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与政党制度
Political Parties and Party Systems
1942 年，美国政治学家埃尔默·谢茨施耐德（E. E. Schattschneider）在《政党政府》（Party Government）中写下了政党研究史上最常被引用的一句话："政党创造了现代民主，现代民主无法脱离政党而设想。"
这个判断在今天可能让许多人感到困惑——在民意调查中，政党往往是最不受民众信任的政治机构之一。然而，政党作为集体组织政治参与、联结公民与国家的机制，至今没有可信的替代品。理解政党，是理解民主如何实际运作（以及为何有时失灵）的基础。
破除误解：政党不只是选举机器
在选举逼近时，政党往往看起来像是为了赢得席位而存在的机器——雇佣竞选顾问、推出候选人、攻击对手。这一形象在技术上不算错，但严重低估了政党的制度性功能。
政治学者通常列出政党的四项核心功能：
- 社会整合：把社会中分散的利益和诉求聚合成可识别的政治偏好
- 人才甄选：培训、提名并推介政治领袖候选人
- 政府组织：在议会制度中组建政府、协调立法多数
- 选民教育：简化复杂政策议题，帮助选民形成政治取向
这些功能使政党成为民主政治不可或缺的中介机构，尽管它们执行这些功能的方式和效率参差不齐。
从制度角度看，政党还是议会与行政的组织骨架：谁进入委员会、谁担任内阁职位、立法议程如何排序，往往先在党内协调完成，再提交公开舞台。没有相对稳定的政党纪律，议会制下的多数会碎成临时交易；总统制下的立法合作也会更依赖个人网络而非可预期的党团。因此把政党只看成竞选广告供应商，会漏掉它在日常治理中的组织功能——选举季之外，政党仍在分配职位、筛选政策与维持立法可预测性。
政党也是信息压缩装置：选民面对数百项政策细节时，党派标签把选择空间收成少数可识别选项。压缩有效的前提是标签与投票行为相关；一旦党内异质性过高，同一标签开始误导，选民要么付出更高信息成本，要么转向候选人个人魅力。制度研究把这一点操作化：用唱名投票一致率、政纲文本相似度与选民感知调查，检验标签是否仍在工作。
核心：政党类型的演变
政党形态随时代而演变，以下是政党研究文献中常见的类型学：
精英党（Cadre Party / Elite Party）：19 世纪末之前的主流形态。由政治精英组成，成员有限，无需广泛的党员动员，以议会内部的松散联盟为核心。代表：英国早期辉格党和托利党。
群众党（Mass Party）：20 世纪上半叶兴起，尤其是工人阶级政党和社会民主党。拥有大规模缴费党员、系统的党组织、清晰的意识形态和与工会等组织的密切联系。代表：英国工党（早期）、德国社会民主党（SPD）。
"全方位"政党（Catch-All Party）：奥托·基尔海默（Otto Kirchheimer）于 1966 年提出，指 1960 年代以来西方党纷纷放弃明确的阶级或意识形态取向，转而向尽可能广泛的选民群体吸引——以赢得多数为首要目标，意识形态弹性化。
卡特尔党（Cartel Party）：理查德·卡茨（Richard Katz）和彼得·梅尔（Peter Mair）于 1995 年提出。主要政党已嵌入国家机器，依赖公共资助、国家媒体和国家资源维持运作，形成对新进者的制度性屏障。政党精英之间的竞争减弱，与选民社会的联系稀薄。
类型学不是线性进化论：群众党并未在所有国家消失，卡特尔化程度也因融资制度与媒体环境而异。新兴政党有时以运动型组织切入，随后在进入议会后迅速常规化——纪律、职业官僚与融资渠道会把"反建制"组织拉回可治理的形态。观察政党，既要看它对外宣称的意识形态，也要看党员结构、资金来源与提名权落在谁手里；后三者往往比政纲更能预测其制度行为。
结构：政党制度的类型
萨尔托里（Giovanni Sartori）在《政党与政党体系》（Parties and Party Systems, 1976）中提出了最影响深远的政党制度分类：
| 类型 | 特征 | 代表国家 |
|---|---|---|
| 一党制 | 单一执政党，禁止政治竞争 | 中国、越南、古巴 |
| 霸权党制 | 名义多党，但一党长期执政、其他党无实质竞争力 | 历史上的墨西哥（PRI 时期） |
| 优势党制 | 正当竞争，但一党长期胜选 | 瑞典（社会民主党）、日本（自民党） |
| 两党制 | 两大党轮流执政 | 美国、英国（历史上） |
| 温和多元主义 | 3-5 个党竞争，意识形态差异适中 | 西德（历史）、荷兰 |
| 极化多元主义 | 多党竞争，意识形态极化，含反体制政党 | 魏玛德国、1970 年代意大利 |
| 原子化党制 | 政党数量极多，无法形成稳定联盟 | 部分新民主国家 |
迪韦尔热定律（Duverger's Law）：法国政治学家莫里斯·迪韦尔热（Maurice Duverger）于 1951 年提出，单一选区相对多数制（first-past-the-post）倾向于产生两党制，比例代表制倾向于产生多党制。这是政治学中最著名的"定律"之一，尽管后来学者对其机制和普遍性多有争议（见 electoral-systems）。
政党制度还受社会分裂结构塑形。利普塞特与罗坎（Lipset & Rokkan）指出，西欧现代政党格局很大程度上冻结了历史裂隙：中心—边缘、教权—世俗、土地—工业、资本—劳工。这些裂隙决定了哪些冲突被政党化、哪些被排除在外。后工业与移民议题打开新裂隙后，旧冻结格局松动，绿党、激进右翼与抗议型政党得以占据新坐标。制度规则（门槛、选区幅度、公共资助）与社会裂隙相互作用：同样的裂隙在高门槛比例制与低门槛比例制下，会映射成完全不同的有效政党数。
代价与争议
政党衰退（Party Decline）？自 1970 年代以来，西方民主国家出现了一系列趋势：政党党员数量下降、政党认同减弱、选民投票的波动性增加、新兴社会运动和倡导团体绕过政党直接影响政策。彼得·梅尔（Peter Mair）在其遗著《空洞的政党政治》（Ruling the Void: The Hollowing-Out of Western Democracy, 2013）中做出了悲观的诊断：政党与社会脱节，成为空洞的国家机器附属品，而选民则陷入冷漠或转向民粹主义反体制运动。
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21 世纪以来，欧洲和美洲大量民粹主义政党崛起——无论是右翼（法国国民联盟、匈牙利青民盟、意大利兄弟党）还是左翼（希腊激进左翼党、西班牙我们可以党）。这些政党以"人民"对抗"腐败精英"为核心叙事，挑战了既有政党制度的整合功能。
一党执政的内部分化：在一党制或优势党制体制中，真正的政治竞争发生在执政党内部而非政党之间。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派系政治、美国共和党初选与建制派之间的张力，都是"内部竞争"的形式，但它是否等同于民主意义上的政治竞争，在学界有不同看法。
联合政府是多党制的日常制度问题：政策由执政协议事先框定，小党常握有关键否决点，选民事后难以把结果归因到单一政党。责任清晰度下降，是比例代表制换取代表性时付出的制度成本。两党制责任更清晰，但少数派偏好更易被系统性忽略。政党研究因此常把"可问责性"与"代表性"当作需要权衡的制度目标，而不是假定存在同时最大化二者的党制。
政党体系的有效政党数（Laakso–Taagepera 指数等）比名义政党数更能描述竞争结构：许多小党并存但选票集中于两三党时，实际仍接近两党逻辑。测量有效政党数、极化程度与选举波动性，可以把"党制碎片化"从印象判断改成可跨国比较的指标，并与迪韦尔热效应、门槛条款放在同一分析框架里检验。
政党纲领与意识形态的弱化
20 世纪中叶，西方主要政党有明确的意识形态定位：社会民主党代表工人阶级利益，保守党代表商业和传统价值，自由党代表中间道路。政党认同（party identification）是选民投票行为最稳定的预测变量。
但自 1970 年代以来，多重力量削弱了这一格局：
- 后工业化：传统工业工人阶级萎缩，以文化和服务业为基础的新中间阶级兴起，阶级政治失去原有锐利性
- 价值观政治（value politics）：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记录的"价值观转移"——从经济安全议题转向后物质主义议题（环保、性别平等、文化认同）——打破了传统左右政治的坐标轴
- 媒体环境变化：24小时新闻周期和社交媒体使政党难以维持连贯的意识形态叙事，政治变成了"事件驱动"的短期反应
这一弱化过程为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创造了空间——当传统政党失去鲜明的意识形态立场，新兴政党可以通过"我们代表真正的人民"的简单叙事填补认同真空。
组织层面，纲领弱化常伴随党员空心化与职业竞选团队扩张：地方支部萎缩，中央依赖民调、广告与数字动员。提名权若上收至领袖办公室，党内民主程序会变成确认仪式；若下放到开放初选，则可能削弱党团在议会中的纪律。两种安排都改变政党作为集体行动者的能力——前者强化领袖品牌，后者强化个人候选人品牌——共同点是传统中间组织的议价空间缩小。
威权体制下的执政党
政党政治不只存在于民主体制。在单一执政党体制下，执政党承担着独特的功能：组织精英招募和晋升（替代选举机制）、动员社会支持（替代竞争性选举中的政治参与），以及以党纪约束官员（替代选举问责）。
安德鲁·沃尔德（Andrew Walder）等学者研究了列宁主义政党（如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动力：党的权威渗透到工作单位和社区，通过庇护-依附关系（patron-client relations）维持成员忠诚。这种组织能力在动员方面高度有效，但在灵活回应社会反馈方面存在固有局限。
绿党（Green Parties）的兴起提供了另一个理解政党转型的视角。从 1980 年代德国绿党（Die Grünen）开始，生态政治政党在欧洲多国从边缘走向主流，代表了超越传统左右坐标的"后物质主义"政治轴线。绿党初期的"反政党"组织原则（反领袖崇拜、定期轮换、基层决策）随着参与政府逐步被常规政党组织逻辑取代，被政治学者视为"卡特尔化"的典型案例——制度压力迫使新兴政党趋近既有政党的组织模式。
政党融资改革是近年来政党政治研究的重要议题。不同国家的政党融资制度差异极大：美国以私人捐款（包括经"Citizens United"判决后大幅扩张的超级 PAC）为主，政府公共资助有限；德国则有相对完善的政党公共资助制度，按选票比例为政党提供国家媒体时段与国家资金，以减少对大额捐助者的依赖。融资制度影响政党的独立性、向谁负责以及竞争性格局——小党在私人捐款主导的制度下生存更难，在公共资助制度下则相对容易维持。
威权执政党与民主政党的关键制度差别，不在有没有"党"这个组织名称，而在退出与替换是否被允许：反对派能否合法登记、党内失败者能否带着派系另立山头、地方组织能否公开批评中央而不被纪律消灭。比较制度研究若只比较党员人数或动员能力，会把功能表面相似的组织误判为同类；问责链条是否对选民开放，才是分类的硬标准。
跨域连接
- 信息检索：政党标签是一种极度压缩的索引——选民不必逐条比对政纲，只要知道候选人属于哪一边。索引的价值取决于它与实际投票行为的相关度；一旦党内立场分散，同一个标签就开始误导而不是省力，选民的判断成本反而上升。
- 从众实验：当标签与身份绑定，改变立场的成本就不再是认知成本而是社交成本。推论是：说服失败往往不因论据弱，而因改变意味着离开所属群体——这也解释了为何提供更多信息在高极化环境中收效甚微，甚至引起反弹。
- 公共选择理论：主要政党既是竞争者又是规则制定者，公共资助标准、媒体时段与参选门槛由它们自己立法。推论是：判断政党体系的开放度，要看新进入者面对的实际制度成本，而不是看法条上的选票门槛写着百分之几。
- 数字平台社会：候选人能直接触达支持者之后，政党对提名、资金与曝光的垄断被绕开。可检验的推论是：党内纪律的强度应随候选人自筹资源的能力上升而下降，且这一下降在采用初选制的国家出现得更早、更彻底。
- 立法机构：政党是议会的组织单元，纪律决定了法案能否被预先预测。这给出一个可以直接计算的指标：唱名投票中的党内一致率——它比政纲文本更能反映一个政党究竟还是不是有效的集体行动者，也更容易跨国、跨届比较，且不受宣传口径影响。
参考文献
- Schattschneider, E. E. Party Government. Farrar & Rinehart (1942).
- Duverger, M. Political Parties: Their Organization and Activity in the Modern State. Wiley (1954; 法文原版 1951).
- Sartori, G. Parties and Party Systems: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 Katz, R. S. & Mair, P. "Changing Models of Party Organization and Party Democracy: The Emergence of the Cartel Party." Party Politics 1(1), 1995.
- Mair, P. Ruling the Void: The Hollowing-Out of Western Democracy. Verso (2013).
- Mudde, C. & Kaltwasser, C. R. Populism: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