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 年，屠呦呦站上诺贝尔奖领奖台。
她从东晋葛洪《肘后备急方》"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一句里，得到关键启示：高温会破坏抗疟成分，于是改用低温乙醚提取，最终分离出青蒿素，挽救了全球数百万疟疾患者的生命。
这件事常被两种人各取所需：一种人说"看，中医是科学"，另一种人说"那不过是从草药里提纯出的现代药，与中医理论无关"。两种说法都太简单了。
中医是一套延续两千多年、至今仍在被数亿人使用的医学体系。理解它，需要同时具备文化的尊重与科学的诚实——既不把它当成万能的玄学，也不把它当成迷信一笔抹掉。
破除误解
关于中医，流传着两类相反的误解。
第一类是神化：认为中医"博大精深、包治百病"，几千年传下来的就一定有效。但"古老"不等于"有效"——放血疗法在西方也流行了两千年，照样是错的。时间长短不能替代临床验证。
第二类是全盘否定：认为中医"全是安慰剂、没有任何科学价值"。这同样武断。青蒿素来自本草，砒霜（三氧化二砷）治疗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已写入国际指南，针灸对某些慢性疼痛的效果有随机对照试验支持。把这些一并否定，是把脏水和孩子一起倒掉。
正确的态度是：把中医拆开来，一项一项地问"它有没有用、证据有多强"，而不是对"中医"这个整体下非黑即白的判断。
从《肘后备急方》到诺贝尔奖：523 项目始末
青蒿素的故事值得讲细，因为它是"传统经验如何被现代科学转化"的教科书级案例，也是中国科学史上规模最大的协作攻关之一。
1967 年 5 月 23 日，因越南战争中疟疾肆虐、氯喹抗药性蔓延，中国启动了一项代号为"523"的全国性疟疾防治研究项目（代号即来自启动日期）。全国数十家科研单位、数百名研究人员参与其中，筛选了数以千计的草药和提取物。
1969 年 1 月，39 岁的屠呦呦加入项目并担任中药抗疟研究组组长。她和团队系统收集历代医籍与民间方药，汇集两千余种方药，编成以 640 种中药为主的《疟疾单验方集》，再逐一筛选。
最初的两年并不顺利。一百多种中药的水提物和醇提物、两百多个样品在鼠疟模型上表现不佳，研究一度陷入僵局。
转机来自重读古籍。葛洪记载的"绞取汁"而非煎煮，提示高温可能是失败的原因。
1971 年 9 月起，团队改用沸点低的乙醚、控制温度在 60 摄氏度以下重新提取。
在经历约 190 次失败后，1971 年 10 月 4 日，第 191 号样品——青蒿乙醚中性提取物——对鼠疟原虫的抑制率达到 100%。
为赶在疟疾流行季节前完成临床观察，屠呦呦还曾志愿以身试药，确认安全性。
1972 年，团队从中分离出一种分子式为 C₁₅H₂₂O₅ 的无色结晶，命名为青蒿素；1973 年又创制出疗效更强的双氢青蒿素。此后以青蒿素为核心的联合疗法（ACT）成为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抗疟一线方案。
世卫组织估计，2000 年以来全球疟疾死亡率下降了约六成，青蒿素类药物是核心功臣之一。
需要说明的是，523 项目是集体工程，山东、云南等地的团队在青蒿素结构测定、临床验证和产业化上各有不可替代的贡献。
2015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一半授予屠呦呦（另一半授予发现伊维菌素的坎贝尔和大村智），表彰的是她在关键突破口上的贡献。
这段历史对"个人英雄"与"集体协作"两种简化叙事都是纠正。
1977 年，青蒿素的化学结构由全国协作团队在《科学通报》上公开发表——从古籍里的一句话到一个确定的分子，整整用了十年。此后中国科学家又在青蒿素基础上发展出蒿甲醚、青蒿琥酯等衍生物，组成了今天 ACT 的主要武器库。
近年也出现需要正视的挑战：世卫组织已在大湄公河次区域监测到对青蒿素类药物敏感性下降的疟原虫株，抗药性监测成为 ACT 能否长期有效的关键（见 malaria）。
核心理论与实践
中医不是一堆偏方的集合，而是有一套自洽的理论框架。
阴阳与五行是它的世界观。阴阳描述事物对立又互补的两面（如寒与热、虚与实）；五行（木火土金水）则用相生相克的关系，把五脏、五味、五季等编织成一张相互关联的网。
这套框架成形于先秦至汉代，与同时代的哲学思潮（见 ayurveda 印度的类似体液观）一脉相承，本质上是前科学时代用类比来组织经验的认知系统。
气血津液是中医对人体运行的描述。"气"大致指生命活动的动力与功能，"血"和"津液"指物质基础。中医认为疾病往往源于气血失衡或经络不通。
辨证论治是中医临床的核心方法，也是它与西医最大的不同。西医针对"病"（如肺炎），中医针对"证"——同一个西医诊断下，不同患者的体质、症状组合（"证型"）可能不同，用药也随之不同，这叫"同病异治"。
举个最常见的例子：同样是感冒，"风寒"用辛温解表，"风热"用辛凉解表，方子方向相反。这种个体化思路有其智慧，但也使得标准化的疗效检验变得困难：一个随证加减的复方，很难原样搬进双盲试验的框架。
针灸与本草是两大治疗手段。针灸通过刺激体表特定穴位调节身体；本草（中药）则以植物、矿物、动物入药，讲究君臣佐使的配伍。2010 年，中医针灸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本草传统中还有一套独特的炮制学：通过蒸、煮、炒、炙改变药材的性质。其中最典型的经验是附子——生附子含剧毒的乌头碱，长时间煎煮后毒性大减，这种"减毒存效"的经验与现代毒理学是相容的。但炮制能减少的毒性有明确边界，马兜铃酸这类成分就不在炮制能解决的范围内。
历史与文化
中医的理论奠基之作是《黄帝内经》，成书约在战国至西汉，以黄帝与岐伯问答的形式，系统阐述了阴阳、脏腑、经络与养生。汉代还出现了第一部药物学经典《神农本草经》，收药 365 种，按毒性大小分为上、中、下三品。
宋代是中医文本定型的关键时代。1057 年（嘉祐二年），宋仁宗下诏设立校正医书局，林亿、掌禹锡、苏颂等学者受命系统校勘历代医籍，《素问》《伤寒论》《金匮要略》等经典的通行版本，都出自这次国家级的文献整理工程。
金元时期还出现了学术争鸣的"四大家"：刘完素主寒凉、张从正主攻下、李杲主补土（脾胃）、朱震亨主滋阴。同一套经典能长出针锋相对的治法，说明中医内部从来不是铁板一块。
葛洪的《肘后备急方》是一部 4 世纪的随身急救手册，除了那句著名的"青蒿一握"，其中还有对天花等疾病较早的症状描述。
东汉末年还有华佗的身影：据《三国志》等记载，他用"麻沸散"施行麻醉手术，还创编模仿虎、鹿、熊、猿、鸟动作的"五禽戏"。这些记载难免带有传说成分，但麻醉与外科的尝试确有其历史基础。
东汉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确立了辨证论治的范式，被尊为"方书之祖"（见 zhang-zhongjing）。明代李时珍历时近三十年编成《本草纲目》，收录药物 1892 种，是古代药物学的集大成者，达尔文曾称引其中的资料。
中医深刻塑造了东亚的医疗文化，并传播到日本（汉方）、朝鲜（韩医）、越南。它不只是技术，更承载着"天人合一""治未病"的整体观与养生哲学，至今影响着无数人的日常生活方式。
循证视角：哪些被现代研究支持、哪些未被证实
这是最需要分清楚的部分。把中医分成几类来看：
已被现代医学证实并采纳的：
- 青蒿素：从黄花蒿中提取，抗疟一线药，有大量随机对照试验支持，是世卫组织推荐方案，无可争议（见 tu-youyou）。
- 三氧化二砷（砒霜）：这条线索同样始于民间验方。1971 年起，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张亭栋团队从民间含砒霜的方子里开发出"癌灵一号"注射液，发现对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APL）效果惊人。
- 机制的揭开同样精彩：上海的王振义团队以全反式维甲酸、陈竺团队以砷剂分别证明，这种白血病的病根是一个叫 PML-RARα 的致癌融合蛋白，而砷剂能直接与 PML 蛋白结合、促使融合蛋白降解。两药联用使这种曾经凶险的白血病成为治愈率最高的白血病亚型之一，方案已写入国际指南。这是"从经验方到分子机制"的又一个完整闭环。
被严格检验而结果为阴性的（同样重要）：
- 银杏叶提取物曾被寄望用于延缓认知衰退。2008 年发表于 JAMA 的 GEM 研究对三千多名老年人随访约六年，结论是它不能预防痴呆。大样本阴性结果和阳性结果一样是知识——它提醒人们，"用了千年"与"真的有效"之间必须隔着试验。
有一定证据、但仍存争议的：
- 针灸：多项随机对照试验和系统综述（如 Cochrane）显示，针灸对慢性腰痛、紧张性头痛、化疗引起的恶心、膝骨关节炎等有中等程度效果。2012 年一项汇集 29 个高质量试验、近 1.8 万名患者的个体数据荟萃分析（Vickers 等）确认针灸对多种慢性疼痛优于"不针刺"和"假针刺"，但效应量不大。
- 关键争议在于：真针灸与"假针灸"（不刺入或刺错位置）的差距往往很小，提示其效果中安慰剂成分较高。
- 这也不支持"经络穴位"的传统解剖学解释。换言之，针灸"有效"的证据强于"经络存在"的证据。至于机制，"刺激释放内啡肽""门控镇痛"等现代假说仍在检验中；制度层面，美国 FDA 于 1996 年已将针灸针从"实验性器械"改列为正式医疗器械，反映的正是这种"部分有效、机制未明"的折中地位。
- 制度上的进一步松动发生在镇痛领域：2020 年 1 月，美国医疗保险与医疗补助服务中心（CMS）决定为慢性腰痛的针灸治疗付费（每年至多 12 次，有效者可追加 8 次）；2021 年，英国国家卫生与临床优化研究所（NICE）在慢性原发性疼痛指南（NG193）中把"单次疗程的针灸"列为推荐选项之一。这些决定背后的考量很现实——在阿片类药物危机的阴影下，一种效应量不大但风险很低的非药物镇痛手段，值得占有一席之地。
未被证实或缺乏高质量证据的：
- 绝大多数中药复方缺乏严格的双盲随机对照试验。"辨证论治"的个体化使标准化试验更难做，这是方法论上的真实难题，但不能成为免于检验的理由。
- 近年有研究者尝试为汤剂制作外观、气味相近的安慰剂煎液，说明方法难题并非不可解，只是少有人下这个笨功夫。
- 阴阳五行、经络作为理论模型，在现代解剖学和生理学中找不到对应的物质结构，应视为历史认知框架而非现代生物学事实。
必须如实呈现的安全争议：
- 马兜铃酸：含于关木通、广防己、马兜铃等中药材中，已被国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列为 1 类致癌物，可导致肾衰竭（"马兜铃酸肾病"）和泌尿系统癌症。
- 2017 年一项发表于《科学·转化医学》的研究，还在台湾地区的大量肝癌样本中检出了马兜铃酸特有的基因突变指纹，提示其致癌范围可能更广。这是中药安全性中最严重、证据最确凿的问题；2003 年起，关木通、广防己、青木香等药材已被中国药监部门取消药用标准。
- 中药注射剂是另一个值得警惕的类别。把成分复杂的草药提取液直接注入静脉，绕过了胃肠道的屏障，过敏和不良反应风险显著放大；2006 年鱼腥草类注射剂就因严重不良反应被暂停使用。
- 部分中药存在肝毒性（如何首乌——它已成为药物性肝损伤报告中的常见品种）、重金属或农药污染、与西药相互作用等风险。"天然"不等于"无害"，"药食同源"也不等于可以无限量长期服用。
中医在当代世界
中医早已不是只存在于中国的体系。2019 年，世界卫生大会通过了第十一版《国际疾病分类》（ICD-11），首次纳入传统医学章节（第 26 章，2022 年生效），其中第一模块覆盖了源于中国、通行于中日韩的传统医学诊断类别。
需要注意的是，世卫组织明确说明：纳入分类是为了统计与比较，不等于认可其疗效。
2025 年，第七十八届世界卫生大会通过《世卫组织全球传统医学战略 2025—2034》，提出四大目标：强化证据基础、完善安全监管、将安全有效的传统医学整合进卫生体系、发挥其跨部门价值。
这代表了国际社会的主流态度——不是"接受"或"拒绝"传统医学，而是要求它接受与现代医学同样的证据标准。
在中国国内，2017 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从法律层面确立了中医的地位，院校教育、执业资格和科研体系完备，中医院与综合医院并行。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推行的"中西医结合"，则造就了世界医学史上少见的双轨医疗生态。
争议也随之持续：支持者强调文化价值与部分领域的临床证据，批评者要求更严格的随机对照试验和药物不良反应监测。这场争论本身，正是传统医学进入循证时代必须经历的过程。
如何阅读关于中医的研究
面对一条"某中药有效"或"某中药有毒"的新闻，可以用几个问题自查：研究有没有对照组？是不是随机双盲？样本量多大？发表在什么期刊、有没有预注册？资助方是谁？
单个小型阳性试验的说服力，远低于一项大样本、预注册的阴性试验。对普通读者来说，比记住结论更重要的是记住这个判断顺序——它对评价任何医学主张都适用。
跨域连接
- 屠呦呦：《肘后备急方》写的是"绞汁"服用，而不是煎煮——这条工艺细节提示有效成分可能不耐热，屠呦呦据此改用低温乙醚提取，才拿到活性组分。要看清这里传递的究竟是什么：古籍提供的是一条可操作的线索，不是一个药理学结论。最终成药的是纯化的单一分子（青蒿素及其衍生物青蒿琥酯、蒿甲醚），按固定剂量用于复方联合疗法；那碗汤药本身不是疗法。
- 药物化学：青蒿素的活性来自它的过氧桥，被疟原虫消化血红蛋白时释放的亚铁激活后产生自由基。这解释了它起效极快，也解释了为什么必须联合用药：单药暴露不足会选择出 kelch13 相关的部分耐药表型，东南亚已经出现并向非洲扩散。同一机制还否定了"直接喝青蒿汤剂"——植株含量随品种与季节大幅波动，而亚治疗剂量恰恰是筛选耐药最有效的方式。
- 张仲景：常被忽略的一点是，中医内部的可检验性并不均匀。《伤寒论》的"方证对应"接近一套固定的决策规则：给定症候组合，用组成固定的经方。组成固定意味着可以做随机对照试验，也确实有经方复方被这样试过。真正与随机对照试验构成方法冲突的，是自由化的辨证论治——每位患者的处方都不同，干预就不再是一个可重复的对象。把这两者混为一谈，会让辩论双方同时失焦。
- 语言演变：本草里的药名并不可靠地指向物种，因为词的所指会随时代与地域漂移——古籍中的"青蒿"与今天的植物学命名并非一一对应，而与之近缘、外形相似的种几乎不含青蒿素。这不是训诂趣味：基原物种认错，药理研究测的就是另一种植物。现代的应对办法是 DNA 条形码（如 ITS2 序列）鉴定基原，把名称问题转成一个可判定的分子问题。
- 供给与需求：青蒿素长期依赖农业种植供应，价格呈现典型的蛛网波动——高价引来扩种，两季之后过剩、价格崩塌，农户改种，随后再度短缺。这正是资助半合成路线（工程酵母产青蒿酸，再化学转化）的直接理由。但结果值得诚实记录：半合成产品成本始终高于农业提取，产能建成后其份额一度回落到接近零。技术可行不等于经济可行，这是"传统药材现代化"最常被跳过的一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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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hang, X. W. et al. "Arsenic trioxide controls the fate of the PML-RARα oncoprotein by directly binding PML." Science, 328(5975), 2010. DOI: 10.1126/science.1183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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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en, Z. X. et al. "Use of arsenic trioxide in the treatment of acute promyelocytic leukemia." PNAS, 94(8), 1997. DOI: 10.1073/pnas.94.8.3354
-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Global Traditional Medicine Strategy 2025–2034, Geneva, 2025.
- 国家药典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2020 年版.
延伸阅读
- 李时珍. 《本草纲目》, 明万历年间.
- Unschuld, P. U. Medicine in China: A History of Idea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0.
- Hsu, E. (ed.). Innovation in Chinese Medicin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