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主义

破除误解：世界主义的多重含义#

把世界主义听成"取消国家、人人四海为家"，其实是当代公共讨论里最常见、也最误导人的一种简化。这个词至少分成三条彼此不能互相替代的道德与制度主张，支持其中一条并不自动支持另外两条。

道德世界主义（moral cosmopolitanism）主张每个人都具有同等的道德地位，国籍、种族和出生地不能降低这种地位；国家边界可以具有法律效力，却并不因此获得根本的道德豁免。查尔斯·贝茨（Charles Beitz）1979 年的《政治理论与国际关系》已把罗尔斯式正义原则从封闭社会推向相互依赖的世界，后来的辛格、博格和努斯鲍姆大多是在这条线上工作。

政治世界主义与法律世界主义常被捆在一起，其实指向完全不同的制度想象：前者主张建立超越国家的决策机构，从强化的全球治理到世界政府，再到大卫·赫尔德所说的世界主义民主；后者只要求个人成为国际法的主体，享有可诉的权利，而不必先消灭主权国家。康德的世界公民权、战后人权公约和国际刑事法院都属于后一种路径，把两者混为一谈会把"承认陌生人的法权"误写成"交出本国的选票"。

文化世界主义（cultural cosmopolitanism）关心的是口味、归属和跨文化学习，而不是投票权或再分配公式；夸米·安东尼·阿皮亚（Kwame Anthony Appiah）称之为"扎根的世界主义"，即人可以忠于故乡，同时承认对陌生人负有义务。它反对文化封闭，也不要求所有人变成无根的观光客；三种用法共享"人比边界更基本"这一直觉，却在制度上通向完全不同的政策。

历史脉络#

斯多葛学派的"世界城邦"#

系统性的世界主义哲学由斯多葛学派发展，而不是由第欧根尼独自完成：基提翁的泽诺及其后学克里西波斯认为，人类共同分有理性（logos），因而构成一个"世界城邦"（cosmopolis）。罗马时期的塞内卡、爱比克泰德和马可·奥勒留把这一图景写进日常伦理：每个人既属于本地共同体，也属于全人类共同体，后者提供评判尺度，却并不取消前者。

二世纪的斯多葛学者希罗克勒斯留下一个后来被反复征用的图像，他在残篇里把关系画成一圈套一圈的同心圆：最内是自己的身体与心灵，向外是父母妻儿、亲戚邻里、同邦人，最外一圈才是全人类。伦理功课不是拆掉内圈，而是把外圈往里拉，使远方的人逐渐被当作更近的人来对待；这与后来功利主义要求的完全不偏不倚并不相同，因为希罗克勒斯承认近处义务更重，只是拒绝把远处的人从道德地图上抹掉。

康德的世界公民权#

世界主义在现代最重要的法权表达，是康德 1795 年的《永久和平论》（Zum ewigen Frieden）：这篇短文先给出六条预备条款，用来拆除战争的燃料，真正构成和平骨架的则是三条确定条款。第一，每个国家的公民宪法应当是共和制的，使承担战争代价的人能够约束开战权；第二，国际法应当建立在自由国家的联邦之上，康德称之为和平联盟（foedus pacificum），而不是吞并万邦的世界君主国；第三，世界公民权（Weltbürgerrecht）必须限制在普遍款待的条件之内。

款待权被写得很窄，也因此常被后人误读成开放边界纲领；康德强调这是权利而不是慈善，陌生人抵达他国土地时，不得仅因外来身份就被当敌人对待。国家可以把人打发走，只要这样做不会置其于死地，陌生人却不能据此要求定居、入籍或分享福利。地球是一个球面，人无法无限散开，所以必须发展出彼此忍受的法权关系——最低限度是通行与不被敌视，而不是自动成为成员。

康德明确拒绝用一个全球专制来换取和平，他把由强权吞并而成的普遍君主国写成法律效力随辖区扩大而稀释、最终陷入所谓"没有灵魂的专制"的前景。理性也许指向更紧密的人民国家，政治上他只把自愿联盟当作可执行的替代；这一克制后来既哺育了国际法与国际组织的想象，也被"民主和平"论当作思想来源之一，但来源不等于蓝图——联合国既不是康德的联邦，也不是他担心的世界君主国。

当代世界主义政治哲学#

全球分配正义#

彼得·辛格（Peter Singer）1972 年在《哲学与公共事务》上发表《饥荒、富裕与道德》，用路过浅塘、救人只会弄脏衣服的设想逼出大多数人的判断：不救是错的。他接着说，自己能帮的是十码外邻居的孩子，还是万里之外一个永不会知其姓名的孟加拉人，在道德上没有差别。距离、国籍和互不相识，都不能把救助从义务降成可选的慈善；2002 年的《一个世界》把同一条功利主义逻辑接到气候、贸易和传染病上。

托马斯·博格（Thomas Pogge，中文亦作涛慕思·博格）的路线不同，却与辛格互补：2002 年的《世界贫困与人权》争辩，富裕国家不只是没有伸出援手，还通过全球贸易规则、资源特权、借贷特权以及与腐败政权的交易，积极参与了伤害全球穷人的制度安排。因此关键义务是"不要伤害"的否定性义务，而不是额外的慈善；博格据此提出全球资源红利一类的制度改革，把矫正性正义（rectificatory justice）放到施舍之前，批评者则质疑这条因果链是否真能如此干净地归到现行秩序头上。

约翰·罗尔斯在 1999 年的《万民法》里明显收住了世界主义，他认为"差异原则"只适用于国内社会的基本结构，不能直接搬到地球上的所有个人之间。国家之间的义务主要是帮助"负担过重的社会"达到体面的制度门槛，而不是追求全球收入平等；贝茨和博格曾试图把罗尔斯推向全球，罗尔斯本人拒绝了这一步，这是他与世界主义者最清楚的分界。

全球民主与治理#

大卫·赫尔德在 1995 年的《民主与全球秩序》中提出"世界主义民主"：资本、气候、传染病和安全风险已经跨过国境，还把民主关在民族国家里，决策的影响范围就会大于授权范围。他主张强化联合国、发展区域治理，并让个人有渠道参与跨国决策；这是政治世界主义里较少直接号召世界政府、较多谈论多层治理的版本，问题随即出现——没有一个全球性的人民（demos），这些机构的选票从哪里来？

玛莎·努斯鲍姆的能力路径#

玛莎·努斯鲍姆 1994 年在《波士顿评论》发表《爱国主义与世界主义》，1996 年收入《为了国家之爱》这本辩论集，她借用斯多葛的同心圆，要求教育把最外一圈的人类放进公民的自我理解，而不是把爱国当成道德的天花板。她后来把阿马蒂亚·森的能力路径写成全球正义语言：健康、教育、政治参与和社会归属等核心能力，应当作为每个人的最低门槛，不能按护照停发；批评者则问这些能力清单由谁起草，会不会把一种自由主义人生观写成普世标准。

阿皮亚 2006 年的《世界主义：陌生人世界中的伦理》把文化世界主义说成两股拧在一起的绳子：一股是对陌生人的义务，不能只在亲族和同胞那里停住；另一股是认真对待差异，别人的习俗不是有待清除的噪音。他不要求所有人成为世界主义者，只要求在必须共处的世界上保留对话，并故意用"污染"对抗纯洁的文化民族主义；后殖民批评并不因此自动消失，因为谁有资本去当那个从容的对话者，本身就是权力问题。

开放边界与有界民主#

道德世界主义推到制度上，最先碰到的硬墙往往是移民资格；约瑟夫·卡伦斯 1987 年在《政治评论》发表《外邦人与公民：开放边界的理由》，从罗尔斯、诺齐克和功利主义三条彼此争吵的路线推出相近结论：和平的个人应当有权迁徙并在他处定居。他把富裕民主国家的公民身份比作现代版的封建特权——一种靠出生继承、极大改善人生机会的地位；如果出生地不应决定一个人配不配得到自由，护照就不该承担封建领地曾经承担的那种功能。

社群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从另一头拉住这条推论：迈克尔·沃尔泽在 1983 年的《正义诸领域》里把成员资格当作政治共同体首先要分配的善，一个共同体若不能决定谁进来，就很难再决定内部如何分配教育和福利。戴维·米勒认为，民族认同产生类似家庭的特殊义务，对本国公民多承担一些并不是简单的偏私，开放边界却把民主想象成已经存在的全球选民。有界民主论则提醒：没有稳定的成员边界，再分配和自我统治都会失去可以问责的主体；康德的访问权至少把"不被当敌人"写成权利，却把定居留给政治去吵。

全球穷人与本国穷人也在争夺同一笔政治注意力：辛格式的论证要求把下一单位资源投向边际效果最大的地方，那常常是国境之外的可预防疾病和营养干预；米勒式的论证则问，一个民主国家首先对选民、纳税人和等待公立医院的本国穷人负责。两种贫困都真实，排序却无法从"人人生而平等"直接读出：世界主义若把国内再分配说成道德失败，会失去民主内部的盟友；民族主义若把境外生命写成别国的家务，又会把可避免的死亡重新定义为命运。

欧盟：一场未完成的实验#

欧洲联盟常被当作世界主义最接近落地的制度样品，也常被当作它尚未完成的证据；1992 年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写入联盟公民身份，成员国国民同时成为欧盟公民，享有在其他成员国居住、工作并参加地方和欧洲议会选举的权利。内部边界被人员、商品、服务和资本的流动穿透，欧元区和欧洲法院又把一部分主权上收到共同机构，这很像康德联邦的当代缩影：国家仍在，个人却获得了一层跨国法权。

缩影很快露出缺口：欧盟公民身份派生于成员国国籍，并不是独立的全球户籍；外部边界在内部开放的同时被加固，申根与共同避难规则把"我们"和"他们"画到地中海和东线。民主赤字的批评指出，关键决策仍大量经由部长理事会和欧洲理事会完成，欧洲范围内的公共讨论却跟不上法律的密度。哈贝马斯曾把欧盟想象成后民族民主的实验室，指望宪法爱国主义补上缺失的欧洲人民；2005 年宪法条约在部分成员国公投中受挫，2016 年英国脱欧则把反弹写进了正式退出。欧盟证明跨国法权可以在不消灭国家的前提下生长，也证明没有共同人民时，这种生长会反复撞上认同和再分配的天花板。

主要批评与争论#

民族主义与社群主义批评#

最有力的批评来自民族主义者和社群主义者，因为他们攻击的是世界主义的动机结构，而不只是它的执行难度。沃尔泽认为，道德意义首先从具体共同体的共享理解里生长出来；把人从这些关系里抽象成"世界公民"，反而削弱我们对身边人的特殊义务。米勒把民族写成责任共同体：共同的历史叙事和政治制度，使再分配和风险分担变得可以要求，而不仅仅是可以提倡。民族自决原则在二十世纪既拆掉了帝国，也制造了新的少数群体问题，世界主义若只看见护照的任意性，就很难解释被殖民人民为何仍要一个国家。

帝国主义批评#

后殖民研究的批评更为尖锐：世界主义往往把某一种已经全球化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写成"普世"，再借助援助、制裁、贸易条件和军事保护向外推广。全球正义的议题由谁定义、用哪种语言开会、哪些痛苦被算进指标，都会重演文化权力的旧等级结构。阿皮亚的扎根方案试图回答这一点，强调世界主义必须从具体文化出发，而不是要求人们先变成无根的个人再讲道理；批评者会接着问，扎根之后若故乡的实践与普遍义务冲突，谁有权宣布哪一边让步。

可行性批评#

政治现实主义者指出，世界政府或全球民主在经验上缺乏可以问责的承载者：没有全球性的人民，机构的授权只能来自各国政府，而这正是世界主义想要部分超越的那一层。全球治理机构缺少与其权力相称的征税、征兵和执法能力，大国竞争又使合作变成可以随时撤回的交易。可行性批评并不自动否定道德世界主义，它只是说把平等关怀写成可执行的法律，需要的政治条件可能比理论家愿意承认的更苛刻。

跨域连接#

• 康德：1795 年的款待权把世界主义写成法权而不是慈善，又把定居留给主权国家。把他征召为开放边界先知或排外论据，都会丢掉原文一半。
• 斯多葛主义：希罗克勒斯的同心圆要求把外圈往里拉，却不抹平圈距。功利主义式世界主义常把这图像读成彻底不偏不倚，米勒对特殊义务的辩护反而更接近原意。
• 民族主义：民族自决把"谁构成人民"当前提，世界主义把个人平等当前提，两者在二十世纪同时拆过帝国又彼此拆台。没有替代性的人民叙事时，跨国法权会反复受挫。
• 国际人权体系：法律世界主义最具体的产物，是个人可在国际机制里主张权利，即使本国打算否认他。执行仍依赖国家同意，签字数目并不等于全球穷人的处境。
• 联合国体系：联合国常被写成康德联邦的现实版，却既无共和制门槛，也无对个人的可诉款待权。没有全球人民，授权只能派生，强制再分配很难。
• 进化心理学：偏向近处的心理倾向有亲缘与互惠的解释，这是"义务随距离递减"最常被援引的依据。但倾向存在不等于它具有规范力量，从"人确实这样"推到"人应当这样"需要额外论证。
• 有效利他主义：把救助义务与地理距离脱钩之后，剩下的排序依据只剩每单位资源的效果。推论相当尖锐：义务的对象由测量能力决定，最难量化的伤害会被排在后面。
• 全球健康不平等：跨国义务最容易被验证的场域是可治疾病的结局差异，同一种病的死亡率差距几乎全由供给与支付能力决定，并非生物学差异。
• 全球化：互动密度上升时，"我与远方的人无关"这个前提本身就失效了，因为供应链把陌生人变成日常交易对手。推论有待检验：跨国义务主张是否在贸易更紧密处更容易被接受。
• 全球治理：正文的世界主义民主要求把决策层级抬到与影响范围相称。难点不在制度设计而在授权链条：没有全球性的人民，机构正当性只能派生自各国政府。

参考文献#

• Kant, I. Perpetual Peace: A Philosophical Sketch. (1795).
• Singer, P. "Famine, Affluence, and Morality." Philosophy & Public Affairs 1(3) (1972): 229–243.
• Beitz, C. R. Political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 Carens, J. H. "Aliens and Citizens: The Case for Open Borders." The Review of Politics 49(2) (1987): 251–273.
• Rawls, J. The Law of Peopl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 Pogge, T. World Poverty and Human Rights. Polity Press (2002).
• Held, D. Democracy and the Global Order.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 Nussbaum, M. For Love of Country: Debating the Limits of Patriotism. Beacon Press (1996).
• Appiah, K. A. Cosmopolitanism: Ethics in a World of Strangers. W.W. Norton (2006).
• Miller, D. National Responsibility and Global Justi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延伸阅读#

• Diogenes Laertius. Lives of Eminent Philosophers, Book VI, 6.63.
• Singer, P. One World: The Ethics of Globalizati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2).
• Nussbaum, M. Creating Capabilities: The Human Development Approach.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 Benhabib, S. The Rights of Others: Aliens, Residents, and Citize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 Walzer, M. Spheres of Justice: A Defense of Pluralism and Equality. Basic Books (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