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政府

核心：为什么会有联合政府#

当没有任何单一政党在议会中赢得过半数席位时，联合政府就是组建有效行政机构的必然选择。在比例代表制选举体系下——西欧、北欧、东欧、以色列、日本、新西兰等地广泛采用——政党席位高度分散是结构性特征，单党多数政府反而是例外。

联合政府形成的研究始于威廉·赖克（William Riker）1962 年的《政治联盟理论》（The Theory of Political Coalitions）。

赖克把博弈论引入这一领域，提出了著名的"最小获胜联盟"（minimal winning coalition）命题：在理性、信息完全、可进行"边支付"（side payment，即分配职位与好处）的零和博弈中，政党会组成恰好过半、不多带一个伙伴的联盟——因为每多带一个成员，蛋糕就要多分一份。

后来的理论家修正了这一过于简约的模型。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Robert Axelrod）1970 年加入了意识形态维度，提出政党倾向于与立场相邻者结盟（"最小相连获胜联盟"）。其本质都是谈判博弈：各政党评估合作收益（进入政府、参与政策制定、获取职位）与成本（接受不完全符合本党立场的政策妥协、承担执政失败的政治代价），在可能的联合方案中博弈均衡。

赖克模型把职位当成可分割的蛋糕，把政策当成可以用边支付摆平的东西。现实里，意识形态距离会把许多算术上可行的联盟直接划掉。阿克塞尔罗德的修正因此不是点缀：相邻结盟缩小了可行集合。组阁难的往往不是政党太多，而是被排除后剩下的方案太少。

这一判断在选举规则与政党体系的交汇处最清楚。比例代表制制造碎片化；议会信任规则又禁止“没有多数也能硬干”的总统式僵局。两者叠在一起，联合就从权宜之计变成常态。

联合政府的类型#

政治学通常根据席位组成将联合政府分类：

德国大联合是研究最多的案例之一：基督教民主联盟（CDU/CSU）与社会民主党（SPD）组成的"大联合"（Große Koalition），在意识形态上跨越了左右分野，通常是在其他方案均告失败后的妥协选择。批评者认为大联合削弱了反对党的批评功能，也使两党的支持率均受侵蚀。

最小多数联合的吸引力，来自赖克所说的那道算术：每多带一个不必要的伙伴，部长职位和政策否决点都要再分一次。它的代价同样清楚。任一伙伴退出，政府立即失去过半数，于是小党握有与体量不相称的否决权。

过剩联合看起来浪费席位，却常常是理性的保险。比利时的联邦联合必须同时覆盖荷语与法语政党家族，否则联邦层次的立法会在语言否决点上卡住。把“刚好过半”写成唯一理性选择，会看不懂为何布鲁塞尔的内阁经常大于最小获胜规模。

少数政府并不是组阁失败的残局。卡莱·斯特罗姆 1990 年的 Minority Government and Majority Rule 指出：当议会委员会强大、反对党可以按议题换取政策时，待在内阁外面可能比进去更划算。丹麦、挪威、瑞典的少数内阁能够运转，靠的是议会里的议题联盟，而不是行政权自己凑够半数。

2010 年荷兰大选后，自由民主人民党（VVD）与基督教民主呼吁（CDA）组成少数内阁，于同年 10 月 14 日宣誓就职，并与自由党（PVV）达成正式的信任与供应安排。这不是北欧式的逐案临时结盟，而是把部分政策写成书面容忍协议，内阁席位仍低于半数。2012 年，PVV 退出该安排，马克·吕特（Mark Rutte）的第一内阁随后垮台。

德国大联合有明确的年份，而不是一种含糊的民族性格。1966 年 12 月，基民盟／基社盟与社民党组成战后首个 Große Koalition，总理为基民盟的库尔特·格奥尔格·基辛格（Kurt Georg Kiesinger）。2005 年与 2013 年，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两度以大联合执政。2021 年联邦议院选举后，社民党、绿党与自民党组成“交通灯”三党联合，奥拉夫·朔尔茨（Olaf Scholz）于同年 12 月 8 日就任总理。后者更接近最小多数，而不是大联合。

联合谈判：舞台背后的讨价还价#

联合谈判中，各党通常就以下三个维度达成协议：

政策：哪些政策目标将被纳入联合协议（Coalition Agreement）。联合协议在德国、荷兰等国已发展为非常详细的执政纲领性文件，被视为联合政府的"宪法"。

职位：部长席位如何分配。"甘茨定律"（Gamson's Law）——各党获得的部长比例大致与其在联合中的席位贡献比例相当——在实证研究中得到了广泛验证，尽管战略性的关键部门（如财政、外交）的分配常常偏离这一规律。

优先序：当政策目标发生冲突时如何处理，谁有"最终决定权"，哪些议题属于"红线"。

甘茨定律处理的是数量，不是部门的含金量。威廉·甘茨 1961 年的原命题是：参与者会预期，伙伴按各自带进联盟的资源比例索取回报。埃里克·布朗与马克·富兰克林 1973 年在《美国政治学评论》上用战后欧洲内阁检验了这一关系，把“资源”操作化为席位贡献，发现部长席次与席位份额高度接近。

偏离并不随机：小党常常略超比例，大党略低。财政、外交、内政这类核心部门则经常打破简单比例，因为它们控制的不是一张办公桌，而是议程。

迈克尔·拉弗与肯尼思·谢普斯勒 1996 年的 Making and Breaking Governments 把这一点写成制度理论。部长在自己管辖范围内接近政策独裁者，内阁不是一份被平均执行的共同纲领，而是一组被分配出去的管辖权。联合协议写得越细，越说明伙伴不相信对方会在部里自我约束。职位分配一旦完成，政策路径在相当程度上就被锁进了各部门。

拉弗与谢普斯勒所说的均衡内阁是：不存在另一种部长分配，能被议会多数同时偏好。组阁因此不只是“找到过半数的朋友”，而是找到一组部门管辖权，使没有赢家联盟想换成另一套分配。甘茨定律解释份额；这一模型解释为何某些党必须拿到特定部，而不是任意等量的部。

荷兰把这一谈判过程程序化。组阁先由探路者（informateur）探明哪些组合在算术与政策上可行，再由组阁者（formateur）去谈协议、分职位。2012 年起，探路者的启动更多由议会而不是君主主导。1994 年，工党（PvdA）、自由民主人民党与民主 66 组成“紫色内阁”，维姆·科克（Wim Kok）于 8 月 22 日就职。这是数十年来首次把基督教民主力量关在内阁门外的组合，说明相邻结盟可以被选举算术打破。

联合政府的稳定性问题#

联合政府的崩溃通常来自以下几种机制：

• 政策分歧激化：当联合伙伴在重大议题上公开冲突，维持统一立场变得不可能
• 支持率变动：小党担心在联合中被"吃掉"（选票流向大党），选择脱离联合以恢复独立形象
• 丑闻与危机：个别成员的政治丑闻波及整体联合稳定性
• 信任崩溃：当一方认为对方违反了联合协议的承诺

政治学者卡莱·斯特罗姆（Kaare Strøm）等人的研究表明，联合政府的平均寿命在各国差异很大：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少数政府往往比表面看起来更稳定；意大利则是联合政府频繁崩溃的典型，战后平均每届政府不足一年。

组阁耗时与内阁崩溃不是同一件事。比利时 2010 年 6 月 13 日联邦选举后，荷语新弗拉芒联盟（N-VA）与法语社会党（PS）分别成为两语区第一大党，却长期谈不拢国家改革与预算。看守内阁由伊夫·莱特姆（Yves Leterme）维持日常行政。2011 年 12 月 6 日，埃利奥·迪吕波（Elio Di Rupo）政府宣誓就职，组阁谈判历时 541 天。这是形成延迟，不是联合在任期内破裂。

拖延的结构原因是联邦制与语言否决叠在一起。可行联盟必须同时在荷语与法语政党中找到伙伴，意识形态相邻不再足够。迪吕波内阁最终由两语区的社会党、基督教民主党与自由党组成；选举中的第一大党 N-VA 并未入阁。被排除得太干净的选项会把谈判拉长，而不是政党总数本身。

德国 2017 年 9 月 24 日联邦议院选举后，基民盟／基社盟、自民党与绿党的“牙买加组合”谈判在 11 月破裂，自民党主席克里斯蒂安·林德纳（Christian Lindner）宣布退出。社民党最初宣称进入反对党，随后改弦更张，与联盟党重开大联合谈判。2018 年 3 月 14 日默克尔第四内阁就职。开篇所说的 171 天，度量的是从选举到宣誓，不是内阁后来的寿命。

代价与争议#

民主问责的模糊化：当政策是多党谈判妥协的产物，选民难以明确追责——下次选举时，每个党都可以声称"那不是我的政策，是联合压力的结果"。这一"模糊性"是联合政府最受学者诟病的民主缺陷。

少数政府的合理性：部分北欧国家长期运行少数政府，依靠与反对党就不同议题临时结盟通过立法。这种"议题联合"（issue-by-issue coalition）模式被一些政治学家视为更透明、更具政策灵活性；但批评者认为，它使政府政策的连贯性和长期性受到严重挑战。

联合政府与极化：在政治极化背景下，传统上可作联合伙伴的中间派政党缩小，可能组合的联合方案减少，或被迫纳入极端政党以凑足多数，这在荷兰、瑞典、比利时等国均有案可查。

"公民代理"失落：有观点认为，联合政府的核心决策发生在选举之后的密室谈判中，普通选民无法有效参与，偏离了选举民主的核心精神。

问责模糊化在联合协议越写越长时会部分缓解，却不会消失。选民可以看到文本，仍难以把某一条款归因于某一政党的本意，因为让步本身就是谈判产物。洛恩·马丁与格奥尔格·范伯格 2011 年的 Parliaments and Coalitions 强调：议会委员会和修正案，是联合伙伴互相监视对方部长的装置，而不是单纯的反对党舞台。

极化压缩中间，并不自动产生过剩联合。荷兰 2010 年那种带书面容忍协议的少数内阁，说明另一条路：把不宜入阁的政党留在门外，同时用书面安排换取过半数支持。它降低了内阁内部的意识形态跨度，却把稳定性绑在门外那一票上。比利时 2010–2011 年的旷日持久，则提醒另一面：当语言与联邦否决把可行集合削得太薄，问责会先表现为“没有政府可问”，而不是联合之后的归因困难。

跨域连接#

• 组合数学：可能的联合方案数随政党数迅速膨胀，但同时满足过半与意识形态相邻的方案通常只剩很少几个。推论是：组阁时长与可行联盟集合的大小相关，而不与政党总数直接相关——碎片化本身并不必然拖长谈判，选项被排除得太干净才会。
• 科斯定理：联合协议之所以越写越细，是因为事后重新谈判的成本很高。把政策承诺写成可援引的文本，等于给一份不完全契约补上执行装置。推论是：条款的详细程度应随伙伴之间的信任下降而上升，这在协议的篇幅上直接可见。
• 锚定效应：先提出的方案会成为后续讨价还价的参照，哪怕它本身并无特别依据。可检验的推论是：率先公布红线的一方通常能把最终协议拉向自己一侧，其效应可由首份提案与成文协议之间的距离来估计，而不必依赖参与者的自述。
• 内容分析：协议是可编码的文本——把条款按议题与承诺强度编码，就能检验"部长职位比例大致等于席位贡献比例"这类形式化预测。推论是：偏差集中在少数关键部门，而这一点只有靠逐条编码才看得见，看总数会以为模型很准。
• 问责：多党妥协的产物使选民难以归因，每个党都能说那不是我的政策。可操作的补救很朴素：公开协议并标注各条的提出方与让步方，让事后追责有可援引的依据，而不是依赖各方在下次选举前重新叙述这段历史。

参考文献#

• Müller, W. & Strøm, K. (eds.) Coalition Governments in Western Europ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 Laver, M. & Shepsle, K. Making and Breaking Government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 Strøm, K., Müller, W. & Bergman, T. (eds.) Cabinets and Coalition Bargaini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 Martin, L. & Vanberg, G. Parliaments and Coalitio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 Gamson, W. "A Theory of Coalition Form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6(3), 1961.
• Riker, W. The Theory of Political Coalitions.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2).
• Axelrod, R. Conflict of Interest: A Theory of Divergent Goals with Applications to Politics. Markham (1970).
• Browne, E. & Franklin, M. "Aspects of Coalition Payoffs in European Parliamentary Democraci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7(2), 1973.
• Strøm, K. Minority Government and Majority Rul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