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举制度：多数制与比例制
Electoral Systems — Majoritarian and Proportional
同样是民主选举，结果可以差别巨大。2015 年英国大选，英国独立党（UKIP）获得 12.6% 的全国选票，赢得议会席位 1 席；苏格兰民族党（SNP）只拿到约 4.7% 的全国选票，却赢得 56 席。
关键在于：UKIP 的选票薄薄地铺满全国，在哪个选区都不是第一名；SNP 的选票则高度集中在苏格兰（在苏格兰本地得票率高达 50%），于是横扫了那里 59 个选区中的 56 个。这个悬殊结果的根源，不是民意的歪曲，而是选举制度的设计逻辑——它奖励地理上集中的支持，惩罚分散的支持。
把这个例子读成"英国制度不公"，会漏掉真正的机制。相对多数制并不承诺席位应与全国得票成比例。它承诺的是：每个选区选出一名当地代表，得票最多者当选。全国票席比因此是事后观察，不是制度目标。
选举制度是民主的"操作系统"——它将选票转化为席位，深刻影响政党体系、政策方向乃至整个政治文化。然而对于哪种制度更优，政治学家和政治家至今无法达成共识。本文也不做这种裁决，只说明规则如何工作、会把哪些价值推到前台。
核心：主要选举制度类型
比较政治学通常先把规则分成四类：相对多数制、绝对多数制、比例代表制、混合制。名字容易混，差别却很大：相对多数只要"第一名"，绝对多数要求过半，比例制按得票分席，混合制则把前两类与比例制叠在一起。叠法不同，结果可以像比例制，也可以像多数制。
相对多数制（plurality / First-Past-The-Post, FPTP）：选区内得票最多者胜选，无需过半。英国下议院、加拿大、印度采用。规则最简单，但"浪费票"最多——所有非赢家候选人的票均不转化为席位。2015 年 UKIP 的遭遇，正是这套规则在全国尺度上的可见后果。
绝对多数制（majority）：获胜需过半。达不到时，制度会再走一步：法国总统选举自 1962 年修宪后采用两轮投票，第一轮无人过半则由前两名进入第二轮；澳大利亚众议院自 1918 年起采用优先顺序投票（alternative vote），选民给候选人排序，逐轮淘汰最弱者并转移其选票，直到有人过半。两轮制与排序制都在追求"过半正当性"，计票成本与选民认知负担也更高。
比例代表制（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PR）：选票尽可能按比例转化为席位，目标是让政治多元性忠实反映于议会。荷兰、以色列采用全国或近乎全国的政党名单；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多用多席位选区名单。比例制不是单一机器，选区规模、门槛和名单类型会把它推得更"比例"或更"克制"。
- 政党名单制（Party List PR）：选民投票给政党，各党按得票比例分得席位。封闭名单由政党事先排定当选顺序；开放名单允许选民在党内挑选人选，从而把一部分人事权从党部转给选民。
- 混合成员比例制（MMP）：选民投两票，一票给选区候选人（通常是 FPTP），一票给政党；政党票用于补偿选区结果的比例偏差。德国联邦议院和新西兰议会采用这一设计。
混合制把多数制与比例制叠进同一议会。名字听起来像折中，真正决定结果的却是两层席位是否互相补偿。这里要分清两类，差别极大：
- 补偿式混合（如德国 MMP）：政党票用来"补偿"选区票造成的不成比例，整体结果接近比例制。
- 并联式混合（如日本众议院）：选区席位与名单席位各算各的、互不补偿，整体结果更接近多数制。
很多人把"混合制"当成一个统一类别，其实补偿与否，决定了它本质上更像 PR 还是更像 FPTP。日本 1994 年废除中选区单记不可让渡投票，改用选区加比例的并联制，1996 年首次用于众议院选举。同一年新西兰举行第一次 MMP 选举。两个岛国都在 1990 年代改了规则，方向却相反：一个把比例层用来补偿，一个让两层各算各的。
可转移单票制（STV）/排序复选制（Ranked-Choice Voting, RCV）：选民对候选人排序，而非只投一票。RCV 在单一席位下用于逐轮淘汰最弱者并转移其选票（澳大利亚众议院、爱尔兰总统、美国部分城市与缅因/阿拉斯加州采用）；STV 在多席位选区下实现近似比例的结果。
缅因州 2016 年公投通过排序复选，2018 年中期选举首次使用；阿拉斯加州 2020 年通过，2022 年首次使用。它试图同时保留"选区代表"和"减少废票"，但计票复杂、对选民认知要求更高，是近年改革讨论的热点。
三类参数会把同一标签推成很不同的机器。选区规模（district magnitude）是每个选区应选席位数：规模为 1 时，规则就是 FPTP 或绝对多数；规模越大，小党越容易获得席位。
法定门槛把过低得票挡在议会门外。德国联邦议院长期以全国第二票 5% 为进入比例分配的条件；新西兰 MMP 要求政党票达到 5%，或至少赢得一个选区；以色列全国名单制自 2014 年起把门槛定为 3.25%。名单类型决定选民能改写党内排序到什么程度。比较制度时，只说"比例制"或"混合制"往往不够，这三项才是真正的旋钮。
迪韦尔热定律与政党体系
法国政治学家莫里斯·迪韦尔热（Maurice Duverger）在 1951 年的《政党》（Les partis politiques；英译本 1954）中写下后来几乎成了选举研究入门句的一条命题：
FPTP 倾向产生两党制；比例代表制倾向产生多党制。
其机制有两层。机械效应是：FPTP 把选区第一名以外的票全部丢掉，小党的席位远低于得票。心理效应是：理性选民会策略性投票给更有胜算的党，精英也不愿把资源投给几乎当选无望的人。
加里·考克斯（Gary Cox）在 1997 年《让选票作数》（Making Votes Count）中把这条逻辑推广为 M+1 规则：在一个应选 M 席的选区里，有竞争力的候选人数往往收敛到大约 M+1。FPTP 只是 M=1 的特例。
迪韦尔热定律是一种倾向性规律，而非铁律。印度采用 FPTP 但有多达几十个有效政党，因为不同地区有不同的主要党派，全国加总后看起来像多党制，选区内部仍常接近两强对决。以色列采用全国比例代表制，门槛虽经多次上调，联合组阁仍是常态，小党在谈判桌上的分量也因此更大。
制度效应受社会结构（族裔、宗教、阶级分裂）深刻调节。考克斯强调：定律首先在选区层面起作用，并不能自动推出"全国只有两个党"。
各制度的权衡
| 维度 | 多数制（FPTP） | 比例代表制 |
|---|---|---|
| 代表性 | 低（小党被过度惩罚） | 高（接近选票比例） |
| 政府稳定性 | 高（通常产生稳定多数） | 较低（联合政府更脆弱） |
| 问责性 | 高（选区内明确的代表） | 较低（政党名单降低个人问责） |
| 排除极端政党 | 较强（门槛高） | 较弱（小极端党也能入席） |
| 政策温和化 | 是（两党都争中间选民） | 不确定（联合谈判可能给小党过大影响力） |
这张表描述的是倾向，不是成绩单。FPTP 的问责优势，来自选民知道"这人是我这个选区的议员"；比例制的代表优势，来自席位更接近得票。
两者很难同时最大化。本地议员的个人问责，与议会整体的比例性，是选举制度里最稳定的一对取舍。
鲍威尔（G. Bingham Powell）的研究发现，比例制民主在"回应性"（responsiveness）——政策与多数选民偏好的接近程度——上总体优于多数制，但代价是政策连贯性和执行力的一定牺牲。这是一项经验比较，不是对"更好制度"的判决。
迈克尔·加拉格尔（Michael Gallagher）1991 年在《选举研究》提出的最小二乘指数（least squares index，常称 Gallagher 指数），用各党得票率与席位率之差的平方和来度量不成比例程度。指数越高，票席落差越大；接近 0 表示几乎按票分席。
它是温度计，不是判决书。高指数说明转换更"陡"，并不自动等于舞弊，也不等于该制度在问责或稳定上失败。
2015 年英国那种全国票席悬殊，用它会读出偏高的读数；德国式补偿混合则会读出低得多的读数。读数回答的是"差了多少"，不是"哪一种更正当"。
四个真实案例：同一问题，四种接法
英国下议院是当代 FPTP 的教科书。每个选区一人当选，全国政府多数往往由席位而非得票堆出来。2011 年 5 月 5 日，英国就"是否改用排序复选（AV）"举行公投，67.9% 的有效票反对，投票率约 42%，改革被否决。选民拒绝的并不是"要不要民主"，而是要不要用另一种规则去换那套熟悉的选区问责。
德国联邦议院是补偿式混合的原型，德语里常称"个性化比例代表制"。选民投两票：第一票选选区候选人，第二票选政党州名单。总体席位主要由第二票决定，选区当选者计入该党配额，差额由名单补上。
5% 的第二票门槛（历史上另有"赢得三个选区"的例外）用来抑制过度碎片化。封闭名单保住了政党对人选顺序的控制，也削弱了选民对具体议员的点名权。2023 年德国再次修改超额议席规则，说明即使是被广泛模仿的 MMP，内部旋钮仍在被拧动。
新西兰走了一条更罕见的路：先公投，再换系统。1986 年皇家委员会建议改用 MMP；1992 年指示性公投显示改制度的意愿很高；1993 年与大选同时举行的约束性公投中，约 54% 支持 MMP、约 46% 支持保留相对多数制。
1996 年 10 月 12 日举行第一次 MMP 选举，议会从两党轮流多数转向联合组阁成为常态。进入议会仍须政党票达到 5%，或至少拿下一席选区。改革没有取消本地议员，而是用第二票去补偿选区层的不成比例。
日本众议院的并联混合说明：两票并不等于 MMP。1994 年改革用单记不可让渡的中选区制，换成单选区相对多数加区域比例名单，两层席位独立分配。选区赢家全部保留，比例层不再把他们"补回去"。
因此大党仍能在选区层获得超额席位，小党主要依赖比例层存活。1996 年首次实施后，自民党并未如部分改革者预期的那样迅速让出主导地位。混合制的标签相同，补偿与否却把激励结构分成了两种。
代价与争议
策略性投票：FPTP 下，选民为避免投票给"一定输的候选人"而策略性改变投票，这导致选票无法忠实反映真实偏好——选民"不是在投他们想要的，而是在阻止他们最不想要的"。比例制并不能取消策略，只是把策略从"选区内两强"移到"要不要过门槛、要不要联合组阁"。开放名单还会把策略带进党内排序。
选区划分的政治操弄（Gerrymandering）：在单一选区制下，执政党可通过操纵选区边界（政治选区划分，或称 gerrymandering）来为己方制造选区优势，这是对民主代表性的严重扭曲。比例制下选区通常较大，受 gerrymandering 影响较小。
这并不等于比例制没有操纵空间：门槛高低、名单封闭与否、补偿层怎么切，同样可以由当权者改写。差别在于，单一选区把操纵集中在地图上，比例制把操纵集中在公式上。
总统制与议会制的交互：同一套选举规则，接到不同的行政立法关系上，后果并不相同。议会制里，立法选举直接决定谁组阁，FPTP 常把席位奖给最大党，比例制则把组阁推迟到选举之后的谈判。
总统制里，总统与议会分别授权。立法选举若用比例制，总统更容易面对一个自己无法控制的多党议会；若用 FPTP，总统所属的党又可能在立法机构里被过度放大。
法国把两轮绝对多数用于总统，把两轮多数用于国民议会，是在行政与立法两端同时加压，逼政党在第二轮结盟。拉丁美洲不少国家则把比例制议会与相对多数或两轮总统叠在一起，双重正当性更容易变成僵局。选举制度不是孤立旋钮，它和政府形式锁在同一套机器里。
国际趋势：20 世纪末以来，多个使用 FPTP 的国家经历了制度改革讨论或实际改革——新西兰 1996 年从 FPTP 改为 MMP；日本 1994 年改用并联混合，1996 年首次实施；意大利在 1993 年、2005 年、2017 年数次改写选举法（从混合多数到带多数奖励的比例，再到新的混合制）；英国 2011 年举行选举制度改革公投，最终 67.9% 的有效票否决了改用 AV。改革频繁本身说明：没有一种规则能同时满足比例性、稳定性和选区问责。
更深一层：没有"完美"的选举制度
为什么政治学家对"哪种制度最好"始终无法达成一致？这不只是品味之争，背后有一个数学结果。规则可以改，这条逻辑限制改不掉。
经济学家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1951 年证明了著名的不可能性定理：当有三个或更多选项时，不存在任何一种把个人偏好汇总成"社会偏好"的方法，能同时满足几条看似最起码的合理条件（如非独裁、无关选项独立性等）。换句话说，"完美公平地把众人意愿变成一个集体决定"在逻辑上就做不到。
更让人不安的是吉巴德–萨特斯韦特定理（Gibbard–Satterthwaite，1973–1975）：在三个以上候选人的情况下，任何非独裁的、确定性的投票规则，都无法做到防策略操纵——也就是说，总会存在某些情形，选民通过"不老实地投票"能得到对自己更有利的结果。前文提到的 FPTP 下的策略性投票，并非该制度独有的缺陷，而是所有投票制度都逃不掉的数学宿命的一个具体表现。
这两个定理的政治含义很深：选举制度的选择，本质上不是在"对"与"错"之间选，而是在不同的价值取舍之间选——你更看重比例代表、政府稳定、个体问责，还是抑制极端？没有一种制度能让你全要。理解这一点，能让关于选举改革的争论从"谁对谁错"转向"我们想优先保住什么"。
跨域连接
- 民主：选举制度决定"人民"怎样被数出来，而不是民主已经完成后再加一套手续。相对多数制把人民落实为每个选区的第一名，比例制把人民落实为可加总的政党份额。推论是：争论某次选举"够不够民主"，必须先说明你用的是哪一种人民定义，否则票席落差既可以被写成歪曲，也可以被写成制度按设计运行。
- 政党：迪韦尔热的倾向性规律说明，政党数目很大程度是规则筛出来的，而不只是社会分裂的镜子。FPTP 在选区层压缩小党，比例制给小党留座位，并联混合则让大党吃选区、小党吃名单。推论是：同一社会改规则，有效政党数应随选区规模和门槛移动；印度的全国多党与选区两强可以同时成立，正因为定律首先作用于选区。
- 宪法：把选举公式写进宪法还是留给普通立法，决定改革有多难。德国基本法要求选举"普遍、直接、自由、平等、秘密"，具体门槛与超额议席却在选举法里反复修改；新西兰 1993 年用约束性公投锁定 MMP，等于给下一次改规则加上更高的政治成本。推论是：越容易改的选举法，越可能随执政党利益摆动；越难改的，越可能把上一代的取舍冻进下一代。
- 社会选择理论：阿罗与吉巴德–萨特斯韦特给出的不是"FPTP 不公平"的评语，而是任何汇总规则都无法同时满足一组看起来很弱的公理。策略性投票因此不是选民品德问题，而是规则可被操纵的数学事实。推论是：改革辩论应比较各制度牺牲了哪一条公理、把策略赶到了哪一层，而不是寻找不会被策略碰到的完美程序。
- 联合政府：当单党过半在结构上罕见，政策就是在选举之后谈出来的。这把问责从"选谁执政"改成"谁在谈判桌上让步"，而后者可由联合协议的条款归属来检验，不必依赖选民对竞选承诺的事后印象。MMP 与全国比例制都会把大量政治决定推到这一层；FPTP 则更常在选举当晚就给出单一执政党。
参考文献
- Duverger, M. Les partis politiques. Armand Colin (1951). 英译本 Political Parties, Wiley (1954).
- Lijphart, A. Electoral Systems and Party System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 Powell, G. B. Elections as Instruments of Democracy.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
- Cox, G. W. Making Votes Count: Strategic Coordination in the World's Electoral System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 Gallagher, M. "Proportionality, Disproportionality and Electoral Systems." Electoral Studies 10, no. 1 (1991): 33–51.
- Gallagher, M. & Mitchell, P. (eds.) The Politics of Electoral System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 Norris, P. Electoral Engineeri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 Arrow, K. J. Social Choice and Individual Values. Wiley (1951; 2nd ed. 1963).
- Gibbard, A. "Manipulation of Voting Schemes: A General Result." Econometrica 41, no. 4 (1973): 587–601.
延伸阅读
- Satterthwaite, M. A. "Strategy-Proofness and Arrow's Conditions." Journal of Economic Theory 10, no. 2 (1975): 187–217.
- Taagepera, R. & Shugart, M. S. Seats and Votes: The Effects and Determinants of Electoral Systems.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9).
- Shugart, M. S. & Wattenberg, M. P. (eds.) Mixed-Member Electoral Systems: The Best of Both World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 英国下议院图书馆. General Election 2015: full results and analysis (CBP-7186, 2015); Alternative Vote Referendum 2011 (RP11-44, 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