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口头文学
African Oral Literature
一九六八年三月的一个下午,马里基塔一带的杰利法-迪吉·西索科对着录音机唱完一部松迪亚塔史诗,时间大约从三点到七点。带队录音的是印第安纳大学语言学家查尔斯·伯德。约翰·威廉·约翰逊后来把这次表演整理成《孙-贾拉史诗》,一九八六年由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出版。
这不是十三世纪的「原文」,而是二十世纪一次有日期、有表演者、有录音的事件。把它直接写成「马里帝国的史诗」,会把故事所属的世纪和纸页所属的世纪粘在一起。本文只追三件能对质的事:有名字的口头制度如何工作;松迪亚塔如何作为二十世纪录音进入课堂;芬尼根如何把非洲口头形式写成诗歌、叙事、鼓语和戏剧的复数。评价一律写明是谁的读法。
破除误解
误解
第一种误解,是把非洲当成一种口头文化。实情曼丁语世界的杰利、约鲁巴的 oríkì、祖鲁的 izibongo、索马里的 gabay,是不同语言、不同职业、不同场合里的制度。它们不共享一份叫「非洲史诗」的模板。把大陆写成单数,是后来课程表的动作。
第二种误解,是说非洲没有书写文学,因此口头是唯一形态。埃塞俄比亚的吉兹语书写至少可追溯到公元四世纪;《诸王之荣耀》的埃塞俄比亚语本,题记常把编译窗口放在十四世纪前期。
西非的阿贾米是用阿拉伯字母书写豪萨语、沃洛夫语、曼丁卡语等本地语言的文献传统。廷巴克图一带的私人图书馆保存的主要是阿拉伯语写本,其中也包括阿贾米。口头与书写在同一块大陆上长期并存。把「没有拉丁字母印刷」写成「没有文学」,是把一种媒介当成文明资格。
第三种误解,是把口头当成文字的简陋前身,再把印成书的「民间故事」当成原件。传教士和民族志学者记下的是某一次表演的纸页转写。媒介已经换了。纸页不是表演本身,也不能代替当场的听众、鼓点和即场伸缩。
第四种误解,是用荷马式长篇英雄诗当尺子,再问非洲「有没有史诗」。史诗作为公共记忆已经说明:长篇英雄叙事只是保管公共过去的一种技术。芬尼根一九七〇年把非洲口头形式写成诗歌、叙事、鼓语、戏剧的阵列,而不是单一史诗类型。
有名字的制度,不是一种「非洲口头文学」
曼丁语里,掌管谱系、颂赞和某些长篇叙事的职业歌手叫杰利(jeli / jali)。法语 griot 是后来的统称,不能当成全非洲通用的岗位名。杰利属于世袭的工匠阶层,技能在家族内部学,并服务固定的赞助人。他们不是「会讲故事的村民」的同义词。
法语 griot 在近代旅行记里逐渐变成统称,覆盖曼丁杰利、沃洛夫的 géwél 等不同岗位。托马斯·黑尔一九九八年在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出版 Griots and Griottes,把这套职业写成言辞与音乐的世袭技艺,并强调女杰利同样在场。把 griot 当成全非洲的「民间诗人」,是殖民分类学的合并,不是田野里的自称。
约鲁巴语的 oríkì 是称谓诗。一个人、一个家系、一座城镇、一位神祇都可以累积一串称谓。卡琳·巴伯一九九一年在《我可以颂到明天》里,研究尼日利亚奥约州奥库库镇的 oríkì,并指出当地主要表演者是女性。
称谓把活人与死者、人与神、当下与过去接在同一串声音里。这是日常和仪式里的身份技术,不是一部可以合上的书。
祖鲁语的 izibongo 是赞诗。首领身边的职业赞颂官叫 imbongi。特雷弗·科普一九六八年在克拉伦登出版社编成《祖鲁赞诗》,底本是詹姆斯·斯图尔特早年采集、丹尼尔·马尔科姆翻译的材料。
杰夫·奥普兰一九八三年在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科萨口头诗》,根据田野观察主张:科萨 imbongi 的表演更偏即兴,祖鲁一侧相对更偏记诵。这是两套邻近传统的差别,不是「班图赞诗」的统一语法。
索马里语的 gabay 是公共论坛上的长诗,题目常是政治、战争、议和与论辩。B. W. 安德烈耶夫斯基与 I. M. 刘易斯一九六四年在克拉伦登出版社出版《索马里诗导论》。他们记下:全诗维持同一头韵;gabay 通常约三十至一百五十行,每行大约十四至十八个音节。这类诗由个人作成后再朗诵,不是帕里—洛德意义上的套语即场编织。
四套制度并列,排不成进化阶梯。比较要落到语言、职业和场合,而不是先发明一个大陆级的文类,再给各地打分。
| 曼丁杰利 | 约鲁巴 oríkì | 祖鲁 izibongo | 索马里 gabay | |
|---|---|---|---|---|
| 主要语言 | 曼丁语族 | 约鲁巴语 | 祖鲁语 | 索马里语 |
| 制度位置 | 世袭工匠阶层 | 称谓与日常、仪式表演;女性常是主要表演者 | 宫廷赞颂官 imbongi | 公共论坛上的个人创作 |
| 典型工作 | 谱系、颂赞、长篇叙事表演 | 人名、家系、神祇的称谓串 | 首领与祖先的赞诗 | 政治、战争、议和的长诗 |
| 与套语理论 | 常被拿去对读荷马 | 称谓可累积,不是古斯莱式即场编织 | 祖鲁侧更偏记诵,科萨 imbongi 更偏即兴 | 个人写成后再朗诵,套语模型不适用 |
松迪亚塔:故事属于十三世纪,录音属于二十世纪
松迪亚塔(Sunjata / Sundiata / Son-Jara)故事与十三世纪马里帝国的建国传统相连。传统把英雄放在击败索索统治者、建立马里王权的叙事里。能逐年钉死的,不是「史诗写成于某一年」,而是后来被记录下来的表演和印本。
几内亚历史学家吉布里尔·塔姆西尔·尼亚内一九六〇年在巴黎《非洲存在》出版社出版《松迪亚塔,或曼丁史诗》。他在前言里说,书主要来自几内亚锡吉里一带杰利巴科罗村的杰利马马杜·库亚特,并自称只是译者。后来的曼丁研究指出:这是用法语散文重构的文学读本,不是曼丁语诗行的逐行转写。一九六五年朗曼版英译进入英语课堂,传播的仍是尼亚内这一本,不是「口头原文」。
约翰逊一九八六年的本子,文本归于法-迪吉·西索科,录音在一九六八年三月的基塔。它带分析与英译,后来的版本才补上曼丁语转写。两本书处理的是同一故事圈里的不同事件:一次是法语文学改写,一次是有日期的表演记录。故事是什么把情节事件和主题读法分开;这里还要再分开表演、转写和出版。
戈登·innes一九七四年在伦敦亚非学院出版《松迪亚塔:三个曼丁卡版本》,把同一故事的分叉写成可以并列的文本。不存在一部可以代表「真正松迪亚塔」的标准稿。把尼亚内写成原典,是出版史的选择,不是表演现场自带的标签。
伊本·白图泰在一三五二年至一三五三年间逗留马里宫廷。他记下通事杜加(Dūghā)当众弹琴,颂赞君主的征战;英译整理本把节日里出场的诗人转写为 jālī,后来的曼丁研究常拿来和杰利对读。这是旅行记里的制度观察,不能兑成一部十三世纪的松迪亚塔定本,但可以证明职业颂赞在帝国宫廷里已经是可以指认的岗位。
纸页不是原件:采集、鼓语、套语模型
鲁思·芬尼根的《非洲口头文学》一九七〇年由牛津克拉伦登出版社出版,二〇一二年由开放图书出版社出修订本,DOI 为 10.11647/OBP.0025。她的田野在塞拉利昂北部林巴人中间,录音主要来自卡卡里马和卡马拜,时间集中在一九六一、一九六三和一九六四年。一九六七年她先出版了《林巴故事与讲故事》。
这本书的目录本身就是论点:诗歌、颂赞、挽歌、宗教诗、叙事、鼓语、戏剧分章处理。鼓语一章说明,在声调语言里,某些鼓可以按高低长短敲出称谓、谚语和公告。那是可识别的讯息,不是给故事配乐。把非洲口头文学收成「史诗」一种,会把目录里的大多数章节删掉。
殖民时期的采集常常把一次表演写成「民间故事」。纸页去掉了听众接话、鼓点、重复和即场伸缩。读者看见的是采集者的媒介,不是表演者的媒介。
芬尼根坚持:口头艺术要在实现、传递和创作里同时看表演。写下来是另一种制作,不能把印本倒回去当成原唱。
芬尼根反对把口头与书写写成两种心智:媒介会改制作手续,不会自动改人的推理能力。古迪与瓦特一九六三年那篇《识字的后果》把字母文字说成历史与神话分家的条件;芬尼根用非洲材料证明,谱系核对、公开论辩和讽喻,并不等纸页出现才开始。口头讲述与记忆已处理这套「大分野」论题;廷巴克图的写本和基塔的录音,可以属于同一块大陆上的同一段历史。
帕里—洛德的口头套语理论曾被搬到非洲材料上。模型来自南斯拉夫古斯莱琴歌手:在格律压力下用短语库存即场编织。芬尼根一九七六年在斯托尔茨与香农编的文集里质疑:不能把这一种南斯拉夫表演写成一切口头诗的普遍公式。
约翰·迈尔斯·福利后来把方法收成一句:比较必须用反差克制。索马里 gabay 由个人作成后再朗诵,已经从内部说明套语模型不是通行证。韵律与诗行管的是可数位置;位置如何被填满,各传统自己规定。
伊西多尔·奥克佩沃一九七九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非洲的史诗》,主张不能因为许多文本是韵散夹杂,就否认史诗存在。约翰逊一九八〇年在《非洲文学研究》发表《是的,弗吉尼亚,非洲有史诗》,直接回应芬尼根一九七〇年那两页「史诗札记」。芬尼根二〇一二年再版前言承认:此后西非法语区等地收集到大量可称为史诗的长篇,争论把「史诗」这个词本身逼出了更严格的审查。
争议
第一场争议是文类。更早的否定来自查德威克夫妇一九四〇年《文学的成长》第三卷,以及鲍拉的《英雄诗》:按他们的形式表,非洲几乎没有叙事诗。芬尼根一九七〇年那两页「史诗札记」是在这套标准内部说话,认为史诗在非洲口头文学里并不显著。
奥克佩沃和约翰逊用更多西非、中非录音反驳,并把韵散夹杂、多文类嵌套写成非洲史诗的特征,而不是缺陷。两边争的是「史诗」这个欧洲课表用词能否旅行,不是林巴故事或基塔录音有没有发生。
第二场争议是尼亚内。课堂里最熟的松迪亚塔,长期是一九六〇年那本法语散文。把它当口头传统的照相,会把译者、出版社和独立后的读者一起写成「原唱」。
对立做法是并列多家录音,并标明每一本的表演者、日期和媒介。争的是授权,不是有没有一位十三世纪的英雄。
第三场争议是套语理论。若以南斯拉夫古斯莱为普遍模型,非洲材料要么被说成合格的荷马亲戚,要么被说成还不够史诗。芬尼根、巴伯和安德烈耶夫斯基各自用不同体裁说明:记诵、即兴、个人创作和称谓累积可以并存。套语理论是一种有用的比较工具,不是通行证。
第四场争议是书写。把口头写成「没有历史」的证据,需要先忽略吉兹语文献、阿贾米写本和廷巴克图私人藏书。查尔斯·斯图尔特二〇二〇年根据萨瓦马联盟的清点,给出廷巴克图一带近三十五万件写本的库存规模。这是清点数字,不是每一件都已校勘。
口头制度并不因为这些写本存在而消失。书写传统也不因为口头表演仍在进行就被取消。两种媒介可以同时工作,不必排成进化阶梯。
跨域连接
- 语言、言语与手语:芬尼根把鼓语单列一章,是因为西非某些鼓可以按声调语言的高低长短,把称谓、谚语和公告敲成可识别的讯息。这不是配乐。它证明可重复的文本不必先经过纸页:语音的超音段特征本身就能承载文学。把口头文学只理解成「没写下来的故事」,会漏掉这套声音技术。
- 语言、身份与权力:曼丁语世界的杰利属于世袭工匠阶层,不是人人可当的民间歌手。约鲁巴的 oríkì 把人名、家系和城镇绑在一起;索马里的 gabay 是公共论坛上的辩论诗。谁有权当众开口、用哪种体裁开口,本身就是身份分配。殖民采集把这些制度压成「部落故事」,等于先拆掉发言位置,再谈内容。
- 文化社会学:口头作品的「作者」常常是一次表演里的歌手、赞助人、听众和后来的记录者。把尼亚内的法文书当成曼丁史诗的标准稿,是把出版市场的单一商品,误当成文化生产的全过程。文化社会学要问的是:谁出资、谁在场、谁有权改词、印本如何进入学校。
- 去殖民全球史:「非洲没有书写、因此没有历史」是十九世纪欧洲思想里的排序装置。吉兹语写本、阿贾米文献和廷巴克图私人图书馆,都是对这套排序的物证反驳。去殖民史学不是把口头抬成更真实的起源,而是拒绝用纸页有无给文明打分。口头制度与书写制度可以并存几个世纪。
- 马里帝国:松迪亚塔故事与十三世纪马里建国传统相连,但课堂里能核对的是二十世纪录音和法文、英文印本。帝国史提供制度现场:杰利如何在宫廷和家系里保管谱系与战争记忆。把一部一九六〇年的巴黎出版物写成帝国自己的档案,会把赞助、录音和印刷全部抹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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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ody, Jack, and Ian Watt. “The Consequences of Literacy.”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5, no. 3 (1963): 304–345.
延伸阅读
- Finnegan, Ruth. “What Is Oral Literature Anyway? Comments in the Light of Some African and Other Comparative Material.” In Oral Literature and the Formula, edited by Benjamin A. Stolz and Richard S. Shannon, 127–166.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976.
- Innes, Gordon. Sunjata: Three Mandinka Versions.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1974.
- Chadwick, H. Munro, and N. Kershaw Chadwick. The Growth of Literature. Vol. 3.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40.
- Bowra, C. M. Heroic Poetry. Macmillan, 1952.
- Ngom, Fallou. Muslims beyond the Arab World: The Odyssey of Ajami and the Muridiyy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 Stewart, Charles C. “What’s in the Manuscripts of Timbuktu? A Survey of the Contents of 31 Private Libraries.” History in Africa 47 (2020): 29–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