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如何生产意义

破除误解#

汉语里也有相近的提醒，但不能直接兑成德国理论。董仲舒《春秋繁露·精华》有「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辞」——通行整理可参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一九九二年）。这句话谈的是经典没有唯一训诂，不是在描述小说如何填空。明清评点在刻本行间说话，不宜后贴标签。

康斯坦茨：效果不是接受#

一九六六年，联邦德国成立康斯坦茨大学。一九六七年四月十三日，罗曼语文学者汉斯·罗伯特·姚斯（Hans Robert Jauß, 1921–1997）在此作就职演讲。讲稿扩充后以《作为文学科学之挑战的文学史》（Literaturgeschichte als Provokation der Literaturwissenschaft）收入康斯坦茨大学演讲丛刊第三种，同年刊行；一九七〇年再收入苏尔坎普文集《作为挑战的文学史》（Literaturgeschichte als Provokation）。一九八二年，蒂莫西·巴蒂（Timothy Bahti）英译收入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走向接受美学》（Toward an Aesthetic of Reception）。

姚斯要改的是文学史写法。他主张：一部作品的历史生命，离开历代读者的参与就无法设想；文学史若只排列「文学事实」，得到的是伪历史。这是写史纲领，不是对主题的判决。

沃尔夫冈·伊瑟尔（Wolfgang Iser, 1926–2007）同在康斯坦茨，走另一条路。一九七〇年他发表《文本的召唤结构》（Die Appellstruktur der Texte）。一九七二年芬克出版社刊行《隐含的读者》（Der implizite Leser: Kommunikationsformen des Romans von Bunyan bis Beckett），英译 The Implied Reader 一九七四年由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出版社出版。理论总述是一九七六年的《阅读行为：审美效果理论》（Der Akt des Lesens. Theorie ästhetischer Wirkung）；英译 The Act of Reading 一九七八年同样由霍普金斯出版。

德语里这是两套词。姚斯谈 Rezeption，接受，是作品进入历史公众之后发生的事。伊瑟尔谈 Wirkung，效果，是一次阅读里文本与读者的交互。英语世界后来常把两边连同美国的 reader-response 收成「读者反应批评」。名称是后起的标签。

汉语译介有明确年份。一九八七年九月，辽宁人民出版社刊行周宁、金元浦所译《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这是译介史，不是汉语评点传统的起点。

隐含读者：文本里的角色，不是某个人#

伊瑟尔把「隐含读者」（impliziter Leser）说成植根于文本结构的构造，明确区别于任何一位经验读者。它不是作者心里惦记的朋友，也不是问卷里的平均购书人。它是文本为阅读预留的位置：一套熟悉的主题与社会规范，加上把熟悉推成陌生的策略。

这个位置要工作，靠的是空白。波兰哲学家罗曼·英加登（Roman Ingarden）一九三一年在哈勒刊行《文学的艺术作品》（Das literarische Kunstwerk），提出「不确定点」（Unbestimmtheitsstellen）：纸上不会写明一张桌子的每一条纹路，具体化要由阅读完成。伊瑟尔接过不确定性，却把关键机制改叫空白（Leerstellen）。他要描述的不是把物件补完整，而是把叙述者、人物、情节、虚构读者这些视角之间断开的接头接上。

读「门开了」，你已经在补门的重量、屋里的光线、进来的人是否被欢迎。这些连接页上没有。伊瑟尔认为，空白刺激读者去操作，但操作不是任意涂写：文本的视角切换规定了哪些位置必须被占上。他另用「游走的视点」（wandernder Blickpunkt）描述阅读在时间中的位置——读者只能随着语句往前移，边预期边修正。

这是现象学描述，不是实验室测量。意义在阅读中被构成，同时受到文本结构引导。两边都是论题。

阅读行为不是把缺席细节一次性补齐。伊瑟尔强调：视角切换本身就是指令——叙述者停在门口，人物心里已经跨过门槛，虚构读者则被留在门外，这三处若不接合，空白就还在工作。具体化若只填物件属性，会把现象学阅读写成布景清单；他所要的是接头被占用时产生的意义效应。把「门开了」读成欢迎或闯入，取决于文本此前已经布置了哪些规范，而不是取决于读者一时的好恶。

期待视域：历史读者带来的框架#

姚斯从伽达默尔的解释学里取了「视域」，写成「期待视域」（Erwartungshorizont）。他想避免把接受研究写成私人心理记录，因而主张：一部作品问世时，读者的文学经验可以整理成可对象化的参照系统——对该体裁的先前经验，对在先作品的知晓，以及诗性语言与日常语言的对照。

「可对象化」是方法承诺，不是已经完成的测量。能核对的是书评、审查、续书、课堂讲义这类制度痕迹。一八五七年一月，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在巴黎受审；同年二月，法院宣告无罪。检察官要求一部通奸题材的小说给出明确的道德裁断。姚斯一派把这场冲突读成新作与当时通俗小说期待的距离。审判记录本身只证明：当时有一套可被法庭调用的阅读规范，而这部小说没有按那套规范提供判断句。

视域会改。改了以后，同一部作品看起来像「本来如此」。姚斯把这种距离变化当作文学史的材料。他一九六七年讲稿里确有把距离当作艺术性指标的句子——消遣读物被放在距离接近于零的一侧。那是评价标准，不是测量结果。反对者可以问：谁的期待被当成了标尺？

视域研究若要可检查，必须落到制度痕迹：书评用语、续作反应、课堂讲义、审查意见、选本删改。姚斯把距离变化写成文学史材料，并不等于把「艺术性强」测成可量化的尺度。后来的接受史研究更常追问：哪一类读者的期待被记录下来了，哪一类没有进入档案。档案空白本身也是接受史的一部分，不能用今日课堂的默契去回填。

「读者创造文本」是一条论题#

斯坦利·费什（Stanley Fish）走得更远。一九七〇年他在《新文学史》发表《读者中的文学：情感文体学》（“Literature in the Reader: Affective Stylistics”），把阅读的时间过程本身当作意义。一九七六年春，《批评探索》（Critical Inquiry）第二卷第三期刊出《解释〈集注本〉》（“Interpreting the Variorum”，页码四六五至四八五）。面对弥尔顿诗的历代注释分歧，他提出：解释的稳定与分歧，要由「解释共同体」（interpretive communities）来说明。

费什的界定很硬。解释共同体由共享解释策略的人组成；这些策略不是用来「读」一个已完成的文本，而是用来「写」出文本的属性与意图。策略先于阅读。通常以为文本决定读法，他倒过来说：是策略决定你看见什么样的文本。

一九八〇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刊行文集《这堂课里有文本吗？解释共同体的权威》（Is There a Text in This Class? The Authority of Interpretive Communities）。书中《如何认出一首诗》一篇，记述他在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的一次安排：上一堂语言学课留在黑板上的人名名单，被当作宗教诗交给十七世纪诗歌课。学生立刻用刚学会的读诗手续把名单读成了诗。演示要说明的是：先有「这是一首诗」的共同体手续，后有「诗」这个对象。

费什自己并不把这说成「个人爱怎么读就怎么读」。约束从文本挪到了共同体：你从来不是自由的私人读者，你已经是某种手续的执行者。相对主义的指控因此打偏了一寸，也留下另一寸：共同体的策略从何而来？「错」若只等于「不被这个共同体接受」，文本还能不能回嘴？

黑板诗演示说明的是手续先于对象，却不能外推成「任何字表都可以被读成任何体裁」。共同体策略有学习成本，也有失败条件：同一份名单交给未学过十七世纪宗教诗读法的读者，往往不会自动产出神学寓意。费什要颠倒的是决定论方向——不是文本先在那儿等着被正确读出——而不是取消可失败的公共标准。

无约束的相对主义，还是文本的约束#

争论的主轴其实很窄：若意义在阅读中生成，是否任何解释都成立？伊瑟尔的答案偏向文本约束。空白是结构，不是漏洞；虚构语言给出建造情境的指令，读者的想象被这些指令组织。批评者——包括费什——认为「隐含读者」把一种受欢迎的读法又写回了文本，等于用构造出来的读者为既有解释作证。

费什的答案偏向共同体约束。所谓「文本上的证据」已经是某种策略让你看见的证据。反对者认为：若策略可以无余数地生产对象，就无法说明为什么有的句子就是不像在谈神学，为什么校勘、版本、句法还能让解释失败。把失败全部说成「你换了一个共同体」，会让争论失去共同指认的页面。

还有第三条认真的路。E. D. 赫施一九六七年的《解释的有效性》（Validity in Interpretation，耶鲁大学出版社）把 meaning 订为作者当时有意说出的意思，把后人加上去的称为 significance。约束来自作者意图。翁贝托·埃科一九九〇年的《解释的限度》（The Limits of Interpretation）承认文本需要读者才能运转，同时主张文本保有拒绝某些读法的权利。更早的对立面是维姆萨特与比尔兹利一九四九年的《感受谬见》（“The Affective Fallacy”）：他们把读者反应从「作品是否成功」的标准里划出去。

这些立场互不相让，没有一个是笑话。课堂里把「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部作品」当成解放口号，省略的正是这条争论。没有约束的读者理论，会把校勘一并取消；把约束说成文本里的现成意思，又会把阅读过程写成可丢弃的包装。

另一条研究纲领：认知诗学#

康斯坦茨与费什争的是意义的权限。另外一批人问的是：阅读这种认知活动，调用了哪些已经用在日常知觉里的装置？

以色列学者鲁文·楚尔（Reuven Tsur）一九九二年在北荷兰出版社刊行《认知诗学理论》（Toward a Theory of Cognitive Poetics）。彼得·斯托克韦尔（Peter Stockwell）二〇〇二年在劳特利奇出版教科书《认知诗学导论》（Cognitive Poetics: An Introduction），把图形—背景、原型、脚本与图式、概念隐喻写成可教学的章节。英语课堂里这个标签，多半沿斯托克韦尔的用法传开。它不是康斯坦茨路线的升级版，也不是费什论题的实验判决。

图式理论在心理学里另有谱系。弗雷德里克·巴特利特一九三二年的《记忆》（Remembering，剑桥大学出版社）表明，回忆会按已有框架改写细节。皮亚杰把图式用作儿童同化与顺应新经验的结构。文学认知诗学借用的，多半是巴特利特式的「用现成框架填缺口」。空白被填上，在这里不是权限宣言，而是认知系统的默认动作。默认动作会出错：它也会把没写的东西写进去。

注意是另一条约束。一次阅读无法平均照亮每一词。伊瑟尔的游走视点，是现象学对「同一时刻只能占据一个位置」的描述；认知研究把它说成容量有限的选择。两种语言可以对照，不能互相证明。

因此，认知诗学是另一条研究纲领。它能把「读者在做事」说得更具体，并不能裁决费什与伊瑟尔谁对。把其中一条说成文学理论的终点，是把工具说成了胜负。

认知诗学若只停留在「读者用脚本填空」，容易与伊瑟尔的空白论题表面上重合。差别在于：前者把填空当作可错的加工默认值，后者把空白当作文本发出的结构邀请。把二者写成同一句话，会同时削弱实验可检验性与现象学描述的精度。

跨域连接#

• 图式：巴特利特式记忆与皮亚杰式同化，都把新材料组织进已有框架。伊瑟尔的空白要被填上，调用的正是这套默认手续：门、房间、动机若未写明，读者用熟悉脚本补齐。认知诗学把这一步写成可讨论的加工，而不是权限宣言。框架也会把没写的细节写进去，补全不等于「文本原来就有」。
• 选择性注意：一次阅读无法平均照亮每个词。伊瑟尔的游走视点，是对「同一时刻只能站在一个位置」的现象学描述；注意力盲视实验则表明，没被分配资源的信息可以根本进不了可报告的表征。文学课里所谓「文本里明明有」，往往已经过注意筛选。筛选规则来自任务和体裁训练，不来自页面的平均亮度。
• 语用学：没说出的连接，并不都等于伊瑟尔的空白。格赖斯的会话含意、预设、言语行为说明，日常交谈已经在补「这句话在做什么」。叙事里的反讽、省略、假承诺，常常是对合作预期的可识别偏离。接受理论若把一切未写明都叫空白，会把语用推理与文学的视角接头混成一件事。
• 语言理解：词形解码、句法分析和话语模型，是意义争论开始之前就必须完成的劳动。阅读困难研究把「看见字」和「构成情节」拆开，提醒解释理论不要从已经读通的句子起步。费什的黑板诗演示的是体裁手续；心理语言学演示的是手续底下仍可能失败的加工。两层不能用同一句「读者创造文本」概括。
• 伽达默尔：姚斯的视域来自《真理与方法》里的前见与效果历史，但他要把视域说成可对象化的体裁与互文系统，以便文学史不必塌成私人感想。这是对老师的改写。承认阅读带着历史进去，不等于宣布任意读法同等有效；视域融合若没有可争的证据标准，就会把解释学重新说成口味。

参考文献#

• Iser, Wolfgang. Der implizite Leser: Kommunikationsformen des Romans von Bunyan bis Beckett. München: Wilhelm Fink, 1972. English: The Implied Reader: Patterns of Communication in Prose Fiction from Bunyan to Beckett.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4.
• Iser, Wolfgang. Der Akt des Lesens. Theorie ästhetischer Wirkung. München: Wilhelm Fink, 1976. English: The Act of Reading: A Theory of Aesthetic Respons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8.
• Jauss, Hans Robert. Literaturgeschichte als Provokation der Literaturwissenschaft. Konstanzer Universitätsreden 3. Konstanz: Universitätsverlag, 1967. Expanded in Literaturgeschichte als Provokation.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70. English: “Literary History as a Challenge to Literary Theory.” In Toward an Aesthetic of Reception, translated by Timothy Bahti, 3–45.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2.
• Fish, Stanley E. “Interpreting the Variorum.” Critical Inquiry 2, no. 3 (Spring 1976): 465–485.
• Fish, Stanley. Is There a Text in This Class? The Authority of Interpretive Communiti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 Stockwell, Peter. Cognitive Poetics: An Introduction. London: Routledge, 2002.
• 苏舆. 《春秋繁露义证》. 中华书局, 1992.（《精华》「诗无达诂」句）

延伸阅读#

• Ingarden, Roman. Das literarische Kunstwerk. Halle: Max Niemeyer, 1931.
• Hirsch, E. D. Validity in Interpreta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7.
• Eco, Umberto. The Limits of Interpretatio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0.
• Tsur, Reuven. Toward a Theory of Cognitive Poetics. Amsterdam: North-Holland, 1992.
• Holub, Robert C. Reception Theory: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London: Methuen, 1984.
• 姚斯、霍拉勃. 《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 周宁、金元浦译.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7.
• Rosenblatt, Louise M. The Reader, the Text, the Poem: The Transactional Theory of the Literary Work. 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