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与东南亚现代文学

破除误解#

第二种误解，是说鲁迅写出「中国第一篇白话小说」。发表记录比这个头衔硬。《狂人日记》的作者口吻只负责两件事：它刊于一九一八年五月十五日《新青年》四卷五号；一九二三年八月收入新潮社《呐喊》。陈衡哲以笔名莎菲发表的《一日》，刊于一九一七年六月《留美学生季报》第四卷第二号。胡适一九二八年为陈衡哲小说集《小雨点》作序，特意让读者对照《狂人日记》的发表时间。马勤勤二〇一五年考证：刘韵琴白话小说《大公子》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连载于上海《中华新报》，一九一六年八月又收入泰东图书局《韵琴杂著》。谁算「第一」，取决于把「白话小说」订在哪一种刊物、哪一种体式、哪一种读者范围。头衔是后来的文学史操作，不是一九一八年的出版事实。

第三种误解，是把日本、中国、朝鲜、越南、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收成一个文学单元，好像它们共享一次「东方的觉醒」。汉文书面语曾经是东亚士人的共通媒介，这与汉语叙事传统里文言与白话的分工有关。但二十世纪的改革是各国立法、学堂和报馆分别推进的。越南的国语字、印尼的马来语政治、菲律宾的西班牙语长篇，并不从北京的《新青年》派生。

第四种误解，是把「白话」或「国语」写成已经完成的口语录音。杂志纲领、报纸连载与学堂教科书推进的，是一种新的可读书面语，它靠近某些口头习惯，同时排斥另一些方言与旧套语。言文一致是改革方案的名字，不是语言学测量结果。把方案名当成测量完成，会把后续的教室与报摊工作说成多余。

言文一致：改的是媒介#

「言文一致」是明治日本的口号：让书面语靠近口头语。它不是漱石发明的。前岛密一八六六年向幕府提出废除汉字的建议。二叶亭四迷《浮云》第一篇一八八七年刊行，常被当作言文一致小说的早期实验。漱石的贡献是另一件事：在已经存在的口语文体里，写出可以连载、可以单行的长篇。

《吾辈是猫》用猫的口气观察中学英语教师家里的客人。漱石一九一六年去世，原作按多数法域已进入公有领域。开头两句在《杜鹃》初刊即如此：

吾輩は猫である。名前はまだ無い。

汉语可转写为：「吾辈是猫。名字还没有。」「吾辈」是傲慢的自称，安在家猫嘴里。这是文体玩笑，不是西方小说的进口证明。

连载制度改变的是阅读节奏。猫的观察可以按月推进，读者在下一期到来之前已经会用上期的口吻去预期下一场客套。《杜鹃》提供的不只是版面，而是一种按期续写的契约。把连载只写成「因为杂志赚钱」，会看丢契约如何训练读者的预期；把连载写成「现代性的本质」，同样会看丢印厂与邮路。

中文这边，制度节点同样具体。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刊于一九一七年一月一日《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提出「八事」，末条为「不避俗字俗语」。陈独秀《文学革命论》刊于同年二月一日第二卷第六号。两篇都是杂志上的纲领，还不是小说史。白话要成为教室和报摊上的默认书面语，还需要学堂、教科书和副刊一起改口。

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刊于一九一八年四月十五日《新青年》第四卷第四号，提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这是杂志上的口号，不是已经完成的书面语替换。可核对的是卷期。把口号写成一九一八年已经实现的言文一致，会把学堂与教科书的后续工作提前。

鲁迅一九三五年三月为《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作序，把一九一八年五月以后陆续刊出的《狂人日记》《孔乙己》《药》说成「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同序又写：一八三四年顷，俄国果戈理已经写过一部《狂人日记》；后起的这篇「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却比果戈理的忧愤深广」。果戈理平行是鲁迅自己的影响陈述，不是书页上印好的来源标记。把「影响」写成测量结果，会把一篇自述扩成文学史定律。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一九九八年修订本，把《狂人日记》写成「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用现代体式创作的白话短篇小说」。这是后来教材里的「开山」评价。鲁迅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去世。按中国大陆作者死后五十年规则，其原作自一九八七年一月一日起进入公有领域。通行注释本、今人标点整理本另有版权。本文不据注本引正文。

朝鲜半岛上，春园李光洙的长篇《无情》于一九一七年一月一日至六月十四日在《每日申报》连载，共一百二十六回。不少文学史把它称为「第一部现代韩国长篇小说」。Ann Sung-hi Lee 二〇〇五年的英译本与研究，仍在这个评价传统里工作。它是殖民时期报纸连载的国语长篇，不是无争议的起点。李光洙后来与殖民当局合作，其文学史位置本身即是争议对象。把《无情》说成「韩国的《狂人日记》」，只是课堂方便，不是制度对应。

殖民语言与土语：菲律宾、越南、印度尼西亚#

黎萨尔两部小说用西班牙语写成。这不是疏忽。十九世纪菲律宾的印刷长篇，能够进入欧洲书市的，首先走殖民语文。一八九一年九月十八日，续书《起义者》（El filibusterismo）在比利时根特由 F. Meyer-van Loo 印成。西班牙当局在菲律宾查禁《不许触碰我》，副本仍被夹带入境。日后菲律宾中学按黎萨尔法阅读这两部书，课堂里的文本常常是他加禄语或英语译本。殖民语言写成的「民族小说」，进入后来的民族课程，必须经过翻译即改写。原作是西班牙文，不能事后改写成土语创作。

越南的国语字（quốc ngữ）是另一条路。亚历山大·德罗德《安南—葡萄牙—拉丁词典》一六五一年在罗马刊行。此后约两百年，这套拉丁字母转写主要用于天主教圈子。法国占领南圻后，一八六五年西贡出现国语字报纸《嘉定报》。南圻殖民当局在十九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把国语字推进小学与部分公文。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启定帝谕令废科举；一九一九年顺化最后一科乡试。汉文作为仕进文字的制度出口被关掉。国语字成为新学堂的默认书面语，靠的是殖民教育法令，不是一次文学宣言。

自力文团是一九三〇年代河内的一个写作与出版团体。一九三二年，阮祥三（笔名一灵）接手周报《风化》；一九三四年三月二日，《风化》第八十七号正式宣布文团成立。他们用国语字写小说、讽刺与新诗，并自办出版社。不必把它说成「越南现代文学的起点」——国语字报刊在此之前已经存在。可以核对的是：这是殖民检查制度下，一份用罗马字越南语面向城市读者的同人事业。

国语字取代汉文仕进，并不自动等于「人民终于能写自己的话」。罗马字越南语首先服务殖民小学与城市报馆；农村口语的多样性，并未被一份周报写尽。媒介更换改变谁能迅速付印，不保证谁被代表。把字母改革写成全民解放，会把识字阶层的扩张误认成全体发声。

荷属东印度走的是第三条。一九〇八年，殖民政府设立「土著学校与民众读物委员会」（Commissie voor de Inlandsche School- en Volkslectuur）。一九一七年改组为「民众读物事务局」（Kantoor voor de Volkslectuur），马来名 Balai Pustaka（图书宫）。它翻译欧洲小说，刊行「适宜」的马来语读物，并审查它认为有害风化或有害治安的土语印刷品。马来语在这里既是行政语文，也是被净化过的文学媒介。

一九二八年十月二十八日，第二次青年大会在巴达维亚通过后来称为「青年誓言」的决议。第三款写：我等印度尼西亚子女，推崇统一的语言，印度尼西亚语。选择的基础是流通较广的马来语，而不是使用人口更多的爪哇语。这是政治上的语言决定，不是语言学上的「最自然」。

普拉姆迪亚·阿南达·杜尔一九六五年被捕，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九年关在布鲁岛。他在狱中口述并写出后来称为「布鲁四部曲」的长篇。第一部《人世间》（Bumi Manusia）一九八〇年八月二十五日由雅加达 Hasta Mitra 刊行，一九八一年遭总检察长查禁。作品仍在版权保护期内，本文只述出版史，不引正文。四部曲用印度尼西亚语写殖民末期的学堂、报纸与法律，把一九一〇年代前后的语文等级写成可以跟随的情节。语言选择在这里是人物的政治行为，不是中性的工具更换。

争议#

「第一篇」是最容易被教材冻结的争议。把《狂人日记》写成开山，依据的是《新青年》的影响力、日记体与后起文学史的叙事，不是一份完整的白话小说年表。把《一日》或《大公子》提前，改变的是起点，不一定改变体式标准。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重视《一日》的时间位置；钱理群等的《三十年》坚持「现代体式」。两种判断都在做正典之争里的选本工作：哪一篇被允许代表「开始」。

第二种争议是语言归属。黎萨尔用西班牙语写菲律宾，算不算民族文学？ Balai Pustaka 的马来语算不算印度尼西亚文学的前身，还是殖民净化的产物？自力文团用国语字，同时处在法语学校与汉文残余之间。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把印刷资本主义与民族想象连在一起，那是政治理论，不是对某一篇小说的鉴定。反对者可以指出：用殖民语言写作，既可能是进入书市的唯一通道，也可能把读者限制在少数识字阶层。

第三种争议是「现代」本身。若现代等于西化，日本明治、中国五四、越南国语字改革会排成一条追赶队。若现代等于印刷、学堂、报纸、白话改革和语文法令，六条制度史就应当分开写。共享技巧——连载、第一人称、社会暴露——不等于共享同一个本质。把漱石、鲁迅、黎萨尔、李光洙、一灵、普拉姆迪亚串成一个「亚洲现代主义」，方便世界文学课，却会抹掉审查机构、印厂和学校课程的差别。

若把「现代」订成一次共同的精神事件，六条制度史就会被压成一条时间线。更稳妥的写法是并列：哪一年哪份刊物、哪一条语文法令、哪一家印厂。共享铅字与连载，不等于共享同一个「觉醒」。世界文学课需要方便的标签时，更应该把标签写成暂时的索引，而不是起源神话。

跨域连接#

• 语言、身份与权力：言文一致、白话、国语字、印度尼西亚语，都把「谁的口说能变成谁的书面」写成可执行的规定。权力不在抽象的民族灵魂里，而在学堂用哪一套字母、报馆排哪一种铅字、法庭认哪一种文书。把口语入文说成自然进化，会把这些规定说成中性技术。
• 民族与民族主义：一九二八年青年誓言把马来语改名为印度尼西亚语，是一次命名政治。黎萨尔的西班牙文长篇后来被国家课程征用为民族读本。民族文学往往先有印刷品和学校，再有「自古如此」的回溯。文学史里的「开山」，常常是民族主义叙事需要一个可以纪念的日期。
• 后殖民国家建设：独立之后，哪一种语文进入公文、哪一种进入文学奖，直接决定谁能被国家听见。普拉姆迪亚的四部曲在新秩序下被禁，说明后殖民国家仍在管理殖民时期留下的语文等级。建设国家与建设书目，经常是同一套行政。
• 全球史与去殖民史学：柏林、根特、东京、巴达维亚、河内、北京，是同一套蒸汽船与铅字网络上的不同节点。去殖民的全球史要求把这些节点写成并列的制度史，而不是欧洲发明、亚洲应用。黎萨尔在柏林印书，并不使菲律宾文学变成德国文学史的附录。
• 教育与文凭社会：科举废止、法越学堂、荷兰语中学、明治中学英语教师，都在重新分配「会写什么就算受过教育」。白话或国语一旦绑上考试，就从媒介改革变成资格门槛。读哪一部「现代小说」，往往等于出示一张识字证书。

参考文献#

• 胡适. 《文学改良刍议》. 《新青年》第 2 卷第 5 号, 1917 年 1 月 1 日.
• 胡适. 《建设的文学革命论》. 《新青年》第 4 卷第 4 号, 1918 年 4 月 15 日.
• 鲁迅. 《狂人日记》. 《新青年》第 4 卷第 5 号, 1918 年 5 月 15 日. 后收入《呐喊》, 北京新潮社, 1923 年 8 月.
• 鲁迅.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 1935. 后收入《且介亭杂文二集》.
• 陈衡哲. 《一日》. 《留美学生季报》第 4 卷第 2 号, 1917 年 6 月. 后收入《小雨点》, 新月书店, 1928.
• 马勤勤. 《清末民初女小说家刘韵琴及其反袁小说》.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5 年第 1 期.
• 钱理群, 温儒敏, 吴福辉. 《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 Natsume Sōseki. 《吾輩は猫である》. 《ホトトギス》, 1905 年 1 月–1906 年 8 月.
• Rizal, José. Noli Me Tangere. Berlin: Berliner Buchdruckerei-Aktiengesellschaft, 1887.
• Rizal, José. El filibusterismo. Ghent: F. Meyer-van Loo, 1891.
• Lee, Ann Sung-hi. Mujong: The Heartless: Yi Kwang-su and Modern Korean Literature. Ithaca: Cornell East Asia Series, 2005.

延伸阅读#

• 柄谷行人. 《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 讲谈社, 1980. 英译：Karatani Kōjin. Origins of Modern Japanese Literature. Translated by Brett de Bar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3.
• 夏志清. 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Fic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1. 中译：《中国现代小说史》.
• Anderson, Benedict.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1983; rev. ed. 1991.
• Anderson, Benedict. The Spectre of Comparisons: Nationalism, Southeast Asia, and the World. London: Verso, 1998.
• Jedamski, Doris. “Balai Pustaka: A Colonial Wolf in Sheep’s Clothing.” Archipel 44 (1992): 23–46.
• Marr, David G. Vietnamese Tradition on Trial, 1920–194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