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考据

破除误解#

第二种误解，是把校勘写成「找回作者亲笔」。谱系校勘常常只能逼近一个已经失传的共同祖先，即archetype（原型抄本），不一定等于作者定稿。底本校勘处理的是印本里作者改笔与排字工习惯如何缠在一起。两种手续都不能保证交还一份手稿照相。

第三种误解，是「越古越好」，或「印本比抄本可靠」。古本可能抄错，晚本可能保存更早的读法。印本把某一次校次冻成许多相同副本，看起来整齐，并不自动更接近作者。

第四种误解，是把汉语校勘学写成拉赫曼方法的译名。陈垣归纳的是对读、内证、他书和理校；欧洲谱系学要画抄本家族树。对象都是异文，问的不是同一件事。

物质证据：同一部书，许多份载体#

一九〇〇年六月，王圆箓在莫高窟第十六窟甬道发现被封住的第十七窟。斯坦因一九〇七年、伯希和一九〇八年先后买走大量写本和印本。洞大约在十一世纪初封闭，里面是汉文、藏文、粟特文等并存的经卷、契约和废纸。同一部佛经往往有多份抄本；斯坦因带走的卷子里，就包括大量重复的《法华经》和《金刚经》。咸通九年（八六八年）刻本《金刚经》也出自此窟：印刷很早进入流通，手抄也并未因此停止。

这些重复件首先是物理事实：同一名题下，文字并不锁死。不必编造某句对校，也能看出文本会分叉。

敦煌写本与脂评抄本提醒同一点：异文首先是流通事实。在画出谱系或判定正误之前，必须先承认「同一部书」可以同时以多种文字形态存在于不同载体上。

汉语长篇里，同一教训写成了回数。《红楼梦》在程伟元、高鹗用木活字排出一百二十回之前，主要以八十回抄本流通。甲戌本有「脂砚斋甲戌抄阅再评」，甲戌是乾隆十九年（一七五四年）；今存本是过录本，纸张年代不等于评语干支。程甲本排印在乾隆五十六年（一七九一年）。回数、书名和评语系统已经够用。前八十回抄本、程高印本、后四十回归属，是三件不同的事。

口头传统把「作品」推得更远。史诗作为公共记忆里，帕里与洛德的田野表明：古斯莱琴歌手的「同一首歌」，是一次次表演中可识别的故事，不是一份固定写本。

谱系校勘：拉赫曼传统#

欧洲古典学把这套手续叫做textual criticism，德语常作Textkritik。目标是：在互相不一致的抄本之间减少编辑者的口味，推断抄写关系，并据此决定读哪一个字。

卡尔·拉赫曼（Karl Lachmann, 1793–1851）是这套方法后来被安上的名字。塞巴斯蒂亚诺·廷帕纳罗（Sebastiano Timpanaro）一九六三年的《拉赫曼方法的起源》表明：共同错误、家族分组、原型抄本这些部件，是十八世纪末到十九世纪许多人陆续装上的。

他一八三一年出版希腊文《新约》校订本，要打破近世通行本（textus receptus）。一八五〇年的卢克莱修《物性论》校订，是方法演示最常被引用的一次。莱顿所藏抄本里，有几大段文字整块错位，行数（计入标题行）是二十六的倍数。拉赫曼据此推断：现存抄本共同所出的那份已失传原型，每页二十六行，全书大约三百零二页。这是用物理损坏解释异文分布，不是凭语感挑选「更好的句子」。

保罗·马斯（Paul Maas）一九二七年的《文本批评》把手续收成可教的理论。先做recensio（审定传统）：哪些抄本互相独立，哪些只是另一份的副本，可以剔除。再处理emendatio（校改）：在谱系无法裁决处选择，或在传统全体损坏时推测。共同错误用来合并家族，分离错误用来拆开家族。前提是：抄写主要是分化，较少是合流。

前提会失败。乔治·帕斯夸利（Giorgio Pasquali）一九三四年强调开放式传统：抄手对照两份以上底本，污染会把树画成网；较晚的抄本不必较差。

拉赫曼传统的力量在于把「我觉得这一句更好」换成可争议的手续：共同错误、剔除抄本、原型推断。它的弱点也在同一处：一旦抄手对校多底本，共同错误不再可靠地指向单一祖先。方法不是信仰，是可失败的模型。

约瑟夫·贝迪耶（Joseph Bédier）从另一侧攻击。他处理让·勒纳尔（Jean Renart）的《影子的短叙事诗》（Lai de l'Ombre），一九二八年在《罗曼尼亚》上说：自己检视的大约一百一十份谱系图里，约一百零五份在根上分成两支。他怀疑二分叉不是历史巧合，而是方法自己的压力。他的选择是：与其用推测填满树的上端，不如选定一份较好的抄本，尽量少改。

班达卡尔东方研究所自一九一九年在浦那校勘《摩诃婆罗多》。苏克坦卡尔（V. S. Sukthankar）一九三三年为《初篇》写的长序承认：不能按欧洲古典学的谱系树还原「原本」，只能根据现存抄本逼近目前能到达的最古形式。全书一九六六年出齐，所用抄本超过一千二百份。校勘本是二十世纪的研究工具，不是毗耶娑的手稿。

底本校勘：格雷格与鲍尔斯#

印本传统提出另一套问题。莎士比亚戏剧或十九世纪小说，往往不是一棵中世纪抄本树，而是手稿、初版、再版和作者改笔叠在一起。排字工会改拼写和标点，作者也可能在已经印出的书上继续改。

罗纳德·麦克罗（R. B. McKerrow）使用copy-text（底本）一词，指编辑决定当作基础来跟随的那一份文本。沃尔特·格雷格（W. W. Greg）一九五〇至五一年刊于《目录学研究》的《底本的理据》，把异文分成两类：substantives（实词异文）影响意义或表达的实质；accidentals（形式异文）主要是拼写、标点、分词。他的观察是：早期印刷所的排字工对实词往往跟得较紧，对形式则更容易换成自己的习惯。因此，选作底本的那一份，不必在每一处实词上都占上风。他要打破的是「既选了底本，就整份服从」，即他所说的底本暴政。

弗雷德森·鲍尔斯（Fredson Bowers, 1905–1991）把这套理据做成可重复的编辑工程。一九四九年出版《目录学描述原理》，一九五九年出版《文本与文学批评》。他主张用分析目录学看清印张和版次，再按格雷格的分工来构成校订文本。托马斯·坦塞尔（G. Thomas Tanselle）自一九七〇年代起为之辩护。

这是针对印刷时代英语作品的理据，不是对敦煌写本或脂评抄本的说明书。它预设可以区分作者的形式习惯与排字工的形式习惯，并把「作者当时想留下的那一版」当成编辑对象。

格雷格拆开实词与形式，是为了让编辑在印本传统里分别处理意义与拼写习惯。这一分工预设印刷所与作者的劳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分开观察；对写本传统，这一预设常常不成立。

对立读法一直在场。杰罗姆·麦甘（Jerome J. McGann）一九八三年的《现代文本批评批判》把作品写成社会化的文本事件：出版、审查、书商和读者参与构成的，不只是作者心里的那一稿。贝尔纳·塞尔基格利尼（Bernard Cerquiglini）一九八九年的《异文礼赞》针对中世纪法语写本：变异是那个书写文化的正常状态，不是等待被剪掉的误差。

汉语校勘学：对读先于画树#

汉语传统里，校勘长期是经史整理的手续，不是为了给小说找「原本」。陈垣（1880–1971）用一部错误极多的晚清刻本，把手续写成可检查的方法书。原书一九三一年由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印行，题《元典章校补释例》；一九五九年中华书局重印时改名《校勘学释例》。他用元刻本及诸本对沈家本所刻《元典章》。原书仍在版权保护期内，这里只转述步骤。

他归纳的四种校法，次序本身就是主张。对校：把同一书的祖本或别本对着读，先记下异同，不急着判对错。本校：用本书前后文互相核对。他校：用其他书里的引用或平行记载来对同一段。理校：没有本子可对时，凭义理或语言习惯推断；他把它写成最需要克制的一步，因为这一步最容易把整理者的口味写成原文。

四法处理的是「这一处怎样致误」，并不要求先画出全体抄本的家族树。乾嘉训诂、明清评点、新红学都在盯字，制度目标不同。细读作为现代课堂纪律，要求判断能被页面反驳。没有校勘，细读指认的那一页可能只是某一次印本的偶然形态。

陈垣把理校放在最后，并强调克制，是因为理校最接近「用整理者的汉语重写古人」。对校与他校提供的是可指回的书页；理校提供的是推断。推断可以必要，但不能偷偷升格为「原文如此」。

《红楼梦》把方法分歧写成可见的出版史。主张高鹗续后四十回的人，依据风格差异和张问陶诗注；主张残稿整理的人，依据程伟元的序。人民文学出版社二〇〇八年第三版署「前八十回曹雪芹著，后四十回无名氏续，程伟元、高鹗整理」。三种假说都还在场。校勘不能替作者问题签字，只能把抄本回数、序跋和印本市场分开。

争议#

第一场争议是对象。编辑要还原的，是作者最后的意图、目前能重建的最早共同形态、一份好抄本，还是全部异文构成的传统？格雷格—鲍尔斯选第一条；贝迪耶偏第三条；麦甘把第四条写成原则。库姆兰的耶利米书残卷提醒：有时「短的」和「长的」是两种已经写定的形态，不是一份原文加一份损坏。

第二场争议是树。共同错误在封闭、单向的抄写里很有力；一旦抄手对校两份底本，树会撒谎。有时只能给出「目前能到达的最古形式」，并把无法收入正文的段落留在装置里。

第三场争议是课堂。通行本让细读和考试成为可能，代价是把某一次校次说成作品。完全取消校订文本，又会把阅读推成无限档案。数字影印让人看见异文，并不自动区分笔误与改写。

数字时代让异文可见，却也制造新的幻觉：仿佛高清影像已经替编辑做完决定。影像保存的是某一份载体；校订文本仍然是一次有署名的选择。看见与裁决不是同一工序。

文本考据能断言的很窄：作品不等于单件手稿；异文是物质事实；不同传统发明了不同手续来处理它。它不能断言哪一种手续已经发现文学的本质。那是评价，必须署名。

跨域连接#

• 敦煌写本：莫高窟第十七窟在二十世纪初重新打开以前，已经封闭了大约九百年。洞里不是一部标准藏经，而是汉文、藏文、粟特文等多种书写并存的写本和印本；同一部佛经有多份抄本。史料剖析要问：谁抄、给谁用、何时封存、后来被谁带走。文本考据要问：这些抄本之间差在哪里，差的是笔误、底本，还是当时根本没有单一「定本」。两套问题共用同一批物质证据。
• 印刷术：写本传统里，每一次抄写都可能产生新的异文。雕版和活字把某一次校订冻结成可以批量复制的形态，于是「通行本」开始看起来像作品本身。敦煌藏经洞里的咸通九年刻本《金刚经》，是目前已知有明确纪年的较早印本之一。程甲本把一百二十回《红楼梦》送进市场，印本回数就变成后来读者默认的全书。印刷让某一种校次获得制度优势。校勘要处理的，正是这种优势如何被认成原文。
• 语言与文字：语言可以在没有文字的共同体里完整运作；文字是把语言的某些层次映射到可见表面的技术。文本考据处理的不是「语言本身」，而是这份技术留下的副本链条。口头史诗的「同一首歌」可以是一次次表演中可识别的故事，而不必有一份固定写本。把抄本差异写成「语言退化」，是把媒介故障误认成语言能力。
• 语系与比较方法：十九世纪的抄本谱系树和历史语言学的语系树，共享一种家族比喻：用共同创新（或共同错误）来推断分化顺序。两者都是模型。比较方法要求规则对应；谱系校勘要求能区分抄写错误与作者改笔，并且承认污染会把树变成网。树画得再整齐，也不能证明「原本」曾经只有一份。
• 宗教改革：伊拉斯谟一五一六年刊行希腊语《新约》，是要用更早的希腊写本去核对长期通行的拉丁本。后来的「唯独圣经」策略，预设圣经文本可以被校订、被翻译、被拿到教会权威外面去对质。拉赫曼一八三一年的希腊文《新约》校订本，明确要打破近世通行本的垄断。文本会分叉这一事实一旦被公开，权威就不再能只靠「我们历来读的就是这一份」来维持。

参考文献#

• Lachmann, Karl. T. Lucreti Cari De rerum natura libri. Berlin: Georg Reimer, 1850.
• Maas, Paul. Textkritik. Leipzig: B. G. Teubner, 1927.
• Bédier, Joseph. “La tradition manuscrite du Lai de l’Ombre. Réflexions sur l’art d’éditer les anciens textes.” Romania 54 (1928): 161–196, 321–356.
• Greg, W. W. “The Rationale of Copy-Text.” Studies in Bibliography 3 (1950–51): 19–36.
• 陈垣. 《元典章校补释例》. 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 1931. 中华书局 1959 年重印，改题《校勘学释例》。
• Tov, Emanuel. Textual Criticism of the Hebrew Bible. 3rd ed.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2012.
• Sukthankar, Vishnu S. “Prolegomena.” In The Mahābhārata: For the First Time Critically Edited, vol. 1, Ādiparvan. Poona: Bhandarkar Oriental Research Institute, 1933.

延伸阅读#

• Timpanaro, Sebastiano. The Genesis of Lachmann’s Method. Translated by Glenn W. Most.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5. Originally La genesi del metodo del Lachmann, 1963.
• Pasquali, Giorgio. Storia della tradizione e critica del testo. Florence: Le Monnier, 1934.
• Bowers, Fredson. Principles of Bibliographical Descrip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49.
• McGann, Jerome J. A Critique of Modern Textual Criticism.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3.
• Cerquiglini, Bernard. Éloge de la variante: Histoire critique de la philologie. Paris: Seuil, 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