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76 年，美国建国者在费城起草《独立宣言》时，他们心中的政治理想不只是摆脱英王的统治，更是建立一种古老而又崭新的政府形式——共和国（republic）。他们阅读了西塞罗、波利比乌斯，仰慕古罗马共和国，讨论马基雅维利，引用孟德斯鸠。
但"共和主义"究竟是什么？它是一种政体结构（没有国王的政府），还是一种关于自由与公民美德的完整政治哲学？这两种理解，代表了这一传统内部长达数世纪的争论。
破除误解：共和主义不等于反君主制
在日常用语中，"共和国"（republic）意味着没有君主的国家。但在政治思想史中，共和主义（republicanism）是一种更丰富的传统，其核心不在于反对君主，而在于倡导公民自治、混合政制和对公共善的承诺。
历史上，共和主义思想家（如孟德斯鸠）并不必然反对君主制，只要君主受法律约束（宪政君主制）。英国在许多共和主义思想家眼中是一个"混合政制"的模范，尽管它有国王。荷兰共和国、威尼斯共和国、佛罗伦萨共和国，是共和主义者最常援引的历史范本。
历史起源：罗马共和的遗产
共和主义的思想根源可以追溯到古罗马共和国（前 509—前 27）及其政治理论家。
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前 106—前 43）的《共和国》（De Re Publica）将"共和国"（res publica，字面意义为"公共之物"）定义为"人民的财产"——属于全体公民的政治共同体，而非君主的私有领地。西塞罗论证，最佳政体是将君主制（执政官）、贵族制（元老院）和民主制（公民大会）混合的"混合政制"，以防止任何单一元素的腐化。
公元前 509 年，罗马人驱逐了最后一位国王塔克文，建立共和国。这段历史——公民抵抗暴政、捍卫自由的叙事——成为此后所有共和主义者的核心参照。
文艺复兴的复兴：马基雅维利
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在 1513 年的《君主论》以君主为对象，但他的另一部主要著作《李维史论》（Discourses on Livy，约 1517）才是真正的共和主义宣言。在那里，马基雅维利分析罗马共和国的兴衰，论证：
- 健康的政治共同体需要公民美德（virtù）——对公共善的主动承诺，而非被动的私人追逐
- 派系冲突（平民与贵族的冲突）并非共和国的弱点，而是其活力的来源，因为它推动了制度改革
- 自由只有在公民参与政治的共和国中才能真正存在
这种"冲突共和主义"是马基雅维利的独特贡献，与强调和谐的古典传统形成张力。
17 世纪：英国共和主义
17 世纪英国内战（1642—1651）和处决查理一世（1649），催生了英国共和主义的繁荣。詹姆斯·哈林顿（James Harrington）在《大洋洲》（Oceana, 1656）中论证土地分配决定政治结构——经济权力的分散是共和国稳定的物质基础。约翰·弥尔顿为共和国辩护，阿尔杰农·西德尼（Algernon Sidney）的《政府论》影响了美国建国者。
佩蒂特的新共和主义
20 世纪末，哲学家菲利普·佩蒂特（Philip Pettit）在 1997 年的《共和主义》（Republicanism）中系统复兴了共和主义政治哲学，提出了影响深远的"非支配自由"（freedom as non-domination）概念。
佩蒂特区分了两种自由观： - 非干涉自由（freedom as non-interference）：以赛亚·柏林的"消极自由"——不受实际干预的状态。一个主人仁慈、从不实际惩罚奴隶，奴隶仍享有相当程度的不受干涉。 - 非支配自由（freedom as non-domination）：共和主义的自由观——不受他人的任意支配能力（arbitrary power）威胁的状态。仁慈主人的奴隶并不自由，因为主人有能力随时干预，奴隶必须随时取悦主人。
这一区分具有重大政治含义：非支配自由要求制度性保障（法治、权力分立、公民参与），而不仅仅是政府的"不作为"。它也为批判某些形式的压迫（如家庭暴力、工作场所的权力不对称）提供了框架。
共和主义与民主、自由主义的关系
共和主义与民主和自由主义的关系复杂而有争议：
共和主义 vs. 自由主义：两者都重视自由，但出发点不同。自由主义的核心是个人权利和国家中立；共和主义的核心是公共善和公民美德。自由主义允许人们追求私人生活，对政治冷漠是可以接受的；共和主义认为政治参与本身是公民的责任，对公共事务漠不关心是共和国腐化的标志。
共和主义 vs. 民主：共和主义者并不必然信奉多数决原则。罗马共和国并非民主——平民虽参与政治，但贵族（patricians）享有巨大优势。共和主义者强调混合政制和制衡，以防止多数暴政（majority tyranny）。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建国者自称"共和主义者"而非"民主主义者"。
代价与争议
公民美德的要求：共和主义对公民积极参与公共生活的要求，被批评者认为过于苛刻——它预设了一个以政治为中心的生活方式，未必尊重那些合理地将私人生活置于政治之上的个人选择（这正是自由主义的辩护要点）。
性别与包容：古典共和主义（罗马、文艺复兴）的公民美德是男性化的（virtù 在意大利语中有"男子气概"的含义），女性、奴隶、外邦人被排斥在共和国的政治生活之外。当代女性主义理论家（如安妮·菲利普斯 Anne Phillips、维多利亚·科斯塔 M. Victoria Costa）检验非支配自由观能否包容女性与边缘群体，主张共和主义须经实质修正才能保护这些群体的利益；更尖锐的批评者则认为，这一传统内部的排斥性太深，难以简单修补。
非支配自由的边界：佩蒂特的非支配概念被批评为定义不够精确——什么算"任意的"支配权力？国家本身拥有强大的强制能力，如何保证它不构成支配？这是新共和主义理论的核心张力。
跨域连接
- 自由：非支配与非干涉的分界，在没有任何实际干预发生时最清楚——仁慈主人的奴隶不受干涉，却仍不自由。这使"支配能力是否存在"成为可独立观察的变量：依赖度、退出成本、申诉渠道都可测量，而不必等到干预真的发生。两种自由观因此在同一情境下可以给出相反判断。
- 劳动与劳工组织：把自由定义为不受任意支配，工作场所的权力不对称就自动进入自由问题的范围。可检验的推论是：解雇成本、转职难度与申诉机制的变化，应当在雇主行为完全不变的情况下也改变员工的自由度。
- 机会成本：政治参与是有代价的时间投入。共和主义把它当义务，自由主义把它算成成本。两者对低投票率的诊断因此完全相反：前者视为共和国腐化的征兆，后者视为个人的理性配置。
- 德性：古典共和德性带有明确的性别编码，virtù 一词本身就含男子气概之意。机制在于：把政治资格系于某种气质，就自动排除了被判定缺乏该气质的群体。当代争论正在于这一排斥能否被修补，还是嵌得太深：一派主张非支配概念经修正即可覆盖边缘群体，另一派认为这一传统内部的排斥性难以简单剥离。
- 美国革命：建国者自称共和主义者而非民主主义者，因为他们要的是混合政制与制衡，而不是多数决。这条区分至今有用：一个政体可以高度共和而不那么民主，反过来也成立。
参考文献
- Cicero. De Re Publica / De Legibus. （约前 54—前 51）. Loeb Classical Library 英译.
- Machiavelli, N. Discourses on Livy. （约 1517）. 中译：《李维史论》.
- Pettit, P. Republicanism: A Theory of Freedom and Govern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 Pocock, J.G.A. The Machiavellian Momen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 Skinner, Q. Liberty before Liberali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中译：《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
- Arendt, H. The Human Condi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8). 中译：《人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