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与民族主义

1882 年，法国哲学家欧内斯特·勒南（Ernest Renan，1823—1892）在巴黎索邦大学发表了题为《民族是什么？》（"Qu'est-ce qu'une nation?"）的演讲。他提出了此后被反复引用的定义：

"民族是每日的公民投票（A nation is a daily plebiscite）。"

勒南的意思是：民族不是一个固定的、由血缘或语言决定的实体，而是一种持续性的意愿——共同生活的意志、共同面对未来的意志，建立在共同的历史和集体记忆（包括共同的遗忘——对过去暴力和不公正的选择性遗忘）的基础上。

这一定义颇具洞见，但也只是围绕"民族是什么"这一问题的众多争论性回答之一。民族和民族主义是 19—20 世纪世界历史最重要的政治力量之一，也是学界分歧最深、争论最持久的理论领域之一。

破除误解：民族不是自然的、永恒的#

关于民族最常见的误解是将其视为一种自然的、亘古存在的人类集体——"中华民族从古至今""德意志民族自古以来"。这种观点被研究者称为"民族的原生论"（primordialism），即民族是原生的、自然的人类分类，基于语言、血缘或文化的共同性。

近代以来的历史学和社会学研究，对原生论提出了系统性的挑战。主流学界（盖尔纳、安德森、霍布斯鲍姆等）认为，民族不是自然的，而是现代历史的产物——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工业化、印刷资本主义、大众识字）被建构出来的政治和文化共同体。

这不意味着民族是"假的"或"虚构的"——建构的事物可以非常真实地塑造历史和政治；但它意味着，民族的边界和内容是历史变化的，不是固定的。

主要理论流派#

现代主义：民族是现代的产物#

欧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在《民族与民族主义》（Nations and Nationalism, 1983）中，从社会学角度论证：民族主义先于民族，而非相反——民族主义这种意识形态创造了民族。工业社会需要同质化的、能够流动的劳动力，因此需要大规模的文化同质化（统一语言、统一教育、统一官僚系统）；国家通过强制性的文化均质化，将异质的前现代社会群体打造为“民族”。

早在 1964 年的《思想与变迁》（Thought and Change）中，盖尔纳就用一句后来被反复引用的话点明了这一立场：

“民族主义不是民族觉醒到自我意识，而是在没有民族的地方发明出民族。”（Nationalism is not the awakening of nations to self-consciousness: it invents nations where they do not exist.）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 1983）中，从文化角度提出了可能是最有影响力的民族定义："民族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它被想象为本质上是有限的同时也是享有主权的共同体。"（It is an imagined political community—and imagined as both inherently limited and sovereign.）

说"想象的"，不是说它是虚假的，而是说：民族成员彼此不可能全都认识，他们对彼此成员资格的认识，是通过共同的想象（媒体、文学、仪式、符号）维持的。印刷资本主义（印刷机使同一语言的书籍报纸大规模传播）是这种共同想象的物质基础——18—19 世纪欧洲报纸的出现，使读者以一种崭新的方式体验到"我们是同一个民族"。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与特伦斯·兰杰（Terence Ranger）在《传统的发明》（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1983）中，研究了许多"古老传统"（苏格兰格子裙、英国君主的各种仪式）实际上是 19 世纪的现代发明——被刻意设计为"古老"以强化民族认同和政治秩序的新传统。

一个实证案例：法国如何“制造”法国人#

民族被建构的过程，在历史学家欧根·韦伯（Eugen Weber）的《从农民到法国人》（Peasants into Frenchmen, 1976）中有最具体的呈现。

韦伯指出，根据法国公共教育部 1863 年的一项调查，当时约有四分之一的法国人完全不会说法语。

在广大乡村，人们日常使用的是布列塔尼语、奥克语（普罗旺斯语）、巴斯克语、加泰罗尼亚语、阿尔萨斯语、科西嘉语等地方语言，许多人对“法兰西民族”几乎没有概念。

是义务的世俗小学教育、普遍兵役制、铁路与公路、全国统一市场，在 1870—1914 年间，才一步步把这些地方性的农民“加工”成有共同语言、共同认同的法国人。

换句话说，“法兰西民族”不是这套机制的前提，而是它的产物——这为现代主义理论提供了有力的实证支撑。

族裔象征主义：民族有前现代根源#

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D. Smith）代表了对纯粹现代主义的修正。在《民族的族裔起源》（The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 1986）等著作中，史密斯承认现代民族是现代的产物，但论证：现代民族建立在前现代的"族裔核心"（ethnic core, ethnie）——共同的神话、历史记忆、文化象征、与特定领土的联系——的基础上。没有这些前现代文化资源，民族主义精英很难成功地"发明"民族认同。

史密斯的理论试图在原生论（民族是永恒的）与纯粹现代主义（民族是从零开始建构的）之间找到中道，但也被批评为有时将"族裔核心"本质化。

史密斯与盖尔纳的分歧，在 1995 年的"沃里克辩论"（Warwick Debates）中正面交锋。

史密斯主张，现代民族大多脱胎于前现代的族裔母体；盖尔纳则以一个发问回敬——"民族是否有肚脐？"（Do nations have navels?）。

他的意思是：正如《圣经》里亚当被造时有没有肚脐无关紧要，有些民族确实带着前现代族裔的"肚脐"，有些则近乎从零塑造，而无论有无，那都不是民族得以存在的必要条件。这场辩论成为现代主义与族裔象征主义之争的经典缩影。

后殖民的反驳："谁的"想象的共同体？#

来自殖民地世界的学者，对现代主义提出了另一重批评。

印度政治学者帕尔塔·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在《民族及其碎片》（The Nation and Its Fragments, 1993）中指出，安德森把民族说成由欧洲发明、再以"模件式"（modular form，即现成可套用的模板）形式输出到世界其余地区，等于否认了被殖民者的能动性与原创性。

查特吉论证，亚非的反殖民民族主义，恰恰是在与西方"不同"而非"相同"之处确立自身的。

它把世界切分为两个领域："物质"的外部领域（经济、国家机器、科学技术），承认西方占优；以及"精神"的内在领域（语言、宗教、家庭、文化），在这里殖民者无从置喙，民族主义者早在政治斗争之前就已宣告主权。

换言之，并非所有民族都照搬同一张欧洲蓝图——这是后殖民研究对民族理论的重要贡献。

民族主义的类型#

民族主义本身有多种不同类型，其政治含义差异悬殊：

公民民族主义与族裔民族主义的二分，最早由历史学家汉斯·科恩（Hans Kohn）在《民族主义的理念》（The Idea of Nationalism, 1944）中系统提出——他将其对应于"西方"与"东方"两种类型——后经哲学家迈克尔·伊格纳提夫（Michael Ignatieff）在 1990 年代普及。

但批评者指出，这一区分在现实中常常模糊：所谓的"公民民族主义"国家（如法国）历史上也存在强烈的族裔同化压力，而"科恩二分"本身也被指带有西方自我美化、把"理性的我们"与"血缘的他们"对立起来的色彩。

民族不等于国家：被"民族国家"掩盖的区分#

日常语言里，"民族""国家""族群"几乎可以互换，但学界严格区分三者。

国家（state）是拥有领土与主权的政治法律实体；族群（ethnic group）是基于共同祖源想象与文化的群体；民族（nation）则是自认为应当拥有政治自决权的人群。"民族国家"（nation-state）原本特指国家边界与单一民族恰好重合的理想类型。

问题在于，这种重合极其罕见。

政治学家沃克·康纳（Walker Connor）在《建设民族还是摧毁民族？》（"Nation-Building or Nation-Destroying?", World Politics, 1972）中统计：1971 年全球约 132 个被普遍承认的国家中，只有约 12 个（约 9%）在族裔上足够同质、堪称名副其实的"民族国家"，绝大多数国家内部都是多民族的。

这正是理解民族自决难题的钥匙：当"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被奉为理想，而现实中几乎没有哪个国家是单一民族时，民族主义就内在地携带着重划边界、同化或排斥少数群体的压力。

民族自决与现代世界秩序#

伍德罗·威尔逊在 1918 年《十四点原则》中将"民族自决"（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确立为国际秩序的组织原则，对 20 世纪的政治版图产生了深远影响。

然而，民族自决原则在实践中面临根本性困境：边界问题——没有一片土地是"纯粹"属于某一民族的，任何民族国家的建立都会在边界内留下少数群体，这些群体可能同样主张自决权。

20 世纪的历史充满了民族自决原则与领土完整原则之间的冲突：科索沃独立（2008年，被大多数西方国家承认）、克里米亚兼并（2014年，俄罗斯援引自决原则）……各方援引同一原则，为对立立场辩护，揭示了原则本身的张力与被工具化的可能。

破除误解二：民族主义不只在"别处"燃烧#

人们容易把"民族主义"等同于挥舞旗帜的狂热、极端运动或冲突地区的诉求，仿佛稳定的自由民主国家已经"超越"了民族主义。

社会心理学家迈克尔·比利格（Michael Billig）在《平庸的民族主义》（Banal Nationalism, 1995）中反驳了这种自我安慰。

他区分了"挥舞的旗帜"与"不挥舞的旗帜"：前者是阅兵、口号那种被清楚意识到的炽热民族主义；后者是悬挂在政府大楼门口、无人留意的国旗，是天气预报里默认的"全国"，是新闻与体育报道中不假思索的"我们"。

正是这些日复一日、低于意识阈限的"标举"（flagging），让民族在所谓平静的国家里被持续地再生产出来。

换句话说，民族主义并非只属于"他们"，它也无声地塑造着"我们"——这把研究视野从冲突地带拉回到了每个普通人的日常。

跨域连接#

• 选举制度：选区如何划分，决定了族群身份被聚合还是被稀释。同一人口分布在不同规则下会长出完全不同的族群政治——这说明"民族问题"的强度部分由制度制造，而不只由人口构成决定，也意味着它部分可以被制度设计缓解，而不必等待认同本身发生变化。
• 社会语言学变异：方言与语言的界线不由语言学标准决定，而由是否存在一套被制度支持的标准语决定。标准化留下的痕迹可直接观测：口音与词汇的地理梯度会沿行政边界而非地形变化，这是建构论少见的硬证据。
• 古DNA革命：原生论最想要的证据是人群的长期连续性，而古基因组学恰好能检验它，结果多指向反复混合而非单一谱系。这不否证认同的真实性，但把"自古以来"从修辞变成了可检验的主张，也把举证责任挪了位置。
• 字符编码：一种文字能否被数字系统平等处理，直接影响它能否用于行政、教育与商业。编码标准因此是当代版的印刷资本主义，纳入与排除的后果同样是政治性的，只是这一次决定权落在标准委员会而非印刷商手里，而进入标准所需的技术资源本身就分布不均。
• 错误记忆：共同的遗忘不只是政治选择，也有认知基础：反复复述会让叙述趋同并挤掉不一致的细节。由此，纪念活动的频率与叙述的统一程度本身就是可测量的变量，可以用来比较不同社会的记忆塑造强度，而不必先判定哪一套叙述更接近史实。

参考文献#

• Anderson, B.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Verso (1983). 中译：《想象的共同体》.
• Gellner, E.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Blackwell (1983). 中译：《民族与民族主义》.
• Hobsbawm, E.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 Programme, Myth, Real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中译：《民族与民族主义》.
• Smith, A.D. The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 Blackwell (1986).
• Renan, E. "What Is a Nation?" (1882). 收录于 Eley, G. & Suny, R.G. (eds.) Becoming National.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 Ignatieff, M. Blood and Belonging: Journeys into the New Nationalism.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93).
• Kohn, H. The Idea of Nationalism: A Study in Its Origins and Background. Macmillan (1944).
• Connor, W. "Nation-Building or Nation-Destroying?" World Politics 24(3): 319–355 (1972).
• Chatterjee, P. The Nation and Its Fragments: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Histori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 Billig, M. Banal Nationalism. SAGE (1995).
• Smith, A.D. "Memory and Modernity: Reflections on Ernest Gellner's Theory of Nationalism."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2(3): 371–388 (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