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平台社会

破除误解#

数字平台不是普通网站，也不是单纯技术工具。平台是一种基础设施和商业模式：它连接多方用户，制定互动规则，收集数据，通过算法排序和匹配，并从交易、广告、订阅或数据中获利。

塔尔顿·吉莱斯皮2010年的论文《“平台”的政治》指出，公司选用这个词不是中性描述。它同时暗示计算底座、建筑上的台基、政治上的发言台，从而把编辑权力说成技术服务。一旦自我定位为管道，平台就能一边排序内容，一边声称自己不出版。社会学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把这套自我叙述拆开。

平台的基本结构#

平台通常连接至少两类行动者：用户与广告主、司机与乘客、商家与顾客、创作者与观众、房东与游客、开发者与消费者。平台的价值来自网络效应：参与者越多，平台越有用，也越难被替代。

这种结构带来强烈集中趋势。领先平台拥有用户数据、品牌信任、支付系统、云基础设施和算法优化能力，后来者很难追赶。平台竞争常不是简单市场竞争，而是生态系统竞争。

平台还通过规则塑造行动。评分、排名、流量、封号、佣金、补贴、推荐和审核，都是治理工具。平台的权力不是只来自拥有资产，也来自定义连接条件。

尼克·斯尔尼塞克在2016年的《平台资本主义》里把平台分成广告、云、工业、产品和精益五类。共同点是：平台处于其他行动者之间，把数据和连接变成生产资料。

精益平台尤其典型。网约车公司尽量不拥有汽车、不雇佣司机，却占有匹配、定价和评分的基础设施。所有权变轻了，控制权并没有变轻。

网络效应不是一句口号。同侧效应让已有用户因更多同类用户而受益，跨侧效应让一侧的规模变成另一侧留下来的理由。两边互相喂养，市场往往走向赢者通吃。

这与传统规模经济不同。关键不是工厂越大越便宜，而是用户之间的互补。因此只拆分公司而不处理互操作，未必打中集中的机制。更细的定价与多归属逻辑，见平台经济学。

数据化与可计算生活#

平台把日常行为转化为数据：点击、停留、搜索、位置、购买、点赞、评论、转发、评分、运动、睡眠和社交关系。数据化让服务更便利，也让生活变得可追踪、可预测和可干预。

祖博夫用“监控资本主义”描述一种趋势：企业不仅满足已有需求，还试图预测和塑造未来行为。用户行为被收集、建模和出售，个人经验变成商业原料。

数据化的问题不只是隐私泄露。更深层的问题是，谁有权定义数据类别，谁能访问数据，谁从数据中获利，谁承担模型错误和歧视后果。一个人被系统判定为低信用、高风险、低价值或不值得推荐，可能很难知道原因。

在工业资本主义里，原料是煤、棉花和铁矿。在平台资本主义里，原料是被连续记录的行为。点击、位置、停顿和社交关系不是服务的副产品，而是下一轮预测的投入。谁能把生活写成可计算的输入，谁就占据生产的上游。

隐私政策争论的往往是泄露。真正的制度问题是：数据作为生产资料被谁占有、如何定价、模型错误由谁买单。

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于2018年5月25日开始适用，把同意、访问、删除和可携带写成个人权利，并配上高额罚款。它具有域外效力，许多全球平台按最严市场改产品。数据权利若只停留在点击“我同意”，监控资本主义的原料管道并不会自动关闭。

算法治理#

算法治理是平台社会的核心。推荐算法决定信息流，派单算法决定劳动机会，风控算法决定交易是否通过，审核算法决定内容是否可见，定价算法决定不同用户看到什么价格。

算法并不等于客观。它们由目标函数、训练数据、工程取舍和商业利益塑造。若目标是最大化停留时间，系统可能偏向刺激内容；若目标是降低平台风险，系统可能过度惩罚弱势用户；若历史数据带有歧视，模型可能放大歧视。

算法治理还改变责任结构。过去被某个主管拒绝，还能找人解释；现在被系统限流、封号或拒保，用户面对的是界面、客服模板和不可见模型。责任被技术化，申诉变得困难。

推荐系统今天的功能，接近过去编辑部加市场的总和：它分配注意力、标定什么算相关、把边缘内容送进或踢出公共视野。它因此不只是工程组件，而是一种制度。制度的特征是稳定地产生后果，哪怕没有人坐在控制室里逐条审批。

治理若只盯着单条内容的对错，就会错过真正做决定的那一层：目标函数、训练数据和默认排序。把推荐写成制度，才能把它放进平台治理和公法问责里讨论。

平台劳动#

平台劳动是数字社会最明显的制度变化之一。骑手、网约车司机、主播、众包标注员、内容创作者、家政服务者和自由接单者，都通过平台获得收入。平台强调灵活，但灵活常伴随风险外包。

劳动者可能没有固定工资、社保、培训和工伤保护，却要遵守平台规则、评分压力和算法节奏。派单、路线、价格和评价都由平台控制，但平台又常声称劳动者是独立承包者而非员工。

内容创作者也处在平台劳动中。他们生产文本、视频、音乐和直播，依赖推荐系统获得曝光。创作自由与算法迎合之间存在张力：为了生存，创作者可能被迫追逐热点、情绪和平台偏好。

内容审核看起来像自动过滤，底下是大量人工。萨拉·罗伯茨的田野表明，商业内容审核员多在承包公司里日夜观看暴力、色情和仇恨材料，薪酬低、心理创伤高，却很少被算进平台的正式员工。平台对外宣传人工智能，对内依赖被隐藏的劳动。审核是治理，也是一种被外包的情绪劳动。

零工的法律身份是平台劳动的核心争执。英国最高法院2021年在Uber BV诉Aslam案中判定，司机不是独立承包者。他们属于劳动法上的worker，介于雇员与自雇之间，享有最低工资和带薪休假。加州则经历了AB5与Prop 22的拉锯，把应用内司机单独划出。

欧盟2024年通过《平台工作指令》，要求在控制程度足够时推定雇佣关系。同一套应用程序，在不同劳动与雇佣法下会变成完全不同的制度。劳动组织形态的连续讨论，见工作、劳动与组织生活。

平台与公共领域#

平台重塑公共讨论。传统媒体的编辑权被部分转移给算法、用户互动和平台规则。任何人都能发布内容，但可见性高度不平等。少数大账号、流量节点和平台推荐能迅速放大议题。

这带来公共监督的新机会，也带来围攻、谣言和极化。平台把私人表达、商业营销、政治动员和娱乐表演混在同一信息流中，使公共判断更困难。

平台治理因此处在两难中。治理不足会让骚扰、仇恨和诈骗扩散；治理过度或不透明会压制表达。社会需要的不只是平台自律，也包括透明规则、外部审计、用户权利和公共监管。

欧盟《数字服务法》于2022年通过，此后对超大型在线平台分阶段施加额外义务：推荐系统透明、广告可查、系统性风险评估、独立审计。它把内容治理从公司政策部分改写成可强制的公法。这并不保证讨论变好，但改变了问责的语法：平台不能只说自己是技术中介。

公共讨论的基础设施从编辑部转到了推荐流，判断标准从专业规范转到了互动率。这一转移如何重写公共领域，见媒介与公共领域。

平台化的不平等#

平台承诺降低门槛，但不平等会以新形式出现。谁拥有数据、算力、品牌、粉丝、技术能力和支付入口，谁就能在平台社会中占据优势。小商家依赖平台获客，也可能被佣金、排名和规则变化绑住。

用户之间也不平等。老人、低学历者、残障者、语言少数群体和没有稳定设备的人，可能在数字化服务中被排除。公共服务过度平台化，会让不会使用手机的人变成制度边缘人。

数字鸿沟不只是有没有网络，还包括能否理解规则、保护隐私、处理申诉、识别诈骗、利用平台获得机会。平台社会需要新的数字公民能力。

苹果应用商店长期对应用内数字商品抽取约百分之三十的分成。针对小开发者的计划才把部分交易降到百分之十五。表面是货架租金，实际是对软件分发入口的征税。

开发者、支付公司和监管机构为此对簿公堂，正是因为三成佣金把平台从市场变成了关卡。知识产权保护软件，平台规则却决定软件如何到达用户。所有权在开发者手里，通道在平台手里。

如何评价平台#

评价平台不能只看便利。应当问：它创造了什么价值？价值如何分配？数据归谁？规则是否透明？劳动者是否有保障？用户能否迁移数据？被算法惩罚的人能否申诉？平台是否承担公共风险？

平台不是天然邪恶，也不是天然进步。它们可以提高匹配效率、支持小规模创业、扩大表达空间和连接弱关系；也可以集中权力、剥削劳动、操控注意力和侵蚀公共讨论。

社会学的任务，是把平台从技术神话中拉回社会制度：看见代码背后的组织、资本、劳动和权力。

公共平台的想象#

平台并不必然只能由商业逻辑组织。公共服务、合作社、开源社区、大学和城市治理也可以建设平台，只是目标不同：不是最大化停留时间和广告收益，而是提供可靠连接、数据保护、公共知识和民主参与。

例如，公共交通信息平台、开放科学资料库、公共教育平台、社区互助系统和数字政务，都可以被设计成公共基础设施。关键在于治理结构：谁制定规则，谁监督算法，谁拥有数据，用户能否参与改进。

如果社会把平台只交给少数巨型企业，数字生活就会被商业目标深度塑造。公共平台想象提醒我们，技术基础设施也可以服务公共价值。

产业组织研究关心市场结构如何被进入壁垒锁定。平台的壁垒常常是数据、标准和接口，而不是烟囱。

若互操作和数据可携带被写成强制规则，用户才能带着关系离开。否则“选择”只存在于注册那一刻。进一步的市场结构分析见产业组织。

平台退出权#

评价平台权力时，一个重要问题是用户能否退出。若朋友、工作、支付、政务和公共服务都绑定在少数平台上，退出就不再是自由选择。名义上可以不用，现实中却会失去机会和关系。

退出权需要数据可迁移、互操作、替代服务和公共渠道。用户应能带走自己的内容、联系人和交易记录，劳动者应能理解评分规则，商家不应因平台规则突变而毫无保护。

平台社会的自由，不只是能够注册账号，也包括能够拒绝平台、迁移平台，并在平台错误时获得解释和救济。

真正的退出权依赖法律上的可携带，而不只是“你可以注销”。GDPR第20条写了数据可携带，实践中导出的往往是难以再用的文件包，关系网络和信用评级仍留在原平台。没有互操作，可携带只是一份纪念品。

跨域连接#

• 推荐系统：排序系统的目标函数决定了平台的社会后果，而以参与度为目标会系统性地放大能引发强烈反应的内容——这不需要任何人有意为之，它是优化目标的直接推论。因此治理的着力点是目标函数与可审计性，而非逐条内容。
• 戈夫曼：平台重构了前台与后台的边界——内容可存档、可搜索、面向多个受众同时呈现（语境坍塌）。拟剧论的框架在此仍然有效，需要修改的是它的一个隐含前提：观众是当场的、有限的、可被区分的。
• 市场失灵与公共品：网络效应使平台市场天然趋于集中，而这与自然垄断的经典情形不同：成本结构不是主因，用户之间的互补性才是。这一差别有政策后果：拆分未必降低集中度，而互操作性与数据可携带性直接作用于产生集中的那个机制。
• 算法管理与劳动者权力：平台把管理关系重新定性为交易关系，而其法律与社会后果取决于一个具体判断：控制程度是否构成雇佣。这一判断在各国司法中给出了不同答案，从而形成了一次跨国的自然实验——同一商业模式在不同劳动法框架下的实际运作可被直接比较。
• 数字伦理：内容审核的规模使个案判断不可能，因而规则必须被写成可判定的形式——其代价是系统性地误判反讽、引用与少数群体的内部用语。申诉成本由被误判者承担，而这一分配本身是治理设计的一部分，却很少被当作核心问题讨论。

参考文献#

• Castells, Manuel.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Wiley-Blackwell, 1996.
• Srnicek, Nick. Platform Capitalism. Polity, 2016.
• Gillespie, Tarleton. "The Politics of 'Platforms'." New Media & Society 12(3) (2010): 347–364.
• Roberts, Sarah T. Behind the Screen: Content Moderation in the Shadows of Social Media.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9.
• Zuboff, Shoshana. The Age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PublicAffairs, 2019.
• van Dijck, José, Poell, Thomas, and de Waal, Martijn. The Platform Societ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 Gillespie, Tarleton. Custodians of the Interne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8.

延伸阅读#

• Rosenblat, Alex. Uber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8.
• Noble, Safiya Umoja. Algorithms of Oppression. NYU Press, 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