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即改写

破除误解#

第二种误解，是以为「忠实」只有一种。法律文本、经书、广告、抒情诗各自把「对」订在不同位置。说「我要忠实」，若不指明忠实于哪一层，这句话几乎没有信息量。严复、奈达、勒菲弗尔给出的，是三套互相不能同时最大化的方案，不是一把通用尺子。

第三种误解，是把「不可译」当成全有全无的判决，或当成已被机器翻译取消的迷信。不可译是论题，要写明是谁在主张、主张的是哪一层损失。

译本是另一份文本#

版权法把这件事写得很硬。一八八六年《伯尔尼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公约》第二条第三款规定：翻译、改编等对文学艺术作品的改动，应作为原作受到保护，且不损害原作的版权。中国于一九九二年十月十五日加入该公约。

二〇二〇年修正、二〇二一年六月一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十三条写明：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已有作品而产生的作品，其著作权由改编、翻译、注释、整理人享有，但行使著作权时不得侵犯原作品的著作权。第十六条补了一句：出版这类派生作品，须同时取得该作品著作权人和原作品著作权人许可。

两层权利并立。原作权利人控制是否允许被译；译者就其译文另有版权。把「中译本」说成原书的同一个物件，在书页上不成立，在法律上也不成立。受保护的译本是另一份作品，不能当原文粘贴。

因此，细读若对着汉语或英语译本做，细读的对象是这份译本，不是「原著透过玻璃显现的意思」。版本、译者、所用底本，要写进证据栏。

信、达、雅：一套汉语方案#

严复（一八五四—一九二一）所译《天演论》，底本是托马斯·亨利·赫胥黎一八九三年五月十八日在牛津所作罗马尼斯讲座，一八九四年由麦克米伦社刊行的《进化论与伦理学》（Evolution and Ethics）。它不是达尔文《物种起源》的汉语版。把两本书粘成一部「进化论汉译」，是后来的记忆错误。

一八九八年，沔阳卢氏慎始基斋刊行《天演论》。所附《译例言》文末署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二日，识于天津尊疑学塾。严复一九二一年去世，其文字按中国大陆死后五十年规则已进入公有领域。他开篇写道：

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

同条又说：「题曰达恉，不云笔译，取便发挥，实非正法。」这是一份自我限定：他承认自己在传达意旨，不是逐笔对译，并警告后来者不要拿这本书当口实。把「信达雅」写成一切翻译的永恒标准，已经越出《译例言》自己划的边界。

他的操作也比三个字更大。赫胥黎原文从第一人称窗口写起：在英格兰南部一间房间里向外看，再倒推恺撒到来之前的地貌。严复把这一段改写成「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用汉以前句法重铺场景，并在篇末加案语。这是改写，不是擦玻璃。他自己把「为达即所以为信」说成同一件事的两面——那是他的方案，不是测量结果。

走得更远的是林纾（一八五二—一九二四）。他不识外文，与王寿昌等人合作：一人口译，一人写成文言。一八九九年刊行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即两人合译小仲马《茶花女》的本子。工作方式可核，不宜事后贴上「神译」或「不忠实」。进入汉语阅读史的「外国文学」，常常先经过一套不以字比句次为目标的手续。它与汉语叙事传统里的史传、章回不是同一件事，但读者先遇到的，都是被重写过的汉语文本。

林纾与魏易一九〇一年刊行《黑奴吁天录》，底本是斯托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林纾不识英文，魏易口译，林纾写成文言。进入汉语阅读史的「黑奴」故事，先经过这套不以字比句次为目标的手续。工作方式可核，不宜事后贴上「神译」。

形式对应与动态对等#

一九六四年，尤金·奈达（Eugene A. Nida, 一九一四—二〇一一）在莱顿 Brill 社刊行《走向翻译科学》（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副标题标明其材料主要来自圣经翻译。他区分两种对应。形式对应把注意力放在信息本身的形式与内容上，追求诗对诗、句对句、概念对概念。动态对等把标准挪到受体一侧：受体与信息的关系，应与原文受体当时的关系大体相同。

他把动态对等的工作定义说成寻找「最切近的自然对等」。一九六九年，他与查尔斯·塔伯（Charles R. Taber）为联合圣经公会在 Brill 刊行《翻译的理论与实践》（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把程序收成可教的步骤，并主张意义优先于形式、译文听起来不应像译文。一九八六年，奈达与扬·德瓦尔德（Jan de Waard）改用「功能对等」。

他们把程序写成分析、转换、重组，再加检验：先抽出原文的核心句，在核心层改换语言，再按目标语习惯生成表面句。这是联合圣经公会的教学程序。把四步写成「科学已经测完等效」，越出了手册自己的任务范围。

这是一套圣经翻译教学纲领，不是对所有文学的发现。它回答的问题很具体：在一种此前没有这部经书的语言里，怎样让新读者做出可识别的反应。把「听起来不像译文」写成文学翻译的唯一美德，是把任务标准扩成了普遍法则。

对立读法一直存在。劳伦斯·韦努蒂（Lawrence Venuti）一九九五年在劳特利奇出版《译者的隐身》（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主张英语世界长期偏好归化：让译文读起来像母语原创，译者从页面上消失。他认为这种流畅抹去劳动，也抹去原文的陌生性。归化与异化是他的规范主张。施莱尔马赫一八一三年六月二十四日在柏林科学院宣读的《论翻译的不同方法》，更早把两条路说成：把读者移向作者，或把作者移向读者。奈达站在后一条教学传统里。

改写、赞助人与诗学#

一九九二年，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 一九四五—一九九六）在劳特利奇出版《翻译、改写与对文学名声的操纵》（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他不把翻译写成孤立的语言转换，而把它放进一类更宽的改写：翻译、选本、文学史、批评、编辑。改写改变作品在目标文化里被怎样读、怎样进入正典。这是描述纲领，不是对某一译本的道德指控。

他区分两套控制因素。文学系统内部是专业人士：批评家、教师、译者自己。外部是赞助人——能够促进或阻碍阅读、写作与改写的权力，可以是个人、宗教团体、政党、出版社或媒体。赞助人通常有意识形态、经济与地位三个互相牵扯的部件。诗学则包括一套可用的文学手段，加上「文学应当是什么、应当做什么」的观念。译者在这些约束里工作，不是在真空里挑选对等词。

可对质的例子不必发明。一七〇四年起，安托万·加朗的法译本把《一千零一夜》送进欧洲书市；阿拉丁、阿里巴巴等后来最熟的篇目，来自他在巴黎听来的口述，并不在他用作底本的叙利亚写本里。阿拉伯—波斯叙事已把写本家族和这些「孤儿故事」分开。欧洲读者的「原书」，有很大一块是改写的产物。

勒菲弗尔把「操纵」说成改写在权力关系中的功能，也包括他认为积极的一面：改写可以推动一种文学发生变化。反对者可以问：若一切翻译都是改写，还如何分辨误译、审查删节和正当的诗学调整？认真的对立读法并不否认约束存在，而是要求约束能指回具体的删、增、底本和出版合同。

不可译是论题，不是测量#

罗曼·雅各布森一九五九年的《翻译的语言学方面》收在鲁本·布劳尔主编、哈佛大学出版社的文集《论翻译》里。文中有两句常被拆开单用的话。一句说：一切认知经验及其分类，都可以用任何现存语言传达；缺词就借词、造词、绕说。另一句说：诗就其定义而言不可译，可能的只是创造性转置——语内、语际或符际。

两句并置，才是他的立场。把前一句做成「翻译没有损失」，或把后一句做成「文学根本不能译」，都是截取。他举意大利语 traduttore, traditore 为例：译成「译者即背叛者」保住了命题，丢掉了谐音。那是局部损失的示范，不是对所有文本的死刑。

更强的不可译论把损失写成世界观。洪堡把语言差异说成世界观差异；后来的萨丕尔—沃尔夫传统把语法范畴说成可思想的边界。弱相对性可以在颜色、空间等任务里检验；「没有这个词就无法思想」目前没有站得住的绝对形式。奎因一九六〇年《语词和对象》（Word and Object）问的是另一件事：刺激意义并不能唯一决定翻译手册。那是意义理论，不是诗学判决。

因此，「不可译」必须归属。它可以指音韵无法原样搬迁，可以指语法强制范畴逼译者补出原文没说的信息，也可以指激进翻译的不确定性。三种主张的证据标准不同。用其中任何一种去取消译本作为文本的地位，会把版权页上的那份作品说成幻觉。读者如何生产意义已经说明：意义的生产位置是论题；译本并不因此不是文本。

世界文学课读到的，往往是译本#

歌德一八二七年与爱克曼谈话里使用 Weltliteratur。那是一个欧洲读书人的展望。二〇〇三年，大卫·丹穆若什《什么是世界文学？》（What Is World Literature?）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他把世界文学写成一种流通与阅读方式：作品被当作文学来读，并越出原语言文化圈。他的判准是「在翻译中有所增益」，不是一份更公平的光荣榜。

增益是他的解释。可核对的是另一层：世界文学课的周次有限，选本先删，译本再筛。所谓读了荷马或菲尔多西，常常是读了某一种被允许进入课堂的重写。正典之争追问课表如何分配有限的小时；翻译是这台机器上的另一组齿轮。帕斯卡尔·卡萨诺瓦一九九九年《文学世界共和国》（La République mondiale des lettres）把文学资本写成世界文学空间的结构——那是社会学命题，不是对单部作品的打分。

细读仍然有用，只要不把译本误认成原文。对着严复的句法问它做了什么，是细读《天演论》；要核对赫胥黎，得另开一页。两份文本可以对照，不能互相替换。改写不是贬词，而是对「读者实际读到了什么」的如实描述。

把「归化」只写成译者个人趣味，也会漏掉书市与课表的筛选。出版社要的是可售的流畅，考试要的是可背的标准句，两者都会奖励听起来像母语原创的译文。韦努蒂所说的隐身，有一部分是这些制度激励的结果，而不只是某个译者的道德选择。勒菲弗尔的赞助人框架在这里仍然有用：经济与地位部件会推动哪一种对等策略被当成「正确的汉语」或「正确的英语」。反对意见可以要求：每一次「流畅」都指回具体删了什么、补了什么、专名怎样处理，而不是停留在风格印象。

因此，谈世界文学流通时，译本的版权页不是附录，而是证据。译者名、所用底本、是否节译、是否经教材改编，都会改变课堂上那一份「荷马」或「菲尔多西」实际是什么文本。丹穆若什的「在翻译中有所增益」是解释；可核对的增益或损失，仍须落在用词、句法和被删章节上。把译本写成通往原文本质的传送带，会让这些可对质的差别从阅读史里消失。

跨域连接#

• 翻译与可译性：雅各布森把困难从「能不能说」改写成「必须说什么」。时态、敬语、证据来源这些强制范畴，逼译者补出原文没有表态的信息。文学翻译里的改写，有一部分不是趣味，而是目标语的必填项。把损失说成范畴错位，比说成神秘的「诗意蒸发」更可检查。
• 语言是否塑造思维：强不可译论常常借道语言决定论——没有对应词就无法形成概念。颜色、空间等任务支持的是弱相对性：语言经验改变注意和分类的概率，并不划定可思想的边界。翻译实践每天都在借词、造词、加注，本身就是对绝对决定论的反例。把「不可译」写成世界观隔离，会把可描述的局部损失说成两个心智无法往来。
• 布迪厄：勒菲弗尔的赞助人、诗学和专业人士，对应的是场域里可兑换的资本。哪一种译本能进课堂、能得奖、能被报纸当作「标准汉语」，并不只取决于对等策略。流畅的归化译文往往更容易被误认成文化资本本身：会引用、会考试、会在正确场合显得自然。改写因此也是分层：谁的语言被当成透明，谁的劳动被写成隐形。
• 文化社会学：意义如何被生产、由谁分配、在什么场合算数，正好是译本进入书市之后发生的事。加朗的法文《一千零一夜》、严复的《天演论》、林纾的文言小说，都在目标社会里被当作可以谈论、可以教学、可以再改编的文化对象。流通史要问的是机构与读者群，不是原文有没有「本质」被保存。把译本写成副本，会让这些分配过程从文学史里消失。
• 语言接触：借词、音译、语义转移，是接触语言学的日常材料，也是翻译留下的地层。佛经术语的音译或格义、严复自造的「物竞」「天择」，都是一次接触事件被写进词汇。译本不只改变一本书的命运，也会改变目标语此后能说什么。

参考文献#

• Nida, Eugene A. 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Principles and Procedures Involved in Bible Translating. Leiden: E. J. Brill, 1964.
• Nida, Eugene A., and Charles R. Taber.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nslation. Leiden: E. J. Brill, for the United Bible Societies, 1969.
• Lefevere, André.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London: Routledge, 1992.
• Jakobson, Roman. “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 In On Translation, edited by Reuben A. Brower, 232–239.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 严复：《天演论》译例言，沔阳卢氏慎始基斋，1898 年。底本：Thomas H. Huxley, Evolution and Ethics, Macmillan, 1894.
• 林纾、魏易译：《黑奴吁天录》，武林魏氏，光绪二十七年（1901）。底本：Harriet Beecher Stowe, Uncle Tom's Cabin.
•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2020 年修正，2021 年 6 月 1 日起施行）第十三条、第十六条。
• Berne Convention for the Protection of Literary and Artistic Works (1886), art. 2(3).

延伸阅读#

• Schleiermacher, Friedrich. “Ueber die verschiedenen Methoden des Uebersetzens.” Lecture at the Royal Academy of Sciences, Berlin, 24 June 1813.
• Quine, W. V. O. Word and Object.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60.
• Venuti, Lawrence.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5.
• de Waard, Jan, and Eugene A. Nida. From One Language to Another: Functional Equivalence in Bible Translating. Nashville: Thomas Nelson, 1986.
• Hermans, Theo, e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ture: Studie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 London: Croom Helm, 1985.
• Damrosch, David. What Is World Literatu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 Casanova, Pascale. La République mondiale des lettres. Paris: Seuil, 1999.
• Bassnett, Susan, and André Lefevere, eds. Translation, History and Culture. London: Pinter, 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