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 年 11 月 8 日，意大利共产党领袖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在墨索里尼政府的压迫下被捕。两年后的 1928 年，罗马的"保卫国家特别法庭"判处他 20 年 4 个月零 5 天监禁。据广为流传的记述，检察官在庭上要求重判时说："我们必须让这个脑袋停止思考二十年。"
这个脑袋没有停止思考。从 1929 年起，葛兰西在狱中陆续写下 33 本笔记——后来以《狱中笔记》（Quaderni del carcere）为名出版——成为 20 世纪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遗产之一。
葛兰西 1891 年 1 月 22 日生于撒丁岛阿莱斯（Ales），出身贫寒，身有残疾，靠奖学金进入都灵大学。都灵是意大利工业资本主义的心脏，1919 年的大罢工和工厂委员会运动塑造了他对革命可能性的判断；同年，他参与创办文化政治周刊《新秩序》（L'Ordine Nuovo）。
1921 年 1 月，意大利社会党在里窝那（Livorno）代表大会上分裂，意大利共产党就此成立，葛兰西是创始成员之一。1924 年，他当选众议院议员并出任党的总书记。
被捕后，他的刑期在 1932 年因大赦减为 12 年，但健康早已被监狱摧毁。1937 年 4 月 27 日，就在刑满获释数日后，他因脑溢血在罗马的一家诊所去世，年仅 46 岁。
破除误解：葛兰西不只是在说"宣传"
"文化霸权"（cultural hegemony）常被简化为"统治阶级用媒体洗脑人民"。这是误解。
葛兰西的论点更为深刻：资本主义的稳定，不仅仅依靠军队和警察的强制（coercion），更依靠被统治阶级对统治秩序的主动同意（consent）。工人不是因为被蒙蔽才接受现有秩序，而是在日常生活的实践中——在学校、教会、媒体、家庭——内化了统治阶级的世界观，把它当成"自然的"和"合理的"。
这个观察比简单的意识形态欺骗论更令人不安：即便人们能看穿某一具体的谎言，也可能依然接受更深层的、使谎言有可能被接受的整体世界观框架。
核心概念：文化霸权
葛兰西区分了国家的两种权力形式：
| 权力形式 | 主要场所 | 运作方式 |
|---|---|---|
| 强制（coercion） | 政治社会（军队、警察、法院） | 直接暴力和法律强制 |
| 同意（consent） | 市民社会（学校、教会、媒体、政党、工会） | 塑造常识、道德、审美、世界观 |
文化霸权是指某一社会集团通过市民社会的制度，使其特定的价值观、信仰和规范成为全社会的"常识"，从而使其统治以一种"自然"的方式被普遍接受，而非纯粹依靠强制。
关键在于：文化霸权不是一种固定状态，而是一个持续争夺的过程。被统治阶级也可以在市民社会中建立对抗性的文化阵地，形成替代性的世界观——这是葛兰西政治策略思考的核心。
葛兰西所说的"常识"（senso comune）也不是贬义的"愚昧"，而是大众在日常经验中累积起来的、自相矛盾的世界观拼盘。其中既沉淀着教会与统治阶级遗留的陈旧观念，也潜藏着可被提炼为批判性"健全见识"（buon senso）的合理内核。改造常识、把零散的健全见识组织成自觉的世界观，正是阵地战要在文化层面完成的工作。
阵地战与运动战
葛兰西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壕战作类比，区分了两种革命策略：
- 运动战（war of manoeuvre）：直接冲击国家权力的正面攻势——如 1917 年俄国布尔什维克党的行动。葛兰西认为，这种策略在国家机器脆弱、市民社会不发达的条件下（如沙俄）有可能奏效。
- 阵地战（war of position）：在市民社会中长期积累阵地——建立工人文化机构、争取知识分子、形成新的常识——以逐步动摇霸权地位，为更根本的政治变革创造条件。
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市民社会更为发达、国家的统治更依赖同意，因此葛兰西认为阵地战是更适当的策略。这一判断在 20 世纪下半叶对西欧左翼运动产生了深远影响。
有机知识分子
葛兰西区分了两类知识分子：
- 传统知识分子：声称超脱于阶级之上、客观中立（如教士、学院派），实际上服务于既有霸权。
- 有机知识分子：有机地生长于某一社会阶级中，组织、引导和表达该阶级的利益与世界观。
工人阶级需要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不是来自上面启蒙工人的"进步精英"，而是从工人阶级内部产生的、能把经验转化为批判意识的思考者和组织者。这一概念后来在后殖民理论、女性主义和各种社会运动中被广泛借用。
庶民：subaltern
葛兰西用 subaltern（subalterno，原意"从属的、下级的"，中文常译"庶民""底层""属下"）指那些被排除在国家与霸权之外、缺乏统一组织和自主声音的从属群体——农民、南方贫民、被边缘化的阶层。在《狱中笔记》第 25 本《历史的边缘：庶民社会群体史》中，他指出这些群体往往只能以零散、自发、"前政治"的方式行动，难以凝聚成自觉的历史主体；要研究他们，史家必须从精英留下的、充满偏见的零碎记录里艰难地把他们打捞出来。
这个概念在他去世后获得了第二次生命。1982 年，历史学家拉纳吉特·古哈（Ranajit Guha）创立"庶民研究"（Subaltern Studies）学派，借用葛兰西的范畴重写印度殖民史，主张农民起义是一个独立的政治领域，而非精英民族主义叙事的附属品。后来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在《庶民能说话吗？》（"Can the Subaltern Speak?"，1988）中进一步追问：当庶民的声音只能透过压迫者的话语被转述时，"替庶民发声"会不会本身就是一种知识权力的幻觉。
代价与争议
解读的多元性与政治张力
《狱中笔记》以隐晦的语言写成（为躲避审查），充满未完成的思路和术语的内在张力，这使得它几乎成为一个"解释上的空容器"，被从欧洲共产主义到后殖民批判、从文化研究到激进民主主义的各种思潮援引。
批评者指出，这种开放性本身是问题的一部分：葛兰西是否真的为一套连贯的政治实践提供了指南？还是他的概念过于灵活，以至于可以为截然对立的政治立场服务？
安德森的"二律背反"
1976 年，英国马克思主义者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在《新左翼评论》（New Left Review）发表《安东尼奥·葛兰西的二律背反》（"The Antinomies of Antonio Gramsci"），系统梳理了《狱中笔记》在几对关键范畴上的滑动与不一致——国家与市民社会、领导权与支配、阵地战与运动战之间的界线时而清晰、时而互相吞并。安德森由此追问：这究竟是为西方革命提供的新战略，还是葛兰西在审查的笔下留下的一组可被各方挪用的暧昧公式？这篇文章本身成为葛兰西研究中被反复辩驳的经典，也提醒读者：从《狱中笔记》里"读出"什么，往往取决于读者带着什么进去。
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张力
葛兰西对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强调，与经济决定论的正统马克思主义构成张力。他的批评者（包括一些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过度强调"上层建筑"的相对自主性，可能会削弱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批判。
斯图亚特·霍尔的发展
英国文化研究传统（尤以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为代表）在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的领导下，将葛兰西的霸权概念应用于分析战后英国的撒切尔主义——认为新自由主义不只是一套经济政策，更是一场成功的"霸权工程"，重新塑造了关于市场、个人、国家的"常识"。这是葛兰西概念最具影响力的当代应用之一。
历史影响
葛兰西在去世后数十年逐渐成为全球影响力最广的政治理论家之一。《狱中笔记》意大利语版于 1948–1951 年由编选本陆续出版，最具影响力的英文选译本《狱中笔记选》（由昆廷·霍尔 Quintin Hoare 与杰弗里·诺埃尔-史密斯 Geoffrey Nowell-Smith 编译）1971 年出版后，掀起了英语学术界的"葛兰西热"。
1975 年，瓦伦蒂诺·杰拉塔纳（Valentino Gerratana）编订的四卷本校勘版问世，首次按写作原貌完整呈现全部笔记，成为后续研究的权威底本；据此翻译的英文完整校勘版由约瑟夫·布蒂吉格（Joseph Buttigieg）分三卷于 1992–2007 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陆续推出。
他的影响遍及：
- 欧洲的"欧洲共产主义"（Eurocommunism）运动
- 拉丁美洲的解放神学与社会运动
- 英国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
- 后殖民研究（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明显受其影响）
- 女性主义理论（将霸权概念应用于性别权力分析）
1985 年，恩斯特·拉克劳（Ernesto Laclau）与尚塔尔·墨菲（Chantal Mouffe）在《领导权与社会主义战略》（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中把霸权概念彻底"去本质化"：工人阶级不再是预先注定的革命主体，政治认同是在话语争夺中被临时构造出来的。他们自称"后马克思主义"，并以此奠定"激进民主"（radical democracy）理论——这一思路后来直接影响了西班牙"我们能"党（Podemos）等当代左翼民粹运动。
两句常被误传的名言
葛兰西也是被错误引用最多的思想家之一。两句广为流传的话值得澄清。
其一，"悲观于理智，乐观于意志"（pessimism of the intellect, optimism of the will）。这句格言常被当作葛兰西的原创，实则出自法国作家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最早见于 1920 年 3 月的《人道报》（L'Humanité）。葛兰西同年在《新秩序》上引用它时明确标注了出处，只是后来把它锤炼成一种政治伦理，才让它与自己的名字牢牢绑定。
其二，"旧的正在死去，新的尚未诞生；在这一过渡期，种种病态现象层出不穷。"（"The old is dying and the new cannot be born; in this interregnum a great variety of morbid symptoms appear."）这是《狱中笔记》原文较为准确的译法。但近年流行的"……如今是怪物横行的时代"（the time of monsters）那一句，其实是齐泽克（Slavoj Žižek）的意译，并非葛兰西本人写下的文字。
跨域连接
- 制度经济学：强制的成本随违规次数线性累加，内化的规范则把执行成本转嫁给被统治者自己承担。这是同意相对于强制的真正优势——不是更温和，而是更便宜。可检验的推论是：监督越昂贵、越难被外人核实的领域，统治越依赖常识而非警察。
- 认知失调：同意一旦形成便自我加固。人们为现有秩序付出过时间、选择与公开表态之后，会调整信念以维持一致，于是辩护现状的动机来自内部而非外部压力。推论是：投入越深的人越难被反霸权话语说动，说服的边际收益随参与年限递减。
- 教育与文凭主义：学校是常识的量产车间。文凭把结构性的不平等重述为个人能力的差异，从而在不否认差距的前提下取消了对差距成因的追问。可观察的推论是：文凭化越深的社会，其分配正当化叙事越以"能力"为轴，而非以出身或运气为轴。
- 批判理论：为什么被统治者不反抗？葛兰西给的是政治学答案——领导权可以被组织、被争夺；批判理论给的是文化答案——同意是被工业化地生产和消费出来的。分歧不在描述而在介入点：前者主张去组织，后者主张去解码，两者开出的行动清单截然不同。
- 市民社会：学校、教会、媒体、工会既是同意的生产线，也是反霸权可以逐块占据的阵地。由此得出一条可比较的判断：市民社会越厚，正面冲击国家机器越难奏效，长期的阵地积累越是唯一现实的路径，而这一判断可用各国革命成败的分布来对照。
参考文献
- Gramsci, A.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Quintin Hoare and Geoffrey Nowell-Smith. Lawrence and Wishart (1971).
- Gramsci, A. Prison Notebooks（3 卷本完整校勘版）.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Joseph A. Buttigieg.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2–2007).
- Anderson, P. "The Antinomies of Antonio Gramsci." New Left Review I/100 (1976); 重印为单行本 Verso (2017).
- Hall, S. "Gramsci's Relevance for the Study of Race and Ethnicity."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Inquiry 10(2), 1986.
- Cox, R. W. "Gramsci, Hegemon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 Essay in Method." Millennium: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2(2), 1983.
- Laclau, E. & Mouffe, C.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s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Verso (1985).
- Mouffe, C. Gramsci and Marxist Theory.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9).
- Thomas, P. D. The Gramscian Moment: Philosophy, Hegemony and Marxism. Brill (2009).
- Forgacs, D. (ed.) The Antonio Gramsci Reader.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