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诗作为公共记忆

破除误解#

第二种误解，是把口头传统看成文字的简陋前身，仿佛歌手只会死记硬背，写下来才算创作。二十世纪的口头套语研究给出相反的机制：在格律压力下即场编织，靠的是可替换的短语库存，而不是逐字背诵固定原文。

第三种误解，是把荷马诗直接写成「西方的开端」。公元前八至七世纪的爱琴海歌手并不知道「西方」这个后来的地理—文化范畴。把《伊利亚特》放进「西方文明」第一课，是近代大学与丛书的编排。

泥板上的记忆：标准巴比伦语《吉尔伽美什》#

今天课堂里的《吉尔伽美什》，主要指第一千纪在巴比伦与亚述流通的标准巴比伦语本。它以开篇第一句为题，阿卡德语作 ša naqba īmuru，意思接近「见过深渊的人」。全诗按十二块板起讫，完整时大约三千行。安德鲁·乔治（Andrew R. George）2003 年牛津大学出版社校勘本，把当时已知的第一千纪抄本汇成一部校订文本。他指出，全诗仍有大约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行句无法补全。

乔治的校勘本把第十二板单独处理：它是苏美尔语《吉尔伽美什、恩基杜与冥界》后半的阿卡德语译文，与前十一板的叙事并不连续。十二板成套是书吏传统的编排事实。把它读成「主人公完成了循环」，已经是现代情节解释。

这些泥板不是口头表演的录音，而是书吏文化的产品。最集中的一批出土于尼尼微，来自新亚述国王亚述巴尼拔（Ashurbanipal，在位公元前 668–约 631 年）的藏书。尼尼微在公元前 612 年陷落。莱亚德（Austen Henry Layard）与拉萨姆（Hormuzd Rassam）在十九世纪四十至五十年代把残片运到伦敦；史密斯是在博物馆库房里认出洪水故事的。

标准本的编者，巴比伦传统归给乌鲁克的驱邪祭司辛—勒奇—乌宁尼（Sîn-lēqi-unninni）。现代亚述学多把他放在公元前十三至十一世纪，并强调：他更像给已有长诗定型的整理者，而不是从零发明故事的人。更早的阿卡德语本称为古巴比伦本，开篇作「超越所有国王」，主要抄本属于公元前十八世纪。再往前，苏美尔语里还有一组关于比尔伽美什（Bilgames）的短篇叙事诗，多由学徒抄写，彼此独立，并不是十二板长诗的草稿。

标准本把记忆写成可以打开的盒子。下面是开篇大意的教学转写，不是今人受保护译本：

见过深渊的人，见过国土根基的人。 他知道隐秘的事，带回洪水以前的故事。 打开香柏木的板匣，取出青金石板上的字，读吉尔伽美什经历的一切。

乌鲁克城墙、洪水、恩基杜之死，因此是一座城市与一批书吏同意长期抄写的公共档案。乔治比较古巴比伦本与标准本后注意到：后出的标准本往往增加大段复述。重复在这里不必先解释成口头残留；它也可以是书吏美学，让板与板互相回声。

泥板系列把「公共」写成可入库、可校对、可在学堂里重抄的对象。洪水、城墙与恩基杜之死能跨世纪被引用，靠的是书吏同意继续抄，而不是一位歌手在节日上把同一份原文唱给全城听。

口头编织：荷马诗与职业诵诗人#

托名荷马的《伊利亚特》与《奥德赛》，用长短短格六音步。通行校订本里，《伊利亚特》约一万五千余行，《奥德赛》略短。诗的语言是人造混合体，掺杂伊奥尼亚与爱奥利亚成分，不是任何一座城邦的日常口语。人物与器物反复带着固定修饰语：「捷足的阿喀琉斯」「葡萄酒色的海」。这些短语出现在同一格律位置，有时与当下动作并不字面对齐——阿喀琉斯坐着不动，仍可被称为捷足。

公元前四世纪，亚里士多德在《诗学》里把 epos（史诗）与悲剧对举，并以荷马为范例。那是希腊内部的文类划分。近代「荷马问题」问的是：两部诗是一个人写的，还是许多代歌手的累积？写定大约落在哪一个世纪？

米尔曼·帕里（Milman Parry）把问题从「谁是作者」转成「这套语言如何工作」。1928 年，他在巴黎大学答辩的论文研究荷马的传统修饰语；1930 年与 1932 年，他又在《哈佛古典语文学研究》论证：荷马诗的套语系统只可能在口头传统里长成。套语在他的定义里，是「在相同格律条件下被规律使用、以表达某一基本意思的一组词」。歌手不是在回忆打印稿，而是在表演中调用库存、填满诗行。

为了检验假说，帕里在 1933 年夏季，以及 1934 年 6 月至 1935 年 8 月，到南斯拉夫王国记录古斯莱琴歌手（guslar）。助手阿尔伯特·洛德（Albert B. Lord）同行。1935 年 7 月 5 日至 12 日，在比耶洛波列，不识字的歌手阿夫多·梅杰多维奇（Avdo Međedović）把《斯迈拉吉奇·梅霍的婚礼》口述成 12,311 行，哈佛帕里特藏编号 PN6840。同一传统里更短的印本只有两千余行；阿夫多用熟悉的场景模块把它拉长。帕里同年去世。洛德把田野与荷马对读，写成《故事的歌手》（The Singer of Tales），1960 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核心判断是：口头史诗的「同一首歌」不是一份固定文本，而是一次次表演中可识别的故事。

田野数字很具体：一万二千余行可以在几天内被口述出来，说明长度本身不是写本专属的特权。可核对的是铝盘与特藏编号；把阿夫多直接等同于「荷马本人」，则是把类比收成身份证明。

荷马诗进入城邦公共生活，靠的是职业诵诗人（rhapsōidos）。这个词在古代常被说成「把歌缝起来的人」。与诗中自画像式的宫廷歌手（aoidos）不同，古典时期的诵诗人多在节日上持杖朗诵已经相对稳定的诗段。雅典大泛雅典娜节有荷马诵诗竞赛；古代记载还把一份更整齐的文本，联系到庇西特拉图或其子希帕科斯的时代（公元前六世纪）。「庇西特拉图校订本」在近代荷马学里争论很大。纳吉（Gregory Nagy）主张诗在节日表演的瓶颈里逐渐收束；马丁·韦斯特（Martin L. West）则认为《奥德赛》更像公元前七世纪一位识字诗人的书面作品。

诗的第一句是希腊公共记忆最常被引用的入口。原文公有：

μῆνιν ἄειδε θεὰ Πηληϊάδεω Ἀχιλῆος οὐλομένην, ἣ μυρί᾽ Ἀχαιοῖς ἄλγε᾽ ἔθηκε

教学转写：女神啊，歌唱佩琉斯之子阿喀琉斯的愤怒；那毁灭性的愤怒，给阿开奥斯人带来了无数苦难。被记住的不是特洛伊战争全程，而是一场怒气如何重排共同体内的荣誉、礼物与死亡。

诗与史，而不是「中国史诗」#

把「史诗」当作普遍尺度之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常常要回答：中国有没有史诗？更稳妥的问法是：先秦的公共记忆，实际写在什么体裁里？

《诗经》今传三百零五篇，分《国风》《小雅》《大雅》《颂》。制作年代传统上多落在西周初年到春秋中期，大约公元前十一世纪至前六世纪；具体篇目无法逐年坐实。司马迁把「孔子删诗三千为三百」写进《史记》，这是汉代的作者英雄叙事，不是可以在考古层位上核实的编辑记录。战国竹书已经证明：至迟在公元前四世纪，一批与今本《国风》相关的诗已经写成可抄的文本。安徽大学 2015 年入藏的战国简，整理者据碳十四测年定在约公元前 400 至前 350 年；2019 年中西书局《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公布其中《诗经》部分，存简九十三枚，录《国风》五十余篇。写本与今本有大量异文，说明「三百篇」在汉代定本之前并非冻结稿。

《大雅·文王》把一个王朝的来历唱进祭祀：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这是公共记忆，但不是荷马式的长篇战争叙事。雅颂靠可重复的短章与乐制，而不是一位英雄连唱三天。国风的重章叠句常被拿来和口头套语比较。王靖献（C. H. Wang）1974 年的 The Bell and the Drum 把帕里—洛德方法试用于《诗经》。这是比较实验：套语理论可以跨传统旅行，并不能把《诗经》改挂成「中国的《伊利亚特》」。

与诗并行的是史官传统。《春秋》按年记下鲁国的朝聘、战争与灾异；《左传》把条目铺成有对话的叙事；司马迁的《史记》再把列国旧闻收进通史。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说自己的工作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公共过去在这里的保管人是史官，不是诵诗人。用「中国没有史诗」来描述这套系统，等于抱怨档案馆为什么不是剧场。

雅颂与史传并行，说明公共记忆可以同时存在于可重复的短章与可修订的编年。追问「中国史诗在哪里」，常常是在用一种希腊—近代文类名，去点名另一套已经运作良好的保管技术。

比较三套技术，不给文明打分#

三套传统都在问：一个共同体如何让死者、城墙、祖先和战争在活人中间继续被引用？答案可以并列，不必排成进化阶梯。

就目前能核对的写本而言，古巴比伦语长诗已在公元前十八世纪存在，早于荷马诗通常被安放的公元前八至七世纪写定窗口。荷马诗的口头前史可能伸进青铜时代，只是那一段没有泥板可供点数。帕里选择南斯拉夫古斯莱传统，是因为二十世纪还有活的表演可测。洛德以后的口头诗学——尤其是约翰·迈尔斯·福利（John Miles Foley）——反复提醒：类比必须用反差克制，「口头诗」是一个复数。

并列表格的用处是挡住进化叙事：泥板、诵诗、乐歌与史书都是技术，不是文明考卷上的必答题。哪一种更「完整」，取决于提问者先把什么算进「完整」——那是尺度，不是出土事实。

「开创西方」是现代正典故事#

把荷马写成「西方文学之父」，需要几层后来的装置。十九世纪德语古典学把希腊罗马文献做成一门教育事业；二十世纪美国大学的「西方文明」课，以及 1952 年开始出版的 Great Books of the Western World 丛书，再把荷马放进第一册附近。这是现代课程的起源神话：一条从雅典到罗马到欧洲大学的阅读路线，被说成世界史的主干。

事实层很窄。荷马诗首先是希腊语世界的节日文本；《吉尔伽美什》首先是阿卡德语书吏世界的图书馆文本；《诗经》与史传首先是周代及其继承者的礼乐与史学文本。它们都可以被后来的帝国、学校和民族国家征用。征用史是解释，不是出土时自带的标签。1872 年以前，欧洲主流教育并不把吉尔伽美什算进「开端」。公共记忆有多种技术，没有一种天然拥有给其他文明打分的资格。

课程表把荷马放进第一册附近，是在教一条阅读路线，不是在报告公元前八世纪歌手的自我定位。把这条路线写成世界史主干，需要先把两河泥板、周代乐歌与其他传统的公共记忆降成前言或附录——那是编排效果，可以逐年在大纲里核对。

跨域连接#

• 美索不达米亚：标准巴比伦语《吉尔伽美什》能被读到，是因为两河的书吏国家把长诗做成可以入库的泥板系列。亚述巴尼拔的尼尼微藏书把文学、占卜、辞书与行政档案放在同一套知识工程里；洪水故事能在 1872 年进入伦敦，先决条件是这座帝国图书馆曾经存在，又在公元前 612 年陷落时被埋住。
• 文字的起源：楔形文字起于神庙账房的谷物与牲畜清点，文学是行政技术成熟数百年之后的副产品。乌鲁克早期泥板几乎全是账目；要到能够完整记录苏美尔语句子之后，比尔伽美什故事才可能被学徒抄写。《吉尔伽美什》不是「文字为了诗歌而发明」的证据，而是记账系统被转用于保存王权传说的证据。
• 古希腊：荷马诗成为城邦公共生活的一部分，靠的是节日、竞赛和职业诵诗人，而不是近代意义上的「西方起源」。把希腊说成文明摇篮，会把近东的字母、神话与技术交流写成背景板。诵诗制度提醒我们，希腊人自己也是地中海网络里的借用者与表演者。
• 语言与文字：口头史诗证明，没有文字的共同体照样能保存上万行叙事；泥板史诗证明，一旦文字介入，文本会进入校勘、复述和藏书目录。帕里—洛德的套语是语音—格律层面的记忆工具；辛—勒奇—乌宁尼式的定型是书写层面的版本工具。把「口传」写成「落后」，是把媒介差别误读成文明等级。
• 「原始语言」神话：十九世纪语言学曾经把屈折语排在进化榜首，把口头文化写成抽象能力不足。活形态的南斯拉夫史诗与高度程式化的荷马诗都是反例：复杂语法、复杂格律和复杂叙事可以在表演中共存。把「没有写本」当成「没有文学」，就是在重复那套已被语言学推翻的排序。

参考文献#

• Lord, Albert B. The Singer of Tal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 George, A. R. The Babylonian Gilgamesh Epic: Introduction, Critical Edition and Cuneiform Texts. 2 vol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 Parry, Milman. The Making of Homeric Verse: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Milman Parry. Edited by Adam Parry. Clarendon Press, 1971.
• Kern, Martin. “Early Chinese Literature, Beginnings through Western Han.”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vol. 1, edited by Kang-i Sun Chang and Stephen Owen, 1–115.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 黄德宽、徐在国主编：《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中西书局，2019 年。

延伸阅读#

• Foley, John Miles. The Singer of Tales in Performance.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5.
• Wang, C. H. The Bell and the Drum: A Theory of the Shih-ching as Formulaic Poet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4.
• Nagy, Gregory. Homeric Questions.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6.
• West, Martin L. The Making of the Odysse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