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市场的世界文学

破除误解#

第二种误解：诺贝尔文学奖等于世界文学的本质，或等于「世界已经承认」。它是瑞典学院的一项制度决定，会延期、会分裂、会被抗议。奖可以改变一本书的译本数量与课表位置，它不能测量文学本身有没有「世界性」。

第三种误解：只要被译成英语、或进入一门名叫世界文学的课，作品就带着原貌环游地球。课堂读到的往往是某一种被允许进入学期的英译节选。翻译即改写已经说明：译本是另一份文本。正典之争则说明：周次有限，选本先删。两台机器叠在一起，才会出现「全世界都在读同一部书」的错觉。

一个十九世纪用语，不是一份全球清单#

歌德一八二七年与爱克曼谈话里使用 Weltliteratur。爱克曼的记录一八三六年由莱比锡 Brockhaus 刊行。那是一个魏玛读书人在谈期刊、译本和跨国阅读，不是一份各国名额均等的必读书单。后文不再复述那次午餐。需要记住的只有一句：这个词从一开始就挨着流通，而不是挨着灵魂。

这个词后来被学院课表和出版社目录反复征用，用来给跨国流通贴上一层道德光泽。征用之后，「世界」听起来像已经完成的团结，而书架上仍是权利切片与译本配额。把歌德的谈话当成全球文学宪法的起源故事，是把一次魏玛客厅里的阅读讨论，升级成了市场的自我宣传。

圣化首都：一张地图，不是宪法#

帕斯卡尔·卡萨诺瓦（Pascale Casanova, 1959–2018）一九九九年在巴黎瑟伊出版社刊行《文学世界共和国》（La République mondiale des lettres）。英译本由 M. B. DeBevoise 翻译，二〇〇四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她借用皮埃尔·布迪厄的场域理论，把世界文学空间画成一张不平等的地图：文学资本可以积累，翻译是不平等交换，宣布一部作品「已经进入世界」的权力，长期集中在少数首都。

她把巴黎写成圣化首都，并把这种计时权比作「文学的格林尼治子午线」：谁有权宣布什么算现代、什么算过时。这是模型，解释名声怎样被生产，不是作品内部的属性。

二〇〇二年九月，她在布迪厄创办的《社会科学研究学报》第一四四期发表《圣化与文学资本的积累：作为不平等交换的翻译》。翻译在这里不是友谊，而是把边缘文本兑成中心可识别的文学资本。兑成之后，中心拿走宣布权，边缘拿走被看见的机会。两边都付出代价。

反对意见从英译本进入英语学界起就很清楚。一种批评说：把巴黎写成唯一首都，是把一份关于现代法语场域的好描述，扩成了全世界的宪法；伦敦、纽约以及后来的英语商业出版，同样在分配名声。卡萨诺瓦本人在书中后段也写到：文学国际主义可能正在让位于由英语市场主导的商业全球化。另一种批评说：她把民族文学当成参赛单位，会把世界文学写成国与国的锦标赛，而漏掉前现代的跨语传统、以及东方学怎样参与发明了「世界文学」这个范畴。

对立读法并不取消圣化，只要求把首都写成历史位置。巴黎曾经是高效的圣化机器，不是永恒圆心。

流通模型：增益是判准，不是测量#

大卫·丹穆若什（David Damrosch）二〇〇三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刊行《什么是世界文学？》（What Is World Literature?）。他把世界文学写成一种流通与阅读方式，而不是一份更长的光荣榜：作品先被当作文学来读，再越出原语言文化圈。他的判准是「在翻译中有所增益」。增益是解释。椭圆有两个焦点——源文化与宿主文化共同成形——也是比喻，不是几何发现。

流通模型有用，因为它把「世界文学」从本质问题改写成手续问题：谁在译、译给谁、在哪一种制度里被当作文学。它解释不了的是：为什么有的作品旅行，有的作品只在原语言里生长。手续仍然要花钱、占课表、经过代理人。能旅行，不等于已经公平。

丹穆若什翌年任总主编的《朗文世界文学选》六卷本上市，直接进入美国本科教材市场。理论书和选本是同一条产业链上的两件商品。把流通写成阅读伦理，不应掩盖选本仍是限额机器。

选本一旦进入采购清单，下一届课表就更难改：注释、练习题和考试题都围着同一批篇目转。流通伦理谈的是怎样读远方的书；教材市场谈的是哪一批书已经变成可评分的商品。两者可以并存，但后者决定学生实际上读到什么。

超中心语言：译出与译入不对称#

约翰·海尔布隆（Johan Heilbron）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在《欧洲社会理论杂志》第二卷第四期发表《走向翻译社会学：作为文化世界体系的书籍翻译》，页码四二九至四四四。他主张：书籍翻译构成一个有核心—边缘结构的文化世界体系。中心与否，先看一种语言在全球译本总量里占多大份额。

他当时依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翻译索引》（Index Translationum）及既有书目，读出：一九八〇年前后，全球译本中从英语译出的超过四成。术语「超中心」（hypercentral）借自阿布拉姆·德·斯旺对世界语言体系的描述。二〇一〇年二月二十二至二十三日，海尔布隆在教科文组织「翻译与文化中介」研讨会上更新同一条结构：按他当时对索引的读法，从英语译出的份额约百分之五十五至六十；德语与法语各约一成，远落后于英语，却明显领先其余语言。

阿布拉姆·德·斯旺二〇〇一年在 Polity 出版 Words of the World，把全球语言写成一个有超中心、中心、半边缘与边缘的星系。海尔布隆借用的正是这套结构：一种语言是否中心，先看它在译本总量里占多大份额，而不是看母语人口。星系模型解释的是流通权力，不是语音亲缘。

这些数字是他对一套申报型书目的解释，不是普查。索引依赖各国报送，覆盖不均，教科文组织自己也把它当成观察起点而非完整账本。可核对的结构判断不依赖某一个百分点：英语是超中心源语言；中心语言大量被译出、很少译入；边缘语言大量译入、很难被译出。汉语、阿拉伯语、葡萄牙语的使用人口并不小，在译本份额上却长期靠近边缘。人口规模不是翻译权力。

因此，所谓「被译成世界文学」，在经验上常常是：被译进英语，或经由英语再译进第三种语言。枢纽语言既是桥梁，也是收费站。翻译即改写在句子层发生；世界体系在书目层再发生一次筛选。

法兰克福：一年一度的权利市集#

一九四九年九月十八日至二十三日，黑森州出版商与书商协会在法兰克福圣保罗教堂举办战后第一届法兰克福书展，二百零五家德国出版社参展。中世纪和近代早期的法兰克福书市早已中断。一九四九年这一场是西德出版业的重建仪式，也是后来全球权利交易年会的起点。

今天的法兰克福书展，主办方自称世界上最重要的权利与许可交易中心。它主要不是把书卖给路过的读者。它把翻译权、音频权和影视改编权，卖给其他语言、其他媒介的买家。文学代理人与猎书人中心（Literary Agents & Scouts Centre，简称 LitAg）是预约才能进的工作区：一张桌子、预先排好的会谈、一份待售的权利目录。公开的读者日是外壳。内核是许可证。

一场书展把「世界文学」做成可下单的库存：这本有没有法语权、那本韩语权卖给了哪家。库存不是精神共同体。它是一组被切分的领土与语言权利。代理人在十月见面，是为了让这些切片在来年变成另一国书架上的书。

权利目录上的语言名，看起来像地理常识，其实是合同里的辖区条款。同一本小说可以拆成「北美英语权」「英联邦英语权」「简体中文权」等多份互不自动覆盖的许可。买家买到的不是「世界读者」，而是在某一司法辖区合法印行某一译本的许可。

诺奖是圣化设备，会故障#

诺贝尔文学奖由瑞典学院评定。它是一台高功率的圣化设备：一次点名，可以改变译本、版税、课表和报纸标题。它不是世界文学的定义，也不是「人类共同承认」的投票。

二〇一八年五月四日，瑞典学院宣布推迟当年文学奖。诺贝尔基金会同日声明支持。直接原因是学院陷入信任危机：与院士卡塔琳娜·弗罗斯滕松有婚姻关系的让-克洛德·阿尔诺，被瑞典《每日新闻》等报道性侵与性骚扰指控；学院处理方式引发辞职潮，在席院士从十八人减至十一人。阿尔诺否认指控。

二〇一九年十月十日，学院同时公布两个年度：二〇一八年授予奥尔加·托卡尔丘克，二〇一九年授予彼得·汉德克。汉德克的获奖当场引发抗议。抗议证明的是：这项决定从来不是「世界」自己投的票，而是十八人学院在特定年份的选择。选择可以带来译本浪潮，也可以带来抵制。两者都是市场反应。把诺奖写成世界文学的本质，会把一台会延期、会被抗议的机构，说成文学的内核。

圣化设备故障时，市场并不停转：延期本身成为新闻，新闻推高对下一次点名的预期，代理人提前把「可能入围」写进推荐信。故障证明的是机构脆弱，不是文学突然失去了世界性。世界性若只能靠一台学院机器定义，那它从来就不是作品属性。

美国课表上的「世界」，是英译教材市场#

北美大学里一门叫「世界文学」的课，读到的通常不是各国原文，而是译成英语的选本。一九五六年诺顿推出《世界杰作：西方文化的文学》，几乎全是欧美篇目。一九九五年「扩展版」系统加入非西方作品。后来书名改成《诺顿世界文学选》。二〇一二年马丁·普赫纳等人主编的第三版，仍是美国本科调查课的主力商品之一。朗文六卷本是同一货架上的竞争者。

改名与扩篇是教材改版记录，不是世界自己变成了公平。一学期能读完的页数有限。选哪些译文、删哪些注释、把谁放进「代表某文明」的单元，都是出版合同和课表投票。所谓世界文学课，往往是美国教科书市场里的一种产品形态：把翻译权已经理清、注释已经写好、篇幅已经切成一周三次的英译文本，卖给选修这门课的学生。

把这份产品写成「人类文学的缩影」，是把货架当成了地球。

世界文学是一个问题：接到远读，停在市场#

弗兰科·莫雷蒂二〇〇〇年一月—二月号《新左评论》发表《世界文学猜想》，页码五十四至六十八。他的命题是：世界文学不是一个更大的对象，而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要求新方法。他借用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一个体系，而且不平等。形式往往从核心移向边缘，而不是对称往来。

远读与数字人文处理的是：面对这个规模，怎样用书目、曲线和语料提问，而不把细读作废。本文只取他命题里的市场含义。若世界文学是一个不平等的体系，那么翻译权、枢纽语言、奖项和教材就不是背景噪音。它们是体系的齿轮。远读可以去数标题和出版量；市场分析要问的是另一组合同：版权页上的译者、代理人、权利分割和课表采购。

因此，把世界文学写成市场，不是贬词。它是把可核对的中介重新放回句子：译本、权利、奖项、选本。精神统一可以是愿望。愿望没有版权页。

跨域连接#

• 比较优势理论：李嘉图的模型解释的是：各方专门生产相对成本更低的东西，再交换，总量可以变大。世界文学的辩护词常借用这个形状——让各国写自己「最擅长」的故事，再靠翻译互通。书市上的经验更接近不对称专业化：超中心语言大量出口，边缘语言大量进口。比较优势若被写成「各得其所」，会把已经倾斜的译出份额说成自愿分工。
• 供需理论：权利市集上交换的不是「文学本身」，而是一份可执行的许可。供的是某语言、某媒介、某期限的版权切片；需的是出版社对下一季书单的预期。价格随会谈、预付金和拍卖上浮，也随滞销回落。把畅销写成作品自己的需求曲线，会漏掉代理人如何制造稀缺：有的书被压到十月才「滑」给特定编辑。
• 网络效应：一部作品被译进英语之后，再译进第三种语言的成本下降，因为审读、书评和奖项提名已经有一份可引用的英译。使用者越多，枢纽越硬。这是正反馈，不是质量证明。反过来，从未进入枢纽语言的作品，网络效应为负：找不到可引用的译本，课表更难采购。超中心地位会自我加固。
• 文化社会学：圣化、趣味和文学资本，正是卡萨诺瓦从布迪厄场域里搬来的工具。哪一座城市有权宣布一部作品「已经进入世界」，是分配问题。书展、学院、选本和书评栏都是分配机器。把名声写成作品散发的香气，文化生产过程就会从文学史里消失。
• 民族与民族主义：权利目录仍按语言领土切分：德语权、日语权、某国地区的英语权。民族文学是交易单位，不是自然容器。世界文学市场并没有取消民族；它把民族做成可买卖的辖区。课表上的「代表某国」，常常是民族主义叙事与版权领土叠在同一格里。

参考文献#

• Casanova, Pascale. La République mondiale des lettres.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1999. English: The World Republic of Letters. Translated by M. B. DeBevois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 Casanova, Pascale. “Consécration et accumulation de capital littéraire. La traduction comme échange inégal.” Actes de la recherche en sciences sociales 144 (September 2002): 7–20.
• Damrosch, David. What Is World Literatu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 Heilbron, Johan. “Towards 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Book Translations as a Cultural World-System.”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2, no. 4 (1999): 429–444. doi:10.1177/136843199002004002.
• Heilbron, Johan. “Structure and Dynamics of the World System of Transla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UNESCO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Translation and Cultural Mediation,” Paris, 22–23 February 2010.
• de Swaan, Abram. Words of the World: The Global Language System. Cambridge: Polity, 2001.
• Moretti, Franco. “Conjectures on World Literature.” New Left Review 1 (January–February 2000): 54–68.
• Nobel Foundation. “The Nobel Foundation supports the Swedish Academy’s decision to postpone the 2018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Press release, 4 May 2018.
• Swedish Academy. “The Nobel Prizes in Literature for 2018 and 2019.” Press release, 10 October 2019.

延伸阅读#

• Eckermann, Johann Peter. Gespräche mit Goethe in den letzten Jahren seines Lebens. Vol. 1. Leipzig: F. A. Brockhaus, 1836.
• Prendergast, Christopher, ed. Debating World Literature. London: Verso, 2004.
• Damrosch, David, ed. The Longman Anthology of World Literature. 6 vols. New York: Longman, 2004.
• Puchner, Martin, et al., eds.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World Literature. 3rd ed. New York: W. W. Norton, 2012.
• Füssel, Stephan, ed. 50 Jahre Frankfurter Buchmesse: 1949–1999.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99.
• Heilbron, Johan, and Gisèle Sapiro. “Outline for 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Current Issues and Future Prospects.” In Constructing a Sociology of Translation, edited by Michaela Wolf and Alexandra Fukari, 93–107.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