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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梯尔问题

The Gettier Problem

对话者

葛梯尔分析认识论传统

知识论葛梯尔问题分析哲学被证成的真信念JTB

体裁说明：本文是基于各方公开著作、论文与论述立场编写的虚构对话，用于集中呈现真实存在的思想分歧。文中台词均非真实引语，不得作为引用来源；对话也不代表相关人物（包括在世者）对任何具体措辞的认可。各方的实际主张请查阅其原始文献。

葛梯尔问题（The Gettier Problem）是二十世纪分析认识论里最著名的一篇“问题文献”。1963 年 6 月，美国哲学家埃德蒙德·葛梯尔（Edmund L. Gettier III，1927–2021）在《分析》（Analysis）第 23 卷第 6 期发表《知识是被证成的真信念吗？》（Is Justified True Belief Knowledge?），全文只有 121–123 页，约两页半。这篇短文针对当时课堂上的标准定义——知识是被证成的真信念（Justified True Belief，简称 JTB）——给出两个反例。此后六十年，认识论几乎围着这两个反例转。

下面的对话是事后编排。一边是 1963 年论文里的葛梯尔：他只论证 JTB 不充分，几乎不再发言。另一边是分析认识论传统：先是被点名的艾耶尔与楚安，后是论文发表之后才出现的戈德曼、诺齐克、威廉森等人。后一半的回应，明确标在 1963 年视域之外，不假装是葛梯尔本人后来的改口。

背景：JTB定义的历史

从柏拉图到20世纪的知识定义

“知识是带说明的真信念”可以追溯到柏拉图《泰阿泰德篇》（约公元前 369 年）。对话将近结尾（201c–210a），泰阿泰德提出：知识是附带 logos 的真实信念。苏格拉底拿“字母与音节”“太阳是绕地球运行的最亮天体”一类例子来压这个定义，最后仍以无结论收场。把这段话直接读成“柏拉图发明了 JTB”，过快。阿尔文·普兰丁格后来挖苦说：1963 年以前，其实很难找到多少条真正写清楚的 JTB 分析；倒像是一位杰出的批评者，在摧毁传统的同时把传统发明了出来。葛梯尔论文本身点名的，是二十世纪中叶的两个明确表述。

一个是 A. J. 艾耶尔《知识问题》（The Problem of Knowledge，Macmillan，1956）第 34 页：S 知道 P，当且仅当 P 为真、S 确信 P、并且 S 有权利确信 P。另一个是罗德里克·楚安《知觉：一项哲学研究》（Perceiving: A Philosophical Stud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57）第 16 页：S 知道 P，当且仅当 S 接受 P、S 对 P 有充分证据、并且 P 为真。葛梯尔把这两条连同更常见的“相信 + 证成”说法并列为同一种三元分析。他要证明的不是其中某一条措辞不好，而是：无论把第三项写成“被证成”“有充分证据”还是“有权利确信”，三个条件加在一起仍不够。

标准课堂上的写法是：

主体 S 知道命题 P，当且仅当： 1. P 是真的（Truth） 2. S 相信 P（Belief） 3. S 有充分的证成理由相信 P（Justification）

葛梯尔的两页革命

1963 年，葛梯尔在密歇根州底特律的韦恩州立大学任教。同事里有阿尔文·普兰丁格、赫克托-内里·卡斯塔涅达、基思·莱勒、罗伯特·斯莱。他 1957 年入职，1961 年才在康奈尔大学拿下博士学位，论文写伯特兰·罗素的信念理论，导师是诺曼·马尔科姆。韦恩州立那几年，系里流传所谓“纸巾哲学”：晚上聚会，论证写在餐巾纸上。这篇后来改写认识论的短文，最初也是为了应付“该发表点东西”的行政压力。葛梯尔署名单位写的是 Wayne State University。1967 年他转到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1972 年正教授，2001 年荣休。说他“整个学术生涯都在韦恩州立”，与履历不符。

论文开头还有两个他明确承认的前提。第一：一个人可以对假命题拥有证成——证成允许可错。第二：证成在已知的演绎后承下封闭。若 S 有理由相信 P，P 蕴涵 Q，S 看出这层蕴涵并从 P 推出 Q、因此接受 Q，则 S 有理由相信 Q。两个反例都靠这两条运转。抽掉其中任何一条，反例会立刻塌掉。这也是后来许多修补方案真正动手的地方。若坚持证成必须不可错，史密斯对（d）和（f）从一开始就没有证成，反例进不了门。若否认演绎能把证成传给后承，史密斯对（e）和（h）的证成也会被切断。葛梯尔把这两条写进论文，不是装饰，是反例的承重墙。

核心论证：葛梯尔反例

反例一：史密斯、琼斯与十枚硬币

分析传统：请按原文讲。不要改成“老板私下告诉他”。

葛梯尔：史密斯和琼斯申请同一份工作。史密斯对下面这个合取命题有强证据：

（d） 琼斯是将得到这份工作的人，并且琼斯口袋里有十枚硬币。

证据可以是：公司总裁向他保证，琼斯最终会被选中；并且他本人十分钟前数过琼斯口袋里的硬币。（d）蕴涵：

（e） 将得到这份工作的人，口袋里有十枚硬币。

史密斯看出从（d）到（e）的蕴涵，并基于（d）接受（e）。于是他对（e）有充分证成。

现在加上他不知道的两件事。第一，得到工作的是他自己，不是琼斯。第二，他自己口袋里也有十枚硬币。于是（d）为假，而（e）为真。三个条件都满足：（e）真；史密斯相信（e）；史密斯有理由相信（e）。可他并不知道（e）。（e）之所以为真，靠的是史密斯自己口袋里的硬币数目；而他并不知道自己口袋里有几枚，他的信念建立在对琼斯口袋的计数上，并且错误地以为琼斯会得到工作。

分析传统：所以运气发生在两个地方。总裁的证词是错的。硬币数目却碰巧在另一个人身上对上了。证成指向琼斯，真理却落在史密斯身上。两者没有接上。还要注意：使（e）为真的，是“将得到工作的人”这个定指描述碰巧落到史密斯头上，再加上他不知情的十枚硬币。史密斯并没有形成“我口袋里有十枚硬币”这一信念。他甚至不知道自己口袋里有几枚。JTB 三项在（e）上齐了，知识直觉却不买账。这正是定指描述被运气重新填值的地方。

反例二：福特、布朗与巴塞罗那

葛梯尔：第二个例子用析取，不用定指描述。史密斯对下面这个命题有强证据：

（f） 琼斯拥有一辆福特车。

证据可以是：在史密斯记忆所及的过去，琼斯一直有车，而且一直是福特；琼斯刚刚开着一辆福特邀请他搭车。史密斯另有一个朋友布朗，完全不知道布朗在哪里。他随机挑了三个地名，构造三个命题：

（g） 琼斯拥有一辆福特，或者布朗在波士顿； （h） 琼斯拥有一辆福特，或者布朗在巴塞罗那； （i） 琼斯拥有一辆福特，或者布朗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

每一条都由（f）蕴涵。史密斯看出蕴涵，基于（f）接受（g）（h）（i），因此对三条都有充分证成。他当然毫无概念布朗人在何处。

再加两个条件。第一，琼斯并不拥有福特，此刻开的是租来的车。第二，纯粹巧合，史密斯完全不知道，（h）里提到的地点恰好是布朗所在之地。于是（h）为真——因为析取的第二支碰巧为真。史密斯相信（h），也有理由相信（h）。可我们不会说他知道（h）。使他的信念为真的那一支，恰恰是他毫无证据的那一支。

分析传统：三个随机地名不是装饰。波士顿和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是假的；巴塞罗那碰巧是真的。同一套推理，三个析取里只有一个被运气救活。这把“真”和“证成”的错位写得不能再清楚。

为什么葛梯尔反例有效？

两个反例共享同一个骨架：

主体对命题 P 有充分证成；
P 其实为假；
主体从 P 演绎推出 Q（合取消去后的定指概括，或加一个随机析取支）；
Q 因与 P 的证成无关的偶然原因恰好为真；
于是 Q 满足 JTB，直觉上却不是知识。

关键是认识论运气（epistemic luck）：真理与证成之间出现幸运的巧合，信念碰巧为真，但“为真”的那个事实并没有进入主体的理由。第一个例子里，工作归属和硬币计数各走各的。第二个例子里，福特车的证据是误导性的，巴塞罗那那一支纯属偶然。葛梯尔 1963 年的文本几乎不使用“运气”这个词。他把工作交给读者的直觉：在这种断裂里，我们不愿说“知道”。后来的文献才把运气做成主题。

罗素更早写过类似结构。停摆的钟碰巧指对了时间；一个人凭错误理由相信“已故首相的姓以 B 开头”。葛梯尔论文没有引用这些先例。他的贡献不在于发明“碰巧为真”的故事，而在于把可错证成加上演绎封闭，写成对三元定义的形式反例。读者若只记住“运气”，会把问题缩成轶事。论文真正施加的压力是：只要你接受那两条前提，JTB 就会在完全合法的推理里产出非知识。后来所谓“葛梯尔案例”，往往比原文更花哨——谷仓立面、假羊、彩票——但原初两例已经够用。它们不靠科幻，只靠总裁说错话、租来的福特、以及一个碰巧在巴塞罗那的朋友。

哲学反应：六十年的应对策略

以下策略都属于 1963 年之后。葛梯尔本人没有加入这些修补。

策略一：加强证成条件

最直觉的回应：要求证成不仅“充分”，还必须“不可击败”（indefeasible）——不存在任何真命题能够削弱这份证成。

问题：要求过强。几乎所有日常知识都经不起“还有某个未知真命题可能击败它”这一刀。把知识收成不可错，等于把大部分知觉、证词、记忆请出知识的大门。

策略二：因果理论（Causal Theory）

阿尔文·戈德曼 1967 年在《哲学杂志》发表《一种知识的因果理论》：S 知道 P，当且仅当 P 的真实情况因果地造成了 S 对 P 的信念。

优点：能挡住两个原初反例。使（h）为真的是布朗在巴塞罗那，这个事实并未造成史密斯的信念；使（e）为真的是史密斯自己口袋里的硬币，史密斯的计数却指向琼斯。

问题：普遍命题（“所有金属都导电”）和关于未来的知识很难放进这种因果图里。真实情况无法在信念形成时因果地介入。

策略三：可靠主义（Reliabilism）

戈德曼后来把因果图放宽为过程：S 知道 P，当且仅当信念 P 由可靠的认知过程产生——知觉、记忆、推理，总体上有高的得真率。

优点：不要求证成不可错，只要求过程可靠。

问题：如何切“过程”？“视觉”“正常光线下的视觉”“此刻这间屋里的视觉”，切得宽或窄，可靠性评估会跟着变。这就是后来广为讨论的“普遍性难题”（generality problem）。

策略四：追踪真理（1963 年之后）

罗伯特·诺齐克 1981 年在《哲学说明》（Philosophical Explanations）里提出追踪理论：S 知道 P，大致要求信念随真理而变。若 P 为假，S 本不会相信 P；若 P 为真，S 会相信 P。用反事实条件句给知识加第四项。葛梯尔式运气之所以出局，是因为史密斯的信念并不追踪使其为真的那个事实：琼斯若没得到工作，他仍会相信（e）；布朗若不在巴塞罗那，他仍会相信（h）。

追踪理论后来遇到自己的反例，尤其是关于关闭原则（closure）的争论。它不是定论，但它把“信念与真理之间要有模态上的贴合”写进了分析方案。

策略五：放弃分析，知识第一

蒂莫西·威廉森 2000 年《知识及其限度》（Knowledge and Its Limits）走了相反的路：不要再把知识拆成信念 + 真理 + 证成。把知识当作原始概念。知识不是分析的终点，而是分析的起点。证成、证据、断言，反过来用知识来说明。

这一立场后来被称为知识第一认识论。它等于承认：葛梯尔之后四十年的充分必要条件竞赛，可能问错了问题。葛梯尔 1963 年只说 JTB 不充分，没有说“不要分析”。把两者接成一条直线，是后人的读法。

策略六：语境主义

大卫·刘易斯等人主张：知识归属对语境敏感。“S 知道 P”是否为真，取决于说话时要排除哪些相关的错误可能。葛梯尔反例之所以不算知识，是因为讨论反例时，我们把那些运气路径算进了相关可能。

问题：哪些可能算“相关”，本身需要标准。标准一旦随对话浮动，就接近相对主义。

葛梯尔本人的沉默

葛梯尔在 1963 年之后几乎不再发表哲学论文。马萨诸塞大学哲学系的悼文说，他整个生涯只发表了两篇论文和一篇书评，都在 1960 年代。可以核到的另一篇是 1965 年在 The Philosophical Review 上对约翰·帕斯莫尔《哲学推理》的书评。他没有写过“我收回反例”，也没有写过“问题已经解决”。把沉默读成一种隐蔽的知识第一立场，是后来的投射，不是他公开发表的主张。

普兰丁格后来写过一句被广为引用的话：知识是被证成的真信念，我们自古以来都这么想；然后上帝说“让葛梯尔去吧”。光并没有全部到来，但我们至少知道自己站在黑暗的角落里。这句话是同事的纪念修辞，不是葛梯尔的自我总结。他在阿默斯特教了三十多年，影响主要在课堂上：模态逻辑的反模型、可能世界语义的简化讲法。那是教学传统，不是第二篇改变学科的论文。

关键概念

认识论运气（Epistemic Luck）：即使信念为真，即使有充分证成，若真实性是幸运地实现的，而不是认知能力的正常运作，则不构成知识。邓肯·普里查德 2005 年《认识论运气》把运气分成若干类型，区分哪些运气威胁知识、哪些只是环境噪音。

分析的方法论（Method of Cases）：葛梯尔反例是分析哲学“直觉泵”的教学范本。构造一个具体情境，引出概念应用的直觉，再用直觉检验定义。伦理学里汤姆森的电车问题、语言哲学里克里普克的名称论证，走的是同一条路。乔纳森·沙弗等人后来批评“葛梯尔游戏”把认识论变成反例锦标赛，挤掉了怀疑主义、认知结构这些更硬的问题。

可错证成与演绎封闭：两个反例能成立，正因为葛梯尔允许对假命题的证成，并允许证成传给已知后承。后来许多方案其实是在改这两条，而不只是给 JTB 加第四个条件。

意义与影响

定义被证明不充分：不论把柏拉图《泰阿泰德篇》的无结论结尾读成先见还是误读，1963 年之后，很少再有人把未加限制的 JTB 当作完整分析。改变来自两页半的反例，而不是一部体系。

认识论变成显学：因果理论、可靠主义、追踪理论、语境主义、美德认识论、知识第一……二十世纪后半叶的认识论文献，很大一部分是在给这两个例子找出口。

方法示范：论文被广泛用于教学，不只因为结论，更因为方法。前提写清楚，反例写具体，让读者自己感到“这不是知识”。

历史反讽：若普兰丁格是对的，那么“统治两千年的定义”本身是被反例照亮之后才凝固的。传统有多硬，取决于我们事后如何叙述。这并不削弱反例的效力：效力在直觉，不在谱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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