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 年 9 月 11 日，皮诺切特将军的军队轰炸了智利总统府，推翻了民选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随后数年，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培养的一批智利经济学家（"芝加哥男孩"，Chicago Boys）在皮诺切特政权的保护下，对智利经济实施了激进的私有化、去管制和市场化改革——这被许多学者视为"新自由主义"政策实验的第一个大规模案例。
在"自由"（liberal）这个词前面加上"新"（neo），并不是为了强调新颖，而是标示出一种区别：与 19 世纪的古典自由主义相比，新自由主义更激进地将市场逻辑扩展到几乎所有社会领域，并形成了一套与国际金融机构、技术官僚精英和跨国资本流动紧密结合的全球政策体系。
破除误解：新自由主义是一个竞争性概念
"新自由主义"是当代政治辩论中最具争议的标签之一。它的含义因使用者而异：
批评者（左翼、社会主义、进步派）用它描述一套削减福利国家、有利于资本利益的意识形态，将其视为造成当代不平等加剧的主要原因。
支持者（经济自由主义者、保守派）通常不用"新自由主义"这个词来描述自己，而使用"自由市场改革"、"经济自由化"、"有限政府"等表达——这本身就说明"新自由主义"是一个主要由批评者使用的批评性术语。
学术界则将新自由主义作为一个分析概念，用于描述自 1970 年代末以来在政策、话语和制度层面主导全球的特定思想和实践体系，无论其支持者如何称呼它。
历史起源：从学术网络到政策霸权
新自由主义的思想源头可以追溯到 1930—1940 年代对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和计划经济的反应。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1899—1992）在 1944 年的《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中，论证任何形式的中央计划经济都会导致政治专制：市场价格机制整合了无数个人的分散知识，这是任何中央计划者所无法替代的。哈耶克的论证不只是经济的，而是关于自由的：国家干预必然侵蚀个人自由。
朝圣山学社（Mont Pelerin Society，1947年由哈耶克创立）汇聚了一批自由市场倡导者，成为新自由主义跨国知识网络的核心节点。
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2006）和芝加哥经济学派将这一思想发展为可操作的经济政策主张：货币主义（控制货币供应量而非凯恩斯式财政刺激）、自由浮动汇率、私有化、去管制。弗里德曼在 1962 年的《资本主义与自由》中系统呈现了这一愿景。
撒切尔主义与里根主义：政策转型
新自由主义从学术边缘到政策主流的跃变，发生在 1979—1981 年：
玛格丽特·撒切尔（1979年就任英国首相）推行大规模国有企业私有化（英国电信、英国天然气、英国钢铁等）、工会权力限制（《就业法》系列）和金融市场去管制（1986年"大爆炸"改革）。她著名地说："没有社会这种东西，只有个人和家庭。"
罗纳德·里根（1981年就任美国总统）实施减税（尤其是最高收入档税率大幅削减）、削减社会支出（同时增加国防支出）和去管制（航空、金融、电信）。
两者都明确以哈耶克和弗里德曼的思想为指导，将 1970 年代的经济停滞（滞胀）归咎于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的膨胀，将市场化改革呈现为解决之道。
华盛顿共识与全球扩展
1989 年，经济学家约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财政部当时向拉丁美洲推荐的政策主张总结为"华盛顿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包括：财政纪律、税制改革、市场决定利率、竞争性汇率、贸易自由化、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国有企业私有化、去管制、保护产权。
这套政策通过国际金融机构的"结构调整计划"（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s）向债务危机中的发展中国家传播——通常作为紧急贷款的条件。批评者认为，这些条件常常在不考虑具体国情的情况下强制推行，造成了社会保障体系崩溃和贫困加剧（如 1990 年代的阿根廷、非洲多国的案例被广泛引用，但这些案例的解读也有争议）。
批评与反批评
不平等的加剧：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在《21世纪资本论》（2013）中的数据分析显示，自 1980 年代以来，富裕国家的财富和收入不平等显著加剧。许多批评者将此与新自由主义政策联系起来。支持者则认为，这一时期全球绝对贫困显著下降，全球范围内的不平等可能在降低（争议巨大）。
金融化与 2008 年危机：去管制政策是否助长了金融体系的过度风险承担，进而导致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这是后危机时代最核心的政策辩论之一。部分新自由主义支持者坚持认为，危机的根源在于政府干预（美联储的低利率政策、住房信贷政策）而非去管制。
戴维·哈维的批判：戴维·哈维（David Harvey）在《新自由主义简史》（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2005）中提出，新自由主义的实质是一种阶级项目——它并非真正有利于自由市场，而是有利于金融资本和上层阶级夺回 1970 年代危机中失去的权力与财富。这一框架影响了大量批判性研究。
支持者的回应：斯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等人则援引过去三十年全球贫困率的下降、平均寿命的延长等数据，论证市场化改革对全球福利的正面贡献——尽管这些成果能否归因于新自由主义政策本身，仍是学界争论的焦点。
后新自由主义？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加之新冠疫情暴露了公共卫生体系的脆弱性，"后新自由主义"的讨论甚嚣尘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 2016 年发表了一篇引人注目的自我批评性文章（奥斯特里等人），承认某些新自由主义政策（尤其是资本账户自由化）弊大于利。然而，是否真正出现了范式转变，还是新自由主义仍在制度惯性中持续运作，各方分析各异。
拜登政府的"产业政策"回归和大规模基础设施投资，被一些人解读为告别新自由主义的信号；另一些人认为，这更多是地缘政治竞争的回应，而非意识形态层面的根本转变。
新自由主义的主体性维度
菲利普·米罗斯基（Philip Mirowski）和文迪·布朗（Wendy Brown）等学者批评，对新自由主义的讨论过于聚焦于其经济政策维度，而忽视了其对主体性（subjectivity）的塑造：新自由主义不只是一套政策，更是一种关于人是什么、人应该如何行事的深层文化和道德转变。
布朗在《弄垮民主：新自由主义的隐秘革命》（Undoing the Demos, 2015）中论证，新自由主义将人改造为"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每个人都把自己理解为需要不断投资和优化的资本单位，以在竞争市场中获得最大回报。这种自我理解重塑了人们对国家、公民身份、公共善和民主本身的态度：当一切都成为市场逻辑，集体政治决策（民主）的价值就无法从新自由主义的框架内部被辩护。
这一批评指向新自由主义最深层的政治含义：它可能不只是一种经济政策，而是一种对民主政治条件的系统性侵蚀——通过重塑公民的自我理解，使他们从"政治主体"转变为"经济主体"，从公民转变为消费者。
跨域连接
- 货币主义：这套工具包不是一个整体——货币纪律、贸易开放、私有化、放松管制各有独立的证据记录。打包评价会同时掩盖有效与失败的部分；推论是，评估必须逐项进行，并区分改革的排序与速度，这两者常常比清单本身更能决定结果。
- 金融危机解剖：放松管制与危机之间的因果至今有争议，因为同一时期管制、货币政策与住房信贷同时变化，难以单独归因。可检验的路径是横向比较：同类监管变动在金融结构不同的国家，是否产生方向一致的后果与相近的时滞。
- 算法管理与劳动者权力：市场逻辑向组织内部延伸的具体形态，是把岗位拆成可计价、可考核、可随时重组的任务。管理成本因此下降，风险则转移给个人。推论是：灵活性的收益与成本落在不同主体身上，可由收入波动的分布直接观察。
- 自我决定理论：把人重述为需要持续投资的人力资本，会改变动机结构——外在的可计量回报会挤出内在动机。推论是：以绩效计价的改革在创造性与照护类工作中效果最差，而这是一条可以跨行业、跨岗位比较的预测。
- 央行独立性：把货币政策交给不受选举周期影响的机构，是这套工具包中被采纳最广的一项。它的代价是把一部分分配后果移出了可问责的范围——这解释了为何它在通胀低时几无争议，通胀一高争议就骤然升温——争议强度本身可作为其正当性依赖条件的指示器。
参考文献
- Hayek, F.A. The Road to Serfdom.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4). 中译：《通往奴役之路》.
- Friedman, M. Capitalism and Freedom.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 中译：《资本主义与自由》.
- Harvey, D.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中译：《新自由主义简史》.
- Piketty, T.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rans. A. Goldhammer. Belknap Press (2014; 法文原版 Seuil, 2013). 中译：《21世纪资本论》.
- Mirowski, P. Never Let a Serious Crisis Go to Waste. Verso (2013).
- Ostry, J.D., Loungani, P. & Furceri, D. "Neoliberalism: Oversold?" Finance & Development 53(2), IMF (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