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主义

破除误解：共和主义不等于反君主制#

在日常用语中，"共和国"（republic）意味着没有君主的国家。但在政治思想史中，共和主义（republicanism）是一种更丰富的传统，其核心不在于反对君主，而在于倡导公民自治、混合政制和对公共善的承诺。

日常语言里的共和国以有没有国王来划界，政治思想史里的共和主义以有没有任意支配来划界。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里所称赞的十八世纪英国，正是一个有国王、但国王被法律和议会牢牢缠住的混合政制。把共和主义听成反君主运动，会把革命口号倒读进罗马、威尼斯和荷兰的经验：那些范本要解决的是专断权力，不是纹章上的王冠。

历史上，共和主义思想家（如孟德斯鸠）并不必然反对君主制，只要君主受法律约束（宪政君主制）。英国在许多共和主义思想家眼中是一个"混合政制"的模范，尽管它有国王。荷兰共和国、威尼斯共和国、佛罗伦萨共和国，是共和主义者最常援引的历史范本。

宪政君主制之所以能被写进共和主义谱系，是因为关键变量是法律能否约束掌权者，而不是宫殿里坐着谁。荷兰共和国和威尼斯共和国被反复引用，不是因为它们更现代，而是因为官职轮替、法律至上和公共财政把统治变成了可检查的职务。宪政与分权后来把这套直觉画成可以执行的制度图纸，国王只是那张图纸上可有可无的一个零件。

历史起源：罗马共和的遗产#

共和主义的思想根源可以追溯到古罗马共和国（前 509—前 27）及其政治理论家。

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前 106—前 43）的《共和国》（De Re Publica）将"共和国"（res publica，字面意义为"公共之物"）定义为"人民的财产"——属于全体公民的政治共同体，而非君主的私有领地。西塞罗论证，最佳政体是将君主制（执政官）、贵族制（元老院）和民主制（公民大会）混合的"混合政制"，以防止任何单一元素的腐化。

西塞罗把共和国说成全体人民的财产，是为了堵住把公共权力当成家族家产来世代继承的那条路。混合政制的要点不是三方各得三分之一的算术，而是让执政官、元老院和公民大会互相卡住，使任何一种单纯的腐化都更难独自完成。罗马人驱逐塔克文的故事后来变成口号，但共和主义者真正记住的是这套互相否决的结构，而不是从此再无国王这一句话。

公元前 509 年，罗马人驱逐了最后一位国王塔克文，建立共和国。这段历史——公民抵抗暴政、捍卫自由的叙事——成为此后所有共和主义者的核心参照。

文艺复兴的复兴：马基雅维利#

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在 1513 年的《君主论》以君主为对象，但他的另一部主要著作《李维史论》（Discourses on Livy，约 1517）才是真正的共和主义宣言。在那里，马基雅维利分析罗马共和国的兴衰，论证：

• 健康的政治共同体需要公民美德（virtù）——对公共善的主动承诺，而非被动的私人追逐
• 派系冲突（平民与贵族的冲突）并非共和国的弱点，而是其活力的来源，因为它推动了制度改革
• 自由只有在公民参与政治的共和国中才能真正存在

这种"冲突共和主义"是马基雅维利的独特贡献，与强调和谐的古典传统形成张力。

马基雅维利在《李维史论》里真正关心的并不是废君本身，而是罗马如何靠公开冲突来长久保持自由。派系冲突被写成活力，意味着健康的共和国不靠和谐神话来维持，而靠把冲突导入可以改制度的渠道。若自由只等于没人来干涉你的私人生活，这种冲突理论就显得多余；只有当自由意味着不被他人任意摆布时，公民必须进入公共场合才说得通。

17 世纪：英国共和主义#

17 世纪英国内战（1642—1651）和处决查理一世（1649），催生了英国共和主义的繁荣。詹姆斯·哈林顿（James Harrington）在《大洋洲》（Oceana, 1656）中论证土地分配决定政治结构——经济权力的分散是共和国稳定的物质基础。约翰·弥尔顿为共和国辩护，阿尔杰农·西德尼（Algernon Sidney）的《政府论》影响了美国建国者。

英国内战和随后的护国公时期已经证明：砍掉国王的头，并不自动得到一座可以长久运转的共和国。哈林顿把土地分配写成政制的物质基础，是因为经济权力若高度集中，混合政制的纸面平衡会被财产不平衡一口吞掉。1688 年以后的英国仍有君主，却被许多大西洋两岸的共和主义者当成可学习的法律约束样板，说明反君主并不是这条传统的硬核检验。

佩蒂特的新共和主义#

20 世纪末，哲学家菲利普·佩蒂特（Philip Pettit）在 1997 年的《共和主义》（Republicanism）中系统复兴了共和主义政治哲学，提出了影响深远的"非支配自由"（freedom as non-domination）概念。

佩蒂特区分了两种自由观： - 非干涉自由（freedom as non-interference）：以赛亚·柏林的"消极自由"——不受实际干预的状态。一个主人仁慈、从不实际惩罚奴隶，奴隶仍享有相当程度的不受干涉。 - 非支配自由（freedom as non-domination）：共和主义的自由观——不受他人的任意支配能力（arbitrary power）威胁的状态。仁慈主人的奴隶并不自由，因为主人有能力随时干预，奴隶必须随时取悦主人。

以赛亚·柏林在 1958 年的牛津讲演里，把消极自由写成不受干涉的空间：门没有被关上，你就算是自由的。佩蒂特追问的是谁握着随时关门的钥匙——仁慈主人可以一年都不动手，奴隶仍须看脸色，因为任意干涉的能力还在。非支配因此不是政府少做事，而是任意权力被法治、分权和可问责的程序捆住；共和主义者可以接受征税、规制甚至兵役，只要这些干涉不是某个人的任性。

这一区分具有重大政治含义：非支配自由要求制度性保障（法治、权力分立、公民参与），而不仅仅是政府的"不作为"。它也为批判某些形式的压迫（如家庭暴力、工作场所的权力不对称）提供了框架。

这一区分把自由从碰巧没人管你，改写成一种可以检查的地位：他人不能任意摆布你，哪怕他们此刻心情很好。自由主义可以满足于法律上的不作为，只要私人领域足够宽；共和主义则要求权力本身被强迫去追踪被统治者可公开承认的利益。家庭里的恐吓、工作场所的专断解雇权之所以被写进自由问题，不是因为发生了更多打骂，而是因为支配能力在没有打骂时也已经改变了人的站姿。

共和主义与民主、自由主义的关系#

共和主义与民主和自由主义的关系复杂而有争议：

共和主义 vs. 自由主义：两者都重视自由，但出发点不同。自由主义的核心是个人权利和国家中立；共和主义的核心是公共善和公民美德。自由主义允许人们追求私人生活，对政治冷漠是可以接受的；共和主义认为政治参与本身是公民的责任，对公共事务漠不关心是共和国腐化的标志。

共和主义与自由主义都珍惜个人不受压迫，但对什么才算压迫的计量单位，双方从一开始就不相同。洛克式权利清单首先划出国家不准进入的领地；佩蒂特式自由首先问这套领地会不会在权势者一念之间消失。对政治冷漠，自由主义可以把它算成合法的私人选择，共和主义则担心冷漠会把公共职务重新变成少数人的家产。

共和主义 vs. 民主：共和主义者并不必然信奉多数决原则。罗马共和国并非民主——平民虽参与政治，但贵族（patricians）享有巨大优势。共和主义者强调混合政制和制衡，以防止多数暴政（majority tyranny）。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建国者自称"共和主义者"而非"民主主义者"。

卢梭把自由写成服从自己参与制定的法律，这条大陆路线比佩蒂特更强调参与本身，也因此更容易和多数意志挤在一起。罗马政制里虽有公民大会，却不是现代一人一票的多数决，贵族在议程安排和官职上享有持久优势。一个政体可以高度强调法治与制衡而不实行广泛选举，也可以选举很频繁却对支配关系几乎没有制度牙齿。

麦迪逊在制宪辩论里所担心的，正是多数派在缺少混合约束时把公共权力变成对少数的任意支配。把共和主义写成反君主、把民主写成多数决，会把两条本来交叉的轴线拧成一句过分方便的口号。非支配所真正要求的，是任意支配权力被法律制度卡住，而不是宫殿或选票箱上贴着的某个标签。

代价与争议#

公民美德的要求：共和主义对公民积极参与公共生活的要求，被批评者认为过于苛刻——它预设了一个以政治为中心的生活方式，未必尊重那些合理地将私人生活置于政治之上的个人选择（这正是自由主义的辩护要点）。

公民美德的要求之所以显得苛刻，是因为它把自由的维护写成日常功课，而不是一次立宪之后就可以回家。若大多数人合理地把时间留给家庭与职业，共和国就须要么降低参与门槛，要么承认自己在靠一小群积极分子维持。阿伦特把公共显现写成人之条件的一部分，这把张力推得更显：私人幸福若被当成最高目的，公共世界就会变薄。

性别与包容：古典共和主义（罗马、文艺复兴）的公民美德是男性化的（virtù 在意大利语中有"男子气概"的含义），女性、奴隶、外邦人被排斥在共和国的政治生活之外。当代女性主义理论家（如安妮·菲利普斯 Anne Phillips、维多利亚·科斯塔 M. Victoria Costa）检验非支配自由观能否包容女性与边缘群体，主张共和主义须经实质修正才能保护这些群体的利益；更尖锐的批评者则认为，这一传统内部的排斥性太深，难以简单修补。

非支配自由的边界：佩蒂特的非支配概念被批评为定义不够精确——什么算"任意的"支配权力？国家本身拥有强大的强制能力，如何保证它不构成支配？这是新共和主义理论的核心张力。

任意性的标准若定义太松，几乎任何规制都可以被说成支配；若定义太紧，只有公开的暴君才算进入视野。佩蒂特后来用可抗辩性来补这一缺口：关键不是每项决策都由全体亲自做出，而是受影响者有渠道迫使权力说明理由并修正。国家拥有强制能力这一事实本身并不构成支配，真正危险的是强制无法被法律和公民抗辩所驯服。

跨域连接#

• 自由：非支配与非干涉的分界，在没有任何实际干预发生时最清楚——仁慈主人的奴隶不受干涉，却仍不自由。这使"支配能力是否存在"成为可独立观察的变量：依赖度、退出成本、申诉渠道都可测量，而不必等到干预真的发生。两种自由观因此在同一情境下可以给出相反判断。
• 劳动与劳工组织：把自由定义为不受任意支配，工作场所的权力不对称就自动进入自由问题的范围。可检验的推论是：解雇成本、转职难度与申诉机制的变化，应当在雇主行为完全不变的情况下也改变员工的自由度。
• 机会成本：政治参与是有代价的时间投入。共和主义把它当义务，自由主义把它算成成本。两者对低投票率的诊断因此完全相反：前者视为共和国腐化的征兆，后者视为个人的理性配置。
• 德性：古典共和德性带有明确的性别编码，virtù 一词本身就含男子气概之意。机制在于：把政治资格系于某种气质，就自动排除了被判定缺乏该气质的群体。当代争论正在于这一排斥能否被修补，还是嵌得太深：一派主张非支配概念经修正即可覆盖边缘群体，另一派认为这一传统内部的排斥性难以简单剥离。
• 美国革命：建国者自称共和主义者而非民主主义者，因为他们要的是混合政制与制衡，而不是多数决。这条区分至今有用：一个政体可以高度共和而不那么民主，反过来也成立。

参考文献#

• Cicero. De Re Publica / De Legibus. （约前 54—前 51）. Loeb Classical Library 英译.
• Machiavelli, N. Discourses on Livy. （约 1517）. 中译：《李维史论》.
• Pettit, P. Republicanism: A Theory of Freedom and Govern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 Pocock, J.G.A. The Machiavellian Moment.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5).
• Skinner, Q. Liberty before Liberali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中译：《自由主义之前的自由》.
• Arendt, H. The Human Conditi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8). 中译：《人的条件》.
• Berlin, I. "Two Concepts of Liberty." In Four Essays on Liber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lecture 1958).
• Pettit, P. On the People's Terms: A Republican Theory of Democrac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