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脑

这是什么，这不是什么#

这是一则关于功能组织与心灵同构，是否仍不足以给出感受质的印刷论证。一九七八年，内德·布洛克（Ned Block）在 C.·韦德·萨维奇主编的《知觉与认知：心理学基础中的问题》（Perception and Cognition: Issues in the Foundations of Psychology）里发表长文《功能主义的麻烦》（"Troubles with Functionalism"），收入《明尼苏达科学哲学研究》第九卷，页码二百六十一至三百二十五。通行英文名 The China Brain 后来才钉死；印本里更常把装置写成「中国民族」（the Chinese nation）去实现一套与心灵同构的功能组织。年份钉在一九七八年，因为那是这套缺席感受质装置第一次被写成对功能主义的系统压力。对象钉在十亿人按同一张功能表互相联络、并接到一具人造身体上，不钉在后来课堂里被改写成「中国人集体思考」的漫画。

它不是中文房间。约翰·塞尔一九八〇年在《心灵、大脑与程序》里要压的是：按规则操作符号，是否因此就理解了那些符号。语法与语义才是那间房间的尺子，时间也晚两年。布洛克一九七八年问的不是「这套组织懂不懂中文」，而是：即便输入、输出与内部状态转换已经与一颗有意识的心灵同构，系统作为整体是否仍可能没有任何质性体验。把十亿人的电台网听成一间放大的中文房间，会把缺席感受质错接成意向性论题。塞尔后来确有「中文体育馆」一类系统回应的变体，那是一九八〇年之后的邻居，不是本页的印刷对象。

它不是哲学僵尸。大卫·查尔默斯一九九六年用可设想性问：一个在物理上完全相同的复制品，能否没有主观体验。僵尸论证把物理清单钉死，只抽掉意识。中国脑把物理实现换成十亿人加电台，功能组织被假定同一，微观物理却完全不是同一副大脑。压力不在「物理事实是否蕴含意识事实」，而在「功能角色是否已经写尽质性特征」。把中国脑写成「一具用人口做成的僵尸」，会把功能主义的自由主义指控，错换成物理主义的模态论证。

它不是内格尔的蝙蝠。托马斯·内格尔一九七四年要守的是：一个有机体有意识经验，当且仅当对那个有机体来说，成为它是某种样子。蝙蝠被假定有经验，只是那种经验走在我们没有的回声定位通道上。中国脑的直觉压力方向相反：功能图已经画完，仍像没有任何「成为它是什么样子」。内格尔挡住的是把视角事实从客观清单里删掉；布洛克挡住的是把功能同构写成感受质的免费附赠。

它不是玛丽的房间。弗兰克·杰克逊一九八二年的知识论证问：一个已经掌握全部物理事实的人，第一次看见红色时，是否仍学到新东西。中国脑里没有黑白房间，也没有「物理清单是否还缺一条亲见知识」。十亿人被假定已经在执行与你同构的功能角色，争点是这套角色有没有被任何质性特征占据。把电台网读成「他们还没见过红色」，等于把缺席感受质偷换成知识论证。

它更不是甲虫盒子。维特根斯坦一九五三年问的是：私人对象进不进公共语言游戏。中国脑的功能表从一开始就是公共的：输入、输出与状态转换都可以写在纸上。缺的不是可核验的公共标准，而是：公共标准齐备之后，是否仍可能没有任何内在的痛、痒或红。把十亿人写成「每人盒子里有一只别人看不见的甲虫」，会把语言哲学里的私人指样，错接成心身理论里的实现问题。

破除误解#

第二种读法是：这就是中文房间，只是把一个人换成了十四亿人。时间线与刀口都不允许这种合并。塞尔要的是句法操作堆不出语义理解；布洛克要的是功能角色堆不出感受质。一个人关在房间里搬汉字，与十亿人实现与你同构的内部状态，不是同一张功能图。前者甚至不必声称内部状态已经与理解中文的人同构，它只需要行为上通过测试；后者从一开始就把同构写进设定，再问质性特征去了哪里。用「系统回应」去给一九七八年发答案，是把一九八〇年的战场提前两年。

第三种读法是：这已经证明计算机永远不会有意识，或者反过来，已经证明硅基心灵与碳基心灵完全平等。两条都过快。布洛克的诊断更窄。他把功能主义夹在两墙之间：过于宽宏会把显然没有感受质的系统算进有心灵的一类；过于沙文又会把非神经元的实现者一律开除。中国脑是宽宏那一墙的压力计，不是一份关于芯片的禁令，也不是一份关于外星大脑的许可证。同一篇长文里还有小人头与巨型查找表那一刀，用来对付只认刺激—反应的行为主义：表可以把一切输入输出对上，却仍不必有智能。本页的对象是功能组织，不是那张查找表。把两刀焊成「反正机器没有心」，封面就换了。

第四种读法是把它与倒置光谱焊成同一则「感质很麻烦」。邻居关系是真的，对象不是同一个。倒置问的是：功能已经同一，质性位置可否对调。中国脑问的是：功能已经同一，质性特征可否整段缺席。休梅克一九七五年已经把功能主义与感质写成一对；布洛克一九七八年把缺席那一侧做成可检查的人口装置。读成「所以功能主义全假」，或读成「所以这只是倒置的通俗版」，都丢掉了这一刀。缺席与倒置可以互相照明，不能互相替代。

印本里的装置#

设定必须按一九七八年收窄。先取一张心灵的功能组织：损伤引起疼痛状态，疼痛状态引起回避、呼叫与进一步的信念欲望更新；视觉输入进入分辨与分类，再进入报告与行动。功能主义说，心理状态由其因果角色定义，不由其实现材料定义。人脑可以，火星人的别种湿件可以，原则上硅与无线电也可以。布洛克要检查的正是后半句在感受质上能不能兑现。

第二步把实现者换成人口。设想把中国当时的大约十亿人组织起来，每人充当一个节点，节点之间的电台连接复制那张功能表里的状态转换。系统再接到一具带传感器与效应器的人造身体上，使输入输出与某个有意识的人在功能上对齐。哪怕只运行一个小时，损伤信号仍会按表进入「疼痛」角色，身体仍会回避。装置问：这个「中国身体」有没有痛、有没有视觉经验、有没有一种「成为它是什么样子」。布洛克的直觉压力是：每个人自己当然有心灵，可那是节点的心灵；作为整体的系统看起来不像另有一束感受质。功能同构若仍算充分条件，我们似乎必须把这束感受质派给整个民族。这个结论在他看来难以接受。速度太慢、电台会出错，都不是这一刀的对象。理想化之后仍问：同构本身够不够。

同文里还有一具小人头机器人，作为同一刀的实验室版。颅腔里塞进许多小人，各按指令做局部计算，整体实现与你同构的功能组织。中国脑是把小人换成十亿量级、把颅腔换成国土与电台。两则共享结构：实现者自己有心灵，不等于由他们组成的功能系统另有一套质性经验。把封面写成「机器人里有小人所以很滑稽」，会停在修辞，进不了宽宏问题。

需要钉死的只有三件事。第一，同构是功能组织的同构，不是分子对分子的复制；否则装置会滑成僵尸。第二，节点不必理解自己在整体里扮演哪一个心理谓词；他们只执行局部规则。第三，评价的是系统有没有感受质，不是任何一位接线员有没有感受质。少一条，悖论感就卸掉。三条同时在场，才出现那句后来被反复引用的对照：功能的实现可以齐备，质性的占据却付不出。

布洛克随后把账单写成两难。若功能描述足够抽象，中国脑与小人头就会被算作有心灵，理论失之于宽宏。若把神经科学的细节写进角色，理论又可能把非地球湿件的合格心灵开除，失之于沙文。普特南一九六七年把心理状态写成可多重实现的机器表，本意是躲开类型同一论对碳基大脑的偏袒。一九七八年要问的是：躲开沙文之后，宽宏会不会把感受质一起送掉。印本并不宣布已经选好粒度。它宣布的是：粒度一旦选定，两墙就会露出来。

钉住什么，不要假装已经结算#

把两造写成「布洛克算对了、功能主义从此破产」，会把对象说成一九七八年已经封卷。文献里没有这种结算。布洛克索引的是：缺席感受质在直觉上可设想，因而功能角色不是质性特征的充分条件；功能主义必须在宽宏与沙文之间说明自己站在哪一侧。后来的作者索引的是另一句：所谓「可设想」，其实是想象力跟不上细粒度的组织；真把每一个状态转换都写清楚，你就不会再觉得整体是黑暗的。跨过索引去宣布「感受质已死」或「电台网已经有痛」，并没有第三个中立的样本。

丹尼尔·丹尼特把装置称作直觉泵：泵的是「这么多人怎么会疼」的画面，不是已经核验过的功能同构。若你真正跟上同构，回避、报告、内省与偏好会一起到位，再坚持「仍无感受质」就像坚持一台在所有功能上都等同于计算器的东西「其实不会算」。布洛克的答复不是再添一台仪器，而是：功能谓词可以全部到齐，第一人称的质性占据仍像缺席。你可以站在丹尼特一边，把缺席写成错觉；那是理论选择，需要另做论证，不能假装「组织已经写细」已经替你做完选择。

悉尼·休梅克走另一条路：若角色里已经包含质性相似与分辨结构，缺席感受质在概念上就进不去。没有「样子」的系统，将无法扮演那些以质性相似为骨架的角色。布洛克一九八〇年在《哲学评论》里回应：把质性结构写进角色，等于提前把结论订进定义，对手要的恰恰是检查这一定义是否合法。一九八一年休梅克再答：缺席若真可能，功能描述就还没有写到它所声称的那种心理状态。来回是延伸，不是把一九七八年的六十多页改写成已经胜出的定理。

大卫·查尔默斯后来用组织不变性、渐隐感受质与对舞感受质，把压力翻转到另一面：若逐步替换实现者而功能组织保持，经验若忽然消失，主体自己将无法报告；若经验可以在组织不变时任意改写，内部又会不一致。这条路线倾向于说，真正的同构会带走意识，因而中国脑若真实现了那张表，就会有感受质。这是一九九六年的加码。用它宣布一九七八年已经消解，或用一九七八年宣布组织不变性已经破产，都是换题。

前面的中文房间、僵尸、蝙蝠、玛丽与甲虫只提醒我们，理解、物理复制、视角、亲见知识与私人对象各有各的装置。它们仍然没有替中国脑选定「应放弃功能主义」或「应放弃缺席直觉」。查找表机器人也只说明行为等价不够，并不自动把内部角色等价一并否决。本页停在已经写死的那一刀上：争论的不是十亿人会不会开会，而是功能组织的同构与感受质的在场是不是同一笔账。

跨域连接#

• 中文房间：两则都动用大规模符号或人口组织，账单却不是同一张。塞尔一九八〇年问句法能不能长出语义，房间里的人甚至不必与理解者功能同构，只要输出合格。布洛克一九七八年把同构写进设定，再问整体有没有痛与红。用系统回应去给中国脑发理解证书，等于偷运意向性问题。懂不懂中文，解释不了功能角色该不该附赠感受质。
• 哲学僵尸：两边都谈「看起来齐备、内在仍可缺席」，固定项不同。僵尸钉死物理复制，抽掉意识，用来压物理蕴含。中国脑钉死功能复制，换成十亿人与电台，用来压角色充分性。一个争模态与物理主义，一个争宽宏与功能主义。把电台网写成「人口版僵尸」，会把可设想的物理缺席，错接成可设想的功能缺席。
• 内格尔的蝙蝠：内格尔假定经验在场，只是通道与我们不对齐；客观清单越成功，越难把「成为它是什么样子」写进去。中国脑假定功能清单已经成功，直觉却说没有任何样子。一个缺的是可占据的视角，一个缺的是视角本身。用回声定位去给十亿人发感受质，或用电台网去宣布蝙蝠只是功能，都是换刀。
• 心灵哲学：多重实现本是功能主义用来对抗类型同一论的武器：痛不必是地球人的 C 纤维。中国脑把同一件武器反过来：若实现者可以任意，感受质会不会在过宽的实现类里掉出去。身心问题在这里不是「有没有灵魂」，而是心理谓词的身份条件写到哪一层。过窄则沙文，过宽则把显然无内在光亮的系统算进有心灵。
• 玛丽的房间：杰克逊问物理事实表是否穷尽亲见知识；布洛克问功能角色表是否穷尽质性占据。玛丽走出房间时，清单上像多出一条；中国脑的功能表从一开始就写满，却像从未被任何「红看起来怎样」填入。知识论证争的是知道；缺席论证争的是有没有。用黑白房间去给电台网补课，会把尚未亲见，错当成已经同构仍无感受质。

参考文献#

• Block, Ned. "Troubles with Functionalism." In Perception and Cognition: Issues in the Foundations of Psychology, edited by C. Wade Savage, 261–325. Minnesota Studies in the Philosophy of Science 9.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78.
• Putnam, Hilary. "The Nature of Mental States." In Mind, Language and Reality: Philosophical Papers, Volume 2, 429–44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5. Originally published as "Psychological Predicates" (1967).
• Shoemaker, Sydney. "Functionalism and Qualia." Philosophical Studies 27, no. 5 (1975): 291–315.
• Block, Ned. "Are Absent Qualia Impossible?"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89, no. 2 (1980): 257–274. doi: 10.2307/2184867.
• Shoemaker, Sydney. "Absent Qualia Are Impossible—A Reply to Block."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90, no. 4 (1981): 581–599. doi: 10.2307/2184377.

延伸阅读#

• Block, Ned, ed. Readings in Philosophy of Psychology. Vol. 1.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Reprint of the 1978 essay, pp. 268–305.
• Rosenthal, David M., ed. The Nature of Mi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 Dennett, Daniel C. Consciousness Explained.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91.
• Chalmers, David J. The Conscious Mind: In Search of a Fundamental The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 Block, Ned. "Inverted Earth."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4 (1990): 53–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