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金纳vs乔姆斯基：语言是学习的吗

背景#

1957 年，伯勒斯·弗雷德里克·斯金纳（B. F. Skinner，1904–1990）出版《言语行为》（Verbal Behavior），把人类说话写成操作性条件作用的一种：反应的形式由前因与后果的历史塑造，而不是由内在观念推动。 同年，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1928–）出版《句法结构》（Syntactic Structures），把语言写成能生成无限合格句子的规则系统。 1959 年，乔姆斯基在《语言》杂志上发表三十余页书评，攻击的不只是一本书，而是把实验室词汇直接铺到人类语言上的那种经验主义。

斯金纳本人几乎没有公开对这篇书评作对等篇幅的答复。行为分析内部后来由麦科克代尔（MacCorquodale, 1970）等人辩护，斯金纳则在《关于行为主义》（About Behaviorism，1974）里继续坚持：被攻击的往往是他并未写过的刺激—反应心理学。 下面的对话设定在 1974 年之后、斯金纳 1990 年去世之前。双方的主要专著都已出版；统计学习实验、尼加拉瓜手语的后续报道和大语言模型是后话，不进入两人的对白。 这里争论的是解释单元，不是一份教儿童说话的操作清单。

第一幕：说话是行为，还是内部语法的外显#

斯金纳：诺姆，先把对象说清楚。 我在 1957 年要解释的，不是“语言”这个集合名词，而是说话者在听众在场时做出的、由听众的中介后果所维持的行为。 说“水”可以是要求：它由缺水之类的动机条件发动，并由得到水来强化。 同一声“水”也可以是命名：它由非言语刺激控制，并由泛化的社会强化维持。 还可以是回声、组内言语、读出文本。 这些不是词汇分类，是功能分类。 形式相同，控制变量可以完全不同。 把它们一律叫作“词的意义”，等于把有待解释的东西又写进了原因里。

乔姆斯基：伯勒斯，你的分类在实验室里也许清楚。 问题是：一旦离开鸽子啄键的情境，刺激、反应、强化这些词就变成了同音异义词。 我在 1959 年的书评里写过这个两难：若按技术定义来读，你的书几乎覆盖不了真实的言语；若按隐喻来读，它并不比传统常识更科学，只是换了一套听起来客观的行话。 你用动物实验的严格性给这本书镀金，再用类比把那套词汇铺到人类谈话上。 镀金的是方法，铺开的是猜测。

斯金纳：你攻击的是华生式的反射弧，不是操作性行为。 操作因不是前面那一下刺激把它撞出来，而是后果改变它再次出现的概率。 三项相依——辨别刺激、反应、强化——比你说的“刺激引出反应”多出整整一截历史。 《言语行为》里大部分章节都在处理多重控制：一句话同时被场景、听众、刚说过的话和说话者自己的其他行为拉着走。 那不是简单反射。

乔姆斯基：多重控制并没有把术语救回来。 你所谓的“概率”和“反应强度”，读下来往往只是在转写兴趣、意图、信念这类你拒绝使用的词。 科学外表来自实验室里的操作定义；用到日常谈话时，定义已经被掏空了。 我要问的不是鸽子，是人为什么能对从未听过的句子作出判断。

第二幕：看见画，为何能说“荷兰的”——刺激控制还是刺激自由#

斯金纳：命名就是一个被非言语世界控制、又被社会强化维持的操作因。 看见某类对象时说“桌子”，是因为过去在类似对象出现时这样说得到了听众的认可。 控制可以很细：一幅画可以控制“荷兰的”，一段音乐可以控制“莫扎特”。 细并不等于神秘。 听众共同体把某些性质标成值得一说的性质，说话者的历史里装满了这些列联。

乔姆斯基：就用你的画。 一个人站在同一幅画前，也可以说“跟墙纸冲突”“难看”“仿品”“我想回家”。 若任何可能说出口的话都能事后找到一个“控制性的性质”，刺激就不再属于外部世界，而被推回有机体内部。 我们是先听见反应，再发明刺激。 这不是功能分析，这是把心灵主义偷偷送回来，只是不肯用心灵主义的词。 更关键的是：大量话语根本不由当前环境发动。我们可以谈缺席的事物、过去、未来、反事实。 这种相对的刺激自由，不是边缘现象，是语言的日常状态。

斯金纳：缺席并不等于没有控制变量。 组内言语由其他言语刺激控制，不必与当前实物点对点对应。 自伴随行为——“我认为”“也许”“不是”——修饰的是说话者自己的其他言语行为，让听众知道这句话该打几分。 私有事件我并不否认存在；我否认的是：把它们写成起始原因，解释就结束了。 能公开的是列联的历史，不是一个内部的句子生成器。

乔姆斯基：把“荷兰的”和“跟墙纸冲突”都叫作被细微性质控制的命名，等于承认你无法在反应出现之前指出刺激。 一种不能预测、只能事后贴标签的控制，已经失去了你在实验室里声称的那种效力。 你还说过，这种分析将允许对言语行为进行实际控制。 若连当下刺激是什么都要等他说完才知道，控制从何谈起？

第三幕：强化能否给出语法，以及儿童为何能说出新句子#

斯金纳：语法不必先作为一个内部机关存在，再向外喷出句子。 许多你称为语法的东西，在我这里是自伴随框架：排序、连接、否定、量化，都是对已有的要求、命名、组内言语所做的二次行为，因为它们改善了听众的反应。 新句子并不需要一个专门的创造性器官。 旧有的操作因在新的多重控制下重新组合，就会出现说话者自己也没有完整说过的话。 诗人“拥有”一首诗，并不比一棵树拥有它的苹果更神秘。

乔姆斯基：照顾者强化的，通常是话语的真假或顺从，极少是句法合格性。 孩子说“那是一只狗”，大人说“对，那是狗”，即使句子缺了屈折或词序乱了，也常被放过。 可是儿童还是长出了语法。 他们还系统性地过度规则化，说出从未被强化过的形式。 若学习就是被强化的反应史，这种创造性就没有着落。 我在《句法结构》里用过那句无意义却合格的句子：无色的绿色想法狂怒地睡觉。 合格性不是由强化过的情景意义给的，而是由结构给的。

斯金纳：你把“没有人专门强化词序”写成“没有任何选择压力作用在言语形式上”。 听众是否听得懂、是否继续交谈、是否提供所要之物，都是后果。 儿童的言语共同体密集、即时、且对可懂度极其敏感。 过度规则化可以是类推的操作因在新项目上的扩展，随后被不一致的后果修剪。 你把修剪之前的那一段叫作“内部规则”，我把它叫作尚未被分化的控制。

乔姆斯基：类推若没有结构约束，会生成大量人类语言里从不出现的错误。 把助动词前移做成疑问句时，儿童并不采用“移动句子里第一个 be”这种更简单的线性规则。 他们像是一开始就只在结构上操作。 初级语言材料既有限，又充满口误、中断和不合语法的片段。 从这样的样本里归纳出递归的、结构依赖的语法，若没有关于可能语法的先验限制，任务在计算上并不诚实。

第四幕：贫乏的刺激，还是被低估的列联#

乔姆斯基：这就是我后来在《句法理论要略》（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Syntax，1965）里写清楚的习得问题。 儿童接触到的是运用，不是合格句子的清单，更不是关于非句子的明确纠正。 他们却在很短时间内内化了一套能判定无限多新句子的语法。 要解释这件事，语言理论必须足够丰富，使人能够从初级材料中选出正确的语法，又不能丰富到与语言之间已知的差异相矛盾。 我把那种先验限制称作普遍语法；把儿童用来从材料中构造语法的装置，称作语言习得装置。 这不是神秘学。这是把“学习如何可能”写成一个有限制的选择问题。

斯金纳：你所谓材料贫乏，常常是观察者没有看见列联。 言语行为的强化不必是实验者手里的食物丸，也可以是听众的继续听、继续答、把盐递过来。 一个儿童生活在密集的社会后果里，不是生活在一本残缺的语料库旁边。 你把“没有人上课讲解关系从句”当成“没有任何环境史能够建立对复杂形式的控制”。 那是把教学和强化混为一谈。 我并不需要一个先天的语法选择器，来解释人能对陌生句子作出分化。

乔姆斯基：即使把所有社交后果都算进去，材料仍然在一个关键意义上贫乏：它并不展示那些被排除的假设。 无数与同一批句子相容的语法，不会在日常谈话里被成对拿出来证伪。 儿童却并不在那个假设空间里游荡。 能力与运用必须分开。运用受记忆、注意、疲劳干扰；能力是说话者关于自己语言的内在知识。 你记录的是运用的频率。我要说明的是能力从何而来。 把频率当成知识，会把口误和合格性搅在同一张表里。

斯金纳：能力这个词，把有待解释的规则系统又放回了脑袋里。 规则支配的行为我承认：人可以先说出规则，再让规则控制其他行为。 那仍然是行为，而且往往后于、并依赖于由列联塑造出来的行为。 你把最终的流畅误写成一开始就装好的装置。 装置解释了为什么人人都学会，却把真正的历史——哪一种听众、哪一种后果、哪一种分化——一起抹掉了。

第五幕：什么算解释，以及这场争论在争什么#

乔姆斯基：我 1959 年要做的，并不只是批评你的语言学猜测。 《言语行为》是经验主义关于高级心理过程的最认真、最彻底的表述。 若连它都站不住，行为主义就不是差一点实验，而是一套关于心智的神话。 解释必须说明：有限的手段何以产生离散的无限；表面极不相同的语言何以仍落在狭窄的可能语法里。 实验室里的强化律再可靠，也不自动成为语言的理论。

斯金纳：我接受强化律在鸽子和老鼠身上被证明过。 我不接受因此就不能把同一套选择过程用于人的言语。 你的普遍语法把问题提前结束了：凡是环境史显得不够的地方，就写进天赋。 天赋也许存在——人显然不是任意的学习机器——但把句法写成一种特殊器官，并没有告诉我们说话者在具体场合为什么说这一句而不是那一句。 功能分析问的是控制变量。生成语法问的是可能句子的形式。 两者被你写成了胜负，其实首先是题目不同。

乔姆斯基：题目不同，是因为你的题目把内部结构当成了禁忌。 若不允许有结构，刺激控制就只能事后膨胀，去覆盖每一次出人意料的话语。 那不是另一种正当的科学，那是拒绝进入现象。

斯金纳：而你的结构一旦变成不可观察的能力，任何失败都可以被说成“那只是运用”。 那同样可以拒绝进入现象。 我们至少应承认：我拒绝把观念当成原因；你拒绝把后果史当成句法的来源。 其余的，交给还没有做完的观察。

当代发展#

这场争论被后来的教科书写成认知革命的胜负手。书评的影响很大，时机也重要：1950 年代末，严格行为主义作为心理学正统已经开始松动。 它并不是一次由新实验直接判决的对决。乔姆斯基的批评主要是概念性的：术语在外推时失去了技术含义。

1996 年，塞弗兰、阿斯林与纽波特报告，八个月的婴儿能从无意义音节流里抽出统计边界。 用法论取向（如 Tomasello, 2003）主张：构式与使用频率足以支撑大部分习得，不必设定内容丰富的普遍语法。 这些工作说明环境信息比 1959 年书评所假定的更丰富，并不能倒过来证明儿童就是一只大型的言语操作因。 尼加拉瓜手语的后续研究（Senghas & Coppola, 2001）表明，新的空间语法可以在一代儿童中被规则化；先天论与学习论对此各有读法，都超出了斯金纳能回答的范围。

平克与布卢姆 1990 年主张语言是自然选择下的适应。乔姆斯基长期对渐进的交际适应叙事持保留态度。FOXP2 与语言相关，却远不是“语法基因”。 大语言模型证明了统计学习能走得很远。它没有证明儿童是这样学的，也没有让 1959 年的概念批评自动失效。

为什么今天仍然重要#

争论没有过期，因为它问的不是口号化的先天或后天，而是：解释语言时，最小的正当单元是什么——列联史里的操作因，还是受普遍语法约束的内部规则系统。 两种回答会把同一份材料写成不同的故事。儿童的新句子，在一边是多重控制下的重组，在另一边是规则的第一次公开运用。 把这份分歧映射到教室方法或干预方案之前，应当先承认：两人当年争的是理论对象，不是一份操作手册。

在人工智能里，问题以新的尺度回来：没有先天句法的统计机器能走多远？能走得很远，并不等于儿童的学习条件已经被复制。 若语言知识是天赋的，它如何进入基因组仍没有决定性证据。这不是加冕，而是这场争论为什么还没有变成文物。

跨域连接#

• 大语言模型：这场争论的核心是可学习性——从有限且有噪声的输入中习得无限的生成能力，纯统计机制是否足够。语言模型使这一问题重新变得经验化，而诚实的表述是：它证明了统计学习能走多远，没有证明儿童就是这样学的——两者的数据量与学习条件相差几个数量级。
• 形式文法与乔姆斯基层级：乔姆斯基一方的论证力量来自形式化——把"什么样的机制能生成什么样的语言"变成了可证明的数学问题。这一工具的最大遗产落在了计算机科学，而这段迁移本身说明：形式化的收益未必落在提出它的领域。
• 强化学习：斯金纳一方的经验规律至今可靠，而计算版本补上了他拒绝处理的部分：内部表征与价值函数。这一后续发展对争论有实际含义：行为主义的失败不在其数据，而在其词汇不足以表达学习中发生的事。
• 证伪主义：这场争论常被讲成实验数据的胜负，而重读乔姆斯基的评论会发现它主要是概念性的——指出行为主义术语（刺激、反应、强化）在用于语言时失去了明确含义。范式转移未必由新数据推动，也可以由指出旧词汇的表达力不足推动。
• 语言演化：争论的一个未解余绪是语言能力若是天赋的，它如何演化而来。平克与布卢姆主张它可以是自然选择的产物，乔姆斯基则长期对渐进的适应叙事持保留态度。这一分歧至今没有决定性证据，也是这场争论仍然活跃的原因。

参考文献#

• Skinner, B. F. (1957). Verbal Behavior. Appleton-Century-Crofts.
• Chomsky, N. (1959). A review of B. F. Skinner's Verbal Behavior. Language, 35(1), 26-58.
• Chomsky, N. (1957). Syntactic Structures. Mouton.
• Chomsky, N. (1965). 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Syntax. MIT Press.
• Skinner, B. F. (1974). About Behaviorism. Knopf.
• Skinner, B. F. (1984). The evolution of verbal behavior. Journal of the Experimental Analysis of Behavior, 41(1), 205-210.
• MacCorquodale, K. (1970). On Chomsky's review of Skinner's Verbal Behavior. Journal of the Experimental Analysis of Behavior, 13(1), 83-99.
• Saffran, J. R., Aslin, R. N., & Newport, E. L. (1996). Statistical learning by 8-month-old infants. Science, 274(5294), 1926-1928.
• Tomasello, M. (2003). Constructing a Language: A Usage-Based Theory of Language Acquisi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Pinker, S. (1994). The Language Instinct. William Morrow.
• Senghas, A., & Coppola, M. (2001). Children creating language: How Nicaraguan Sign Language acquired a spatial grammar. Psychological Science, 12(4), 323-3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