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粹主义与政治极化的成因之争

2016 年是政治观察者普遍感到困惑的一年。英国脱欧公投以微弱多数通过，唐纳德·特朗普赢得美国总统选举，波兰、匈牙利的民粹政府继续巩固权力。几乎所有主流预测都出了错。

对此，政治学界出现了至今未能完全解决的诊断分歧：这一切究竟是经济焦虑（全球化的输家在报复建制派），还是文化反冲（传统价值群体对快速社会变迁的抵抗），还是政治极化的结构性升级（信息生态、党派认同的深度分裂），还是这三者交织的复合结果？

破除误解：民粹主义不是"草根的纯洁"#

"民粹主义"在政治话语中是一个高度情绪化的词——在倡导者那里是"真正代表人民"，在批评者那里是"煽动仇恨的蛊惑"。政治学对它有更严格的定义。

卡斯·穆德（Cas Mudde）的经典界定：民粹主义是一种将社会视为"道德纯洁的人民"（the pure people）与"腐败的精英"（the corrupt elite）之间根本对立、并主张政治应当表达人民"公意"（volonté générale）的稀薄意识形态（thin-centered ideology）。"稀薄"是指它本身不包含完整的经济或社会纲领，可以与不同的"宿主"意识形态（左翼民粹/右翼民粹、民族主义/社会主义）结合。

穆德定义中最常被忽略、却最具解释力的一点是它的道德二元（Manichean）维度：民粹主义不只是说"精英无能"，而是说"精英腐败、人民纯洁"——这是一种道德对立而非利益分歧。这一点解释了民粹政治为何天然抗拒妥协：如果你这一方是"纯洁"的，对方是"腐败"的，那么任何妥协都等于被腐化。正是这种道德框架，使民粹主义比普通的利益党争更容易侵蚀民主政治赖以运转的"对手而非敌人"的规范。这也把民粹主义与卢梭"公意"概念的诠释难题直接相连（见 social-contract）：谁有资格宣称自己代表"真正的人民"？

民粹主义不自动等于威权，也不自动等于右翼。查韦斯的委内瑞拉民粹主义是左翼的；波兰法律与正义党（PiS）是右翼的；伯尼·桑德斯的部分话语也含有民粹主义要素。区分民粹主义的稀薄内核与其特定政治载体，是准确分析的前提。

现场：成因的三种解释路线#

经济解释："全球化的输家"

2016 年后，"经济焦虑"说广为流传：贸易自由化、技术进步导致的去工业化，使工人阶级和中下层群体经济处境恶化，他们将愤怒投票给了反建制候选人。

支持证据：制造业就业大幅下降的地区（锈带、英国北部）对脱欧/特朗普的支持率更高；经济不平等的加剧与民粹主义兴起在时间上高度重叠。

批评与反驳：Pippa Norris 和 Ronald Inglehart 在 2019 年的研究中发现，控制其他变量后，经济因素对民粹主义投票的解释力有限——许多民粹主义支持者实际上是经济状况中等或较好的群体，而非实际受害的底层。经济解释是部分正确，但不充分。

文化解释："寂静的革命"的反冲

诺里斯和英格尔哈特（已故于 2021 年）的研究强调文化维度：从 1970 年代起，西方后工业社会的年轻一代逐渐形成了更强的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性别平等、多元文化、环保）。这引发了传统价值群体（以年长白人男性为主）对社会变迁加速的文化反冲（cultural backlash）——他们感到自己的认同、地位和价值观受到威胁，而非（或主要不是）经济受到损害。

民粹主义在这一框架下是对后物质主义革命的权威主义反应：对移民、全球化精英、"政治正确"的反对，是对失去文化主导地位的反弹。

政治极化解释：身份分裂的固化

莉莉亚娜·梅森（Lilliana Mason）的研究区分了议题分歧（对政策问题的不同意见）与身份极化（将党派认同与种族、宗教、地域、生活方式认同捆绑在一起）。她的发现是：当代美国的极化主要是身份性的，而非仅仅是政策立场分歧——即便两党在某些政策上的立场差距未必比历史上更大，党派认同的情感烈度（affective polarization）却急剧上升。"不喜欢对方"甚至"认为对方威胁国家"的比例大幅提高。

这一机制与媒体生态（社交媒体的情感激励结构）、候选人选拔方式（初选制度产生更极端的候选人）相互强化。

路线对比#

这四条路线并不互斥，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实际的民粹主义兴起和极化加剧是多因素的。争论在于：哪个因素更具解释力？哪个是根本，哪个是催化？

代价与争议#

极化测量的方法论争议：不同研究者用不同方式测量"极化"，结论因此出入很大。测量精英（议员）投票的意识形态分布，显示美国国会两党确实大幅分化；测量普通选民的政策立场，则发现中间选民仍大量存在，许多立场并非双极分化。关键在于测量的是态度（policy positions）还是情感（affective polarization）——两者走势可以非常不同。

因果链的方向性：社交媒体是极化的原因还是结果？这是当前研究最激烈的争论之一。如前所述，2023 年关于 Facebook 算法实验的系列研究（发表于《自然》、《科学》等期刊）发现，减少算法推荐对极化的短期影响比预期小，提示极化的驱动力可能更多在信息生态之外（电视、政党精英、政治激励结构）。但这些研究的方法论本身也受到批评（时间窗口过短，测量的是替代指标而非核心极化）。

民粹主义的"民主潜能"：部分左翼学者（如厄内斯托·拉克劳）认为，民粹主义不必然是反民主的——将被忽视的底层诉求带入政治议程，有其正面的民主功能。这一视角提醒我们不应简单地将民粹主义等同于民主的威胁，但也不能忽视其在历史上被威权主义利用的频率。

超越西欧：全球南方的民粹主义比较#

大量民粹主义研究集中于美国和西欧，但这一现象在全球南方有其独特的表现形式，值得比较对照。

印度的莫迪（Narendra Modi）领导的 BJP 政府，将印度教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话语相结合，以"腐败的精英"对立"真正的人民（印度教徒）"为框架。这与欧洲右翼民粹主义的文化逻辑相似，但嵌入了次大陆特有的宗教-族裔政治结构。V-Dem 的数据显示印度自由民主指标在 2014 年后持续下滑，但印度学界和政府对这一评估本身存在强烈争议。

巴西的博索纳罗（Jair Bolsonaro，2019-2022 年执政）则代表了拉丁美洲右翼民粹主义的一个案例：反精英、反媒体、反环保政策的话语，与强烈的宗教保守主义和军事崇拜结合。2022 年他在选举中落败，但拒绝承认选举结果，相关支持者于 2023 年 1 月冲击巴西利亚国会，显示出极化的民粹政治对民主制度的直接威胁。

菲律宾的杜特尔特（Rodrigo Duterte，2016-2022 年执政）则以"强人"反毒战争为核心动员工具，使菲律宾研究成为分析民粹主义与实际暴力结合的重要案例——打破了民粹主义"仅仅是话语"的简化理解。

这些跨地区案例提示，民粹主义的解释框架需要超越西欧中心的经验归纳，纳入更多关于宗教、种族、殖民历史和国家能力的差异性变量。

极化是否可逆？制度性干预的证据#

极化一旦形成，是否能够逆转？这是当前研究最具政策紧迫性的问题。

证据显示，极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精英驱动的（elite-driven）：政党精英的意识形态迁移先于选民，选民随后被极化的精英拉向两端。这一发现有重要的政策含义：如果极化主要来自精英和媒体，那么选民层面的"宽容训练"或"对话项目"的效果将十分有限。

制度性干预获得更多研究关注：澳大利亚的强制投票制（compulsory voting）被认为有助于防止政治两极分化，因为它使中间选民的参与有保障，减少了初选制度产生极端候选人的激励。爱尔兰的公民议会（Citizens' Assembly）经验——随机抽签的公民在专家信息辅助下讨论敏感议题（堕胎权、气候政策），并形成有约束力的建议——被部分学者视为在极化政治中重建审议空间的可行路径，尽管可扩展性仍存疑问。

从媒体生态入手的干预亦有实验证据：Brendan Nyhan 等研究者发现，在美国选举期间减少信息茧房（增加"跨党派新闻"的接触）并未显著改变政治态度，但关于算法中立性（algorithmic neutrality）的设计选择是否真的能改变接触模式，仍有争议。

跨域连接#

• 政治极化心理学：情感极化测的是对对方阵营的好恶，议题极化测的是政策立场的分布，两者可以反向移动。用"分歧变大"同时指代这两件事，会让干预打错靶子——针对立场的说理，对针对身份的敌意几乎没有作用，反过来也一样。
• 问卷调查：这两种极化由不同题型测得：感情温度计与政策立场量表放在同一份问卷里，可以给出方向相反的结论。推论是：报告极化趋势必须附上题目原文与量尺，因为换题库造成的跳变很容易被误读成真实的趋势变化，而这类跳变在长期序列里相当常见。
• 创造性破坏：产业更替的收益扩散而成本集中在特定地区与年龄段。推论是：用全国平均来检验"经济是否解释了民粹支持"会低估其作用，正确的自变量是地区层面的暴露度与转岗机会，而不是个人的绝对收入水平；同一收入的人在不同地区会给出不同的投票。
• 大语言模型：生成内容让伪造的边际成本趋近于零，核实成本却没有下降。推论是：这一不对称本身就足以压低公众对所有信息的信任，即便伪造内容的实际数量并不大——首先受损的是可信度，而不是信息的总量。
• 政党：证据倾向于表明极化在很大程度上由精英先行驱动，政党立场的分化先于选民的分化。推论是：若驱动力主要在精英一侧，面向普通选民的对话项目效果有限，而改变候选人产生方式与初选规则的作用会更大。

未知的边界#

• 极化一旦深化到一定程度，是否存在"自我强化"机制（政治精英、媒体、选民行为相互强化）使其难以逆转？触发这种不可逆性的条件是什么？
• 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和深度伪造（deepfakes）对信息真实性的破坏，是否会制造新的民主空洞——公众无法区分真实与虚假，进而放弃理性判断？
• 极化研究大量集中于美国和西欧，对全球南方的民粹主义（印度、巴西、菲律宾）的比较研究仍不充分。
• "情感极化"与"议题极化"在多大程度上是两回事？人们究竟是因为政策分歧而对立，还是因为厌恶对方阵营才反过来调整自己的政策立场？因果方向至今没有定论，而它决定了任何"去极化"干预该从何处下手。
• 民粹主义的跨国扩散是否存在组织性的推动力量？还是各国民粹主义的兴起在本质上是对本地条件的独立响应？全球民粹主义是一个连贯的现象，还是共享话语外壳的不同政治运动的集合？这个问题的答案对"反民粹战略"具有根本性含义。

参考文献#

• Mudde, C. & Kaltwasser, C. R. Populism: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权威入门。
• Norris, P. & Inglehart, R. Cultural Backlash: Trump, Brexit, and Authoritarian Populi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 Mason, L. Uncivil Agreement: How Politics Became Our Identit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8).
• Iyengar, S. et al. "The Origins and Consequences of Affective Polariz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22, 2019. doi:10.1146/annurev-polisci-051117-073034
• Nyhan, B. et al. "Like-Minded Sources on Facebook Are Prevalent but Not Polarizing." Nature 620, 2023. doi:10.1038/s41586-023-06297-w 及同期发表于《科学》的系列研究——关于算法与极化关系的重要近期证据。
• Hawkins, K. A. et al. "Measuring Populist Discourse: The Global Populism Database." Paper, EPSA Annual Conference (2019). 数据集见 Harvard Dataver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