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坏圣像与审查：图像为何危险

破除误解#

历史脉络：从君士坦丁堡的城门到巴米扬的崖壁#

第一场席卷帝国的图像战争爆发在拜占庭。图像之争的种子其实埋得更早：教皇格里高利一世在六世纪末就留下名言——图像是不识字者的圣经，为西方教会保留了图像的合法位置；而大马士革的约翰则在八世纪为东方教会写下了系统的护像神学，巴西尔大主教早已论证"对圣像的敬重归于原型"。换句话说，在皇帝动手之前，神学家们已经把双方的弹药都造好了。726 年（一说 730 年），皇帝利奥三世下令清除圣像，皇宫大门上著名的基督像被拆除时引发骚乱；其子君士坦丁五世在 754 年的希埃里亚会议把反像立场立为教义。反像派的理由是双重的：十诫第二诫禁止偶像，而只画基督的人性、画不出其神性，等于割裂了基督的神人二性。护像派则以大马士革的约翰与斯图狄乌斯的狄奥多尔的论证回击：道成肉身意味着上帝主动进入了可描绘的形体，敬重（veneration）圣像指向原型，与拜偶像（worship）不是一回事。787 年，伊琳妮皇后主持第二次尼西亚公会议（第七次大公会议）恢复圣像；815 年利奥五世重启破坏，直到 843 年狄奥多拉皇后最终复位圣像——东正教至今在大斋期首个主日庆祝"正统的胜利"。这场持续一百多年的神学大辩论塑造了东西方教会的分野，也留下一个耐人寻味的史实：并无证据表明利奥三世是受了伊斯兰反像观念的影响——图像焦虑是基督教内部自己长出来的。劫后幸存的最著名证物，是西奈半岛圣凯瑟琳修道院那幅六世纪的蜡彩基督像：它因地处偏远而躲过帝国全境的清洗。

754 年希埃里亚会议在君士坦丁五世主导下召开，自称第七次大公会议，却缺少罗马与东方其他宗主教的有效代表，后来被 787 年第二次尼西亚公会议宣布无效。尼西亚二届把对圣像的尊敬（τιμή）与对上帝的崇拜（λατρεία）写成两条不可混用的实践，这条区分至今仍是东正教圣像神学的句子骨架。皇帝可以召开会议，却不能单独决定会议是否算"大公"——图像之争从一开始就是法统之争。会议能否自称「大公」，决定的不只是教义句子，还有哪一幅像可以合法地留在祭坛上。

大马士革的约翰并不在帝国法庭上辩论。他在倭马亚哈里发国境内的圣萨巴修道院写下《圣像三论》，帝国法令管不到他，护像神学因此能在境外长成体系。第二次破坏浪潮从 815 年利奥五世开始，经米海尔二世到狄奥斐卢斯；842 年皇帝死后，摄政狄奥多拉与牧首美多迪奥斯一世才在次年举行复位。东正教把大斋期首个主日定为"正统的胜利"，并在礼仪中宣读《正统文告》（Synodikon），把图像问题写进每年重复的信仰记忆，而不是一次性的政治收场。

第二次浪潮来自宗教改革。路德对图像相对宽容，而慈运理与加尔文视之为迷信；1522 年维滕贝格的卡尔斯塔特率先鼓动砸像，此后德语区与低地国家的教堂被系统"净化"——1566 年尼德兰的"破坏圣像风暴"（Beeldenstorm）中，数百座教堂的雕像与祭坛画在数周内被拆毁，许多教堂从此以白灰覆盖的墙面示人。英国内战时期（1643—1644），清教检查官威廉·道辛持议会授权，逐村拆毁"迷信图像"，留下一份冷峻的破坏清单。法国大革命则把破坏转向王权符号：1789 年后王室雕像成批倒地，正是为描述这种破坏，格雷瓜尔神父在 1794 年造出了"vandalisme"（汪达尔主义）一词——最初它指的是革命者自己干的事。

英格兰的拆像有立法时间表。1538 年亨利八世的《王室禁令》在托马斯·克伦威尔推动下，要求取下被朝圣与供奉"滥用"的图像，坎特伯雷的贝克特圣龛同年被毁。1547 年爱德华六世的禁令把范围从"被滥用的像"扩到几乎一切宗教造像，清教的视觉政策在此成形。

威廉·道辛 1643 年 12 月受议会委派巡视剑桥郡与萨福克，其日记在克莱尔镇记下"我们打碎一千幅迷信的画，我亲手打碎二百"。破坏在这里不是暴民情绪，而是持授权书、留得下档案的行政程序。

法国大革命对王权身体的打击也落到圣但尼王家墓地。1793 年秋，国民公会决议掘开历代君主陵墓，骸骨被投入石灰坑，许多卧像与金属棺具被砸毁或熔毁。同一年，巴黎圣母院"列王廊"上的犹大王像被误当作法国先王砍头；其中二十一颗头颅直到 1977 年才在巴黎肖塞-当坦街一处宅邸施工中出土，现藏国立中世纪博物馆（克吕尼博物馆）。

二十世纪以后，破坏与审查深度国家化。1937 年 7 月，纳粹在慕尼黑举办"堕落艺术展"，把没收来的现代主义杰作（逾一万六千件被登记充公）挂上歪斜的标签示众羞辱，同一条街的对面是鼓吹"健康艺术"的大德意志艺术展——两场展览的观众人数对比，至今仍是宣传与趣味关系的著名数据点。苏联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为唯一合法风格，把先锋派赶入"地下"。1966 年开始的"破四旧"中，中国各地的寺观造像与宗族器物遭到大规模破坏。2001 年 3 月，塔利班在两尊建于六世纪的巴米扬立佛（分别高约五十五米与三十八米）的佛龛里装满炸药，将其炸毁；2015 年，"伊斯兰国"在帕尔米拉炸毁贝尔神庙。当代的图像冲突也在美术馆内继续：1989 年塞拉诺的《尿浸基督》引发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资助之争；1990 年辛辛那提当代艺术中心因展出梅普尔索普摄影而被告上法庭（最终无罪）；2017 年惠特尼双年展上，达娜·舒茨描绘黑人少年提尔遗容的画作引来要求其撤下乃至销毁的抗议；2020 年，从布里斯托尔的科尔斯顿雕像开始，全球范围的"推倒雕像"浪潮把破坏圣像的逻辑直接接上了反种族主义运动。

慕尼黑的对照实验有确切日期。"堕落艺术展"在 1937 年 7 月 19 日于宫廷花园的考古研究所开幕，对街的"大德意志艺术展"前一日开幕；前者慕尼黑一站的观众通常被计为逾二百万人，远超官方大展。巴米扬的炸毁同样有文书：穆拉·奥马尔在 2001 年 2 月 26 日发布法令，两尊立佛于 3 月上旬被毁。空下来的佛龛把神圣空间变成了创伤纪念，也把图像的生死写成了可以现场围观的政治。

核心机制：图像权力的四种罪名#

纵览两千年的图像冲突，指控图像的罪名反复出现四种。其一，神学罪名——僭越：图像窃取了只属于神或原型的敬重，观者对着颜料而非原型下拜。其二，政治罪名——篡权：领袖与王朝的像是权力的分身，毁掉它等于执行象征性的弑君；法国大革命与 2020 年的倒像运动都运行这条逻辑。其三，道德罪名——败坏：图像被认为腐蚀人心，从清教徒到现代审查机构共享这条论证。其四，身份罪名——冒犯：图像被指控伤害特定群体的尊严，当代美术馆之争多属此类。四种罪名对应四种防御：护像神学（像通于原型）、艺术自律（审美无利害）、言论自由（表达权）与社区自决（谁的文化谁做主）。破坏与辩护的双方，其实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图像的力量归谁管辖？四种罪名可以轮换出场，但管辖主体一旦更换——皇帝、议会、平台条款——图像的生死标准也随之改写。

这四种罪名很少单独出场。1566 年 8 月 10 日，西佛兰德的斯滕福德镇圣劳伦斯修院被冲击，两周后安特卫普大教堂于 8 月 20 日遭到清洗：神学上的僭越指控，与尼德兰反抗西班牙统治的政治动员缠在一起。白墙因此既是加尔文宗的教义译文，也是一次公共空间的夺权。图像的力量归谁管辖，在这里不是抽象命题，而是谁能走进教堂、看见什么。

争议与边界#

最棘手的争议是"保护"与"审查"的滑动：以保护信仰、儿童或公共秩序为名的限制，与以艺术自由为名的豁免，边界画在哪里？各国的答案（从亵渎罪到仇恨言论条款）差异巨大，且仍在移动。第二个争议是"推倒"的估价：砸毁巴米扬大佛与推倒科尔斯顿雕像，一个是摧毁他者遗产，一个被主张为撤销公共空间的荣耀——两者在形式上都是破坏圣像，在伦理上能否同等谴责，取决于你接受谁的叙事。第三个争议关于重建：巴米扬佛龛如今空着，是原样保留作为创伤纪念，还是以数字技术"复原"？遗产界至今没有共识。而数字时代添加了全新的程序性难题：平台每天删除数以百万计的图像，依据的是商业条款而非公开辩论——这是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图像审查，却几乎没有进入"审查史"的经典叙事。

为什么今天仍然重要#

破坏圣像史是一面照妖镜：它逼每个社会回答"我们允许图像做什么"。在一个图像产量以万亿计、假图像以 AI 批量制造的时代，拜占庭人争论的问题——图像与真实的关系、再现的权力、观看的风险——突然变得无比当代。深伪视频引发的第一反应（立法禁止某些图像）与八世纪的皇帝如出一辙；而社交媒体时代的"取消"与"封号"，是象征性砸像的数字形态。了解这部历史不会给出简单答案，但能防止天真：图像从来不是无辜的装饰，对它的争夺也永远不会停止；我们能做的，只是决定这场争夺按什么规则进行。深伪与批量生成让「伪造」成本骤降，却让「可信」的公共标准变得更昂贵——规则若缺席，焦虑就会自己立法。

跨域连接#

• 拜占庭帝国：圣像破坏运动是理解拜占庭的总钥匙——这场百余年的大辩论同时是神学之争、皇权与修院势力之争、帝国与罗马教廷渐行渐远之路；843 年"正统的胜利"不仅恢复了圣像，也定型了东正教以圣像为中心灵修的礼仪形态——拜占庭的艺术、政治与神学在这里是同一场危机的三个侧面。
• 宗教改革：砸像之争是新教与天主教分裂的视觉前线——教堂要不要保留图像，对应着更深的分歧：恩典经由圣事还是唯独信心？圣徒中介是否成立？白灰覆盖的教堂墙面因此是神学命题的空间形态；反过来说，天主教以特伦特大公会议后的巴洛克图像反攻——贝尼尼与卡拉瓦乔的感官强度，正是对破坏圣像运动的直接回应。
• 言论自由：现代审查之争把图像问题翻译成了权利语言——从《尿浸基督》的资助之争到梅普尔索普审判，法庭与议会不得不在"冒犯"与"表达"之间画线；这条线的每一次移动都在检验言论自由理论的边界：纯粹的情感伤害算不算伤害？公共资金是否有义务资助冒犯公众的艺术？破坏圣像的古老问题，在宪政框架内获得了新的程序。
• 伊斯兰文明：伊斯兰的反像传统是拜占庭争论最常被误挂的"外因"——史实上利奥三世的动机来自基督教内部，但两大一神教文明几乎同时严肃处理图像问题并非巧合：它们共享"无形之上帝"的神学前提；把伊斯兰视觉文化的图像回避与拜占庭破坏圣像对读，可以看清同一神学前提出于不同政治结构会长出多么不同的视觉制度。
• 去殖民化浪潮：2020 年的全球倒像运动是破坏圣像逻辑的最新变身——推倒科尔斯顿与利奥波德二世雕像的争论，把"谁的记忆占据公共空间"这一后殖民问题推到每个城市的广场；反对者称之为抹杀历史，支持者称之为撤销荣耀——这场争论的结构与八世纪几乎同构：雕像究竟是"历史"还是"崇敬"，决定了它该不该站在那里。

参考文献#

• Barber, Charles. Figure and Likeness: On the Limits of Representation in Byzantine Iconoclas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
• Besançon, Alain. The Forbidden Image: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of Iconoclasm.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法文原版 1994）
• Freedberg, David. The Power of Images: Studies in the History and Theory of Respons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9.
• 关于宗教改革时期的图像争论，另见 Eire, Carlos M. N. War Against the Idols: The Reformation of Worship from Erasmus to Calvi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 Flood, Finbarr Barry. "Between Cult and Culture: Bamiyan, Islamic Iconoclasm, and the Museum." The Art Bulletin 84, no. 4 (2002): 641–659.
• Brubaker, Leslie, and John Haldon. Byzantium in the Iconoclast Era, c. 680–850: A Histo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 Cooper, Trevor (ed.). The Journal of William Dowsing. Boydell Press, 2001.
• Aston, Margaret. England's Iconoclasts: Volume I, Laws Against Images. Clarendon Press, 1988.
• Barron, Stephanie (ed.). "Degenerate Art": The Fate of the Avant-Garde in Nazi Germany. 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 of Art, 1991.

延伸阅读#

• Noyes, James. The Politics of Iconoclasm: Religion, Violence and the Culture of Image-Breaking in Christianity and Islam. I.B. Tauris, 2013.
• Boldrick, Stacy, and Richard Clay (eds.). Iconoclasm: Contested Objects, Contested Terms. Ashgate,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