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与书籍市场

破除误解#

第二种误解，是把流通当成作品的内在属性：写得好就会被读。可核对的是印数、书价、出借记录、课表和目录款目。没有这些痕迹，所谓「影响」无法对质。

第三种误解，是把数字化当成取消了上述制度。扫描、索引和片段展示，仍然依赖馆藏合同、版权抗辩和存储机构。网页不是真空。

五种不能互换的机构#

国家呈缴馆按法律收书，目标是尽量齐全，不按畅销排序。读者通常不能把书带回家，而要在阅览室按目录索取。

订阅图书馆向缴费会员开放，藏书由会费和会员趣味决定。十八世纪英国的商业流通图书馆是它的近亲：按季或按年收费，把书借出店门。

公共外借馆以本地居民为对象，经费来自税收或拨款，原则上不按付费能力筛人。这是二十世纪才被国际组织写成规范的类型，不能倒推到所有古代藏书楼。

用地方税供养免费外借馆，制定法上可以核到更早的授权：一八五〇年八月十四日，英国议会通过《公共图书馆法》，允许人口超过一万的自治市征收半便士地方税以开办免费图书馆。这是用地方税供养公共外借馆的制定法起点，比一九四九年教科文组织那份宣言早了九十九年。法案授予的是征税权限，并不等于每座城市立刻开馆，但经费来源从此可以核到条文，而不是慈善口号。

私家收藏可以极精，也可以极封闭。目录若只供主人使用，它就还不是公共服务。宁波天一阁由范钦在明代建成，属有书目可查的家族收藏；乾隆修四库时取其阁式为南北书阁的范本。范本是建筑与防火，不是把私家库改成市民外借馆。

书店卖的是所有权。买走一本，店里少一本；再进货是市场行为。把书店写成「另一种图书馆」，会把买卖和出借说成同一件事。

把「开放」写成一种气质，会把五种机构的门槛抹平。呈缴馆的齐全义务、订阅馆的会费、外借馆的税基、私家阁的主人许可、书店的货架周转，各自留下不同的收据。读者能走进哪一扇门，取决于哪一种收据被制度承认，而不是取决于书架看起来是否友好。

目录如何把国家馆藏变成可索取的书#

安东尼奥·帕尼齐（Antonio Panizzi, 一七九七—一八七九）是意大利流亡者，后入英籍。一八三七年他任大英博物馆印刷本保管人，一八五六年至一八六六年任首席馆长。任保管人期间，印刷本约从二十三万五千册增至五十四万册。

当时的问题不是「有没有书」，而是找不到书。馆藏靠呈缴、购买和捐赠进入库房；没有统一款目，阅览室只是一间难以定位的房间。

一八三九年三月，帕尼齐向托管人提交编目规则。一八四一年刊行的《大英博物馆印刷本书目》第一卷——只编到字母 A——卷首刊出九十一条。这套规则后来被称为「九十一条编目规则」。它规定匿名作品、机关团体、译本如何立目，把翻译题名放进圆括号、馆员补注放进方括号。

目录是检索工具，不是评价。一本书被写入款目，只说明馆方承认它存在、并给出索取路径。没有款目的书，对读者等于不在馆内。九十一条解决的是立目手续，不是优劣裁决：一部被收入款目的译本，目录承认的是这份印本的存在路径；一部从未立目的禁书，对阅览室等于空白。编目把「有没有」写成可重复的动作，把「好不好」留给别处去争。

圆形阅览室由悉尼·斯默克（Sydney Smirke）按帕尼齐的草图建造，十九世纪五十年代落成，一八五七年对读者开放。它服务的是到馆查阅，不是把书借回家。一八四二年《文学版权法》强化了呈缴本义务。帕尼齐任内严格执行：英国出版商须向博物馆图书馆缴送印本。这不是他发明了版权，而是把呈缴做成国家馆藏的日常进货通道。

一九七二年英国议会通过《不列颠图书馆法》（British Library Act 1972）。一九七三年七月一日，不列颠图书馆正式运作，把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部门、国家科技外借图书馆等机构并入同一国家馆。法律呈缴的对象从博物馆图书馆转到这个新馆。博物馆继续陈列文物；书的国家账本另立门户。

分类号把书架变成可走的路#

一八七六年，麦尔威·杜威（Melvil Dewey, 一八五一—一九三一）匿名刊行一本四十四页的小册子：《图书馆图书与小册子编目排列用分类与主题索引》（A Classification and Subject Index for Cataloguing and Arranging the Books and Pamphlets of a Library）。这是杜威十进分类法的第一版。一八八五年第二版改题《十进分类法与相关索引》，篇幅扩至三百余页。

十个大类用〇〇〇到九九九的数字占位。文学被放进八〇〇。同一本书可以按主题、也可以按语种被放到不同的格子里。格子是馆员的工作约定，不是对作品等级的测量。

没有分类号，开架图书馆无法让读者自己走到某一层。闭架图书馆则把分类号写进索书单。两种布局都依赖同一件事：先有可共享的位置语言，后有可重复的取书动作。杜威体系后来被许多公共馆采用。采用本身是制度扩散，不是发现了知识的自然顺序。

《四库全书》是国家写本，不是外借馆#

乾隆三十八年（一七七三）开四库全书馆。乾隆四十七年（一七八二）第一部抄成，入藏紫禁城文渊阁。七部正本陆续写成，至乾隆五十二年（一七八七）前后入藏完毕，分藏北四阁——文渊、文溯、文源、文津——与南三阁——扬州文汇、镇江文宗、杭州文澜。另有翰林院副本。

这是国家写本工程。全书并未付梓刊行，靠誊录生按日定额抄写。北四阁在宫禁之内，首先供御览。南三阁后来允许江南士子呈明手续后入阁抄阅，不得私自携出。特许阅览仍不是按借书证外借。

若干抄本在十九世纪毁于战火。圆明园文源阁本于咸丰十年（一八六〇）随园被焚。文宗、文汇两阁在太平天国战争中被毁。文澜阁本严重残损，后经补抄，今藏浙江省图书馆。翰林院副本在光绪二十六年（一九〇〇）的战乱中失去。现存可指认的完整或近完整系统，主要是文渊、文津、文溯三阁，加上补配后的文澜阁本。

《四库》同时在做另一件事：禁毁、抽毁和改字。收入目录的书被重写过一遍；未收入的书，有一部分被从流通中拿掉。把这部丛书写成「保存了全部古代文献」，与禁书清单不能同时成立。它是朝廷的藏书与审查工程，不是市民的外借系统。

章回小说进入书坊的路径，与进入四库的路径不是同一条。汉语叙事传统里的说话、评点和坊刻，靠的是可买卖的印本，不是七阁写本。

出借如何养活小说#

十八世纪英国的商业流通图书馆按订阅收费，把新书借出店门。爱丁堡的艾伦·拉姆齐（Allan Ramsay）约于一七二五年从书店出租书籍，是常被引用的早期例子。到十八世纪中叶，伦敦和巴斯一类城镇已有多家；到世纪末，外省也普遍出现。馆主往往同时是书商，有的还自己出版小说。新书仍是奢侈品，租读是接触新作的主渠道。

三卷本长篇把一部作品拆成可分开出借的单位。租比买便宜。读者不必拥有整套，也能读完。小说因此可以按季更新库存，而不必先等到人手一份。订阅馆的账本还记录另一件事：哪些书被反复借出，哪些书滞留在架。热门小说拉动续订，冷门诗集靠会费交叉补贴。流通数字因此既是阅读痕迹，也是馆主进货的市场信号。

伊恩·瓦特（Ian Watt）一九五七年在查托与温达斯社刊行《小说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Novel）。他把阅读公众、中等阶层与形式写实写成同一套历史条件。这是二次解释。可核对的制度事实更窄：流通图书馆降低了接触新小说的价格，并把「读完就还」写成习惯。

译本进入书市，走的是同一套出借与上架手续。读者借到的是那一份印本，不是原文的透明窗。翻译即改写已经说明：版权页上的译本是另一份作品。图书馆目录若以译者为款目，承认的正是这份作品，而不是「原著借住在此」。

晚清上海的两家出版社#

光绪二十三年（一八九七）二月十一日，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高凤池在上海创办商务印书馆，英文名 The Commercial Press。起步是印刷作坊，随后进入教科书、工具书和翻译。张元济一九〇一年入股，约一九〇三年主持编译所，印刷工场逐渐变成出版社。

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陆费逵、戴克敦、陈寅、沈颐等在上海福州路开设中华书局。开业口号包括「教科书革命」。两家争的首先是学堂用书，不是诗话。

新式学堂把指定教材写成刚需。印数跟着学期走，回款比诗集稳定。书市的主干因此是教育采购，而不是文人唱和。把晚清出版史写成「启蒙精神」，会把合同、纸价和学期日历从账本上抹掉。教科书的学期刚需把印厂排期绑在开学日历上：一所学堂换用另一家的课本，订单会整季迁移。两家出版社的竞争因此首先是采购合同的争夺，其次才是编辑风格的较量。

两家也做古籍整理和杂志。那是同一套印刷资本的另一条产品线。馆内藏书楼服务编译，不是市政外借网。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中，商务印书馆总厂与东方图书馆被炸毁。损失的是一家出版社的研究库，不是一座公共外借馆的日常流通。

标准书号与公共馆宣言#

书一旦进入跨店、跨馆、跨海关的供应链，就需要一个不依赖书名的识别符。书名会重复，作者名会改写，只有号码可以在订单里对齐。

国际标准化组织把国际标准书号定为 ISO 2108。十位格式于一九七〇年获批，正式刊行的第一版为一九七二年。二〇〇五年第四版规定，自二〇〇七年一月一日起只发放十三位，以便与欧洲商品条码系统对齐。ISBN 标识的是某一出版形态的某一版次，不是作品的精神身份。平装、精装、电子文件，各自可以有号。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九四九年发表《公共图书馆宣言》，把公共图书馆写成教育、文化与信息的力量。一九九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修订本由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图联共同推出，写明公共图书馆是地方的知识门户，服务应按平等原则提供，不因年龄、种族、性别、宗教、国籍、语言或社会身份而排除。一九七二年还有过一版中间修订。宣言是规范文件，不是对各国馆藏的普查。它描述的是公共外借馆应当怎样被供养，不能用来改写四库或帕尼齐阅览室的历史身份。

扫描并未取消上述通道#

二〇〇四年谷歌开始扫描研究图书馆藏书。二〇〇八年若干大学把扫描本汇入 HathiTrust。美国作者协会先后起诉谷歌与 HathiTrust。联邦第二巡回上诉法院分别于二〇一四、二〇一五年认定：为检索而制作全文副本、并有限展示片段，构成合理使用。这是二十一世纪的数字化制度安排。它没有证明纸本呈缴、采购、出借和教学指定已经停止。远读所依赖的大规模语料，往往正是这些扫描库的子集，而不是「世界上所有的书」。

流通仍然是制度动作。抄、卖、借、教，每一种都留下可以查的痕迹：写本、发票、借卡、课表、书号、目录款目。没有这些痕迹的「影响」，只是未加归属的评价。

跨域连接#

• 档案与权力：国家馆决定收什么、编什么、禁什么。帕尼齐的九十一条把进馆之书写成可索取的款目；《四库》的禁毁清单把另一批书从流通里拿掉。目录和禁书是同一套权力的两面。没有登记的文本，对后来的研究者等于尚未进入档案。
• 博物馆与展示：一九七三年不列颠图书馆从大英博物馆分立，把「给公众看的物件」和「给读者索取的印本」拆成两套机构。四库七阁首先是藏书建筑，不是陈列展览。把书当作展品挂上墙，流通就停在玻璃柜里。
• 公共品与市场失灵：一本已经印成的书，多一个人到馆阅读，并不消耗纸张；但若不收费，出版成本无人承担。公共外借馆用税收购买副本、再免费出借，是对「阅读难以按次定价」的制度补丁。一九四九年与一九九四年的教科文组织宣言，把这种补丁写成政府应当供养的公共服务，而不是书店的义务。
• 供需理论：流通图书馆按订阅收费，把高价新书拆成可重复出借的库存；晚清商务与中华抢的是学期刚需，不是诗集的偶然畅销。ISBN 让订单、库存和版次在店与馆之间对齐。没有可识别的供给单位，需求无法下单。
• 知识产权：呈缴法强迫出版商把副本交给国家馆；版权法则限制馆方能复制、展示多少。谷歌与 HathiTrust 的诉讼争的是：全文扫描加片段检索，算不算对市场的替代。合理使用是抗辩，不是取消版权页。译本作为另一份受保护作品进入书市，也要经过这同一道边界。

参考文献#

• Panizzi, Antonio, ed. Catalogue of Printed Books in the British Museum. Vol. 1. London: Printed by order of the Trustees, 1841.（卷首 “Rules for the compilation of the catalogue”）
• Dewey, Melvil. A Classification and Subject Index for Cataloguing and Arranging the Books and Pamphlets of a Library. Amherst, MA, 1876.
• British Library Act 1972, c. 54. UK Public General Acts.
• Public Libraries Act 1850, 13 & 14 Vict. c. 65.
• UNESCO. UNESCO Public Library Manifesto, 1994. Paris: UNESCO, 1994.
• Watt, Ian. The Rise of the Novel: Studies in Defoe, Richardson and Fielding.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57.
• ISO 2108:1972; ISO 2108:2005. Information and documentation — International Standard Book Number (ISBN).
• Guy, R. Kent. The Emperor’s Four Treasuries: Scholars and the State in the Late Ch’ien-lung Era. Cambridge, MA: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87.
• 黄爱平. 《四库全书纂修研究》.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9.
• Authors Guild, Inc. v. HathiTrust, 755 F.3d 87 (2d Cir. 2014); Authors Guild v. Google, Inc., 804 F.3d 202 (2d Cir. 2015).

延伸阅读#

• Harris, P. R. A History of the British Museum Library, 1753–1973. London: British Library, 1998.
• Hamlyn, H. M. “Eighteenth-century circulating libraries in England.” The Library, 5th ser., 1 (1946/7): 197–222.
• Raven, James. The Business of Books: Booksellers and the English Book Trade, 1450–1850.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7.
• 汪家熔. 《商务印书馆史及其他》.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1998.
• Lefevere, André.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London: Routledge, 19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