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曼 vs 卡尔多论货币主义

历史场景#

1970年代初，战后凯恩斯主义共识开始裂开。美国消费物价涨幅在1960年和1965年分别约为1.7%和1.6%，到1970年升至约5.7%，1974年再升至约11%。英国零售物价指数1970年约涨6.4%，1971年约9.4%，1974年约16%，1975年全年约24%。增长放慢，物价加快，滞胀不再是黑板上的特例。

1967年12月29日，弗里德曼在华盛顿对美国经济学会发表主席演说，次年3月刊于《美国经济评论》。他要打破的，是“货币政策只能拉住通胀、推不动就业”的旧口头禅，也是“用通胀换失业”的菲利普斯曲线乐观用法。卡尔多则在1970年3月12日于伦敦大学学院讲《新货币主义》，同年7月发表于《劳埃德银行评论》：货币存量不是央行手里的外生旋钮，而是跟着收入和信贷走的内生量。

布雷顿森林的固定汇率在1971年8月被拆掉。台上两人争的是同一张病历的读法。

第一幕：通胀的根源#

弗里德曼：卡尔多先生，先看持续的物价上涨，不要先看一个月的油价。

从魏玛到拉丁美洲，凡是物价连年加速，背后都能找到货币数量跑得比产出更快。1923年11月，一美元大约能兑4.2万亿纸马克，面包用十亿计，那不是工会谈判能单独写出来的数字。没有货币扩张把名义购买力送上去，成本冲击会改相对价格，很难变成多年的普遍涨价。我和同事把美国货币史写成一条可核对的时间序列，正是为了把这层关系从口号里拖出来。

1967年那次演说里，我把政策能做和不能做分开。货币政策不能把失业率永久钉在自然率以下；它能做的，是避免自己成为波动的来源。货币增长变动，往往先于名义收入大约六到九个月；再过大约六到九个月，效果更多落到物价上。对商业周期高峰，货币增长率的领先平均大约十六个月，低谷大约十二个月，而记录到的领先可以短到四个月、长到二十九个月。时滞长且会变，这不是细枝末节，而是反对相机微调的理由。

卡尔多：您把货币写成外生开关，再宣布开关决定了物价。现代信用经济里，顺序常常相反。

企业要投资，银行评估后放贷，贷款同时创造出存款，广义货币跟着需求走。央行能设定利率、提供清算和最后贷款，却很难按月规定公众到底持有哪一种“货币”。您看到货币变动出现在收入变动之前，就写成“货币导致收入”。时滞也可以是企业先安排融资、支出随后入账。把先后写成因果，是事后诸葛。

英国的情况更硬。工资谈判把名义工资推上去，企业把成本写入价格，物价再回头进入下一轮谈判。这是收入分配的冲突，不是央行多印了几张纸那么简单。货币数量论把一张会计恒等式读成了政策机器。

弗里德曼：内生货币听起来像在为央行开脱。基础货币——准备金加流通中现金——仍在央行资产负债表上。收紧基础货币，银行创造存款的空间会被压住。信贷扩张不是从空气里长出来的，它要有准备金和现金作底座。

魏玛的印刷机、美国1930年代的收缩，方向相反，逻辑相同：名义量出了大问题，实体部门会跟着遭殃。把通胀写成“分配斗争”，解释不了为什么有的十年斗争激烈而物价相对稳，有的十年斗争未必更凶、物价却翻上去。

卡尔多：底座论假定银行体系像一个固定乘数的金字塔。准备金不够时，银行会发明新负债；央行若坚持不让金融体系停摆，就得把准备金补上。您称为外生控制的东西，在压力下会变成对既成信贷的迁就。

英国若真能靠锁住某个M把物价按住，1960年代的停停走走早该教会我们。事实是：锁住一个总量，资金会从窗口爬到另一扇门。

台上的分歧已经清楚。弗里德曼要一条从货币到物价的单向箭头；卡尔多要把箭头拧过来，让信贷和工资走在货币前面。下一步必然问：既然如此，财政还算不算稳定工具。

第二幕：货币政策 vs 财政政策#

弗里德曼：财政刺激在需求过热时会把自己变成通胀机器，在需求不足时又往往来得太迟。政府借债会抬高利率，挤出私人投资。更麻烦的是政治周期：选举前放松，选举后补课，政策本身成为扰动。

我主张公开宣布一个货币总量的稳定增长率，例如每年百分之三到五，对应通货加商业银行全部存款这一口径，目标是最终产品价格大体稳定。精确数字不如公开规则重要。规则胜过相机抉择，不是因为官员愚笨，而是因为时滞会让今天的油门变成明年的过热。

菲利普斯曲线在短期或许能画出失业和通胀的替换，长期则会被预期改写。想把失业永久压在自然率以下，只会得到加速的物价，而不是永久的就业。

卡尔多：您的规则坐在一条假设上：货币需求函数稳定、可预测。函数一旦漂移，钉住货币供应量就钉不住名义收入。

1970年代的金融创新已经开始改写“货币”的边界。1971年美国出现货币市场基金；新英格兰的可转让支付命令账户也在1970年代前半段进入试验。公众把哪一类余额当交易媒介，不再由统计局的M1、M2、M3事先规定。定义一变，规则就变成在追一个移动靶。

更根本的是结构。通胀反映工资、利润和进口成本如何分摊，也反映生产率减速。用紧缩货币去压通胀，账单会开给失业。您把工人的岗位写成稳定物价的牺牲品，还称之为规则的美德。

弗里德曼：分配冲突若没有货币迁就，会表现为失业上升，而不是物价连年上涨。工会可以把名义工资要高，企业可以把标价写高；若货币不跟上，有人卖不掉，有人雇不起。把结果叫做“货币现象”，不是否认冲突，而是指出冲突要变成持续通胀，必须经过货币这一关。

货币需求不是形而上学。我们用长期数据看收入与货币的关系，不是因为生活从不变化，而是因为政策若每天重写定义，公众连预期都无法形成。NOW账户和基金改变的是货币的具体外壳，不是“名义购买力过多会抬物价”这一层。

卡尔多：您把所有名义混乱都回收到一个总量里，财政就被降成配角。战后英国的停停走走，常常是预算、汇率和工资政策缠在一起。把失败单独记在“财政迷信”的账上，是为了给货币规则腾地方。规则一旦写进法律，真正被牺牲的是在信贷收缩里先丢掉工作的人。

两人其实都承认时滞和政策会犯错。弗里德曼因此要求把货币增长钉死；卡尔多因此要求别把一个不稳的总量当成唯一方向盘。争论进入下一层：央行到底能不能管住那个总量。

第三幕：货币供应量的内生性#

卡尔多：举一个车间里的例子。设备订单来了，企业向银行要贷款，银行看现金流和抵押后记账放贷。借款人账户上出现存款，货币供应量增加。驱动这一步的是订单，不是央行当月的计划数。央行能做的是改变贷款成本，不是直接规定贷款笔数。

1971年英国的《竞争与信用控制》试图用更市场化的方式管信用，结果之一是银行更积极地争夺负债。您若把货币看成外生存量，会把这些创新读成“规避管制的噪音”。我把它们读成内生货币的证据：锁住一个口径，市场会造出下一个口径。

弗里德曼：中央银行仍能收紧准备金、提高贴现率、改变公开市场操作的方向。银行不是可以无限记账的空壳。若基础货币被按住，信贷扩张会碰到约束。阀门可以开大或关小，这与银行在阀门允许的范围内竞争并不矛盾。

您用定义模糊来否定控制，逻辑上走得太远。温度计有好几种刻度，不能因此说温度无法测量。选一个总量、公开宣布、坚持足够长的时间，公众会学会用它来形成预期。换口径的成本，小于每年重新发明一次政策哲学的成本。

卡尔多：历史更像是：央行一认真钉总量，金融体系就开始改写什么叫货币。M1、M2、M3，哪一个才是“真正的货币”？若连定义都在漂，控制就是自我安慰。英国尤其如此——外部汇率、国内信贷和财政借款搅在同一口锅里，假装有一个独立的货币旋钮，会把责任推给统计口径。

弗里德曼：定义会变，恰恰说明要选一个能管、能观察、少被随意改写的量，而不是改去迁就每个月的方便。您把央行写成只能设定利率的价格制定者；我把它写成数量的最终供给者。两种写法会导出完全不同的危机对策。大萧条就是试金石。

内生还是外生，已经不是术语偏好。它决定了人们如何阅读1930年代：货币收缩是病因，还是病的症状。

第四幕：大萧条的教训#

弗里德曼：我和安娜·施瓦茨把1929到1933年称作大收缩。美国货币存量在那四年里大约下降三分之一，远大于此前半个世纪里任何一次收缩。狭义货币降幅也超过四分之一。同一时期，高能货币——也就是基础货币——反而可以上升大约两成。公众把存款换成现金，银行囤积超额准备金，乘数塌下去。美联储若把基础货币再送上去，本可以抵消挤兑对总量的打击。它没有。大萧条之所以那么深，不是因为资本主义突然失去投资欲望，而是因为货币机器被允许停转。

这不是为1930年代的失业开脱，而是指出：名义量崩溃时，等待“清算错误投资”会把流动性危机写成道德剧。

卡尔多：您的叙事把银行倒闭写成货币史的主章，却把1920年代的投机、收入分配和国际金本位的僵硬写成附录。企业不敢投资、家庭不敢消费时，多供应的货币会停在流动性偏好里，变成闲置余额，而不是支出。这正是凯恩斯讲过的那种陷阱。

您自己的数字其实也支持内生货币：当银行体系崩溃，货币供应量会跟着崩溃。美联储没能阻止收缩，更像是没尽到最后贷款人的职责，而不是它手里没有数量工具。把责任写成“没有把M钉住”，会漏掉金本位约束、国际传导和资产负债表的同时恶化。

弗里德曼：最后贷款人当然重要。我的要点是：最后贷款若不同时把货币总量稳住，恐慌仍会把名义收入拖下水。1930年代的教训不是财政乘数的胜利，而是货币被允许收缩的失败。政策含义很窄，也很硬：不要让货币成为扰动源；一旦扰动出现，优先修复名义框架。

卡尔多：窄，是因为您把所有名义灾难都收进一个总量。英国1930年代初的参保失业率升到约百分之二十一到二十二，美国1933年失业率约百分之二十五，这些数字里有货币，也有债务通缩、贸易崩溃和金本位的集体错误。用同一把货币尺子去量两次战争之间的所有伤口，尺子会显得万能，诊断会变薄。

大萧条被两人当成各自理论的终极例证。弗里德曼看见的是央行失手；卡尔多看见的是信用体系的内生坍塌。后来的几十年并没有让其中一边消失。

综合评述#

弗里德曼与卡尔多的分歧可以收成四问：货币到收入的箭头朝哪边；总量是外生政策变量还是内生结果；稳定靠规则还是靠财政与收入政策；通胀首先是货币现象还是分配冲突。

1980年代提供了一场双方都能引用的实验。1979年10月6日，沃尔克宣布改以非借入准备金为操作目标，让联邦基金利率去找反通胀所需的位置。1980年美国消费物价涨幅约13.5%，有效联邦基金利率的月均值在1981年6月升至约19%。失业率在1982年11月至12月升至约10.8%。通胀随后明显回落。货币重要，这一侧被加强了；紧缩的社会账单，另一侧也被写进同一张表。

2008年以后的量化宽松，是两人都不能在这场对话里发言的后事。大规模扩张基础货币，并未立刻复制1970年代那种消费物价暴涨。2014年3月14日，英格兰银行《季刊公报》第一季度那篇《现代经济中的货币创造》把商业银行放贷创造存款写成公开表述。这并不能为1970年的卡尔多颁发追认奖，却说明：内生货币不再只是剑桥的反对意见。数量论也没有被一笔勾销——它提醒的是，名义框架一旦失控，分配故事解释不了物价水平本身。

对话的遗产#

弗里德曼一侧：通胀目标制、央行独立性、公开的政策规则，都从“规则优于相机抉择”这条线上长出来。泰勒规则用利率而非货币总量来操作，但仍继承了他对微调的不信任。自然失业率、预期会改写菲利普斯曲线，进入了后来的宏观教科书。

卡尔多一侧：贷款创造存款、央行在压力下迁就准备金需求、货币口径会被金融创新掏空——这些判断在金融危机后被更多央行研究部门重新讨论。后凯恩斯的水平主义货币供给曲线，不再只是课堂上的反对图示。

仍未关闭的问题：利率下限附近，货币政策还剩多少空间；财政要不要重新承担稳定功能；数字支付和影子银行会不会再次改写“货币”的统计边界。1970年代初的那场争论，把这些问题从技术细节抬成了宏观经济学的地基。地基还在，房屋已经翻修过不止一次。

参考文献#

1. Friedman, M. (1968). "The Role of Monetary Polic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8(1), 1-17.
2. Friedman, M. & Schwartz, A. J. (1963). 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1867-1960.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3. Kaldor, N. (1970). "The New Monetarism." Lloyds Bank Review, 97, 1-17.
4. Kaldor, N. (1982). The Scourge of Monetar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5. Laidler, D. (1999). Fabricating the Keynesian Revolu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6. Moore, B. J. (1988). Horizontalists and Verticalist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7. Bank of England. (2014). "Money Creation in the Modern Economy." Bank of England Quarterly Bulletin, Q1.
8. U.S.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Consumer Price Index for All Urban Consumers.
9. UK House of Commons. (1974). Inflation written answer, 11 July 1974. Hansa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