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民主选举，结果可以差别巨大。2015 年英国大选，英国独立党（UKIP）获得 12.6% 的全国选票，赢得议会席位 1 席；苏格兰民族党（SNP）只拿到约 4.7% 的全国选票，却赢得 56 席。关键在于：UKIP 的选票薄薄地铺满全国，在哪个选区都不是第一名；SNP 的选票则高度集中在苏格兰（在苏格兰本地得票率高达 50%），于是横扫了那里 59 个选区中的 56 个。这个悬殊结果的根源，不是民意的歪曲，而是选举制度的设计逻辑——它奖励地理上集中的支持，惩罚分散的支持。
选举制度是民主的"操作系统"——它将选票转化为席位，深刻影响政党体系、政策方向乃至整个政治文化。然而对于哪种制度更优，政治学家和政治家至今无法达成共识。
核心：主要选举制度类型
多数制（Majoritarian/Plurality Systems）：
- 相对多数制（First-Past-The-Post, FPTP）：选区内得票最多者胜选，无需过半。英国、加拿大、印度采用。最简单，但"浪费票"最多——所有非赢家候选人的票均不转化为席位。
- 绝对多数制（Majoritarian）：获胜需过半。如需两轮投票（法国总统选举）或优先顺序投票（澳大利亚众议院）。
比例代表制（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PR）：选票尽可能按比例转化为席位，目标是让政治多元性忠实反映于议会。
- 政党名单制（Party List PR）：选民投票给政党，各党按得票比例分得席位。荷兰、以色列、斯堪的纳维亚广泛采用。
- 混合成员比例制（MMP）：选民投两票，一票给选区候选人（FPTP），一票给政党；政党票用于补偿选区结果的比例偏差。德国、新西兰采用。
混合制（Mixed Systems）：结合多数制与比例制要素。这里要分清两类，差别极大：
- 补偿式混合（如德国 MMP）：政党票用来"补偿"选区票造成的不成比例，整体结果接近比例制。
- 并联式混合（如日本众议院）：选区席位与名单席位各算各的、互不补偿，整体结果更接近多数制。
很多人把"混合制"当成一个统一类别，其实补偿与否，决定了它本质上更像 PR 还是更像 FPTP。
可转移单票制（STV）/排序复选制（Ranked-Choice Voting, RCV）：选民对候选人排序，而非只投一票。RCV 在单一席位下用于逐轮淘汰最弱者并转移其选票（澳大利亚众议院、爱尔兰总统、美国部分城市与缅因/阿拉斯加州采用）；STV 在多席位选区下实现近似比例的结果。它试图同时保留"选区代表"和"减少废票"，但计票复杂、对选民认知要求更高，是近年改革讨论的热点。
迪韦尔热定律与政党体系
法国政治学家莫里斯·迪韦尔热（Maurice Duverger）在 1951 年提出了政治学中最著名的"定律"之一：
FPTP 倾向产生两党制；比例代表制倾向产生多党制。
其机制：FPTP 下，小党的选票大量"浪费"，理性选民会策略性投票给更有胜算的党，小党被压缩；PR 下，即便得 5% 的票也能获得席位，多党共存有制度激励。
迪韦尔热定律是一种倾向性规律，而非铁律。印度采用 FPTP 但有多达几十个有效政党（因为不同地区有不同的主要党派）；以色列采用 PR 但政党碎片化带来严重的政府不稳定。制度效应受社会结构（族裔、宗教、阶级分裂）深刻调节。
各制度的权衡
| 维度 | 多数制（FPTP） | 比例代表制 |
|---|---|---|
| 代表性 | 低（小党被过度惩罚） | 高（接近选票比例） |
| 政府稳定性 | 高（通常产生稳定多数） | 较低（联合政府更脆弱） |
| 问责性 | 高（选区内明确的代表） | 较低（政党名单降低个人问责） |
| 排除极端政党 | 较强（门槛高） | 较弱（小极端党也能入席） |
| 政策温和化 | 是（两党都争中间选民） | 不确定（联合谈判可能给小党过大影响力） |
鲍威尔（G. Bingham Powell）的研究发现，比例制民主在"回应性"（responsiveness）——政策与多数选民偏好的接近程度——上总体优于多数制，但代价是政策连贯性和执行力的一定牺牲。
代价与争议
策略性投票：FPTP 下，选民为避免投票给"一定输的候选人"而策略性改变投票，这导致选票无法忠实反映真实偏好——选民"不是在投他们想要的，而是在阻止他们最不想要的"。
选区划分的政治操弄（Gerrymandering）：在单一选区制下，执政党可通过操纵选区边界（政治选区划分，或称 gerrymandering）来为己方制造选区优势，这是对民主代表性的严重扭曲。比例制下选区通常较大，受 gerrymandering 影响较小。
国际趋势：20 世纪末以来，多个使用 FPTP 的国家经历了制度改革讨论或实际改革——新西兰 1996 年从 FPTP 改为 MMP，意大利多次改变选举制度；英国 2011 年举行选举制度改革公投，最终选民否决了改革。
更深一层：没有"完美"的选举制度
为什么政治学家对"哪种制度最好"始终无法达成一致？这不只是品味之争，背后有一个数学结果。
经济学家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1951 年证明了著名的不可能性定理：当有三个或更多选项时，不存在任何一种把个人偏好汇总成"社会偏好"的方法，能同时满足几条看似最起码的合理条件（如非独裁、无关选项独立性等）。换句话说，"完美公平地把众人意愿变成一个集体决定"在逻辑上就做不到。
更让人不安的是吉巴德–萨特斯韦特定理（Gibbard–Satterthwaite，1973–1975）：在三个以上候选人的情况下，任何非独裁的、确定性的投票规则，都无法做到防策略操纵——也就是说，总会存在某些情形，选民通过"不老实地投票"能得到对自己更有利的结果。前文提到的 FPTP 下的策略性投票，并非该制度独有的缺陷，而是所有投票制度都逃不掉的数学宿命的一个具体表现。
这两个定理的政治含义很深：选举制度的选择，本质上不是在"对"与"错"之间选，而是在不同的价值取舍之间选——你更看重比例代表、政府稳定、个体问责，还是抑制极端？没有一种制度能让你全要。理解这一点，能让关于选举改革的争论从"谁对谁错"转向"我们想优先保住什么"。
跨域连接
- 概率论：席位分配是把连续的得票率映射到整数席位的函数，选区应选席位越少，取整造成的损失越大。有效政党数的上限主要由选区规模决定，而不由选民想不想要小党决定——这是可以直接从制度参数算出来的，不必等选举结果。
- 辛普森悖论：全国得票率与议席比之间的落差往往不是舞弊，而是分区聚合的后果：整体与分组可以给出相反结论，转换率取决于支持的地理集中度。推论是，用全国票比去校验席位比，前提是支持均匀分布，而这一前提几乎从不成立。
- 博弈论基础：策略性投票是均衡行为而非选民不诚实——在只取第一名的规则下，投给没胜算的人等于弃权，于是选民自己完成了对小党的淘汰。推论是：把"废票"的定义写进规则，就能改变均衡本身，而不必改变任何人的真实偏好。
- 共识算法：排序计票要把全部选票集中汇总才能逐轮淘汰，简单多数则可在每个投票站独立完成并当场公布。推论是：制度选择必须同时权衡表达精度与结果被独立复核的难度，后者在信任度低、观察员不足的环境里往往更要紧，因为无法复核的精确并不产生信任。
- 联合政府：当单党过半在结构上罕见，政策就是在选举之后谈出来的。这把问责从"选谁执政"改成"谁在谈判桌上让步"，而后者可由联合协议的条款归属来检验，不必依赖选民对竞选承诺的事后印象。
参考文献
- Duverger, M. Political Parties. (1951). Wiley 英译本 (1954).
- Lijphart, A. Electoral Systems and Party System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 Powell, G. B. Elections as Instruments of Democracy.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0).
- Norris, P. Electoral Engineeri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 Gallagher, M. & Mitchell, P. (eds.) The Politics of Electoral System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 Arrow, K. J. Social Choice and Individual Values. Wiley (1951; 2nd ed. 1963).
- Gibbard, A. Manipulation of Voting Schemes: A General Result. Econometrica 41, no. 4 (1973): 587–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