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德施泰纳 1901 正常人血凝集：血清使他人血球成团，以及后来称为 A、B、C 的分组

破除误解：看见成团，不等于发明了输血，也不等于血已经按种族分好#

第一个误解，是把 1901 年写成“发明了输血”。人对人输血的尝试比这篇短文早了两百年。詹姆斯·布伦德尔（James Blundell）在十九世纪产科里已经把血从一个人移给另一个人。有人活下来，有人迅速死去。死亡被写成体质、腐败或不可理解的暴怒。兰德施泰纳交出的不是输液器，而是一张可核对的血清—血球矩阵。把矩阵写成输血史的开篇发明，会把前史里已经发生的死亡删掉，也会把后史的抗凝、保存与床旁核对提前报销。那些工序属于输血页。本页只钉住：致死反应里有一条可以被正常人血的凝集解释的机制。

第二个误解，是把 1901 年写成已经备齐 A、B、AB、O 四格。短文明确分成三组。A 的血清作用于 B 的血球，不作用于 A；B 的血清以同样方式回过来作用于 A。第三组 C 的血清把 A 与 B 的血球都粘住，而 C 的血球不被 A、B 的血清粘住。他用日常语言说：至少有两种凝集素，一种在 A，一种在 B，两种一起在 C。血球对自己血清里已有的那种凝集素不敏感。缺席的是后来称为 AB 的组合。1902 年，阿尔弗雷德·冯·德卡斯特洛（Alfred von Decastello）与阿德里亚诺·施图尔利（Adriano Sturli）才把它补进文献。施图尔利是兰德施泰纳的学生，也是 1901 年矩阵里被写成姓名的同事之一。把四年并成一页“血型被发现了”，会把他们自己按下的空白删掉。空白是装置的一部分。

第三个误解，是把凝集写成疾病的标志，或写成细菌已经把血弄脏。十九世纪末，细菌凝集已经是 细菌理论革命 之后实验室里的家具：血清可以让特定菌体成团，用来认菌。有人在发热病人身上也看见血球成团，于是把现象读成病理。兰德施泰纳要争的，正是“正常”这两个字。健康人的血清，常常也会把另一个健康人的血球粘住。1900 年他在《细菌学中央杂志》一篇讨论血清抗酶、溶解与凝集作用的文章里，用脚注先把这件事点出来。1901 年短文把脚注收成可公开核对的矩阵。细菌理论回答特定活物与特定疾病。它没有规定两个人的血必须可以混。

第四个误解，是把这篇短文写成 1940 年的 Rh，或写成今日血站的全套相容规则。Rh 因子的发表，要等到兰德施泰纳已经离开维也纳、在纽约与维纳合作之后。那条线解释的是另一类免疫：许多抗体不是“本来就在血清里”，而是被妊娠或输血教出来的。1901 年看见的，是健康成人血清里已经稳定存在的那一对凝集素。把两套机制焊成一次发现，会让 血液学 后来必须分开记账的天然抗体与免疫抗体重新黏在一起。黏在一起之后，读者会以为“配过 ABO 就万事大吉”。1901 年从未声称这一点。

第五个误解，是把同事、产妇与新生儿写成试剂，或把血型写成种族本质、性格标签。矩阵里出现的是有名字的人：施图尔利、普莱钦尼希（Pletschnig）以及其他用缩写记下的同事，再加上兰德施泰纳自己。他们把自己的血交给一次比较。他们是权利主体，不是可以按编号再取的材料。短文还比较了产妇血清与胎盘、脐带血。那些血来自已经结束的分娩，不是一份可以再办的入组方案。1901 年的矩阵没有测量种族，也没有测量性格。把成团读成民族性格，是后加的迷信。

装置：交叉矩阵、自己不粘自己，以及被推迟的第四组#

现场在维也纳的病理解剖实验室，不在产房输液架旁。读出很朴素：把一个人的血清与另一个人的血球放在一起，看是否凝成团。它不要求读者学会任何可照做的温育程序。它要求读者看懂一种对称。没有一份血清粘自己的血球。普莱钦尼希的血清粘施图尔利的血球，施图尔利的血清也粘普莱钦尼希的血球。这不是单向的“某人血有毒”，而是两类血球、两类凝集素的对仗。后来的阅读把施图尔利放进 A，把普莱钦尼希放进 B，把兰德施泰纳自己放进 C，也就是后来的 O。译码可以帮助理解。它不是 1901 年已经印好的判读卡。

短文写明，健康人这张六人交叉之外，他还看过血友病患者以及另外约十名健康人，结果规律相当，因此没有全部铺进同一张公开矩阵。他检视的标本总数写成约二十二份。装置需要的是可公开核对的规则，不是把每一个被比较的人的姓名印成附录。本页若把六人写成可以按原名单再抽一次的队列，就会滑向教人如何再办一场人体血清采集。那是明确拒绝的句子。

产妇与脐带血被单独拿来对照。胎盘、脐带侧的血球往往不引出成团，或很少引出。约瑟夫·哈尔班（Josef Halban）当时也在维也纳观察母婴之间的血清反应。兰德施泰纳引用这类观察，不是为了发明一套产科分型术。他要挡住的是另一种隐蔽输入：也许成团只属于发热、产褥或严重疾病。母亲与新生儿是人。分娩已经结束，实验室借用了当时处理标本的渠道。渠道能让比较发生，不等于今天可以照着再取一回。

他讨论过凝集素从哪里来。菲利普·艾森贝格（Philipp Eisenberg）一类同城作者倾向于：血球碎片被重新吸收，于是身体学会了凝集。兰德施泰纳拒绝把这句话当成已经完成的因果。他自己用动物做的尝试，并没有靠注射自身溶解血球就造出稳定的自身凝集。他倾向一种更克制的写法：这是正常人血里已经存在的个体差异。来源可以继续问。来源未决，不等于矩阵未决。矩阵已经把“任何人的血都可以和任何人的血混”这条全称句打断。

短文末尾把观察接到治疗性输血。句子很短。它没有给出适应证、剂量或“先做什么检验再穿刺”。它只说：已经看见的规律，也许能解释治疗性输血为何有时平安、有时暴烈。解释是资格，不是规程。资格一旦成立，外科学 在麻醉与抗菌之后面对的失血，才有可能从赌博变成可被血清学约束的问题。变成约束，仍需要后史的保存与身份核对。那些是输血页的对象。

它也没有把血球表面的化学写成糖链。ABO 的差别后来被证明落在红细胞膜糖链末端的一个糖基上，由糖基转移酶决定。1901 年看见的是成团，不是 N-乙酰半乳糖胺或半乳糖。它完成的是分类：人的血不是一种匀质液体。结构属于后史，属于 血液学 后来才能讲清的那一层。

它测到了什么，没有测到什么#

它测到的，首先是正常人血里的同种凝集。健康不是豁免。豁免的是自己的血清对自己的血球。其次是分组规则：两种凝集素、三类可公开描述的组合，以及自己不攻击自己这一条贯穿矩阵的阴性对照。再次是：病理状态不是前提。发热可以加重反应，但反应不必靠发热才存在。最后是一句指向治疗性输血的解释资格。资格很窄。窄，才硬。

它测到的还有一种方法上的克制。六人矩阵被印出，更多标本被写成“规律相当、故从略”。克制让规则比名单更重要。把克制写成样本太小，会看错短文的野心。野心不是普查维也纳，而是打断一条全称句。再多印几个名字，不会让“自己不粘自己”变得更真，只会把更多人写成可被点名的材料。

它没有测到第四组。AB 的缺席是 1901 年真实的边界。它也没有测到遗传。1910 年前后，冯·邓恩（Emil von Dungern）与赫希费尔德（Ludwik Hirszfeld）才用家系把凝集原写成可遗传的性状。1924 年，伯恩斯坦（Felix Bernstein）才把三个等位基因的模型收紧。1901 年可以让人猜想个体差异稳定存在。猜想不是孟德尔表。

它没有测到 Rh，没有测到 Kell、Duffy、Kidd，也没有测到抗体筛查为何必须独立于 ABO。天然存在的抗 A、抗 B，与被输血或妊娠教出来的抗体，不是同一条学习曲线。免疫系统 后来把两条曲线都收进同一套识别语言。1901 年只看见其中更早、更普遍的那一对。看见这一对，不能推出“相容已经穷尽”。

它更没有测到血型与性格、血型与民族优劣。频率在人群中的差别是后史的群体遗传学题目。把维也纳矩阵读成种族清单，是把实验室读出征用为分类政治。成团可查；被比较的是有名字的人；被写成对象的是读出，不是把人再次当成材料。

反事实：若矩阵仍被写成疾病，或被写成可以照做的分型术#

若兰德施泰纳停留在 1900 年那条脚注，现象仍可能在维也纳口头流传。脚注不是矩阵。没有印出的对仗，发热凝集与正常人凝集会继续被混成一句“血有时会结块”。混成一句之后，治疗性输血的死亡仍可被写成体质或运气。运气无法被核对。矩阵让运气变成组合。组合可以被别人用另一些人的血重复看见——重复的是规则，不是原名单。原名单没有被授权成为可再召集的队列。

若他把成团只写成感染或细菌污染，装置会滑回细菌理论已经熟悉的那条路：血清认菌。认菌解释不了两个看起来都健康的人为何不能共血。细菌理论革命 已经让实验室习惯于“特异性”。特异性在这里必须从菌转到人与人之间。转过去之后，外科学才能把失血从道德勇气问题改写成相容问题。改写仍不是血库。

若 1901 年把尚未出现的 AB、尚未证明的遗传、尚未发现的 Rh 一并写入，后史会多一篇必须被撤回或被收窄的主张。三组规则本身仍可能成立。但读出的公信会裂开。克制的价值，正在于它没有提前征收后史。

若读者坚持把同事的血、产妇的血、脐带血写成可以按步骤再取的原料，反事实会滑向教人如何再办一套人体血清采集与分型。可迁移的不是穿刺术，也不是判读口诀。可迁移的是：全称句必须拿出交叉对照；自己必须当阴性对照；病理不是默认前提；缺席的组别要被写成缺席；被比较的人必须被写成权利主体。本页只打开系统前面那一扇：人的血不是一种可以任意对倒的液体。

跨域连接#

• 糖类与脂质：ABO 后来被证明是红细胞膜糖链末端多一个或少一个糖基。A 多 N-乙酰半乳糖胺，B 多半乳糖，O 停在 H 前体。化学页讲糖怎样构成细胞的身份标签。本页讲 1901 年还看不见糖。看见的是血清把他人血球粘成团。没有先被打断的全称句，糖链不会被当成“为什么有人会死”的答案。把分子式写进维也纳短文，会把分类资格偷换成已经完成的结构测定。
• 证伪：任何人的血都可以和任何人的血相混，是一条听起来像常识的全称句。六人矩阵里的对仗是反例。自己的血清不粘自己的血球，挡住了“这不过是血离开身体就会坏”的辅助假说。哲学页讲理论必须冒被经验打脸的险。本页讲一条被当成匀质液体的常识，怎样被交叉对照拆开。辅助假设仍在：也许只有病人会粘。产妇与脐带血的比较专门去挡这条退路。
• 格雷戈尔·孟德尔：豌豆表把性状写成代际可计数的因子。1901 年矩阵没有家系，没有分离比，也没有等位基因。它只证明个体差异在健康成人身上稳定到可以分组。遗传分析要等到 1910 年代的家系与后来的复等位基因模型。看见表型不是已经看见基因。血型先是一张成团表，后来才成为遗传标记。
• 种族与族群：后史曾把血型频率画成民族地图，并暗示地图就是本质。社会学页讲种族是被建构的分类，后果却真实。1901 年矩阵测量的不是肤色或民族名单，而是血清与血球是否成团。同城实验室里的同事可以被分成 A、B、C，已经说明分组发生在“看起来同类”的人之间。把成团征用为种族等级，是分类政治，不是这篇短文的读出。
• 巴斯德鹅颈瓶：鹅颈证明腐败来自外来活物，不是肉汤自生。本页的试管证明成团来自人与人之间预先存在的差别，不是血离开身体后的污染故事。瓶子挡住的是尘。矩阵挡住的是“血都一样”和“只有病人会粘”。细菌理论让特异性成为习惯；同种凝集把特异性从菌转到邻居的血球上。
• 同一性：哲学页把“是同一个东西”和“长得很像”分开。两个人可以同属“人类的血”，在血清学上却不是同一份液体。自己的血清与自己的血球同一套组合，才不粘。换一个人，组合就可能变成团。被比较的是关系，不是可消耗的身体。

参考文献#

1. Landsteiner, K. “Über Agglutinationserscheinungen normalen menschlichen Blutes.” Wiener klinische Wochenschrift 14 (1901): 1132–1134.
2. Landsteiner, K. “Zur Kenntnis der antifermentativen, lytischen und agglutinierenden Wirkungen des Blutserums und der Lymphe.” Centralblatt für Bakteriologie, Parasitenkunde und Infektionskrankheiten 27 (1900): 357–362.
3. von Decastello, A. & Sturli, A. “Über die Isoagglutinine im Serum gesunder und kranker Menschen.” Münchener medizinische Wochenschrift 49 (1902): 1090–1095.
4. von Dungern, E. & Hirszfeld, L. “Über Vererbung gruppenspezifischer Strukturen des Blutes.” Zeitschrift für Immunitätsforschung 6 (1910): 284–292.
5. Landsteiner, K. “On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Human Blood.” Nobel Lecture, 11 December 1930. In Nobel Lectures, Physiology or Medicine 1922–1941. Elsevier, 1965.
6. Owen, R. “Karl Landsteiner and the First Human Marker Locus.” Genetics 155(3), 2000, 995–998.

延伸阅读#

• Schwarz, H. P. & Dorner, F. “Karl Landsteiner and his major contributions to haematology.” British Journal of Haematology 121(4), 2003, 556–565. DOI: 10.1046/j.1365-2141.2003.04295.x
• Bernstein, F. “Ergebnisse einer biostatistischen zusammenfassenden Betrachtung über die erblichen Blutstrukturen des Menschen.” Klinische Wochenschrift 3 (1924): 1495–1497.
• Mazumdar, P. M. H. Species and Specificity: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History of Immunolog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