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转到内容
← 返回词句与意义
核心结构L3约 18 分钟阅读

形态生产性:规则什么时候是活的

Morphological Productivity: When Is a Rule Alive?

形态学生产性词频语料库

把一个新出现的形容词加上 -ness,几乎没有人会觉得别扭;但若加上 -th,除了玩笑几乎行不通。同样是“从形容词造名词”的规则,为什么一条活得生猛,一条只剩化石?这就是形态生产性(morphological productivity)要回答的问题:一条构词规则在多大程度上“还活着”,能继续产出新词。

morphology 作为 L2 概述已经介绍了语素、派生与屈折的基本概念,并指出“生产力不是有无的开关”;wug-test-morphology-analysis 则从实验端剖析了儿童怎样把形态规则推广到虚构词。本文站在两者之间,处理概述留下的进阶问题:生产性如何度量、受什么力量制约,以及语言学家凭什么宣布一条规则“死了”。

程度而非有无:-ness、-ity 与 -th 的梯度

把英语三个名词化后缀排在一起,梯度立刻显现。-ness 几乎可以加在任何形容词后面。redness、cluelessness 自不必说,临时拼出的新组合也畅通无阻。它的意义透明——“某种性质的状态”——而且几乎不设词源门槛。

-ity 也能造名词,但挑剔得多。它偏好拉丁词源的词基,尤其爱接以 -able、-ic、-ous 结尾的形容词:curiosity、electricity、animosity。给一个新造的本土形容词接上 -ity,听起来就不对劲。

-th 则几乎死亡。它留下的遗产是 warmth、length、growth 这一小批词,今天没人能认真地用它造新词。偶尔有人戏仿出 coolth,听众也只当俏皮话。

三条规则的差别不在“能不能用”,而在“多自由地能用”。生产性因此是一个连续的量,分布在“随时可用”与“仅存化石”之间;教科书式的二分——生产的或不生产的——只是在这条连续带上截取两处。

Aronoff 1976 年把这条梯度写成词法规则自身的属性,而不是词典里已经有多少词条。-ness 几乎不改词基的声音:sane 加上去,重音和元音都还在原地;-ity 却常把重音往前推,并触发三音节短化——sane 对 sanity、divine 对 divinity,词基内部被改写了。越能自由粘到新词基上的规则,音系上也往往越透明;-th 留下的 warmth、length 则连这点透明都谈不上,只剩必须整词记住的化石。

注意:梯度和词频不成正比。-ity 名下的词又多又常用,warmth、growth 也毫不生僻;但论“还能不能生”,它们都输给 -ness。这是理解生产性最容易踩的坑,后文会回来处理。

Bauer 沿用 Corbin 的区分,把两件常被捏在一起的事拆开。可用性问这条规则是否仍向新词基开放;产出率问它实际造出了多少词。-ness 两项都高;-ity 的产出率看起来不差,那是遗产词堆出来的,可用性却窄在拉丁词基上。把两项压成一个“活/死”开关,梯度就重新消失了。

两种频率,两种力量

为什么有的规则不断产出,有的停工?答案藏在两种频率的区分里。类型频率(type frequency)是一条规则名下有多少个不同的词;token 频率(token frequency)是这些词被实际使用的总次数。两者对形态系统施加方向相反的力量。

token 频率滋养单个词。一个词用得越频繁,它作为整体在心理词库里扎根越深,越不容易被规则改写。英语不规则动词恰恰盘踞在频率最高的一批里——go–went、be–was——高频让不规则得以防腐。

类型频率滋养规则本身。一条规则名下的词形越多、成员越多样,说话者越有机会从中抽取出抽象模式。Bybee 1995 年的经典分析指出,起关键作用的往往不是明星词,而是大量低频成员:生产性模式通常由“高类型频率加众多低 token 频率成员”支撑,每个成员单独看都罕见,合在一起却构成一个无法忽视的类。

这幅图景和后文的 hapax 测度其实咬合。高 token 把单个词变成心理词库里的整存条目,规则越来越插不上手;真正养活规则的,是那一大群几乎没有 token 频率、却不断被临时制造出来的成员。hapax 不是生产性的定义,它是低 token、高类型频率在语料里留下的痕迹。

这就引出帮伙效应(gang effect):一个词形即使自身频率很低,只要它属于一个人丁兴旺的相似词家族,就能获得整个帮伙的类比支持。它甚至能为不规则形式续命——snuck 是十九世纪后期在美国英语中出现的类创新造:sneak 本是规则动词,却被 stick–stuck、strike–struck 一类元音交替的帮伙“拉进了伙”。低频不是致命伤,孤立才是。

给生产性测体温:hapax legomena 与 P

直觉上,数一条规则名下有多少词就能衡量生产性。但词典和语料库记录的都是“已经实现的产出”,而生产性是“还能产出多少”的潜力。Baayen 自 1990 年代起提出的一系列量化测度,核心思路出人意料:不看总数,看只出现一次的词。

语料库里只出现一次的词叫 hapax legomena(希腊语“只说过一次”)。一条活的规则会不断制造一次性新词:说话者临时拼出,用完即弃。hapax 在规则名下的占比,因此是这条规则“正在扩张”的信号。

Baayen 把几件容易混在一起的量拆开。已经实现的广度用类型数 V 来记:这条规则名下有多少个不同的词。真正测“还能生”的,是范畴条件生产性 P:该范畴 hapax 数除以该范畴全部词例数,读作“再抽到一个带此词缀的词例时,它是新词型的概率”。另有一项 hapax 条件测度 P*:该范畴 hapax 占整个语料全部 hapax 的份额,回答“眼下这份语料的词汇增长,有多少是这条规则贡献的”。V 大而 P 低,就是 -ity 那种遗产丰厚、车间停工;V 不必最大但 P 高,才是 -ness 那种仍在开工的传送带。

hapax 本身并不是生产性。语料里的一次性词,既可能是规则刚造出来的新词,也可能是化石词碰巧只出现一次。Baayen 的赌注是:语料足够大时,活规则名下的 hapax 以临时新造为主,所以 P 是潜力的代理,不是同义词。把“数到了多少 hapax”直接写成“生产性等于多少”,会把证据和对象再次混为一谈。

Baayen 与 Lieber 1991 年对英语派生词缀的大规模测算,以及 Baayen 与 Renouf 1996 年基于《泰晤士报》语料的研究,给出了与语感吻合的排序:-ness 的 P 显著高于 -ity,前缀 un- 则高居榜首,报纸每天都在产生 un- 开头的一次性新词。1996 年那项研究还发现,报纸语料中不断涌现的新造词大量缺席于当时的词典:语言产出的速度,远超词典收录的速度。

P 与 P* 都自带警示。它们对语料规模和语体敏感:在报纸语料里多产的词缀,换到小说或口语语料排名可能变化;语料越大,hapax 占总词例的比例通常下降,P 的绝对值也会跟着变。它们是比较工具,不是绝对刻度。

阻塞与检索竞争

如果规则畅通无阻,为什么英语没有 *gloriosity?这不是 -ity 的毛病,而是 glory 的存在。

Aronoff 1976 年提出阻塞(blocking)概念:如果词库里已经存在一个与规则潜在输出同义的现成词,这个现成词会阻止规则输出落户。glory 封死了 gloriosity;thief 让 stealer 难以立足——尽管 -er 造施事名词的规则本身活得好好的。阻塞发生在同一词库位置上的同义竞争:glory 与 *gloriosity 争夺的是同一个名词槽,规则没有被删除,只是在这个槽位上输给了现成词。

但阻塞不是一堵绝对的墙。细察之下它也呈现梯度:-ness 几乎不受阻塞影响,gloriousness 与 glory 和平共处;儿童习得期的过度规则化(把 went 说成 goed)说明现成词的压制力在儿童那里尚未建立;成年人临时拼出的形式,在语义与现成词拉开差距时也可能突破阻塞。

后起的用法理论把阻塞重新解释为检索竞争:说话人要命名一个概念时,现成词与规则临时拼出的候选形式同时被激活,高频现成词几乎总是抢先出线。阻塞于是不是“规则被禁用”,而是“规则在竞争中落败”——这与生产性的梯度观完全同构。

语料与实验:两种证据互证

语料库能看到产出的结果,看不到产出的能力。一个词没出现,可能是规则死了,也可能只是没人需要它。实验恰好补上这个盲区。

1958 年 Berko 的 wug test 让儿童给虚构词变形:“This is a wug. Now there are two of them.”儿童答出 wugs,证明他们掌握的不是背下来的词表,而是可推广的程序。wug-test-morphology-analysis 对这套实验的设计逻辑与“能推出什么”有完整剖析,此处只强调它与语料方法的分工:wug test 测的是屈折后缀的生产性,而语料统计擅长派生词缀——屈折形式很少是 hapax,派生新词却大量是。两种方法各自照亮生产性光谱的一段。

成人判断实验则显示,生产性在心智里是连续的而非开关式的:受试者对“形容词加 -ness”的新组合几乎全盘接受,对“形容词加 -th”几乎全盘拒绝,对 -ity 的判断落在中间,且个体间差异明显。实验给出的梯度与 P 排出的序指向同一事实:规则在使用者脑中的活度有度数,且两类独立证据能分别测到它。

词基的词源阶层也会卡住规则。-ity 偏好拉丁词基,给本土日耳曼形容词接上同一个后缀,输出往往听着不对;-ness 则几乎不挑出身。Aronoff 把这种选择限制看成规则本身的一部分,而不是事后追加的禁令。生产性的“活”,活在特定的输入类别里,而不是对整本词典平均地活。

实时观察:借词与网络新词

一个新词缀从诞生到多产,如今可以被实时追踪。

1972 年水门事件曝光,Watergate 本是华盛顿一座大厦的名字。不到一年,-gate 就被从专名上“掰”了下来:《牛津英语词典》记录的最早用例出自 1973 年《National Lampoon》杂志,用 Volgagate 称呼一桩传闻中的苏联丑闻。此后 -gate 成为英语最活跃的构词成分之一,半个世纪里不断产出新的丑闻名称。它甚至越过语言边界,以仿译形式进入中文——媒体里层出不穷的“某某门”,就是 -gate 的借形。一个偶然的词块变成多产词缀,全程不过几个月,而且每一步都有书面记录可查。

网络时代的案例更轻更快。2014 年 1 月,美国方言学会把 2013 年度词汇颁给了 because,理由不是它新,而是它长出了新用法:because science、because tired,后面直接接名词或形容词,不再需要 of 或完整从句。这相当于一个句法槽位获得了生产性——投票结果是 175 票中的 127 票。生产性研究的对象从来不限于词缀:任何能推广到新成员的抽象模式,都有活度可言。

这些案例还提示词源分层的角色:-ity 偏好拉丁词基,-gate 无条件接纳任何专名,中文“门”只接事件名。每条规则多产的同时,都保有自己的选择偏好。

不能推出什么

围绕生产性的误读,至少有四条推不出来。

第一,生产性不等于高频率。-ity 名下的词又多又常用,-ness 名下却堆满生僻的一次性词;论存量前者大,论生产性后者强。频率极高的不规则形式——went、was——更是毫无生产性可言。存量是纪念碑,hapax 才是仍在运转的传送带。

第二,词典收录不等于规则存活的判据。词典记录已实现的词,规则是潜在产出的程序。Baayen 与 Renouf 发现报纸新造词大量缺席于词典,这不是规则不存在,而是词典滞后;词典编纂自身的证据逻辑,参见 lexicography。反过来,一个派生词进了词典,也不说明造它的规则还活着:warmth 是词条,-th 已是化石。

第三,能造出不等于造出必活。生产性规则的大多数产儿是一次性词,出现一次就消失。规则活着,恰恰体现在它敢大量制造“废品”;拿某个新词后来没有流传来否认规则的生产性,是把产品的命运错当成程序的命运。

第四,测度值不等于跨语料常数。P 与 P* 依赖语料规模、语体与抽样方式,同一词缀在不同语料里的数值不能直接相比。它回答“在这个语料里谁更活”,不回答“这条规则的绝对活度是多少”。

跨域连接

  • 语料库语言学:P 与 P* 测度是语料库方法的直接产物——hapax legomena 只有在足够大的机器可读语料上才数得出来。它同时暴露了语料方法的两个边界:规模依赖(语料越大,hapax 越多,P 的估计越稳定)与语体依赖(报纸、小说、口语给出不同的词缀排序)。用这些测度比较词缀之前,先要回答“这个语料代表哪一种语言使用”。
  • 心理语言学加工:阻塞的现代解释是词汇检索中的竞争——现成词与规则临时拼出的候选同时激活,高频者胜出。这与形态加工的双通路证据严丝合缝:高频派生词倾向整体存取,低频派生词倾向在线切分。Hay 2001 年的研究进一步表明,派生词若比自己的词根更常用,使用者对它的切分感就会变弱。生产性在文本里表现为 hapax 分布,在大脑里表现为存储与计算的配比——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 母语习得:儿童是天然的 wug test 受试者。过度规则化(goed、mans)说明儿童先把规则的生产性调到最大,再逐步学会现成词的阻塞压制。习得形态的过程,很大程度上就是给每条规则校准活度的过程——校准的目标值,就藏在词的类型频率与 token 频率分布里。
  • 语言变迁:生产性是历时变量,不是规则的固定属性。-th 从活跃词缀退化为化石,-gate 在几个月内从专名词块变成多产词缀,中文“某某门”又在半个世纪内完成了一次跨语言的活度移植。词缀的兴衰为“变迁如何发生”提供了词库层面的微观样本:规则的死亡不是被删除,而是先停止产出,再以化石形式存档在词汇里。
  • 计算语言学:生产性正是自动分词与形态分析难做的原因之一。训练语料里没出现过的新词——本质上就是 hapax——要求系统真的“会造”而不是“背过”。子词切分算法把词拆成高频片段,等于用统计手段重新发现了 -ness 式的高生产性单元,但切出的片段常常并不对应语素。一个系统处理未见词的能力,就是它自己的生产性测试。
  • 词典学:词典收录与规则活度的错位,把词典学和形态学拴在一起。词典记录已实现的词,生产性度量潜在的词;前者是档案,后者是机器。理解这条界限,才能同时读懂“词典里没有”和“语言里可以有”。

参考文献

  • Aronoff, Mark. Word Formation in Generative Grammar. MIT Press, 1976.
  • Baayen, R. Harald. "On Frequency, Transparency and Productivity." In Yearbook of Morphology 1992, edited by Geert Booij and Jaap van Marle, Kluwer, 1993, pp. 181–208.
  • Baayen, R. Harald, and Rochelle Lieber. "Productivity and English Derivation: A Corpus-Based Study." Linguistics 29, 1991: 801–844.
  • Baayen, R. Harald, and Antoinette Renouf. "Chronicling the Times: Productive Lexical Innovations in an English Newspaper." Language 72(1), 1996: 69–96. DOI: 10.2307/416794.
  • Berko, Jean. "The Child's Learning of English Morphology." Word 14(2–3), 1958: 150–177. DOI: 10.1080/00437956.1958.11659661.
  • Bybee, Joan. "Regular Morphology and the Lexicon." Language and Cognitive Processes 10(5), 1995: 425–455. DOI: 10.1080/01690969508407111.
  • Hay, Jennifer. "Lexical Frequency in Morphology: Is Everything Relative?" Linguistics 39(6), 2001: 1041–1070. DOI: 10.1515/ling.2001.041.
  • Bauer, Laurie. Morphological Productiv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 Corbin, Danielle. Morphologie dérivationnelle et structuration du lexique. Max Niemeyer, 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