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除误解
非洲城市化不是“乡村人口涌入城市贫民窟”的单线故事。它包含首都扩张、二级城市增长、跨境贸易、非正规经济、青年就业、数字支付、宗教网络、交通基础设施、房地产投机、气候风险和国家能力。
第二个误解，是把非洲城市看成“未完成的西方城市”。拉各斯、内罗毕、金沙萨、开罗、亚的斯亚贝巴、约翰内斯堡、达喀尔和阿比让不是欧洲城市发展的落后版本。它们是在殖民边界、后殖民国家、全球资本、地方宗族、宗教组织和非正规经济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城市。
第三个误解，是把非正规性理解成混乱。非正规住区和非正规劳动确实常伴随基础设施不足、产权不安全和公共服务缺口，但它们也有组织、规则、互助、租赁市场、政治中介和经济活力。社会学要研究这种秩序如何形成，而不是简单把它看成无秩序。
快速增长与城市体系
非洲是 21 世纪城市增长最重要的区域之一。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城市人口在 1960 年只有约 3,200 万，到 2020 年已增至约 4.58 亿，六十年间增长了十倍（UN-Habitat）。OECD/SWAC 等机构 2025 年的联合报告进一步估计，非洲城市人口将从 2020 年代初的约 7 亿增长到 2050 年的约 14 亿，城市将吸纳全洲新增人口的约 80%。许多城市的基础设施与制度建设速度，跟不上这样的人口与经济活动增长。
但“非洲城市化”不能只看超级城市。OECD/SWAC 的 Africapolis 数据库用统一的建成区口径，识别出 2015 年全非洲 7,721 个一万人以上的聚居点，其中人口在一万到十万之间的小聚居点合计约占非洲城市人口的三分之一。大量增长发生在中小城市、交通节点、矿业城市、边境城镇和宗教中心。这些城市往往统计能力弱，却承担区域市场、教育、医疗和迁移中转功能。
城市体系的结构也受殖民遗产影响。许多殖民城市最初是港口、行政中心、矿业据点或铁路节点。独立后，这些节点继续吸引人口和投资，造成首位城市过度集中。与此同时，一些国家推动新首都、工业园和基础设施走廊，试图重组城市格局。这类再平衡实验的效果往往低于规划文本的承诺：行政功能可以一纸命令搬走，市场网络、亲属联系和声誉资本却搬不走。城市体系有自己的惯性，这正是它是“社会结构”而非“空间规划图”的原因。
非正规住区与生存政治
非洲城市中，大量居民住在非正规住区。这里的“非正规”可能指土地权利不清、住房未经许可、服务缺口、就业不稳定，也可能指国家有意选择性承认。
非正规住区不是只有贫困。它们有房东、租客、摊贩、教会、清真寺、青年组织、地方中介、帮派、NGO 和政党网络。居民通过水、电、交通、学校、垃圾处理和安全协商，与国家和市场发生持续关系。
内罗毕的基贝拉（Kibera）是理解这种空间的经典现场。它常被媒体和国际机构称为“百万人的贫民窟”，但 2009 年肯尼亚人口普查只数出约 17 万人，其他估计则从 20 余万到上百万不等。数字之争本身就是政治：人口规模决定选区划分、服务预算和驱逐补偿的谈判筹码。谁被统计到、谁被漏掉，是非正规住区治理的第一道权力问题。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中间人的角色。非正规住区里最有权势的往往不是普通居民，而是连接居民与国家的中介：地方首领、房东协会头目、政党基层干事、帮派领袖。驱逐与反驱逐的谈判、选票的动员、水电接入的安排，大多经过他们。任何升级改造项目如果绕过这些中介，几乎注定失败；但如果完全依赖他们，又会加固庇护网络。这是非正规治理最棘手的地方。
城市治理常以选择性方式进入非正规空间。选举前，政客可能承诺水电和道路；大型项目启动时，政府可能以“清理”“美化”“防洪”为名驱逐居民。社会学研究要问：谁有权留在城市？谁被视为城市发展障碍？谁能获得补偿？
青年、劳动与城市梦想
非洲城市化与青年人口密切相关。许多城市居民年轻，教育扩张提高了期望，但正规就业吸纳不足。青年在摩托车运输、手机维修、移动支付、街头贸易、建筑、外卖、音乐、时尚、宗教组织和数字创业中寻找机会。在东非，被称为 boda boda 的摩托车出租车是许多青年进入城市劳动市场的第一个入口；2007 年萨法利通信公司在肯尼亚推出移动支付 M-Pesa 之后，手机汇款逐渐成为连接城乡家庭的日常资金管道——城市工资经由它回流乡村，供养教育、婚丧和建房。迁移因此很少是“个人进城”，而是家庭与亲属网络跨越城乡的分工。
“失业青年”这个标签太粗。许多人并非完全无工作，而是在多重非正规收入之间移动。白天送货，晚上做小买卖，周末参加教会或社群活动，手机同时是工作工具、金融账户和社交网络。
城市梦想也有性别差异。年轻女性进入城市可能获得教育、工资和自主性，也可能面对住房不安全、性别暴力、照护负担和低薪服务劳动。非正规经济内部同样有严密的性别分工：摩托车运输和建筑这类收入较高的岗位大多由男性占据，食品零售、家政和照护劳动则大多压在女性身上。城市不是自动解放空间，而是机会和风险叠加的场域。
基础设施与日常治理
道路、水、电、排水、垃圾、公交和通信网络，是非洲城市社会学的核心对象。基础设施不是中性技术，它决定谁能上班、谁能开店、谁能上学、谁在雨季被洪水围困。
许多城市依赖混合基础设施。公共供水不足时，居民购买水车或私人水井；公交不足时，非正规车队承担通勤——内罗毕的 matatu 小巴、拉各斯的 danfo 黄巴，都是居民熟悉的城市动脉；银行覆盖不足时，移动支付成为金融基础设施。这些系统有自己的调度规则、行业组织和地盘政治，并不是“没有制度”，而是制度在正式部门之外运转。
这些混合系统很有弹性，也很脆弱。它们可能价格高、服务不稳定、监管困难，却填补了国家和市场的空缺。基础设施的分配还是一张社会分层的地图：同一座城市里，接入自来水与电网的街区和依靠水车、发电机的街区，生活成本常常倒挂——最贫困的居民为一升水、一度电支付的价格，反而高于富人区。谁被接进网络、谁被留在网络之外，本身就是城市政治的产出。非洲城市化要求社会学把基础设施当成社会关系研究，而不仅是工程问题。
气候风险与适应
非洲城市面临热浪、洪水、海平面上升、干旱和粮价波动。气候风险不平均地落在低收入居民、非正规住区、户外劳动者、儿童、老人和迁移者身上。
沿海城市可能遭遇海平面上升和风暴潮，内陆城市可能遭遇热浪和供水压力，快速扩张城市可能把住房推向洪泛区和山坡。2022 年 4 月，南非夸祖鲁-纳塔尔省持续暴雨引发的洪水与山体滑坡造成 435 人死亡、约 12.9 万人受灾，德班周边缺乏排水与防护设施的自建住区损失最重。同样的降雨，落在有产权、有保险、有基础设施的街区和落在非正规住区，后果完全不同。气候适应因此不能只靠大型工程，还要改善住房权利、排水、公共健康、交通和社区参与。
如果适应项目导致驱逐，气候治理就会变成新的排斥机制。非洲城市研究对全球城市社会学的贡献，正在于把气候、非正规性和发展权放在一起分析。
方法论意义
研究非洲城市化，必须避免“数据缺口等于社会缺口”。许多城市缺少完整地籍、人口、收入和服务数据，但这不意味着城市不可知。参与式制图、社区调查、移动电话数据、民族志、交通观察、卫星影像和地方档案可以结合。2009 年，基贝拉的一群青年用 GPS 和开源地图工具绘制出该社区第一张公开的详细地图（Map Kibera 项目），把诊所、学校和供水点标进公共空间——这既是数据生产，也是对“谁有权定义这座城市”的主张。
同时，外部研究者要警惕贫困凝视。非洲城市不只是危机现场，也是文化创新、宗教活力、商业实验、政治动员和青年想象的空间。
理论贡献
非洲城市化对全球城市理论的最大贡献，是打破“城市现代化必然走向正规化”的假设。许多非洲城市并不是先规划、再建设、再管理；而是在居民自建、临时基础设施、政治协商和市场活动中不断生成。规划学者瓦妮莎·沃森（Vanessa Watson）批评过非洲各国热衷的“世界级新城”蓝图：效果图里的摩天楼与智能城，和大多数居民日常居住与谋生的城市相距甚远。这种批评也是全球南方社会学的共同立场——理论应该从多数人的城市经验出发，而不是从少数人的城市幻想出发。
这并不意味着国家不重要。国家常以不均匀方式出现：在税收、警务、驱逐和选举中很强，在供水、住房和公共交通中很弱。居民不是生活在国家之外，而是生活在国家选择性进入的空间中。
非洲城市还迫使我们重想“城市公民身份”。许多居民没有稳定产权，却长期缴费、劳动、投票、建设社区并参与城市经济。他们是否有城市权利？如果权利只跟正式产权绑定，大量真实城市建设者就会被排除。
此外，非洲城市文化正在改写全球城市想象。Afrobeats、诺莱坞、时尚、宗教媒体、移动金融和青年创业，让城市不只是贫困治理对象，也是全球文化生产节点。社会学需要同时研究排斥与创造，风险与希望。
因此，非洲城市化不是“发展中国家的问题”，而是未来全球城市理论的中心材料。
这也意味着城市理论的写作位置需要移动。二十世纪城市社会学的经典范畴——工业化、郊区化、隔离与同化——大多从少数欧美城市的经验中抽象出来；当全球城市增长的主体转移到拉各斯、金沙萨和达累斯萨拉姆，这些范畴便不再能默认适用。非洲城市提出的问题——非正规性究竟是过渡还是常态、国家缺席之处的秩序如何生成、基础设施如何分配公民身份——正在成为整个学科的问题。
它也提醒我们，城市理论不能只从地铁、摩天楼、金融区和规划蓝图出发。许多未来城市的真实形态，可能更接近拉各斯、坎帕拉和达累斯萨拉姆：基础设施混合、人口年轻、增长迅速、制度不均匀，却充满创造性的社会组织。
跨域连接
- 城市化：经典理论把城市化与工业化绑定，而非洲的快速城市化很大一部分并不伴随制造业扩张。这使"城市化带来生产率提升"这一预期在多地不成立，也要求把非正规就业从过渡现象重新理解为稳定的城市经济形态。
- 城市气候适应：快速扩张与气候暴露的叠加使规划窗口极窄——多数新增建成区在未来数十年内建成，而此刻的选址与形态将锁定几十年的风险暴露。这使适应成为规划问题而非事后工程问题，且延迟决策的成本远高于其他地区。
- 公共池塘资源治理：非正规聚居区的基础设施常由居民自组织提供（供水点、排污、治安），而这类安排的存续条件与奥斯特罗姆归纳的原则高度吻合：边界清晰、规则由使用者制定、有低成本的冲突解决。把它们一律视为需要被正规化替代的临时状态，会摧毁已经在运作的治理能力。
- 全球健康不平等与殖民性：殖民时期的城市规划把种族隔离写进了空间结构（分区、卫生带、基础设施投放），而这些空间格局的惯性远长于制度本身。这使当代的健康与服务可及性差异可以部分追溯到一个世纪前的规划决策，而这一因果链是可用历史地图与当代数据直接检验的。
- 移民与离散：城市增长的主要来源是国内迁移与自然增长而非国际移民，而这一事实常被公共讨论忽略。其政策含义很具体：关注点应放在城乡关系与二级城市的承载力上，而非放在跨境流动管理上——后者在数量上不是主要变量。
参考文献
- UN-Habitat. The State of African Cities 2018: The Geography of African Investment.
- UN-Habitat. World Cities Report 2024: Cities and Climate Action. 2024.
- Simone, AbdouMaliq. For the City Yet to Come.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4.
- Myers, Garth. African Cities: Alternative Visions of Urban Theory and Practice. Zed Books, 2011.
- Pieterse, Edgar and Parnell, Susan, eds. Africa's Urban Revolution. Zed Books, 2014.
- OECD/SWAC. Africa's Urbanisation Dynamics 2022: The Economic Power of Africa's Cities. OECD Publishing, 2022.
- OECD/SWAC, AfDB, Cities Alliance and UCLG Africa. Africa's Urbanisation Dynamics 2025: Planning for Urban Expansion. OECD Publishing, 2025.
- Watson, Vanessa. "African Urban Fantasies: Dreams or Nightmares?" Environment and Urbanization, 26(1), 2014. doi:10.1177/0956247813513705.
延伸阅读
- OECD/SWAC. Africa's Urbanisation Dynamics. Africapolis reports.
- Akinwumi, Olayiwola and others. Studies on Lagos, informality, and urban govern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