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的社会学有一条近乎共识的预测：现代化会带来世俗化。 随着工业化、城市化、教育普及与科学理性的扩张，宗教将退出公共生活，退回私人领域，最终衰亡。
这条预测有最强的智识血统，但血统内部其实是三条不同的线。孔德的三阶段律预言的是认知方式的淘汰：人类心智从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走向实证阶段，宗教作为解释体系被科学取代。韦伯 1917 年在慕尼黑讲演《以学术为业》时说的"祛魅"预言的是意义秩序的变化：理性化让世界不再由神秘力量支配，"原则上，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掌握万物"——但他同时警告，祛魅后的世界会面临意义的匮乏，这与宗教衰亡并不是一回事。涂尔干预言的则是功能的替代：分工发展让宗教原有的社会黏合功能被契约与制度接管。后来的世俗化命题把这三条方向不同、力度不同的线拧成了一条直线，这是它从一开始就别扭的原因。
到 1960 年代，它是宗教社会学的教科书立场。把它系统化为一个"范式"的主要是布莱恩·威尔逊（1966）：他把世俗化界定为宗教机构、行动与意识失去社会意义的过程，并为它汇集了西欧的出席率与归属数据。值得注意的是，这个范式的经验底座从一开始就是欧洲数据，而它的命题形式却是普适的——这个错位要到三十年后才被正视。
彼得·伯格在 1968 年对《纽约时报》说，到二十一世纪，宗教信仰者可能只剩下"聚在一起抵抗全球世俗文化的小教派"。
1999 年，他公开撤回了这个判断，写道自己与多数同行"当年错了"。
破除误解：错的是哪一部分
世俗化理论不是整个错了。 它包含至少三个可分离的命题，而它们的经验命运完全不同。这个区分是理解本案的关键。
命题一：分化（differentiation）——宗教机构逐渐失去对国家、法律、教育、医疗、科学的直接控制。 这一条大体成立，且是这场争论中最少争议的部分。欧洲的教会失去了对大学、法庭与户籍的管辖；在多数现代国家，宗教组织不再直接裁定世俗事务。这是一个关于制度边界的命题，证据相当扎实。
命题二：个人信仰的衰退——人们不再相信。 这一条在西欧成立，在全球大部分地区不成立。 美国、拉美、非洲、南亚、东南亚与中东的信仰水平并未随现代化同步下降；有些地区反而上升。即便在西欧，衰退的也主要是机构性的部分：戴维对英国的著名概括是"信仰而不归属"（believing without belonging）——教会出席率崩塌，但模糊的超自然信念大量留存。
命题三：宗教退出公共生活。 这一条被二十世纪末的事实直接反驳：伊朗革命、美国宗教右翼的政治动员、拉美与非洲的五旬节派爆发式增长、波兰天主教会在剧变中的角色、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兴起、佛教在多国政治中的重新出场。卡萨诺瓦把这一过程称为"去私人化"（deprivatization）：宗教拒绝继续待在私人领域，重新进入了公共辩论的中心。
把三者打包成一条"世俗化定律"，是这个理论最主要的技术错误。 当命题一被验证时，人们以为整包都得到了支持。
反例如何积累
1979 年常被视为转折点：伊朗革命建立了一个以宗教为组织原则的现代国家，而它发生在一个正在快速工业化、城市化、教育扩张的社会里——恰恰是理论预言世俗化最应发生的地方。
1980 年代起，美国的宗教右翼成为选举政治中稳定的组织力量；同期拉美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五旬节派与灵恩派增长速度惊人——皮尤研究中心 2006 年的十国调查转引的估计称，这两类信徒合计至少占全球基督徒的四分之一——其信徒大量来自新城市化的人口。再一次，现代化与宗教增长同时发生在同一群人身上。
1990 年代，苏东剧变后多国出现宗教复兴；印度的宗教民族主义政治力量上升。
东亚提供了另一类反例的形状：日本在高度现代化之后维持着"归属极低、实践普遍"的宗教生态，韩国则经历了基督教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的爆发式增长与其后的明显回落。同一个地区内部就有两条不同的曲线，这本身说明"现代化"不是一个足以预测方向的变量。
全球人口结构本身也在反向运作：宗教参与度高的人群普遍生育率更高，因此即使个体不改变信仰，全球宗教人口比例也倾向上升。这是一个纯人口学的机制，与"现代化是否削弱信仰"无关，却直接影响总量预测。
替代解释：四种，各有麻烦
理论破产后，几种替代框架出现，而它们互相竞争至今。
其一，欧洲例外论。 也许要解释的不是"为什么其他地方没世俗化"，而是"为什么欧洲世俗化了"。候选原因包括国教制度导致的宗教垄断、教会与旧政权的绑定（使反教权成为现代化的一部分）、以及福利国家承担了教会原有的社会功能——戴维干脆把这个设问写成了书名：《欧洲：例外案例》（2002）。这个转向本身很有价值：它把默认值从"欧洲是常态"改成了"欧洲需要被解释"。
其二，宗教市场理论。 斯塔克与芬克等人主张，宗教参与度取决于供给侧竞争：垄断（国教）导致教会怠惰、服务质量下降、参与度低；自由竞争（如美国）促使宗教组织努力吸引信众，参与度因此更高。这个理论解释了欧美差异，但在跨国比较中表现不稳定——2001 年查韦斯与戈尔斯基对既有证据的系统审查发现，宗教多元与参与之间的正相关在多数数据里并不稳健——且被批评把宗教归约为消费选择。
其三，存在安全理论。 诺里斯与英格尔哈特提出：宗教性主要由生存不安全感驱动。在健康、收入、人身安全得到保障的社会，宗教需求下降；在脆弱社会则维持高位。这解释了为什么欧洲（高福利、高安全）世俗化而美国（不平等更高、社会保障更薄）没有。它同时通过生育率差异解释了全球宗教人口的上升。 这是目前解释力较强的一个框架，但对宗教政治动员的解释较弱。
其四，后世俗主义。 哈贝马斯在 2001 年的"信仰与知识"讲演中提出"后世俗社会"：它的意思不是宗教复兴，而是世俗社会必须调整自我理解，承认宗教团体会持续存在下去；世俗公民不能再把宗教语言当作公共理性的残缺品，而要承担把宗教直觉"翻译"成公共语言的工作。这个概念在哲学与政治理论中影响很大，但作为经验描述，它画的仍主要是西欧。
其五，信仰条件论。 查尔斯·泰勒在《世俗时代》（2007）中换了一个问题：世俗化不是"信不信"的数量变化，而是信仰所处的条件变了——在前现代社会，不信神几乎不是一个可选项；而在现代社会，信仰成了诸多选项之一，每个信徒都生活在"自己的信念可能被否定"的自觉之中。这种他称之为"可错性"的处境，同时覆盖了信徒与非信徒。 这个框架兼容了西欧经验，又不把其他地区判为"滞后"。
没有一个框架被普遍接受，这本身是重要信息：推翻一个错误理论，并不自动产生一个正确理论。
代价与争议
它塑造了几十年的研究议程与政策假设。 宗教被视为"残余现象"，因此在发展研究、国际关系与政治分析中长期被低估。1979 年伊朗革命令西方情报与学术机构普遍措手不及，与这个盲区直接相关。
它把一种规范偏好伪装成了经验预测。 世俗化叙事的许多版本内含"世俗化是进步"的评价，而这使得反例更难被看见——当一个理论同时是一种期待，反例会被读作暂时的倒退而非证据。
过度纠正也已出现。 "世俗化理论已死"被一些人推广为"没有任何世俗化在发生"，这同样与证据不符：西欧、加拿大、澳洲、日本、韩国与部分拉美城市的宗教参与度确有长期下降，且近二十年美国的"无宗教归属者"（nones）比例显著上升——皮尤的序列显示，这一比例从 2007 年的约 16% 升至 2021 年的约 29%。正确的表述是：世俗化是一个在特定条件下发生的过程，而不是现代化的必然伴随物。
测量本身是争议核心。 "宗教性"该用什么指标？出席率、自我认同、信仰内容、还是实践？不同指标给出不同趋势——在同一社会中，机构归属可能大幅下降而个人灵性实践保持稳定。许多争论的实质是操作化定义之争，而非事实之争。
中国是测量难题最完整的样本。皮尤 2023 年的专题报告指出：以正式归属计，中国成年人中约九成"无宗教归属"；但"归属"这个指标本身是按会众制宗教设计的——烧香、祭祖、看风水、进庙许愿并不需要也不产生"成员身份"。换用信仰内容与实践来测，宗教性立刻高出几个量级。杨凤岗进一步指出，宗教管制制造了红（合法）、黑（非法）、灰（暧昧）三个市场，而灰色市场体量最大，也最不可能出现在任何问卷里。在中国的例子上，"社会世俗化了吗"这个问题首先要换成"你测的是什么"。
它留下的判断力
- 把捆绑的命题拆开。 世俗化理论的最大教训在方法论上：分化、信仰衰退与公共退出是三件可以分别检验的事，把它们打包会让部分验证被误读为整体确认。这条经验适用于任何"某某化"的宏大预测。
- 注意"什么才需要解释"的默认设置。 从"为什么其他地方不世俗化"到"为什么欧洲世俗化"，问题的重新框定往往比新数据更有生产力。
- 作者的公开撤回值得作为规范被强调。 伯格的转向没有损害他的声誉，反而增强了它——一个学科能否纠错，部分取决于撤回是否被视为耻辱。
- 规范偏好会污染经验预测。 当你希望某件事发生时，你对它正在发生的证据的检验标准会自动降低。这是本案最普遍适用的一条。
跨域连接
- 现代化理论：世俗化论是现代化理论的一个分支命题，两者共享同一条单行道语法与同一批反例（东亚、海湾、伊朗）。它们也共享同一个纠错路径：从"为什么别处没走这条路"改问"为什么西欧走了这条路"，把普遍规律降级为区域历史。
- 国家能力：福利国家承担了教会原有的教育、济贫与照护功能，是欧洲世俗化的一个有力解释。这提示了一条更一般的机制：宗教组织在国家能力薄弱处提供的是实实在在的公共品，因此"宗教衰退"在很多情形下是国家接管服务的副产品，而非信念被说服放弃的结果。
- 科学技术研究：世俗化叙事把科学理性的扩张当作宗教退场的原因，而 STS 的经验研究普遍不支持这种直接替代关系——大量科学从业者持有宗教信仰，而科学素养与宗教性的相关在跨国数据中很弱。"祛魅"是一个关于制度分化的洞察，被误读成了关于个人信念的预测。
- 社会结构：宗教既是信念体系也是组织形式，而两者的命运可以分离——机构归属下降与个人实践延续同时发生，正是当代宗教变迁最普遍的形态。只测量其中一项，会得出方向相反的结论。
- 可证伪性：世俗化理论提供了一个正面示例——它作出了明确的、有时间表的预测，因而能够被事实打倒，而它的主要提出者之一公开承认了这一点。这与那些永远可以被重新解释的社会理论形成对照：能输，是一个理论值得被认真对待的前提。
参考文献
- Berger, P. L. The Sacred Canopy. Doubleday, 1967；及 The Desecularization of the World. Eerdmans, 1999（撤回）。
- Wilson, Bryan. Religion in Secular Society. C. A. Watts, 1966（世俗化范式的经典表述）。
- Casanova, J. Public Religions in the Modern World.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 Stark, R. & Finke, R. Acts of Faith: Explaining the Human Side of Relig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 Chaves, M. & Gorski, P. "Religious Pluralism and Religious Participation."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 27, 2001, pp. 261–281.
- Norris, P. & Inglehart, R. Sacred and Secular: Religion and Politics Worldwid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 Yang, Fenggang. "The Red, Black, and Gray Markets of Religion in China." The Sociological Quarterly, vol. 47, no. 1, 2006, pp. 93–122.
- Habermas, J. Glauben und Wissen（"信仰与知识"，德国书业和平奖获奖演说）, 2001.
- Pew Research Center. Measuring Religion in China, 2023.
- Bruce, S. Secularization: In Defence of an Unfashionable The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辩护方的当代表述）。
延伸阅读
- Taylor, C. A Secular A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 Davie, G. Religion in Britain since 1945: Believing without Belonging. Blackwell, 1994.
- Davie, G. Europe: The Exceptional Case: Parameters of Faith in the Modern World. Darton, Longman and Todd, 2002.
- Gorski, P. & Altınordu, A. After Secularization?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34, 55–85, 2008.
- Pew Research Center. The Future of World Religions: Population Growth Projections.（人口机制的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