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尼曼vs塞勒:助推的伦理
Kahneman vs Thaler: The Ethics of Nudging
对话者
体裁说明:本文是基于各方公开著作、论文与论述立场编写的虚构对话,用于集中呈现真实存在的思想分歧。文中台词均非真实引语,不得作为引用来源;对话也不代表相关人物(包括在世者)对任何具体措辞的认可。各方的实际主张请查阅其原始文献。
这场对话设定在行为经济学已经进入政策之后、卡尼曼仍在写作的年份:大约 2011 年《思考,快与慢》前后。 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1934–2024)是前景理论的提出者之一,以对实验边界和过度自信的审慎著称。 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1945–)把同一套偏差研究推进政策,与凯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提出「自由主义的家长制」。 两人同属一个学术阵营。分歧不在「人是否理性」,而在:描述性理论一旦变成选择架构,谁有权代表「更好」。 卡尼曼 2024 年去世。下文不虚构他晚年的改口或忏悔;他的审慎来自已经出版的判断与选择研究,而不是一份事后的政治遗嘱。
历史场景
2008 年,塞勒与桑斯坦的《助推》(Nudge: Improving Decisions about Health, Wealth, and Happiness)出版,把行为经济学从论文推进公共政策辩论。 2009 年奥巴马就任后,桑斯坦出任白宫信息与监管事务办公室(OIRA)主任。 2010 年 7 月,英国卡梅伦政府在内阁办公厅成立行为洞察团队(Behavioural Insights Team),媒体称之为「助推小组」。 2015 年 9 月 15 日,奥巴马签署第 13707 号行政命令,把社会与行为科学团队(SBST)的工作写进联邦机构的正式任务。
选择架构从此不再只是食堂摆盘的比喻。 问题变成:谁来决定什么是「好的选择」,以及一套关于损失厌恶的心理学,应不应该被政府拿去用。
第一幕:助推是什么,前景理论解释了什么
塞勒:丹,先把对象钉住,免得我们在骂一个谁也没主张过的东西。 助推是选择架构里能够可预期地改变行为的那一部分:不禁止任何选项,也不显著改变经济激励。 水果放到平视线是助推;禁止垃圾食品不是。 退出必须便宜、容易。 自动加入养老金、把默认从「不参加」改成「参加」,是教科书例子(Thaler & Sunstein, 2008,第一章)。
卡尼曼:技术上我没有异议。 1979 年阿莫斯和我在《计量经济学杂志》上写的前景理论,本来就是描述性的:人评价的是相对于参照点的得失,不是最终财富;损失比同等收益更疼;概率会被扭曲,小概率往往被高估。 价值函数在收益侧凹、在损失侧凸,所以人对确定性收益偏爱锁定,对确定性损失偏爱再赌一把。 默认选项之所以黏,正是因为维持现状避免了一次被编码为损失的动作。 这是损失厌恶,不是道德发现。 我担心的是下一步:描述性理论一旦被当成「我们知道对你更好」,观察者就开始替当事人发明一套稳定偏好。
塞勒:我没有发明偏好。 我是在用你的图:价值函数在损失侧更陡,所以让人填一张加入表,等于让他主动承受一次损失。 把默认反过来,惯性就会帮他,而不是帮拖延。 禀赋效应是同一条曲线的亲戚:已经在手里的东西,放弃时被编码成损失,于是默认变成了财产。 这不是操纵消费者的秘籍,这是承认食堂总要把盘子放在某处。
卡尼曼:盘子总得放,不错。 可前景理论还说了一件更麻烦的事:参照点会动。 默认一改,参照点就改,「损失」的含义跟着改。 你以为自己在帮人实现原有意愿;你可能只是在给他一个新的现状。 有效,和「这就是他自己真正想要的」,不是同一句话。
第二幕:自由主义的家长制?
塞勒:所以才要「自由主义的家长制」(libertarian paternalism)。 桑斯坦和我 2003 年那篇论文的标题就是:这不是自相矛盾。 自由主义:保留退出,不封杀选项。 家长制:承认有些结果——足够的退休储蓄、可避免的疾病——按当事人自己事后的标准也更好,而默认常常把他们锁在相反的地方。 养老金、器官捐献登记,这些人的惰性并不是深思熟虑后的选择。
卡尼曼:「按当事人自己的标准」是整座桥最薄的一块。 偏好不是事先存在、等着被发现的。 框架一变,选择就变。 1981 年那篇《科学》论文里,同一场手术说「90% 存活」和「10% 死亡」,医生和学生的回答都会分开。 逻辑上等值的句子,不是心理上等值的句子。 你所谓真实意愿,往往是某个框架下的意愿。 我后来还把「经验中的自我」和「记忆中的自我」分开:当下过得如何,和事后觉得如何,经常打架。 记忆遵守峰终定律,几乎不理持续时间。 助推到底在服务哪一个自我? 若服务记忆中的自我,你可能在优化故事,而不是优化过过的那些小时。 政策若只问「你事后感谢吗」,它问的已经是记忆,不是经验。
塞勒:养老金领域里,两个自我没有那么戏剧性。 很少有人在晚年感谢自己当年没加入匹配缴费。 「真实意愿」在这里不是形而上学,是一个可检验的、跨期的后悔方向。
卡尼曼:后悔方向清楚的地方,我愿意让步。 饮食口味、生活方式、政治表达,后悔方向并不清楚。 把储蓄上成立的家长制句子,原封搬到这些领域,就是我所说的观察者错觉:从外面看别人的行为,以为自己知道他「应该」想要什么。 我们并不真的知道。
第三幕:谁在助推
塞勒:选择架构不可避免。 食堂有顺序,表格有默认,网页有按钮位置。 问题不是「要不要设计」,而是「由谁设计、按什么原则设计」。 放任不管,等于把架构交给碰巧管事的人,或者交给最大化点击的人。 我说的助推应当透明、可审计、可退出。 政府若公开自己的默认,至少比暗处的商业设计更可争辩。
卡尼曼:原则上同意。 实践里我怕滑坡,更怕设计者的过度自信。 今天用默认提高储蓄,明天用同一套注意力技巧去推一种政治表述或一种消费。 技术不自动带有公共性。 写前景理论的人自己也有偏差:框架效应、确认偏误、小样本里看出规律。 助推的设计者没有免疫。 《思考,快与慢》第四部分我想留下的,不是一张给官员的工具单,而是一句扫兴的话:知道偏差存在,远不等于知道如何纠正它。
塞勒:所以要透明和竞争,而不是放弃。 助推若公开,媒体和反对党可以攻击它。 不同辖区可以试不同默认,用结果而不是用口才筛选。 商业里把退出藏进三层菜单,恰恰不符合我们的定义,因为退出不再便宜。 把两者混成「都是操纵」,是让最不透明的一方得利。 我要争的是公共默认该不该被故意设计,不是给商家一份提高点击率的说明书。
卡尼曼:公开是必要条件,不是消毒剂。 社会规范类的措辞可以完全印在纸上,仍然走的是系统 1:不是论证,是「别人都已经做了」。 系统 2 以为自己在选择,其实只是在为系统 1 的冲动签字。 豪斯曼和韦尔奇 2010 年问过:形式上保留选项,是否就等于尊重自主。 若干预绕开了审议,只是更高效地利用惯性,自由主义这块招牌会薄下去。 我没有因此要求禁止助推。 我要求设计者别把自己的成功当成德性的证明。 看见自己想看的结果,是确认偏误,不是政策智慧。
第四幕:实验证据的边界
卡尼曼:实验室很干净。 真实市场有学习、有对手、有人专门设计反向助推。 一个在问卷里显著的框架,到了竞争性环境里可能衰减,甚至反转。 我对田野证据的胃口很大,对把一次成功写成一般能力的胃口很小。
塞勒:那看田野。 Madrian 与 Shea 2001 年研究一家财富 500 强公司的 401(k):自动加入使新雇员参与率从大约一半升到八成以上。 同一批人里,很大比例停在默认缴费率和默认基金上——那家公司的默认缴费是薪资的 3%,默认资产是货币市场基金。 默认不只拉高「是否参加」,还塑造「怎么参加」。 Choi、Laibson、Madrian 等人随后在更多公司里看到类似图形:参与率升到 85% 以上,同时默认费率与默认基金变成新的磁极。 Benartzi 和我做的「明天储蓄更多」(Save More Tomorrow,2004):预先承诺在加薪时提高缴费率,第一家公司的参与者大约两年、三次加薪后,平均缴费率从约 3.5% 升到约 11.6%。 英国行为洞察团队改过催税信的措辞,用「大多数人已按时纳税」这类规范信息,把缴纳提前了数以亿计英镑。 器官捐献登记则用随机对照试过八种网页措辞:最有效的不是恐吓,而是互惠——「若你需要移植,你会接受吗」。 这些不是食堂海报,也不是教人如何推销商品。
卡尼曼:储蓄和缴税,目标函数相对清楚:更多合规储蓄、更少拖欠,政策自己已经先选好了「更好」。 器官捐献登记、节能、慈善,目标开始掺进公共价值。 再往外走,饮食和言论,目标就不再是中性的。 你用最强的田野例子为整类干预辩护,这在修辞上有效,在逻辑上是外推。 还有第二件事:默认的黏性是双刃的。 Madrian 的数据也显示,人停在过低的缴费和过保守的基金上。 你推了他们一把,他们就停在你推到的地方。 助推成功的证据,恰好也是「人没有在认真选择」的证据。
塞勒:所以才要「明天储蓄更多」这类设计:承认默认会黏,就不要把黏的那一点定在愚蠢的位置。 不完美的架构,是否优于假装没有架构? 当几百万人因为惰性错过雇主匹配,我宁愿要一个被公开批评的默认,也不愿要一个无人负责的默认。
卡尼曼:在储蓄上,我接近你。 我拒绝的是把这一接近,当成一张可以贴到所有政策墙上的许可证。
第五幕:伦理底线
卡尼曼:我们的分歧可能比标题小。 人都有系统性偏差;架构总会被人设计。 我要的是四条刹车,而不是一份增长手册。 第一,透明:被助推的人应当知道默认在替他选,并且退出不需要勇气。 第二,谦逊:设计者的判断也在框架里,必须为修错留门。 第三,你刚才其实已经在用:可逆。 第四,可证伪:上线必须带着评估;无效或有害就停,不要靠轶事续命。
塞勒:透明、可逆、可审计,我都签字。 助推若不能被便宜地推翻,它就不是助推,是强制换了衣服。 可证伪我也要。 行为洞察团队一开始就拿随机对照试验当生存条件,不是装饰。
卡尼曼:随机试验能告诉你「这封信多收了多少税」。 它不能告诉你「这笔税在规范上该不该用这封信来收」。 有效性证据解不了正当性问题。 豪斯曼担心操纵;雷博纳托(Rebonato,2012)担心「按他们自己的判断」在偏好被建构时是循环定义。 若人没有稳定的「自己的判断」,家长制就变成:用我们喜欢的框架,去生产我们事后可以引用的偏好。 这些批评不必让你停笔,但它们应该让你无法把助推写成中性工具。
塞勒:我不需要它是中性的。 我需要它比两种替代方案更好:一种是禁止,一种是假装默认来自自然。 前景理论给了我们第一张地图,说明人会在得失之间不对称地摔倒。 助推是在摔倒经常发生的路口改标牌,不是在路口设卡。 标牌仍可能指错方向。 那是把标牌改回来的理由,不是把地图烧掉的理由。
卡尼曼:地图我认。 我只是拒绝让画地图的人自动获得指挥交通的权力。 阿莫斯和我做的是判断与选择的心理学。 你们做的是把这种心理学交给国家。 中间隔着的,不是更多实验,是政治哲学。 实验可以变窄误差;它不能替你回答谁有权把谁的惯性当成政策杠杆。 那一问留给政治哲学,不要假装已经由前景理论代答。
综合评述
卡尼曼与塞勒的对话,把行为经济学政策化之后的张力摊开,而不是把它收成一句「助推好不好」。
- 有效性与正当性:默认和框架确实能改行为;能改,并不自动等于该改。
- 描述与处方:前景理论解释损失厌恶为何使默认变黏;它没有规定黏向哪一边。
- 知识与权力:对偏差的了解是一种不对称的能力,设计者自己也在偏差里。
- 清楚的目标与不清楚的目标:退休储蓄的「更好」相对可争;口味、言论、生活方式不是同一类。
- 实验室与政策:田野试验可以收窄外推,不能取消「代表谁的偏好」这个问题。
当代许多集体难题——气候、公共卫生、金融素养——都会继续调用这套洞见。 调用可以是公开的架构改革,也可以滑进不那么公开的影响术。 把后者写成「塞勒本来就打算这样用」,是栽赃;把前者写成「卡尼曼已经批准」,也是越权。 卡尼曼的审慎和塞勒的务实,构成的是一种需要被保持的张力,而不是一个已经完成的答案。 卡尼曼本人没有在晚年发表一份推翻助推的宣言;把他写成审慎的同盟者,比写成悔过的先知更接近文献。
对话的遗产
政策:英国行为洞察团队之后,数十个国家设立了类似机构。 美国方面,桑斯坦的 OIRA 任期与 2015 年的 SBST,把退休储蓄、退伍军人福利申领等具体流程当成试验场,而不是当成一般的「国民性格改造」。 流程可以试验;把公民当成可被优化的点击对象,则跨过了两人公开主张的边界。
学术:选择架构、助推的规范边界、干预的可评估性,成为行为公共政策的固定题目。 批评文献与支持文献是成对出现的,不是一场胜利宣言。
商业误用:同一套注意力和默认技术,也被用来提高点击和续订。 这不能反过来证明公共助推必然正当,只说明「退出必须便宜」这条定义从一开始就不是装饰。
参考文献
- Kahneman, D., & Tversky, A. (1979). Prospect theory: 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 Econometrica, 47(2), 263–291.
- Tversky, A., & Kahneman, D. (1981). The framing of decisions and the psychology of choice. Science, 211(4481), 453–458.
- Sunstein, C. R., & Thaler, R. H. (2003). Libertarian paternalism is not an oxymor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70(4), 1159–1202.
- Thaler, R. H., & Benartzi, S. (2004). Save More Tomorrow™: Using behavioral economics to increase employee saving.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2(S1), S164–S187.
- Thaler, R. H., & Sunstein, C. R. (2008). Nudge: Improving Decisions about Health, Wealth, and Happiness. Yale University Press.
- Madrian, B. C., & Shea, D. F. (2001). The power of suggestion: Inertia in 401(k) participation and savings behavior.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6(4), 1149–1187.
- Kahneman, D. (2011). Thinking, Fast and Slow.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 Choi, J. J., Laibson, D., Madrian, B. C., & Metrick, A. (2004). For better or for worse: Default effects and 401(k) savings behavior. In D. A. Wise (Ed.), Perspectives on the Economics of Aging (pp. 81–121).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Hausman, D. M., & Welch, B. (2010). Debate: To nudge or not to nudge. Journal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18(1), 123–136.
- Rebonato, R. (2012). Taking Liberties: 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Libertarian Paternalism. Palgrave Macmillan.
- Sunstein, C. R. (2014). Why Nudge? Yale University Press.
- Benartzi, S., & Thaler, R. H. (2013). Behavioral economics and the retirement savings crisis. Science, 339(6124), 1152–1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