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正典及其批评

破除误解#

第二种误解：利维斯的「伟大传统」等于「欧洲」。一九四八年那份名单是剑桥与《细察》杂志训练出来的英国小说课表：奥斯丁、乔治·艾略特、詹姆斯、康拉德，劳伦斯被写成后继。它不是荷马到但丁的大陆地图，也不该被事后扩成「西方」。

第三种误解：歌德说的「世界文学」是一份全球公正清单，像文学的联合国。一八二七年他与爱克曼谈话时，关心的是翻译、期刊与跨国阅读市场。那是一个魏玛读书人的观察，不是给各文明分配席位。

「最好」怎样变成课表语言#

马修·阿诺德的《文化与无政府状态》先在一八六七至六八年的《康希尔杂志》连载，一八六九年由伦敦 Smith, Elder 出书。这是社会批评，不是一份二十六人必读书。书里把英国社会分成野蛮人、市侩与群氓，并把文化说成对完善的追求。

一八六九年初版序言里，他把文化写成：在所有最关切我们的事情上，去认识「世上已被思想过、被说出过的最好的东西」（the best which has been thought and said in the world），再用这知识去冲洗那些只被机械追随的旧观念。这句话后来脱离原书，变成学校与选本的口号。

阿诺德写的是阶级、国家教育与「何谓文化」；后人把它压缩成：有一份最好，学校的任务是把它教完。声称在教「最好」，等于在有限小时里排除其余。排除是限额的物理事实。

口号一旦脱离杂志与序言，就变成限额的正当化语言：学期只有这么多周，考卷只有这么多题，「最好」成了不需要再论证的筛选词。阿诺德本人争论的是国家、阶级与教育；后人以他的句子去守一份名单，是挪用，不是续写。

一八六五年，伦敦 Macmillan 出版阿诺德《批评文集》第一辑；其中《当代批评的功能》先于一八六四年十一月刊于《国家评论》（The National Review）。他把批评写成一种无私的努力：去认识并传播世上已知、已被思想过的最好的东西——这是他的工作定义，不是已经执行的课表。可核对的是杂志期号与一八六五年版权页。

大学英文与一份剑桥名单#

英文成为大学科目，时间并不古老。一八二八年，伦敦大学（后称伦敦大学学院）任命托马斯·戴尔为英国语言与文学教授——英格兰境内第一个以此为名的教授席。戴尔约两年后辞职。这是新大学教职，不是牛津荣誉课程。

一八八五年，牛津设立默顿英国语言与文学教授席，第一任是文献学家阿瑟·内皮尔，不是后来意义上的文学批评家。一八九四年，牛津才开办英国语言与文学荣誉学位课程。剑桥的英文荣誉考试（English Tripos）要到一九一七年才独立。大学英文先要证明自己不是「闲书」，往往先走语言史与古英语，再慢慢把近代小说与批评做成可考的东西。

英文系要证明自己配得上学位，往往先拿文献学与古英语当门槛；近代小说与批评是后到的可考对象。利维斯的名单之所以能像「传统」一样流通，部分是因为中学与学院已经需要一份可教、可打分的英语小说短名单。

一九三二年五月，《细察》季刊在剑桥创刊，利维斯长期主持，出到一九五三年。印数不高，盛时约一千五百册，但订户里有学院与图书馆。课表能走出剑桥，靠的是将被派去中学与大学教书的人，不是全民投票。

一九四八年，伦敦 Chatto & Windus 出版利维斯的《伟大传统》。他推举的小说家是简·奥斯丁、乔治·艾略特、亨利·詹姆斯、约瑟夫·康拉德；D. H. 劳伦斯被写成这一线的后继，一九五五年的《小说家劳伦斯》再专书展开。狄更斯在书中多被放在「伟大的娱乐者」一侧，只有《艰难时世》得到专章。

这是一份二十世纪中叶的剑桥小说名单。它用英语小说内部的「严肃」来划界，并不绘制欧洲。把利维斯事后说成「欧洲正典的建筑师」，是后来的课表在借用他的权威。

殖民地先有英文课#

把大学英文只写成牛津剑桥的内部升级，会漏掉帝国行政。高里·维斯瓦纳坦一九八九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征服的面具：文学研究与英国对印度的统治》。她的命题是：英文作为「文化」而不仅仅是语言，在英属印度课表里站稳脚跟，早于牛津、剑桥把它做成荣誉学位。这是她的制度史解释。

一八一三年《特许状法》要求东印度公司承担本地教育开支。一八三五年二月二日，任印度总督参事会法律委员的托马斯·巴宾顿·麦考利提交《印度教育备忘录》。他主张用英语传授欧洲知识，而不是用公共资金维持他所谓不够格的梵语与阿拉伯学问。

备忘录里那句常被引用的话是公有领域原文：必须先造就「一个血统和肤色是印度人，趣味、意见、道德与智识却是英国人的阶级」（a class of persons, Indian in blood and colour, but English in tastes, in opinions, in morals, and in intellect）。

麦考利写的是媒介与课程经费，不是二十六人必读书。但「欧洲知识值得比较」已经是一把尺子。英文课在殖民地也生产可担任中间层的人。欧洲学校名单能够显得像普遍标准，部分是因为它先在帝国学校里被当成行政语言。

印度课表里的英文，因此不是牛津荣誉课程的海外副本，而是行政与中间阶层培训的本地装置。欧洲书单后来显得像「普遍标准」，有一部分制度史要回到这些殖民地教室，而不是只回到剑桥研讨班。

晚到的辩护：二十六位作家#

一九九四年，耶鲁的哈罗德·布鲁姆出版《西方正典：历代的书与学校》，纽约 Harcourt Brace。这是一场论战，来得比美国校园课表投票更晚。他用专章讨论二十六位作家，并把莎士比亚放在他所谓「正典的中心」。附录另列一份更长的书单；那是编辑装置，不是法庭判决。

布鲁姆把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拉康派、新历史主义、解构与符号学一并标成「怨恨学派」。这是他的论战标签，不是这些学派的自称。他主张阅读的目标是孤立的审美愉悦与自我认识，而不是用身份来改课表。这些都是他的主张。可核对的是：二十六人、莎士比亚中心、以及把对手打包命名，是一部一九九四年批评书的结构，不是欧洲文学自己长出来的脊柱。

同一时期，清单也在被另做。一九九二年，亨利·路易斯·盖茨出版《松动的正典：文化战争札记》，牛津大学出版社。他把非裔美国文学传统写成需要自己的批评语言，而不是给既有书单添几个名额。一九九六年，他与内莉·麦凯任总主编的《诺顿非裔美国文学选》由诺顿公司出版，约二千六百六十五页。另做一份可考试的选本，并没有取消限额；它只是换了一台机器来做限额。

学校分配读写，不是陈列杰作#

一九九三年，约翰·吉洛里出版《文化资本：文学正典形成的问题》，芝加哥大学出版社。他借用皮埃尔·布迪厄：正典形成的关键不是社会群体在书单里有没有代表席位，而是学校如何分配读写这种文化资本。评价判断是必要的，但不足以解释作品如何被保存、复制、并在代际之间被教成「必须会」。

吉洛里认为，把正典理解成「最好作品的博物馆」，从一开始就问错了地点。学校必须在学期内教完，并把读写兑换成学分。从未进入课表的作品，对学生的升学几乎不发生作用。这是制度分析，不是一份更公正的光荣榜。它只迫使争论说出：限额在学校，不在星图。

保卫或更换书单，若只争论「谁配进博物馆」，仍默认学校是陈列馆。吉洛里把问题挪回学分与读写分配：学生毕业时带走的，是能否以某种书面语说话的资格，而不是一份人类杰作的参观券。

欧洲作为尺子#

埃里希·奥尔巴赫的《摹仿论》常被事后当成「西方文学」的地图。事实更窄。奥尔巴赫因纳粹迫害离开马尔堡，一九三六至四七年在伊斯坦布尔大学任教。书于一九四二年五月至一九四五年四月在伊斯坦布尔写成，德文版一九四六年由伯尔尼 A. Francke 出版，英文版一九五三年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推出，威拉德·特拉斯克翻译。

一部以「西方」为副标题的文学史，写在战时伊斯坦布尔——写作地点本身就让「欧洲」无法被当成不证自明的教室。

歌德的「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常被拿来给后来的全球课表撑腰。一八二七年一月三十一日，他对爱克曼说：民族文学现在没有多少意义了；世界文学的时代到了，每个人都必须促使这个时代尽快到来。谈话由爱克曼记入《歌德谈话录》，一八三六年莱比锡 Brockhaus 出版第一、二卷。歌德当时在谈一部中国小说，并谈翻译与跨国阅读。这是市场与流通的观察。它没有授权任何一所大学把欧洲书单写成世界的默许中心。

一九六八年十月二十四日，内罗毕大学（当时属东非大学）的詹姆斯·恩古吉（后称恩古吉·瓦·提安哥）、亨利·奥乌尔—阿尼翁巴、塔班·洛·利永，把一份备忘录交给文学院院长，题为《论废除英文系》。他们要求取消以英国文学为中心的英文系，改设以非洲口头与书面文学为中心的文学系。备忘录后收入恩古吉一九七二年的《归乡》。

一九八六年的《解殖心灵》把同一条线推到语言：殖民学校让英语成为智识的尺度。争论发生在系的命名与中心，而不只是「再加入几本非洲小说」。

二〇〇〇年，迪佩什·查克拉巴蒂在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把欧洲地方化》。他的对象是社会科学里那个作为现代性尺度的想象欧洲：非西方历史常常被写成尚未完成、尚有欠缺的欧洲故事。这不是文学课表专论，但尺子是同一把。把欧洲正典当成世界文学的默许单位，就是让一份地方学校名单继续担任普遍时间。

争议#

布鲁姆与吉洛里几乎同时发言，问题却不是同一句。布鲁姆问：审美判断能否抵抗他把政治读法称为「怨恨」的那些学派。吉洛里问：学校到底在分配什么。把两人写成「保守／激进」对决，会把论战标签当成分析。他们可以同桌，但不是在争哪二十六人更正确。

第二场争议是：加入是否等于改尺。盖茨的诺顿选本证明，另做一台选本机器是可能的。恩古吉三人则主张：只要英文系仍把英国传统当成意识的中心，加入只是比较用途。两种策略都在列清单。它们是否改变了「欧洲作为尺度」，没有实验室结论，只有课表、系名和考试范围可以逐年对质。

第三场争议落在奥尔巴赫。一种读法把他的流亡写成「西方」在欧洲之外被抢救；另一种读法指出，书仍以西方文学为对象，伊斯坦布尔的位置被写成缺乏专业图书馆的限制，而不是另一种文学史的起点。写作地点是事实。它是否「把欧洲地方化」，是解释。

跨域连接#

• 教育与文凭社会：阿诺德把文化说成「最好的东西」时，英国正在把初等教育做成国家事务。后来的大学英文课把这份「最好」绑上学分、考试和教职资格。利维斯的名单能走出剑桥，靠的不是全民投票，而是一批将被派去中学教书的人。文凭社会追问的不是某部作品是否「配得上」，而是同一种学校如何把熟悉某类书面语的人识别为受过教育。
• 文化社会学：吉洛里借用布迪厄，把正典从「代表谁」改写成「学校分配什么」。被课表选中的作品，不只是审美对象，也是一种可兑换的资格：会引用、会写论文、会在正确场合显得自然。保卫或更换书单，往往同时是在争论谁的家庭已经预先储备了这种资格。文化社会学不替任何一份名单颁发自然地位。
• 民族与民族主义：大学英文在十九世纪英国被论证成「民族文学」的学科，好与古典学并列。同一套「民族文学」课表，在殖民地却被用来生产麦考利所说的那种中间阶层。民族不是书单的作者；书单是民族被教成可考试对象的器具之一。把欧洲学校名单说成「欧洲的共同记忆」，需要先说明：记忆是在哪一种学校、哪一种帝国行政里被共同化的。
• 解殖民知识论：内罗毕备忘录问的不是「非洲作品能不能加入英文系」，而是英文系把哪一种意识当成中心。解殖民知识论把这个问题推进一步：欧洲思想可以是一种地方知识，却长期被写成普遍尺度。更换篇目而不更换尺度，只是让新作品继续在旧尺子下证明自己合格。
• 博物馆与展示：把正典理解成「最好作品的陈列馆」，很像把博物馆理解成人类杰作的中立橱窗。展柜、标签、参观路线都在做选择。吉洛里的改写是：学校不是博物馆。课表要考试、要在学期内读完，限额比展厅更硬。批评一份欧洲书单，若只争论墙上该挂谁，仍默认了那面墙是世界的中心。

参考文献#

• Arnold, Matthew. Culture and Anarchy: An Essay in Political and Social Criticism. London: Smith, Elder & Co., 1869.（初版序言「the best which has been thought and said in the world」）
• Arnold, Matthew. Essays in Criticism. First Series. London: Macmillan, 1865.（「The Function of Criticism at the Present Time」；先刊 The National Review, November 1864）
• Macaulay, Thomas Babington. “Minute recorded in the General Department … dated 2 February 1835.” In Selections from Educational Records, Part I (1781–1839), edited by H. Sharp, 107–117. Calcutta: Superintendent Government Printing, 1920.
• Leavis, F. R. The Great Tradition: George Eliot, Henry James, Joseph Conrad.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48.
• Eckermann, Johann Peter. Gespräche mit Goethe in den letzten Jahren seines Lebens. Vols. 1–2. Leipzig: F. A. Brockhaus, 1836.
• Auerbach, Erich. Mimesis: Dargestellte Wirklichkeit in der abendländischen Literatur. Bern: A. Francke, 1946. English trans. Willard R. Trask. Mimesis: The Representation of Reality in Western Literatu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3.
• Guillory, John. Cultural Capital: The Problem of Literary Canon Form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
• Bloom, Harold. The Western Canon: The Books and School of the Age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94.
• Viswanathan, Gauri. Masks of Conquest: Literary Study and British Rule in Indi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9.
• Ngũgĩ wa Thiong’o, Henry Owuor-Anyumba, and Taban Lo Liyong. “On the Abolition of the English Department.” 24 October 1968. In Ngugi wa Thiong’o, Homecoming: Essays on African and Caribbean Literature, Culture and Politics. London: Heinemann, 1972.
• Gates, Henry Louis, Jr. Loose Canons: Notes on the Culture War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延伸阅读#

• Gates, Henry Louis, Jr., and Nellie Y. McKay, eds.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African American Literature. New York: W. W. Norton, 1996.
• Ngũgĩ wa Thiong’o. Decolonising the Mind: The Politics of Language in African Literature. London: James Currey, 1986.
• Chakrabarty, Dipesh. Provincializing Europe: Postcolonial Thought and Historical Differe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 Said, Edward W.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3.
• Konuk, Kader. East West Mimesis: Auerbach in Turke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 Casanova, Pascale. La République mondiale des lettres. Paris: Seuil, 1999. English trans. The World Republic of Letter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