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的语言学有一张排行榜。
榜首是屈折语——梵语、希腊语、拉丁语、德语，被认为形态最完备、最能表达抽象思维；中间是黏着语——土耳其语、日语；垫底是孤立语与"未开化民族"的语言，被描述为词汇贫乏、语法简陋、只能表达具体事物、无法进行抽象推理。
这张榜有完整的理论支撑、权威学者背书、以及大量"实地观察"作为证据，并且在教科书与殖民行政手册里流通了大半个世纪。它是错的，而且是彻底错的——不是排序有偏差，而是被排序的那个维度根本不存在。
破除误解：这不是几个种族主义者的偏见
它是当时最好的科学的一部分。 十九世纪的语言学是最成功的历史科学之一：格里姆定律、比较方法、印欧语系的重建，都是真正的成就。这套方法确立了语言之间的谱系关系，也顺理成章地带来了一个诱人的类比——既然语言有谱系，是否也有进化的阶梯？ 这个问题对语言演化研究至今仍有正当的版本，但十九世纪给出的答案是错的。
施莱赫尔在 1863 年的小册子《达尔文理论与语言学》——一封写给生物学家海克尔的公开信——中明确把语言当作自然有机体，套用生物进化的框架：语言经历生长、成熟与衰败，形态类型（孤立—黏着—屈折）被读作发展阶段，他甚至预言现存大多数语言注定要在生存竞争中消亡。这不是恶意，是把一个在别处有效的类比推到了它不成立的地方。 当时也有异议：美国语言学家惠特尼就坚持把语言看作人类创造的制度与习惯，而非自行生长的器官——批评者与错误同时存在，说明错不在"那个时代没办法知道"。
"证据"也是有的，只是全部来自方法缺陷：
- 词汇缺失的错觉。 传教士与探险者记录某语言"没有表示'树'的词"，实际是该语言有几十个具体树种的词而缺少一个泛指词——这是分类体系的差异，被读成了抽象能力的缺失。 反过来，这些语言在使用者关心的领域（亲属、地形、动植物、方位）往往有远比欧洲语言精细的区分。
- 词表长度的错觉。 早期采集的词表短，是因为采集时间短、翻译中介不可靠、且发问者只问自己想得到的概念。词表的长度衡量的是田野工作的时长，不是语言的丰富度。
- 语法"简陋"的错觉。 用拉丁语法范畴去描述一门完全不同类型的语言，找不到格变化就记作"无格"，找不到时态就记作"无时态"——而那门语言可能有欧洲语言完全没有的范畴，例如强制标记信息来源的言据性（这句话是我亲眼所见、听人转述、还是推断），或极其精细的方位与体貌系统。用一把尺子量另一个维度，量不到不等于不存在。
击穿它的是什么
第一，田野方法的改造。 博厄斯在二十世纪初确立了一条原则：每一门语言必须用它自己的范畴来描述，而不是套用印欧语法。 他在 1911 年《美洲印第安语手册》的导论中系统地拆解了"原始语言"的每一条论据，并指出被描述为缺陷的特征往往只是不同。这条原则——描述先于比较——成为现代语言学田野调查的基石。顺带一提，博厄斯在那篇导论里还提到爱斯基摩语用若干不同的词根说"雪"——本来只是说明范畴差异的一个例子，后来被流行文化一路加码成"爱斯基摩语有上百个雪的词"，酿成另一个方向的神话（见爱斯基摩语雪词骗局）。好的一手观察与坏的传播变形之间，往往只差几代转述。
第二，深入描写的累积。 当研究者真正长期驻扎、学会一门语言而不只是收集词表，结论一致地反转：因纽特语的多式综合形态、纳瓦霍语的动词体系、班图语的名词类别与一致关系、澳大利亚语言的亲属称谓与方位系统，其复杂度不逊于任何欧洲语言，且在若干维度上超过它们。 以方位为例：澳大利亚的 Guugu Yimithirr 语不用"左""右"这类相对框架，一切空间关系都用东南西北的绝对方位表达——使用者会说"你北边那条腿"而不是"你左腿"，这要求说话者时刻保持一个校准的方向感，是欧洲语言里根本不存在的强制性认知练习。萨丕尔在 1921 年的《语言论》里已经把结论说得无可再简："就语言形式而言，柏拉图与马其顿的猪倌同行，孔子与阿萨姆的猎头者为伍。"
第三，"复杂度守恒"的经验概括。 语言之间似乎存在某种权衡：形态简单的语言往往句法与语用手段更精细，反之亦然。普通话就是现成的例子：没有格、没有性、动词不变位，但语序、话题结构、体貌标记（了、着、过）与语境推断承担了屈折语用词形变化承担的工作——省下去的复杂度并没有消失，只是搬了家。没有任何语言在整体上比另一门更简单——这个概括在细节上仍有争议（后文），但它彻底摧毁了单一维度排序的可能。
第四，儿童习得的证据。 无论语言类型如何，儿童习得母语的时间表大致相同：咿呀期、单词期、双词期、语法爆发，各阶段的年龄分布在全世界各种语言里找不到系统差异。如果某些语言真的更"原始"或更"简单"，那里的儿童理应学得更快，而这没有被观察到——习得钟表的一致性，是"语言复杂度大致相当"最硬的独立证据之一。
代价与争议
它为殖民政策提供了语言学依据。 "他们的语言不能表达抽象概念"被直接用于论证被殖民者需要被教化、其自治能力不足、其语言应当在教育中被取代。寄宿学校体系中对原住民语言的禁止，正是建立在这套排序上的。 加拿大的印第安寄宿学校制度里，儿童说母语会被惩罚；最后一所联邦寄宿学校直到 1996 年才关闭；加拿大真相与和解委员会 2015 年的报告把这套制度定性为"文化灭绝"。由此造成的语言死亡是不可逆的：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估计，全球约七千种语言中至少四成处于不同程度的濒危，联合国因此把 2022–2032 年定为国际土著语言十年。濒危语言的复兴工作，某种意义上就是在偿还这笔语言学自己参与欠下的债。
它至今以变体形式存在。 "某语言不适合科学""方言是不完整的语言""某某语言逻辑性更强"——这些说法的形式与十九世纪的排行榜相同，只是换了措辞。 尤其常见的是把书写传统、标准化程度与国家地位混同为语言本身的属性：一门语言之所以能写论文，是因为有人在其中建立了术语与文体，而不是因为它天生具备这个能力。
汉语自己也在这张榜上待过。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汉语没有语法""汉字阻碍思维"一类说法在欧洲观察者和部分中国改革者中都有市场。1898 年，马建忠撰《马氏文通》，借用拉丁语法框架系统梳理汉语，证明其有序可循——这本书是近代汉语语法的开山之作，但其中有个今天看来颇耐寻味的讽刺：用来反驳"汉语无语法"的工具，恰恰是把拉丁范畴当作通用尺子的同一种错误。 反驳一个神话时借用了神话的方法论，这个细节本身就说明那套范畴的支配力有多深。
一个需要谨慎处理的当代争论。 二十一世纪以来，有研究者重新提出语言复杂度可能存在真实差异，并与社会结构相关。Lupyan 与 Dale 2010 年对约两千种语言的统计分析发现，使用人口多、跨语接触频繁的语言倾向于形态更简化——他们的解释是语言接触带来的成人二语学习压力（成人不擅长不规则形态），这被称为"语言生态位"假说。这类研究与十九世纪的排序有本质区别：它衡量的是特定的、可操作化的维度（如形态融合度与语法标记的信息量），不假设整体优劣，也不把差异归于使用者的认知能力，而是归于社会接触史。但它的结论仍有争议：2023 年一项基于 Grambank 数据库、覆盖一千三百多种语言的复核直接以论文标题给出了反方结论——"陌生者社会并不说语法更简单的语言"。复杂度如何度量、不同维度能否加总、样本是否有系谱与地区偏差，都远未解决。诚实的表述是：单一维度的整体排序已被否定；多维度的具体差异是否存在、如何解释，是一个开放的经验问题。
皮拉罕之争是另一个压力测试。 2005 年，Daniel Everett 在《当代人类学》上声称亚马逊的皮拉罕语没有递归、没有数词、没有抽象颜色词，并论证这是文化对语法的约束。这个主张激起的反弹部分正当（Nevins、Pesetsky 与 Rodrigues 2009 年的逐条反驳指出其分析多处站不住），部分则暴露了学科的旧伤：当几乎只有一位研究者掌握一手材料，而外界无法独立复核时，"发现了最例外的语言"这类主张的举证责任天然最重。 Everett 本人明确反对优劣排序——这与十九世纪相反——但争论的形态学教训相同：非凡主张需要可复核的证据，而单点材料供养不起非凡主张。
过度纠正的风险也存在。 为了对抗旧偏见而坚持"所有语言在一切方面完全等价"，会让上述经验问题变得不可讨论。把一个规范立场（所有语言使用者平等）与一个经验命题（所有语言在所有维度上同等复杂）绑在一起，对两者都不利——前者不需要后者来支撑，而后者应当由证据裁定。
它留下的判断力
- 当一个排序的顶端恰好是排序者自己，先怀疑排序的维度。 十九世纪的榜单把研究者自己的语言类型放在最高处，这本身就是最强的警报。
- "缺乏 X"通常是描述框架的产物。 用甲语言的范畴去找乙语言，找不到是常态。先问"我在用谁的范畴提问"，再问"答案是什么"。
- 测量工具决定了能看见什么。 短词表、拉丁语法模板、缺乏长期接触，这三者共同保证了结论只能是那一个。
- 非凡主张的复核成本要计入结论。 只有一位研究者能读懂的语料，其上的任何惊人发现都应按临时假说处理，直到别人能独立检查。
- 规范主张与经验主张要分开。 语言平等是一项关于人的规范承诺；语言复杂度的分布是一个经验问题。混同它们，会让规范承诺显得像是在回避证据。
跨域连接
- 语言类型学：把语言按结构特征分类，与把它们按发展阶段排序，形式相似而性质完全不同——类型学描述的是维度上的位置，进化论断言的是时间上的先后。理解这一步之差，是理解十九世纪整个语言学如何在方法正确的情况下推出错误结论的关键；也解释了为什么现代类型学要极力控制系谱与地区偏差。
- 语言、身份与权力：语言排序从来不只是学术判断，它决定了哪些语言进入学校、法庭与官方文书。"标准语"与"方言"的界线主要由政治与经济力量划定，而非由结构复杂度划定——这条洞察是从"原始语言"神话的解剖中长出来的，也是它至今仍需重申的原因。
- WEIRD 样本与可推广性：十九世纪语言学的样本严重偏向印欧语系，并用这个样本的特征定义了何为"发达"。这与心理学用少数社会的被试定义"人类心智"是同一种结构性错误——不是数据不够多，是数据不能代表被推广的总体，而排序者恰好身处样本内部。
- 颅相学之争：两者是同一时期、同一套社会需求下的产物——用可测量的表面特征（头骨隆起 / 语法范畴）给人群排序，并把结果归因于内在能力。它们的失败方式也相同：确认偏差主导测量、维度本身不成立、而结论比证据活得久，因为它服务于既有的安排。
- 认识正义：宣称某群体的语言无法表达抽象思维，等于宣称他们不能成为可信的知识主体。这是证言不公最彻底的一种形式——它不是不相信某个人说的话，而是取消整个群体说话的资格，而语言学曾为此提供了技术外衣。
参考文献
- Boas, F. Introduction to the Handbook of American Indian Languages.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1911.
- Schleicher, A. Die Darwinsche Theorie und die Sprachwissenschaft. 1863.
- Sapir, E. Languag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Speech. Harcourt Brace, 1921.
- McWhorter, J. The World's Simplest Grammars Are Creole Grammars. Linguistic Typology 5, 125–166, 2001（复杂度差异一方的代表性主张）。
- Trudgill, P. Sociolinguistic Typology: Social Determinants of Linguistic Complexi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 Lupyan, G. & Dale, R. Language Structure Is Partly Determined by Social Structure. PLoS ONE 5(1): e8559, 2010.
- Shcherbakova, O. et al. Societies of Strangers Do Not Speak Grammatically Simpler Languages. Science Advances 9, 2023.
- Everett, D. L. Cultural Constraints on Grammar and Cognition in Pirahã. Current Anthropology 46(4), 621–646, 2005.
- Nevins, A., Pesetsky, D. & Rodrigues, C. Pirahã Exceptionality: A Reassessment. Language 85(2), 355–404, 2009.
-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of Canada. Honouring the Truth, Reconciling for the Future: Summary of the Final Report. 2015.
延伸阅读
- Deutscher, G. Through the Language Glass. Metropolitan Books, 2010.
- Evans, N. Dying Words: Endangered Languages and What They Have to Tell Us. Wiley-Blackwell, 2010.
- Aikhenvald, A. Y. Evidentiali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言据性：欧洲语言普遍缺失的范畴）。
- Joseph, J. E. & Newmeyer, F. J. 'All Languages Are Equally Complex': The Rise and Fall of a Consensus. Historiographia Linguistica 39,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