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除误解
第一个误解，是把 STS 当成"反科学"的大本营。这个印象多半来自 1990 年代"科学大战"的争吵，但它弄错了对象：STS 研究科学，正如政治学研究政治——研究一个制度如何运作，不等于要拆毁它。绝大多数 STS 学者对科学的态度是认真的好奇而非敌意：恰恰因为科学是人类最成功的知识生产方式，它才值得用同样严格的方法去解剖，而不是被供在"不可分析"的神龛上。
第二个误解，是把"社会建构"听成"纯属捏造"。说一个科学事实是"被建构的"，在 STS 的词汇表里不是说它是假的，而是说它有一部可以追溯的制造史：仪器、文本、争论、联盟、资助与信任，一层层把一个有争议的陈述锻造成无可争议的"事实"。建构不等于虚构——机场跑道是社会建构的，飞机照样起飞。
第三个误解，是把 STS 等同于科技政策咨询或科普写作。STS 首先是基础研究：它追问科学知识如何生产、如何获得权威、如何与社会秩序相互塑造。政策是它的应用场景之一，不是它的本体。
从默顿学派到知识问题的转向
STS 的第一条血脉是默顿学派的科学社会学。1938 年，默顿发表长篇论文《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追问科学制度为何在特定时空兴起——所谓"默顿命题"将清教伦理与近代科学的制度化联系起来。1942 年，他提炼出科学共同体的规范气质：普遍性、公有性、无私利性与有组织的怀疑精神——科学靠一套制度化的道德秩序运转，而非仅靠逻辑。1968 年他在《科学》杂志提出"马太效应"：有名望的科学家在署名、引用与资源分配中获得超出贡献的累积优势，科学的声望体系自带"凡有的，还要加给他"的正反馈。
但默顿学派有一个自我设限：它研究科学的"外部"——制度、规范、奖励系统——却把知识内容本身留给哲学家。科学知识是黑箱，社会学只配研究箱子外的社会条件。1970 年代的反叛正从这里开始。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已经动摇了"科学内容纯由证据决定"的图景；更早的弗莱克 1935 年《一个科学事实的发生与发展》几乎被遗忘了三十年，被库恩重新请回舞台。社会学要打开黑箱了。
强纲领：知识本身成为社会学对象
打开黑箱的第一套方案来自爱丁堡。巴恩斯与布鲁尔等人创立的"科学知识社会学"（SSK）提出"强纲领"，布鲁尔 1976 年《知识与社会意象》给出四条纲领：科学信念的解释必须是因果的——追问信念产生的社会条件；必须是公正的——真信念与假信念一视同仁地需要解释；必须是对称的——用同一类原因解释成功与失败；必须是反身的——这套解释原则同样适用于社会学自身。
对称性原则是真正的惊雷。传统解释有一条隐蔽的双重标准：正确的科学靠"理性与证据"解释，错误的科学才劳烦"社会因素"出场——仿佛真理不需要社会史，只有谬误才有社会学。强纲领拒绝这条标准：既然"事实正确"与"人们相信它正确"是两回事，那么无论真假，信念的接受都是一个需要社会解释的事件。巴斯学派的柯林斯以"相对主义的经验纲领"推进了同一议程，通过引力波探测等争议案例，展示实验"重复"如何依赖默会知识与共同体判断，而非机械的程序。
需要说清边界：强纲领的"相对主义"是方法论立场，不是本体论宣言。它说的是"把真假问题括起来，先看信念如何赢得信任"，而不是"世界上没有真的知识"。后来的争吵多半源于这两层的混淆。
实验室研究：人类学家走进离心机之间
第二套方案干脆换了方法：不进档案馆，进实验室。拉图尔与伍尔加 1975 至 1977 年在加州索尔克生物研究所做田野，1979 年出版《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建构》。他们以人类学家的眼光看待一个陌生部落：科学家终日生产"铭文"——图表、曲线、打印纸——然后在写作中抹去这些痕迹，把"琼斯等人发现"改写成"人们早已知道"。事实一旦完成，制造事实的脚手架就被拆除，这就是他们所说的"事实的沉淀"。
同一条线索上，诺尔-塞蒂纳的《知识的制造》（1981）比较了实验室实践的选择性与偶然性，林奇对日常实验室互动的常人方法学研究则细致到一次观察、一句嘀咕。实验室研究的共同发现是：科学实践远不是教科书方法论的流水账——它充满修补、谈判、默会判断与物质性的缠结。"事实"不是被发现的现成品，而是在仪器、文本与人的循环中被一步步稳定下来的节点。
行动者网络与技术的社会建构
1980 年代，两条最具野心的综合路线成形。
行动者网络理论（ANT）由拉图尔、卡隆与劳等人发展。卡隆 1986 年对圣布里厄湾扇贝与渔民的研究是范本：研究者要让扇贝附着、渔民配合、同行认可，就必须把各方"转译"进同一个网络——扇贝的存活与论文的成立是同一场招募战。ANT 的激进之处在于对称地对待人与非人：仪器、微生物、文件都是"行动者"，都在网络中留下效果的痕迹。拉图尔《科学在行动》（1987）把这套语言系统化：科学的强弱不取决于"接近真理"的程度，而取决于网络的长度与稳定性——多少盟友、多少仪器、多少被黑箱化的先前事实在替你说话。
技术的社会建构（SCOT）则把同样的眼光转向技术人工物。平奇与拜克 1984 年的纲领性论文以自行车史为例：早期自行车并无"天然"的终极形态，高轮车的衰落不是因为它"技术上更差"，而是因为相关社会群体——青年运动员、妇女、老年人——对"自行车是什么"给出了相互竞争的界定，安全型自行车最终在意义之争中胜出。技术的人工物有"诠释的灵活性"，它的"成功"是社会协商的闭合，而非工程逻辑的必然。拜克、休斯与平奇 1987 年主编的《技术系统的社会建构》把这条纲领铺向整个技术史。
性别与技科学：哈拉维的介入
STS 的第三条血脉来自女性主义。哈拉维 1989 年《灵长类视觉：现代科学世界中的性别、种族与自然》解剖了灵长类学教科书与纪录片如何反复上演"男性科学家深入丛林驯服自然"的剧本——连关于猿猴的知识都带着殖民与性别的叙事结构。她更早的《赛博格宣言》（1985）与"情境知识"论（1988）则给出建设性纲领：拒绝"上帝之眼"的客观性神话，也拒绝彻底的相对主义，主张知识永远是具身的、有位置的——承认位置，恰恰是更严格的客观性。
女性主义 STS 的贡献不在于给 STS"加上性别一章"，而在于改写它的元问题：谁被允许生产知识？谁的身体被当作知识的对象？"无立场的普遍知识"本身是一种特定位置的产物。这条线索深刻塑造了此后对医学、生殖技术、算法与数据科学的批判研究。
争议与边界
STS 遭受的最猛烈攻击来自"科学大战"。1996 年，物理学家索卡尔在《社会文本》发表一篇蓄意的胡话文章并随即自曝，嘲讽人文学界滥用科学概念。科学捍卫者指责 STS 的相对主义掏空了真理、为伪科学开门。这场争吵有表演成分，但也刺中了真问题：对称性原则在政治上是双刃的——你用来分析烟草公司如何"制造怀疑"的工具，同样可以被气候怀疑论者用来"解构"气候科学。拉图尔本人在 2004 年《批评为何耗尽动力？》中公开忧虑：他亲手锻造的批判武器，正在被拿来攻击科学本身。
内部的修正同样深刻。柯林斯与埃文斯 2002 年提出"科学研究的第三波"：STS 不能停在解构权威，还必须回答"谁有资格发言"——专长的社会学由此成为一个正面纲领。另一条边界是 ANT 的泛化：当"一切都是网络"，解释就有稀释为描述的风险。STS 今天的成熟形态，是把这些争论当作学科养分而非伤疤——它不再宣称要取代科学哲学，而是与哲学、历史学、政策研究构成持续互犯边界的领域。
为什么今天仍然重要
STS 的核心问题——知识权威如何生产、信任如何分配——从未像今天这样具有公共紧迫性。疫情期间的专家信任危机、气候科学之争、疫苗犹豫，逐字上演着"事实如何被稳定、又如何被动摇"的 STS 剧本；阴谋论与"后真相"话语让拉图尔的忧虑成为日常现实。人工智能则把这个学科推到新前线：训练数据的分类政治学、标注工人的隐形劳动、模型输出的"客观性"包装、算法审计的困难，全是 STS 概念——黑箱、铭文、转译、情境知识——的直接应用场景。STS 教会我们的不是"别信科学"，而是更精确的信任：知道事实是如何被制造的，才知道它在哪里最坚固、在哪里需要新的检验。
跨域连接
- 罗伯特·默顿：默顿是 STS 的第一条血脉——科学规范、马太效应与奖励系统研究确立了"科学可以作为社会制度被分析"的纲领；而 SSK 对知识内容的进攻正是以默顿学派"只研究科学外部"的界限为靶子。理解 STS，就是理解这场对默顿的继承与反叛。
- 民族志：实验室研究把民族志搬进了离心机与培养皿之间——《实验室生活》示范了"把熟悉变陌生"的田野纪律：不带敬意地观察科学实践的日常细节，铭文流、黑箱化与事实沉淀才得以显形。STS 证明民族志的对象可以是任何"部落"，包括最现代的实验室。
- 科学哲学：STS 与科学哲学是同一个问题的两种进路——库恩与弗莱克同时是两边共同的经典；强纲领的对称性原则直接挑战"内部理性史"的书写方式。哲学追问知识何为真，STS 追问信念如何获胜，两者的边界至今是活跃的争论现场。
- 机器学习：AI 是 STS 概念最密集的当代试验场——训练数据的分类政治、标注劳动的隐形化、模型作为"黑箱"的双重含义、算法输出的权威包装，逐一对应铭文、黑箱化与情境知识的分析工具。对 AI 的社会研究正在重演并改写 STS 的经典议程。
- 媒介与公共领域：专家信任危机把 STS 从学术期刊推向公共广场——气候之争、疫苗犹豫与"后真相"话语都是"事实稳定性"问题的公共版本；拉图尔对批判武器被怀疑论者挪用的忧虑，正是公共领域中知识权威再分配的病理报告。
参考文献
- Merton, Robert K. The Sociology of Science: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Investigation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3.
- Bloor, David. Knowledge and Social Imagery.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6.
- Latour, Bruno & Steve Woolgar. Laboratory Life: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Facts. Sage, 1979.
- Pinch, Trevor J. & Wiebe E. Bijker.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Facts and Artefacts: Or How the Sociology of Science and the Sociology of Technology Might Benefit Each Other."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14(3): 399–441, 1984.
- Callon, Michel. "Some Elements of 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Domestication of the Scallops and the Fishermen of St Brieuc Bay." In John Law (ed.), Power, Action and Belief: A New Sociology of Knowledge?.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6.
- Latour, Bruno. Science in Action: How to Follow Scientists and Engineers through Societ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 Bijker, Wiebe E., Thomas P. Hughes & Trevor J. Pinch (eds.).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ical Systems. MIT Press, 1987.
- Haraway, Donna. Primate Visions: Gender, Race, and Nature in the World of Modern Science. Routledge, 1989.
延伸阅读
- Barnes, Barry, David Bloor & John Henry. Scientific Knowledge: A Sociological Analysi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6.
- Collins, Harry M. Changing Order: Replication and Induction in Scientific Practice. Sage, 1985.
- Shapin, Steven & Simon Schaffer. Leviathan and the Air-Pump: Hobbes, Boyle, and the Experimental Lif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
- Knorr Cetina, Karin. Epistemic Cultures: How the Sciences Make Knowle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 Jasanoff, Sheila (ed.). States of Knowledge: The Co-production of Science and Social Order. Routledge, 2004.
- Sismondo, Sergio. An Introduction to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 2nd ed., Wiley-Blackwell,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