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权

1648 年，三十年战争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告终。这份条约并非只是一纸停战协议——它在欧洲地图上确立了一套全新的政治逻辑：每个君主在其领土之内拥有最高权威，其他君主无权干涉。"主权"这个概念，从此成为现代国际秩序的基石。

但主权究竟是什么？它从何而来？谁拥有它？它今天还完整吗？这些问题，至今没有学界公认的答案。

破除误解：主权不是无限权力#

"主权"在日常用法中常被等同于"随心所欲的绝对权力"。这是误解。

主权的核心意涵是最高性（supremacy）与排他性（exclusivity）：在特定领土与人口范围内，没有比它更高的世俗权威；同时，外部力量无权合法干预。但这并不意味着无限制。实践中，主权国家受国际条约、国际法、国内宪法乃至全球规范的约束。主权是一种关系性存在——只有在与其他主权实体的相互承认中才得以实现。

还有一个更隐蔽的误解需要破除："威斯特伐利亚 = 现代主权的诞生"这一叙事本身，很大程度上是 19—20 世纪的回溯建构，而非 1648 年的史实。国际关系学者安德烈亚斯·奥西安德（Andreas Osiander）在《主权、国际关系与威斯特伐利亚神话》（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2001）中通过细读条约文本指出：1648 年的两份和约根本没有确立"内政不容他国干涉"原则——恰恰相反，它指定法国与瑞典为帝国宪制安排的外部担保人，赋予外部力量合法的干预地位。把"主权不受干涉"读进威斯特伐利亚，是后世（尤其是冷战时期 IR 学科）将自己的概念投射回历史的产物。这一点提醒我们：连"主权何时诞生"这种看似基础的事实，都是被理论建构的。

核心：主权的四个维度#

政治学者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Krasner）在其 1999 年的经典研究《主权：有组织的虚伪》中，区分了主权的四个维度：

克拉斯纳的分析揭示了一个刺眼的现实：四个维度很少同时成立。一个在国际法上被承认的国家，可能对其国内领土几乎没有实际控制（如部分"失败国家"）；一个拥有强大国内控制力的国家，可能因经济相互依存而无法真正"独立自主"。克拉斯纳将这种落差称为"有组织的虚伪"——主权在规范层面被普遍宣称，在实践层面则不断被违背。

思想史：从博丹到施密特#

让·博丹（Jean Bodin，1530–1596）是系统论述主权的第一人。他在 1576 年的《国家六论》（Les Six livres de la République）中，将主权定义为"对公民与臣民的最高的、绝对的、永久的权力"。该书写于 1572 年圣巴托洛缪大屠杀（数千名胡格诺派新教徒被屠杀）之后不久——博丹的核心关切是：如何在被宗教内战撕裂的法国维持政治秩序。他的答案是：必须有一个凌驾于所有党争之上的最高权威。

博丹理论中最具争议、也最常被后人忽略的，是主权的不可分割性（indivisibility）：在他看来，主权这一最高权力必须完整地归于单一主体（君主或某个团体），不能在国王、议会与人民之间分割。正是这一"不可分"命题，后来成为联邦制、分权制衡、混合宪制等设计的理论靶子——美国联邦党人不得不论证：主权可以在联邦与各州之间分享，而国家并不因此瓦解。博丹与他的批评者之间的这场争论，至今仍是理解"主权能否被分割"的核心线索。

霍布斯（Thomas Hobbes）从契约论出发，论证主权的正当性不来自神授而来自人民的理性同意——尽管一旦同意，主权就几乎不可撤销（见条目 thomas-hobbes）。

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在 1922 年提出了 20 世纪最有争议的主权定义："主权者是决定例外状态的人"。他的意思是：真正的主权不体现在日常法律秩序中，而体现在宣布紧急状态、暂停正常规则的能力上。施密特的定义具有强烈的去自由化意味，后来被右翼威权主义者援引，但他对"例外状态"的分析也对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等左翼批判理论家产生了深远影响。

谁拥有主权：从君主到人民#

前几节谈的多是主权对"外"的一面——国家与国家之间。但开篇那个问题"谁拥有它"还有对"内"的一版：在一国之内，最高权力究竟归属于谁？

博丹与霍布斯的答案是君主主权——主权归于一个具体的统治者。这与他们的时代相符：绝对君主制正在欧洲兴起，他们要为之提供理论。

让-雅克·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在 1762 年的《社会契约论》（Du contrat social）里给出了相反的答案：主权属于人民全体。在他看来，主权不过是"公意"（volonté générale，全体公民对共同利益的共同意志）的运用；既然没有人能把自己的自由让渡出去，主权就不可转让、也不可代表——人民不能把它交给某个国王或议会代行，只能自己行使。这就是人民主权（popular sovereignty）。

耐人寻味的是，卢梭在"不可分割"这一点上反而与对手博丹站在一起：两人都坚持主权不可分，分歧只在归属——博丹归于君主，卢梭归于人民。卢梭还讥讽那些主张分权的理论家，说他们把主权切成立法权、行政权、征税权，就像江湖术士肢解人体。

这一观念很快落地为政治制度。1776 年美国《独立宣言》称政府的正当权力"来自被治者的同意"；1787 年《合众国宪法》开篇的"我们人民"（We the People）把立宪权直接安放在人民身上；1789 年法国《人权宣言》第三条则宣布"一切主权的本原根本上存在于国民（Nation）之中"。值得注意的是，法国文本用的是"国民"而非"人民"——这一字之差，日后衍生出"国民主权"与"人民主权"两种不同的代表理论。今天几乎所有宪法都在开篇宣称主权属于人民，正是这场从君主到人民的转移留下的痕迹。

但转移本身留下一个未解的难题：若主权属于"人民全体"，"人民"又是谁？谁有资格替人民发声？卢梭的"公意"既能用来为民主辩护，也能被一个自称"代表人民真实意志"的政权拿去压制异见——这正是后世对卢梭式主权观始终保持警惕的原因。

代价与争议#

人道主义干预与"保护的责任"（R2P）

20 世纪末的卢旺达种族灭绝和科索沃危机迫使国际社会面对一个棘手的问题：当一国政府对本国公民实施系统性暴力时，外部世界有权（甚至有义务）干预吗？

2005 年联合国世界峰会通过了"保护的责任"原则，确认国际社会在特定条件下有权干预主权国家以保护平民。这是对威斯特伐利亚主权原则的重大修正。然而，这一原则的实际运用争议极大：谁来决定干预条件已经满足？干预是否只是强国干涉弱国的新包装？学界与政界对此至今未有共识。

这场争议在 2011 年有了一个标志性案例。当年 3 月 17 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第 1973 号决议，授权成员国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利比亚平民并设立禁飞区——这是安理会首次援引 R2P、在未经一国政府同意的情况下授权对其动用武力。决议以 10 票赞成、5 票弃权（巴西、德国、印度及常任理事国中国、俄罗斯）、无一反对获得通过。

但后续的北约军事行动被广泛认为远超"保护平民"的授权、实际滑向了推翻卡扎菲政权，这让许多非西方国家确信：R2P 可能只是"政权更迭"的新包装。直接后果是，当叙利亚内战爆发、平民同样大规模罹难时，俄罗斯与中国接连否决相关决议，安理会陷入瘫痪；一位印度常驻联合国代表甚至公开表示，利比亚一案已经让 R2P 名声扫地。这说明：对主权的每一次规范性突破，都可能因被强国滥用而反噬自身的正当性。

全球化对主权的侵蚀

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机制、国际刑事法院的管辖权、全球资本流动对国家货币政策的约束——这些现实都在质疑：在 21 世纪，"完整主权"是否还有意义？一些学者认为主权正在从绝对向相对转变，从"权利"向"责任"转变；另一些人则警告，对主权的解构可能被强国操弄，成为新形式的帝国主义。

欧洲联盟则是"主权共享"（pooled sovereignty）走得最远的实验。早在 1964 年，欧洲法院就在 Costa 诉 ENEL 案（Case 6/64）中裁定：成员国通过缔结条约"限制了自己的主权权利"，欧共体法因此优先于与之冲突的成员国国内法。这意味着一国议会通过的法律，可能被一个跨国法院判定不予适用——这是博丹意义上"不可分、且最高"的主权所无法解释的现象。支持者称之为"共享主权"，是把部分权能集中起来以换取更大的集体收益；疑欧派则视之为主权的流失，2016 年英国脱欧公投中"夺回控制权"（take back control）的口号，正是这种焦虑的总爆发。

非西方视角：主权并非普世的#

威斯特伐利亚主权体系在被视为"国际社会的基础"时，往往掩盖了一个历史事实：这一体系起初只适用于欧洲基督教国家之间。在殖民时代，欧洲列强向非洲、亚洲扩张时，从未将这些地区的政治实体视为平等的主权国家——条约被强加、领土被瓜分、内部事务被干涉，"主权"的规范从未适用于被殖民者。

去殖民化运动（1940-1970 年代）将主权原则扩展至全球：联合国成员国从 1945 年创始时的 51 个，增长到今天的 193 个，新增的一百多个席位绝大多数是摆脱殖民统治的新国家。但这一扩展的内涵本身是争议性的：新独立国家获得的"主权"，是否真的能保护它们免受经济上的外部控制（新殖民主义）？安东尼·安吉（Antony Anghie）在《帝国主义、主权与国际法的形成》（Imperialism, Sovereignty and the Making of International Law, 2005）中提出了更尖锐的论点：主权概念本身并非先于殖民遭遇而存在、再被"应用"于殖民地——恰恰相反，国际法的核心概念（主权、文明标准）是在欧洲与非欧洲世界的殖民遭遇中、为了管理这种遭遇而被塑造出来的。换言之，"主权平等"话语下掩盖的不是偶然的历史不平等，而是这门学科自诞生起就内嵌的"文明使命"逻辑——这种逻辑至今仍通过债务、条件性贷款、贸易规则等方式延续。

跨域连接#

• 域名系统：数据的物理位置、服务商的注册地与用户所在地可以分属三个法域，克拉斯纳所说的"控制跨境流动的能力"正是在这里最先失效。可检验的判据是抓手：一国要执行本国规则，必须找到可被物理触及的着力点，没有抓手的规则只能靠对方自愿遵守。
• 国际法：主权是关系性存在，只在相互承认中实现。可检验的后果是：一个有效控制领土却未被承认的实体，无法进入条约、借贷与跨境司法体系——它的困难不是缺乏权力，而是缺乏地位。
• 碳循环：领土内最高权威这一设定，预设了后果落在边界之内。温室气体把这个前提取消了：排放的效应不在排放地结算。可推出的结论是，凡后果外溢比例高的议题，单靠属地管辖必然产生搭便车。
• 承认：一个实体的身份不由它自己单独确立，这与哲学上的承认结构完全一致。它也解释了为什么"主权何时诞生"这种看似基础的事实，会被后世的理论需要反复重写——把"内政不容干涉"读进那份并未确立该原则的和约，正是这种投射的样本。
• 去殖民化浪潮：联合国席位从创始时的几十个增长到今天的一百九十多个，新增的绝大多数是摆脱殖民统治的新国家。但主权原则的普及并不自动带来实质自主：更尖锐的论点认为，主权与文明标准这类概念本就是在殖民遭遇中被塑造出来的。

参考文献#

• Bodin, J. Les Six livres de la République. (1576). 中译本：《国家六论》。
• Rousseau, J-J. Du contrat social. (1762). 中译本：《社会契约论》。
•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1973 (2011). S/RES/1973, 17 March 2011.
• Court of Justice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Costa v ENEL, Case 6/64, judgment of 15 July 1964.
• Krasner, S. D. Sovereignty: Organized Hypocris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 Schmitt, C. Political Theology. (1922). MIT Press 英译本 (1985).
• Philpott, D. Revolutions in Sovereignty: How Ideas Shaped Mod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 Osiander, A. "Sovereignt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Westphalian Myth."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5(2), 2001, pp. 251–287.
• Anghie, A. Imperialism, Sovereignty and the Making of International Law.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Intervention and State Sovereignty.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ICISS (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