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转到内容
← 返回社会学家
中国社会学20世纪14 分钟阅读

费孝通

Fei Xiaotong

一提费孝通,很多人先想到《乡土中国》里那句"差序格局",然后把他归为"写中国农村的散文家"。这低估了他。 《乡土中国》确实文字轻快,但它背后是十几年的实地调查。1936 年夏天,费孝通在江苏吴江县开弦弓村住了两个月,一户一户记录蚕丝生产、土地占有、借贷利率和家庭开支。这份材料成了他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博士论文,1939…

差序格局江村经济乡土中国田野调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

破除误解

一提费孝通,很多人先想到《乡土中国》里那句"差序格局",然后把他归为"写中国农村的散文家"。这低估了他。

《乡土中国》确实文字轻快,但它背后是十几年的实地调查。1936 年夏天,费孝通在江苏吴江县开弦弓村住了两个月,一户一户记录蚕丝生产、土地占有、借贷利率和家庭开支。这份材料成了他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博士论文,1939 年由 Routledge 以《Peasant Life in China》(中文名《江村经济》)出版。

第二个误解,是把"差序格局"读成一句关于中国人爱讲人情的评论。它其实是一个结构命题:社会关系的组织方式不同,道德判断的方式就不同。这个命题今天仍然可以拿去做经验检验。

早年:从医预科到社会学

费孝通 1910 年 11 月 2 日出生于江苏吴江一个书香之家。1928 年高中毕业后,他先入东吴大学医预科,两年后"弃医从社",1930 年秋转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师从吴文藻,本科毕业论文做的是《亲迎婚俗之研究》。1933 年,芝加哥学派的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应吴文藻之邀到燕京讲学,教的就是如何在城市里做实地调查——"到实地去"这条方法线索由此埋下。同年费孝通考入清华研究院,师从俄裔人类学家史禄国(S. M. Shirokogoroff)修习体质人类学,1935 年毕业并取得公费留学资格。

开弦弓村:从一个村庄看一个国家

费孝通去开弦弓村时,本是养伤。此前他与新婚妻子王同惠赴广西大瑶山调查瑶族社会组织,1935 年 12 月 16 日,他误入捕虎陷阱受重伤,王同惠外出求援途中坠涧遇难——此时距两人结婚仅一百零八天。次年年初,他把亡妻留下的调查材料整理成《花蓝瑶社会组织》出版,这是两人唯一的合作成果。姐姐费达生在开弦弓办蚕丝合作社,他便去休养并顺手做了调查。

他记录的不是风土人情,而是一套经济机制:家庭为什么必须同时种稻和养蚕,为什么现金短缺时要向地主或商人借高利贷,为什么新式缫丝厂改变了女性的劳动位置。

论文导师马林诺夫斯基在序言里预言,这本书会成为人类学田野工作的一个里程碑。理由是它打破了当时的惯例——人类学家研究"异文化",而费孝通研究的是自己的社会。

魁阁与云南三村

1938 年费孝通获得博士学位回国,正值抗战,他辗转到昆明任云南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与燕京旧同事在呈贡的一座魁星阁里办起社会学研究室——学界后来称之为"魁阁时代"。在敌机轰炸的间隙,这个小组跑遍了滇池周边的村落。

他自己参与调查并撰写的《禄村农田》《易村手工业》,加上张之毅的《玉村农业和商业》,构成了《江村经济》的对照组:江村是靠近上海、已被现代丝业深刻卷入的村庄,禄村、易村、玉村则是内地以传统农业为主的村庄。1945 年,这批材料以 Earthbound China: A Study of Rural Economy in Yunnan(《云南三村》)之名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批调查的意义要到后来才看清:他不是在"再找一个村子",而是在做类型比较——用不同生计结构的村庄,拼出中国乡村经济的谱系。

差序格局:中国社会的结构隐喻

1947 年,费孝通在《世纪评论》连载乡村社会学讲稿,次年结集为《乡土中国》。

他提出一个对照。西方社会像一捆柴:个人被扎进界限清楚的团体,团体内部人人平等,他称之为"团体格局"。中国社会像水面丢石头激起的波纹:以自己为中心一圈圈推出去,越远越淡,他称之为"差序格局"。

这个差别的后果是道德性的。团体格局里可以谈普遍的、对所有成员一视同仁的规则;差序格局里,"该不该帮"取决于对方在你的波纹里离你多远。

所以他说中国传统道德里缺少一个不分亲疏的"公"字,不是因为中国人自私,而是因为社会关系的几何形状不同。这一判断至今仍被反复辩论:有学者认为它抓住了实质,也有学者认为它把复杂的地方实践简化成了单一图式。

后来的再解读还揭示出这个概念被长期使用所磨平的一层。阎云翔 2006 年在《社会学研究》上重读原文后指出,"差序"在费孝通那里其实是个立体结构:既有横向的亲疏远近,也有纵向的尊卑等级——波纹不只推出去,还分上下。后世引用者多取"以己为中心"的平面意象,丢掉了"伦"所强调的等差秩序。这个批评的意义在于:如果等级维度被忽略,差序格局就很容易被读成一种温情的人际关系描述,而费孝通原本要解释的恰恰是"维系着私人的道德"如何与权力和等第纠缠在一起。

从乡村工业到小城镇

费孝通不是只做描述。他一直在追问一个政策问题:中国农民多、耕地少,出路在哪里。

他早期的答案是恢复和改造乡村工业,让农民不离开土地也能有现金收入。1980 年代他重返调查——1981 年三访江村时,他看到社队企业让村里第一次有了"离土不离乡"的工业收入,这个观察把他推向了一个新的政策主张。他提出"小城镇、大问题",主张发展小城镇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避免人口一次性涌入大城市;又在苏南、温州、珠江三角洲等地对比调查,归纳出"苏南模式"(集体兴办乡镇企业)与"温州模式"(家庭工商业起步)等不同的富民路径。他自称一生"志在富民",这条线索从《江村经济》到 1990 年代的《行行重行行》一以贯之。这一思路影响了当时的urbanization政策讨论。

放在更大的理论坐标里看,这套主张是对经典 现代化理论 的一种本土修正:后者大致假设农业剩余人口会沿"农村→大城市"的单向管道被工业部门吸收,而费孝通依据中国农村人多地少、城乡分割的现实,提出用就地工业化和小城镇来承接转移。

值得注意的是,后来的实际进程与他的设想并不完全一致:大规模跨省流动和特大城市扩张成为主线,这让"离土不离乡"的构想面临检验。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1988 年,费孝通在香港中文大学的泰纳讲座上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国境内众多民族在长期互动中形成了一个高层次的认同实体,同时保留各自的多元性。

这个表述后来被广泛引用,也被广泛争论。支持者认为它避免了"单一民族国家"和"民族分立"两个极端;批评者认为"一体"在实践中容易压过"多元"。把它放在nationalism的一般讨论里看,会更清楚它想解决什么问题。

晚年的费孝通把这个问题从民族关系扩展到了文明之间。1990 年 12 月,在朋友们为他八十寿辰举办的聚会上,他提出十六个字:"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此后他反复阐述"文化自觉"——生活在某种文化里的人要对自己的文化有自知之明,同时理解他者文化的来历与处境。学界常把他一生的工作概括成从"志在富民"到"文化自觉"的转向:前半生回答中国人如何富起来,后半生回答富起来之后如何与世界相处。

断裂与复出

社会学的断裂先于费孝通个人的厄运。1952 年院系调整,社会学系在全国高校被整建制取消,费孝通调任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转入民族工作。1957 年 3 月 24 日,他在《人民日报》发表短文《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写知识分子在政策松动后的期待与顾虑;数月之后风向骤变,他被划为右派,此后二十多年不能教书、不能调查,一度下放"五七"干校劳动。

1978 年平反后,他把自己此后的岁月称为"第二次学术生命"。1979 年社会学恢复重建,他出任重建后的中国社会学会会长,主持学科重建:办讲习班、培养教师、恢复调查传统;1980 年创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后来又在北京大学重建社会学教学与研究基地。国际学界也在此时重新发现他:1980 年获美国应用人类学会马林诺斯基纪念奖,1982 年被母校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选为荣誉院士。2005 年 4 月 24 日,他在北京病逝。

这段经历提醒我们一件事:学科的存续不是自动的。中国社会学今天的许多制度安排,来自那次重建。

方法遗产

费孝通留下的最可操作的遗产,是"从实求知"的调查态度:先住下来,先看清一个具体地方怎么运转,再谈概念。

他的做法与ethnography的常规相通,但有一点不同——他反复回访同一个村庄,从 1936 年到 1990 年代前后二十多次,形成了罕见的长期追踪材料。这种时间深度,让他能看见结构变化而不只是横截面。

争议

对费孝通的批评主要有三类。

一是"小型社区代表性"问题:马林诺夫斯基式的村庄研究能否推论一个国家?费孝通本人后来用"类型比较"回应——不追求统计代表性,而是比较不同类型的社区。

二是"差序格局"的可操作性:它是文学隐喻还是可测量的变量?近年有研究试图用social-network-analysis把它形式化,效果尚在争论中。

三是他在不同政治时期的表述转变,学界对此的评价并不一致。

《生育制度》:家庭是一项社会安排

1947 年出版的《生育制度》常被忽略,其实是他理论性最强的作品。

他的问题是:生育是生物过程,为什么必须有制度?答案是社会需要"社会继替"——不只是生出孩子,还要把新成员培养成能接手社会位置的人。婚姻因此不是两个人的私事,而是社会为抚育所设的契约装置。

由此他推出一个具体判断:抚育的成本决定家庭的形态。当抚育期长、成本高时,就需要稳定的双系抚育与更大的亲属支持网络。这一分析路径与family-and-kinship中的功能主义讨论直接相通。

书中还有一段有意思的推论:他认为父母与子女之间存在结构性的"隔膜",因为两代人所处的社会位置本就不同。这个观察后来常被用来讨论代际关系与养老问题。

国际学界的位置

费孝通在国际人类学界的地位并非只靠《江村经济》。1981 年,英国皇家人类学会授予他赫胥黎奖章(Huxley Memorial Medal),这是该学科的最高荣誉之一,他是首位获此奖的中国学者。

不过他的国际影响也有不对称之处:《江村经济》以英文写作、面向国际学界;《乡土中国》则以中文写作、面向本国读者,直到 1992 年才有完整英译。两本书的读者群不同,这使他在中外学界的形象有所差异——在国外更多被视为田野工作者,在国内更多被视为理论家。

如何读费孝通

建议的顺序是:先读《乡土中国》,它短、好读,能建立起基本概念;再读《江村经济》,看这些概念背后的经验材料有多扎实;最后读 1980 年代以后的小城镇调查与文集,看同一个人如何在四十年后修正自己。

阅读时值得留意一处张力:《乡土中国》描写的是一个相对静态的乡土社会,而他一生的工作主题恰恰是这个社会如何被工业化和市场改变。把两者对照着读,比单读任何一本都清楚。

跨域连接

  • 儒家:差序格局把儒家的伦理结构翻译成了社会学命题——道德义务的强度随关系距离递减,因而不存在一套对所有人同等适用的规则。这不是道德水平的差异,而是道德的组织方式不同:团体格局先定成员边界再适用统一规则,差序格局先定关系距离再决定义务强度。
  • 家庭与亲属制度:这一分析对亲属研究的贡献是指出中国的"家"边界是伸缩的而非固定的——同一个词在不同语境下指称不同范围的人。这使基于固定亲属类别的跨文化比较在此失效,也说明了为何以核心家庭为单位的调查工具在这类社会中会系统性地误测。
  • 社会网络分析:"以己为中心、如水波纹推开"的表述,在网络分析中有精确对应物:自我中心网络(ego network)与关系强度的距离衰减。这一对应使一个文化描述变成了可测量的结构:波纹的衰减速率与重叠程度都可以被实际估计,而这正是当代关系研究在做的事。
  • 城市化:《江村经济》与《乡土中国》的核心关切是乡村工业化能否避免人口向城市的单向流动——这一问题在中国的城镇化路径中被反复重提。费孝通的实地取径给出的答案是条件性的:取决于乡村能否保留有收益的非农就业,而这正是后来乡镇企业研究的主题。
  • 民族志:费孝通的方法论选择——在本社会做田野而非在异文化做田野——在当时是少数派。这一选择的代价(熟悉带来的盲区)与收益(对细微规范的敏感)至今是本土社会学的核心方法论议题,也是"人类学必须研究他者"这一预设最早的实践性反驳。

参考文献

  • Fei, Hsiao-Tung. Peasant Life in China: A Field Study of Country Life in the Yangtze Valley. Routledge, 1939.
  • Fei, Hsiao-Tung & Chang, Tse-i. Earthbound China: A Study of Rural Economy in Yunna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5.
  • 费孝通.《乡土中国》. 观察社, 1948.
  • Fei, Xiaotong. From the Soil: The Foundations of Chinese Society. Trans. Gary G. Hamilton and Wang Zheng.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 费孝通.《生育制度》. 商务印书馆, 1947.
  •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89.
  • 费孝通.《小城镇 大问题》.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4.
  • 费孝通, 王同惠.《花蓝瑶社会组织》. 商务印书馆, 1936.
  • 阎云翔.《差序格局与中国文化的等级观》.《社会学研究》2006 年第 4 期.

延伸阅读

  • Arkush, R. David. Fei Xiaotong and Sociology in Revolutionary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 费孝通.《江村经济》(中译本). 上海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