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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伦理约 17 分钟阅读

海拉细胞与亨丽埃塔·拉克斯

HeLa Cells and Henrietta Lacks

知情同意人体组织种族与医学惠益分享生物样本

1951 年 1 月,一位 31 岁的非裔美国女性走进巴尔的摩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医院。 她叫亨丽埃塔·拉克斯(Henrietta Lacks),是五个孩子的母亲,在烟草农场长大。 她感到下腹有一个"硬结",被诊断出宫颈癌。

在治疗过程中,医生从她的肿瘤上取下了一小块组织——没有告诉她,也没有征求她的同意。 那是当年的常规做法。

约翰斯·霍普金斯医院位于当时实行种族隔离的巴尔的摩。 它是该地区少数收治非裔患者的大型教学医院之一。 取样发生在宫颈癌的诊疗流程里,由医院的组织培养实验室接收,而不是发生在一次单独立项的人体实验里。 地点与流程都可以核对;当时缺的是针对研究用途的告知。

这块组织被送到乔治·盖伊(George Gey)的实验室。 此前几十年,科学家一直试图在体外让人类细胞持续分裂,却屡屡失败:细胞总是分裂几次就死去。 但拉克斯的细胞不一样——它们在培养皿里疯狂增殖,每 24 小时翻一倍,永不停歇。

盖伊用她名字的头两个字母命名了这株细胞系:HeLa(海拉)。 1951 年 10 月,亨丽埃塔·拉克斯去世,年仅 31 岁。 但她的细胞至今仍活着,已在全世界实验室里繁衍了七十多年。

破除误解:HeLa 不是"被偷走的",而是"在无人征求同意的年代被取走的"

一种流行说法把这件事描述成一桩明目张胆的盗窃。 这种说法既对也不对,需要分清。

在 1951 年,美国没有任何法律或惯例要求医生在切除诊疗性组织后,必须就该组织的后续研究用途征得患者同意。 取走手术废弃组织用于研究,在当时是普遍且不违法的。

所以问题的核心不是"违反了当时的规则",而是"当时根本没有规则"—— 亨丽埃塔·拉克斯既不知道自己的细胞被取走,也不知道它们后来变成了价值难以估量的科研资源和商业产品。 她的家人在 20 多年里对此一无所知,直到 1970 年代研究者为研究 HeLa 而联系他们抽血,才偶然得知。

把它简单骂成"盗窃",反而掩盖了更深的问题:当医学进步与个人权利之间没有制度缓冲时,伤害是结构性的,而非某个坏人的阴谋。

1947 年的《纽伦堡法典》已经写下"自愿同意绝对必要",但它针对的是以人为受试者的实验,并不自动约束外科医生如何处置诊疗中切下的组织。 医院把手术剩余物交给实验室,在当时被理解为对废弃材料的常规使用,而不是一次需要单独签字的研究入组。 后来的 知情同意 制度,主要是在临床试验与可识别人体研究上长出来的,见 临床试验伦理。 把 1951 年的取样写成今天意义上的"盗窃判决",会把一个制度空白说成一条已被法庭确认的罪名。

诊疗同意覆盖的是"切这块组织来治疗你"。 它并不自动覆盖"把这块组织做成可以无限传代的研究工具"。 1951 年的制度没有要求医生做第二次告知。

今天的争议,常常是事后用后一代的规则去评价前一代的常规,还是承认规则本身来得太晚。 两边说的不是同一件事。

经过:一株细胞如何改变现代医学

HeLa 细胞的"不死"特性,让它成为生物医学史上最重要的工具之一。

  • 1950 年代,乔纳斯·索尔克(Jonas Salk)用 HeLa 细胞大规模测试脊髓灰质炎疫苗,加速了这一致残疾病疫苗的问世。
  • HeLa 被送上太空、用于克隆与基因图谱研究、用于癌症与艾滋病研究、用于测试无数药物与化妆品的毒性。
  • 它催生了一个产业:公司大规模培养并出售 HeLa 细胞,研究者发表了数以万计依赖它的论文。

1950 年代前期,脊髓灰质炎仍是美国的公共卫生危机。 乔纳斯·索尔克 的团队需要一种能够被脊髓灰质炎病毒感染、又能大量培养的人类细胞,来检验灭活疫苗是否真的让病毒失去感染力。 HeLa 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因而进入疫苗评价的生产线,而不是只留在盖伊的培养箱里当一个实验室奇闻。 这与 疫苗原理 里"用可重复的系统去检验免疫原是否有效"是同一类逻辑。

HeLa 增殖极快,也带来另一面。 实验室之间互相寄送细胞系时,一株被 HeLa 污染的培养物仍会继续生长,看起来像"实验成功"。 1968 年,斯坦利·加特勒(Stanley Gartler)在 Nature 报告:当时广泛使用的若干"不同"人类异倍体细胞系,酶型标记与 HeLa 一致,更像是被它取代,而不是各自独立建成。

这一判断后来被染色体与短串联重复序列鉴定反复证实。 家族在 1970 年代被联系上,直接原因之一正是研究者需要对照样本,好把"哪一瓶还是 HeLa"从混乱的标签里分出来。

拉克斯的丈夫和子女被要求抽血时,并没有先听到一个完整的解释:这些细胞是谁的、已经传了多远、抽血是为了保护他们还是为了保护实验材料。 对家族而言,"发现母亲还活在培养皿里"并不是荣誉,而是一次迟到的告知。 此后多年,部分医疗信息与姓名出现在公开文献里。 伤害发生在取样之后的沉默、发表与商业化,而不是发生在一条已被判决的"盗窃"罪名上。

然而,在长达数十年里,拉克斯家族没有从中得到一分钱,甚至有些家庭成员看不起病。 更令人不安的是,1970 年代研究者把家族成员的姓名和部分医疗信息公开发表,2013 年又有团队公布了 HeLa 的完整基因组—— 这等于在未经家族同意的情况下,把一个家族的部分遗传信息公之于众。

2013 年 3 月,欧洲分子生物学实验室的团队在开放获取期刊 G3 上发表了 HeLa 的全基因组与转录组草图,并把序列放到了公共数据库。 数据很快被作者撤回。 原因不是论文造假,而是全基因组一旦公开,就可能被用来推断在世亲属的部分遗传风险,见 基因检测与隐私。

同年 8 月 7 日,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与拉克斯家族公布协议:此后 HeLa 全基因组数据进入受控数据库 dbGaP,申请须经一个包含家族代表的工作组审查。 这不是把细胞收归家族私产,而是承认:基因组信息的风险主体,已经从死者转到了活人。

伦理争点

这桩事件没有简单的对错答案,它牵出几个互相拉扯的立场。

知情同意 vs 科学公益: 一方认为,未经同意取用任何人的身体组织都是对人格尊严的侵犯; 另一方则指出,如果当年要求逐一同意,许多挽救数百万生命的研究可能根本无法开展。这是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的经典张力。

组织一旦离开身体,伦理问题并没有结束。 HeLa 后来变成可以无限传代、可以买卖、可以测序的对象,风险从"一块肿瘤"变成了"一份可识别亲属的信息"。 医学遗传学与基因组学 让匿名化在全基因组尺度上不再可靠。 因此 2013 年的争点,已经不是 1951 年那块组织还在不在瓶子里,而是在世的人还能否对源自母亲的序列说不。

种族与不平等: 拉克斯是一位贫困的非裔女性,在一个种族隔离的医院接受治疗。 批评者认为,她的遭遇不能脱离当时美国医学对黑人群体的系统性轻慢来理解(参见塔斯基吉研究)。 但也有学者提醒:把她的故事完全简化为种族剥削,可能忽视了"无同意取样"在当年对所有人种都是常态这一事实。

约翰斯·霍普金斯医院当时实行隔离病房。 拉克斯作为贫困的非裔女性进入这套系统,她的医疗遭遇不能从隔离制度里抽离。 把它完全等同于 塔斯基吉梅毒研究 也不准确:塔斯基吉是持续四十年的故意隐瞒与治疗剥夺;HeLa 的取样发生在一次当时合法的肿瘤治疗过程中。 更经得起检验的说法是:取样环节的"无同意"在当年跨种族普遍存在,而告知、补偿、基因组发布这些后续环节,对这个家庭特别苛刻。

惠益分享(benefit-sharing): 当一个人的身体材料产生巨大经济价值时,本人或家属是否有权分享收益? 美国法律的主流判例(如 1990 年 Moore v.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认为,一旦组织离开身体,个人不再拥有所有权。 反对者则认为,这种规则让企业独占了源自他人身体的财富,是一种新型不公。

摩尔案判的是加利福尼亚州的财产法问题。 离体组织通常不再是患者的所有物,但医生若对组织的研究与商业用途有利益,仍可能负有披露义务。 法院没有写成"可以随便拿",也没有写成"患者对细胞系享有股权"。 它把问题从所有权,推回了忠实义务。

2023 年,拉克斯家族与赛默飞世尔(Thermo Fisher Scientific)就该公司继续商业化使用 HeLa 达成和解。 诉讼针对的是当代的不当得利主张,而不是回头把 1951 年的取样改写成一条盗窃的刑事判决。 和解条款未公开,金额因而无法核对。 能核对的是年份与路径:争议被放进仍在进行的商业使用,而不是改写当年取样的法律定性。

这些立场至今没有统一答案。它们恰恰说明,伦理不是一道有标准解的题,而是不同价值之间持续的权衡。

影响与遗产

亨丽埃塔·拉克斯的故事,尤其是 2010 年丽贝卡·斯克鲁特(Rebecca Skloot)的畅销书出版后,深刻改变了人们对人体组织研究的看法。

  • 它推动了关于人体生物样本知情同意的广泛讨论,促使许多机构在采集组织前明确告知并征求研究用途的同意。
  • 2013 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与拉克斯家族达成协议:HeLa 基因组数据的访问需经一个含家族代表的委员会审批——这是"已故捐献者家属参与数据治理"的罕见先例。
  • 它让"惠益分享"进入主流政策视野,呼应了《名古屋议定书》等国际框架中关于遗传资源利益公平分配的精神。
  • 它促使生物伦理学正视一个长期被忽略的问题:科研便利与捐献者尊严之间,制度必须设防。

斯克鲁特的书把实验室编号变回了一个有名字、有孩子、有葬礼的人。 此后许多生物样本库开始在采集时把"诊疗剩余"和"研究用途"分开写清楚。 这并没有取消所有二次研究,但它迫使机构承认:默示的废弃物逻辑,已经不够用了。

2013 年的 NIH 协议把家族代表写进数据治理,而不是只写进新闻稿致谢。 研究者若使用受控的 HeLa 全基因组数据,须经工作组审查,并在发表时致谢拉克斯及其家人。 2023 年,NIH 在协议满十年时重申:这套受控访问安排继续有效。

这些变化没有让 HeLa 停止被使用,也没有让 癌症 研究退回 1950 年。 它们改变的是:使用它的人必须看见来源,并在基因组这一层接受限制。

美国 2018 年修订《共同规则》(Common Rule)时,曾就是否应对去标识的剩余生物样本强制重新同意展开争论。 最终文本并未把这一条写成普遍义务。 争论本身说明:HeLa 提出的问题仍未闭合。 细胞可以无限传代,规则却一次次被新的信息能力追上。

跨域连接

  • 癌症:HeLa 能长成体外无限传代的细胞系,机制是清楚的:HPV-18 的基因组整合进宿主 DNA,其 E6、E7 蛋白分别灭活 p53 与 Rb 通路,同时端粒酶持续激活,绕开了正常细胞的复制衰老。这对伦理讨论有实际影响——巨大的科研价值有一部分来自一次生物学意外,而不是取样者的技艺。它还留下一笔代价:HeLa 增殖过快,几十年里污染了大量其他细胞系,这正是细胞身份认证(STR 分型)后来成为强制要求的直接原因。
  • 医学遗传学与基因组学:HeLa 虽然积累了大量体细胞突变与染色体重排,却仍携带亨丽埃塔的生殖系基因组。因此 2013 年公开 HeLa 全基因组,等于同时公开了她子女与孙辈约一半的变异信息——匿名化在这里技术上就不成立。NIH 随后与家族达成的数据访问安排(由含家族代表的委员会审批)之所以成为先例,正因为它承认了这一点:受影响的主体不是已故的捐献者,而是在世的亲属。
  • 洛克:Moore 案把权利分给了研究者一侧,理由带着洛克式的味道——价值来自劳动,而离体组织在患者手里不曾是财产。争点因此非常具体:自我所有权是否延伸到已经离开身体的部分?各法域答案不同(有些承认对储存配子的财产性权利),这说明它不是从"人格尊严"直接推出的结论,而是一次可以另作选择的权利配置。
  • 科斯定理:科斯的论证是,若谈判无成本,初始权利归谁都能达成有效结果。这里的关键恰恰是交易成本极高:捐献者数以百万计、未来价值不可知、样本汇集后无法追溯各自贡献。于是初始配置直接决定结局,而个人产权式的解法根本无法运行。可行的工具只能是集体性的——信托、社群同意、收益池,以及《名古屋议定书》式的惠益分享框架。2023 年家族与赛默飞的和解走的是诉讼路径而非产权路径,这本身就说明了问题。
  • 种族与族群:"这是种族剥削"与"当年对所有人都没有同意规则"是两个可以分别检验的命题,而且各自成立一部分。前者在取样环节较弱——1951 年取用手术废弃组织不征求同意是普遍做法;在取样之后却明显更强:家族被蒙在鼓里二十余年、1970 年代其医疗信息被公开发表、数十年无人告知或补偿。把两个环节分开,才谈得上追问究竟哪一环的制度需要修。

参考文献

  • Skloot, R. (2010). The Immortal Life of Henrietta Lacks. Crown Publishing.
  • Landecker, H. (2007). Culturing Life: How Cells Became Technologi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Callaway, E. (2013). Deal done over HeLa cell line. Nature, 500(7461), 132-133. doi:10.1038/500132a
  • Truog, R. D., Kesselheim, A. S., & Joffe, S. (2012). Paying patients for their tissue: The legacy of Henrietta Lacks. Science, 337(6090), 37-38. doi:10.1126/science.1216888
  • Supreme Court of California. (1990). Moore v. Regents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51 Cal.3d 120.
  • Gartler, S. M. (1968). Apparent HeLa cell contamination of human heteroploid cell lines. Nature, 217, 750-751. doi:10.1038/217750a0
  • Landry, J. J. M. et al. (2013). The genomic and transcriptomic landscape of a HeLa cell line. G3 (Bethesda), 3(8), 1213-1224. doi:10.1534/g3.113.005777
  • Hudson, K. L. & Collins, F. S. (2013). Biospecimen policy: Family matters. Nature, 500(7461), 141-142. doi:10.1038/500141a
  •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2013). The NIH-Lacks Family Agreement. NIH Scientific Data Sharing.
  • Reuters. (2023, August 1). Thermo Fisher settles Henrietta Lacks lawsuit over 'HeLa' cell line.
  • Adey, A. et al. (2013). The haplotype-resolved genome and epigenome of the aneuploid HeLa cancer cell line. Nature, 500(7461), 207-211. doi:10.1038/nature12364

延伸阅读

  • Wailoo, K. (2018). Tuskegee, HeLa, and beyond: A symposium on race and bioethics. The Hastings Center.
  • Washington, H. A. (2006). Medical Apartheid: The Dark History of Medical Experimentation on Black Americans. Doubled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