（见 通胀心理学），因而它在政治上的传导速度远快于失业率或增长率。这一可感知性使它成为对现任者最不利的指标之一，也解释了为何反通胀的政治意愿常在通胀已经回落之后才消退——记忆的衰减比数据慢。
延伸阅读
参考文献
-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Household Perceptions and Expectations in the Wake of the Inflation Surge.” BIS Bulletin No. 104, 2025.
- Bank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s. “A Global Survey of Household Perceptions and Expectations.” BIS Quarterly Review, September 2025.
- Michael Ehrmann, Damjan Pfajfar, and Emiliano Santoro. “Consumers' Attitudes and Their Inflation Expecta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entral Banking, 2017.
- Michael Ehrmann, Dimitris Georgarakos, and Georgios Kenny. “Credibility Gains from Communicating with the Public.” European Central Bank Working Paper, 2025.
- Robert J. Shiller. Narrative Economic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9.
- Christopher A. Sims. “Implications of Rational Inattention.”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2003.
- Olivier Coibion and Yuriy Gorodnichenko. “Information Rigidity and the Expectations Formation Process: A Simple Framework and New Fac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