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凯蒂vs米拉诺维奇：全球不平等的未来

历史场景#

2020年代初，关于不平等的争论已经从“是否在加剧”转向更硬的三问：哪一层在加剧、机制是什么、以及哪一种政策还转得动。

国家内部，美国、英国等国的顶端收入份额自1980年代持续回升。国家之间，中国与印度的增长压低了全球人际不平等，却没有自动压低各国内部的差距。世界不平等数据库把税收记录、国民账户与调查拼在同一套口径里，使“前1%拿了多少”不再只是口号。

新冠疫情让资产价格与劳动中断同时发生：持有股票和房产的人看到账面财富膨胀，依赖工资的人面对停工。气候变化的损失更集中落在低收入国家。皮凯蒂从资本份额与累进税进入问题，米拉诺维奇从全球人际分布与出生地进入问题。他们看的不是两张无关的图。

第一幕：不平等的全景#

米拉诺维奇：托马斯，我们的切入点不同，图像可以叠在一起看。

我先讲全球人际分布。克里斯托夫·拉克纳和我在世界银行工作论文里，用约120个国家的住户调查，画出1988年到2008年的全球增长发生曲线。它后来被叫做“大象曲线”。

靠近全球中位数的人群实际收入几乎翻倍，其中约九成人口来自亚洲，尤其是中国。大约第80到第90百分位——大致对应富裕国家的中下层——增长接近停滞。全球最富的1%再次抬起象鼻。

同一套调查显示，2008年全球基尼系数大约在70.5%，二十年间约下降两个基尼点。若按国民账户与调查均值的缺口去补顶端漏报，全球基尼会被抬到接近76%，下降趋势几乎消失。所以“全球化让世界更平等”和“全球化让顶端飞走”可以同时成立，取决于你是否看见被调查漏掉的那些人。

皮凯蒂：布兰科，你的全球视角把国家边界拆开了，这是调查传统做不到的。

可国家内部的机制并没有被国际收敛取消。埃马纽埃尔·赛斯和我在2003年用报税记录重建美国1913年到1998年的顶端份额，后来与加布里埃尔·祖克曼做成与国民账户对齐的分配国民账户。美国税前收入中，前1%的份额大约从1980年的11%升到2014年前后的20%；后50%大约从20%降到12%。这不是“全球化偶然分错了牌”，而是税制、公司治理和资本积累同时转向。

我关心的趋势是系统性的。战争、高累进税和高通胀曾经打断它；1980年以后，打断因素撤走，旧逻辑回来。世界不平等数据库要把各国内部与各国之间放进同一套口径。2018年的《世界不平等报告》用全球增长发生曲线把拉克纳—米拉诺维奇那头大象画得更清楚：顶端1%内部还可以再拆，象鼻比调查数据看起来更陡。

第二幕：r > g 与大象曲线、库兹涅茨波浪#

皮凯蒂：让我把框架说清楚。

资本收益率 r 在长期历史上大约在4%到5%，而21世纪可预期的经济增长率 g 更接近1%到2%。当 r 持续高于 g，已有财富的自我增殖快于劳动收入的增长。拥有资本的人只需把一部分回报再投回去，其财富就能跑赢经济总量。这不是一条“资本主义永恒定律”，而是一个放大机制：给定冲击与储蓄差异，r 与 g 的缺口越大，稳态财富集中越高。

1914年前后，欧洲最富有的10%大约持有私人财富的90%。到1950—1960年代，这一份额降到60%以下；1970年代以后回升，到2010年前后接近65%，英国偏高、欧洲大陆偏低。20世纪中叶那次下降，靠的是两次世界大战对资本存量的摧毁、高通胀，以及高度累进的所得税与遗产税，而不是市场自己长出了平等。

米拉诺维奇：r > g 是有力的算术，但你可能把资本积累写成了主引擎。

西蒙·库兹涅茨1955年那篇《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把一国内部的不平等画成先升后降的倒U。工业化把人从农村拉进城市，差距先拉开；教育、工会和再分配再把它压下来。后来的数据否定了“降下去就不再上来”。

我在2016年的《全球不平等》里改用“库兹涅茨波浪”：第一波对应从农业到工业；第二波对应技术、全球化，以及劳动力从相对同质的制造业进入技能分化的服务业。美国和英国现在走在第二波的上升段，中国仍接近第一波。

我把当代不平等分成三类。第一类是古典资本主义的资本—劳动分裂，这是你的主战场。第二类是全球化把各国劳动力放进同一市场。第三类是政治性的：公民身份、边境和寻租。

一个在中国工厂里的工人和一个在硅谷的工程师，差距首先来自出生地，我称之为公民身份租金。地点能解释全球个人收入差异的一半以上。按市场汇率，富国与最穷国的人均收入可差近两个数量级；按购买力平价仍是数十倍。

皮凯蒂：库兹涅茨波浪承认不平等会回头，这与我并不冲突。

冲突在于回头的机制。你把第二波主要写成技术与贸易；我看到的是资本—收入比回升、累进税削弱，以及顶端劳动收入被公司治理改写成近乎资本的权力。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2015年批评“资本主义一般规律”，他们说制度选择才是关键。我同意制度重要——正因为重要，才不能把1980年以后的转向说成技术的自然产物。

第三幕：超级经理人、公民身份与寻租#

皮凯蒂：你提出公民身份租金，这很有启发。

可美国前1%的飙升，很大一块不是19世纪那种食利者，而是“超级经理人”——大公司高管的薪酬。赛斯和我在2003年那篇论文的结论之一，就是劳动收入的顶端已经替换了旧食利者。这些薪酬与可观察的个人生产率关系弱，与公司规模、同侪惯例和董事会结构关系强。减税改变了谈判剩余的分配，并不自动证明市场发现了更高的边际产出。

这是制度与权力，不是单纯的人力资本价格。若把顶端工资全部解释成才能，就无法说明：为何同为技术前沿的德国、瑞典没有复制美国那种经理人爆炸，却仍能维持相近的增长。

米拉诺维奇：制度当然关键，公民身份本身就是一种制度性特权。

约97%的人终生留在出生国。对全球机会平等来说，护照是比家庭遗产更大的彩票。我2015年在《经济学与统计学评论》里估计过这笔租金：它随你在本国收入分配中的位置而变，但方向稳定——生在富国，就是一项不劳而获的资产。移民是穷人试图分享这笔租金；富国居民则感到租金被稀释，于是政治上收紧边境。

寻租还不只在边境。金融业的特许、职业执照、对公共资源的排他，都会把收入从贡献转到位置。我关心的是把“坏的不平等”从“好的不平等”里剥出来：创新与努力可以留下差距；靠护照、垄断和税收漏洞堆起来的差距，没有理由被当成效率。

皮凯蒂：好的、坏的不平等这个区分有用，但不能变成替资本集中开脱。

超级经理人的薪酬一旦资本化，就会变成可继承的资产。劳动收入的顶端和资本收入的顶端在家族层面会汇合。公民身份租金解释跨国差距；它解释不了同一护照内部，为何前0.1%把资产从住房扩到股权、再扩到可跨境转移的金融财富。

第四幕：解决方案之争#

皮凯蒂：政策上，我主张累进的资本税，理想形态是全球协调的财富税。

在《21世纪资本论》第十五章，我把它写成“有用的乌托邦”：对100万到500万欧元的财富每年征1%，对500万以上征2%，必要时对超高财富用更高边际税率。资本可移动，单国加税会遇到套利，所以需要资产登记与自动情报交换。

与此同时，应提高最高边际所得税率。20世纪中叶美国法定最高边际税率一度超过90%，增长并未消失。历史要说明的是：压缩顶端，靠的是税制与战争冲击，不是等待库兹涅茨曲线自行回头。

米拉诺维奇：全球资本税在可预见的政治里很难落地。

我的处方更短、也更碎。第一，缩小寻租：打击避税地、限制金融杠杆、削弱职业与牌照垄断。第二，把机会做厚：公共教育、健康，以及不把好学校写成社区房价的附庸。

第三，在全球层讨论劳动力流动——不是浪漫的无边境，而是承认公民身份租金存在，并设计可被接收国接受的临时与分层权利。第四，接受一定差距，但要求它来自创新和努力，而不是护照和特权。

你的税要先有一个世界政府的影子。我的移民方案会直接撞上民主国家的多数。两者都难，只是难在不同的地方。与其等一项完美工具，不如先做能改变激励的国内改革。

皮凯蒂：务实不是把目标降到现有否决点里最舒服的那个。

资本税的第一层功能其实是信息：没有登记，就无法知道财富在哪里，累进所得税也会被资本所得掏空。各国已经在做银行信息交换，这不是世界政府，是对跨境藏匿的最低回应。教育当然重要，可教育无法抵消每年几个百分点的财富自我增殖。r 高于 g 的时候，只靠学校追，学校会输给遗产。

第五幕：资本主义的未来#

皮凯蒂：你区分“好的”和“坏的”不平等，会把问题引向更深一层：没有外力，资本主义会不会自己停在可接受的差距上。

我的历史回答偏悲观。和平年代，资本份额与财富集中倾向于回升。21世纪可能出现一种“世袭资本主义”：家族持有的资产组合代替19世纪的土地，社会流动性下降。

2020年的《资本与意识形态》把这条线拉得更长——不平等从来不只是市场均衡，而是一套被法律、教育、边境和叙事撑住的意识形态。要改差距，就要改那套产权故事，而不是只调一个税率。

米拉诺维奇：我不认为存在一种单一的资本主义。

2019年的《独自的资本主义》里，我写的是至少两种稳定形态。一种是美国式的自由贤能资本主义：市场广、顶端劳动收入高，但教育与财富开始世袭化。一种是中国式的政治资本主义：增长快、国家有能力，但精英的位置更依赖政治准入。

北欧社会民主是自由资本主义内部的变体，不是外星制度。不同形态下的基尼系数可以差出一大截。关键问题不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而是哪一种资本主义、哪些制度旋钮还转得动。

全球人际不平等过去三十年下降，主要是因为中国把几亿人从全球分布的左尾推到中段。这个引擎一旦减速，国家内部的上升就会重新主导全球图景。库兹涅茨波浪不会自动在政治上找到下降段；下降段过去靠战争、革命、工会和税收。今天若没有这些，波浪可以停在高处。

皮凯蒂：多种资本主义是事实，可它们都面对同一件算术。

只要私人资本回报系统性地高于增长，并且跨境转移容易，家族财富就会在所有形态里寻找出口。中国压缩了国际差距，同时抬高了国内顶端份额。美国把经理人薪酬写成市场，再让薪酬变成可继承资本。

制度选择决定幅度，不取消方向。数据库的用处正在这里：它让“哪种资本主义”变成可比较的份额，而不是口号。

两种算法可以并存。皮凯蒂把一国之内的资本—劳动与税制写成长期趋势；米拉诺维奇把国界、护照和全球化写成另一张全球图。共同前提是：不平等不是经济增长的自然残差，而是制度安排的产物。分歧在于：要不要用全球资本税去硬碰 r > g，还是先拆公民身份租金与国内寻租，让波浪在现有政体里找到下降段。

综合评述#

皮凯蒂与米拉诺维奇代表不平等研究里两条已经无法互相吞并的轴线，一张图看资本，一张图看国界。

• 皮凯蒂用税收记录与国民账户重建顶端，强调 r > g 的放大作用，主张结构性的累进资本税与高边际所得税。
• 米拉诺维奇用全球住户调查重建人际分布，强调大象曲线、库兹涅茨波浪与公民身份租金，主张更碎、也更政治可行的改革。

他们都拒绝“市场给了每个人应得的”这句空话。他们的争执是改变的层次：重写资本的国际规则，还是在现有主权与边境里拆掉最坏的租金。

对话的遗产#

对研究的影响：皮凯蒂团队的世界不平等数据库成为比较各国收入与财富份额的公开基础设施。米拉诺维奇与拉克纳的全球人际数据，让“谁从全球化获利”第一次有了一条可争论的增长发生曲线。

对政策的影响：全球资本税仍近乎乌托邦，却推动了跨境税务信息交换与最低企业税的讨论。公民身份租金把移民从道德口号改写成全球机会平等的算术。

对公共讨论的影响：《21世纪资本论》与《全球不平等》都越过专业圈子。读者记住的不是公式，而是两张图：一国之内前1%的U形回升，以及全球那头大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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