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莎·努斯鲍姆

破除误解#

另一个误解是把她看成单纯的自由主义法哲学家。努斯鲍姆的独特之处，恰恰在于她把古希腊悲剧、亚里士多德伦理学、女性主义、动物伦理和情感研究放进同一个问题中：一个脆弱的人，如何在不确定的世界里仍然配得上尊严、同情与制度保护？

她也常被误读为"列清单的哲学家"。她提出十项核心能力清单，不是为了用专家权威替人决定人生，而是为了防止相对主义把压迫包装成"文化差异"。如果一个女孩不能受教育、不能免于家庭暴力、不能参与公共生活，那么无论当地传统如何解释，这都不是一种值得捍卫的文化特殊性。

生平与问题意识#

玛莎·努斯鲍姆 1947 年出生于美国纽约，早年接受古典学与哲学训练。她长期研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与古希腊悲剧，代表作《善的脆弱性》说明一个重要主题：人的幸福并非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爱情、友谊、健康、政治秩序都会让好生活暴露在命运面前。

这一路径后来转向现实政治。20 世纪 80 年代起，她与森在联合国大学世界发展经济学研究所合作，参与"生活质量"研究，逐步发展出能力进路的哲学版本。她长期任教于芝加哥大学，跨越哲学、法学、古典学与政治学，是当代英语世界最有影响力的公共哲学家之一。

她与阿马蒂亚·森的合作有明确分工，不宜写成同一套学说的两个署名。1980 年代中期，两人在赫尔辛基的联合国大学世界发展经济学研究所（UNU-WIDER）参与"生活质量"项目。成果后来收进他们合编的《生活质量》（The Quality of Life，Clarendon Press，1993）。

森把能力当作评价个人优势的信息空间，并把它接到社会选择理论与发展评价，同时拒绝由哲学家预先锁死清单。努斯鲍姆则要把能力进路写成一部可进入宪法与立法的政治正义理论。她借用罗尔斯后期的政治自由主义语言：核心能力是寻求重叠共识的候选原则，而不是一套整全的好生活形而上学。

核心思想#

1. 能力进路：不是资源，而是真实机会#

能力进路的基本问题是：评价一个社会好坏，应看人们拥有什么，还是看人们实际能够做什么、成为什么？

同样拿到一辆自行车，健康成年人可以用它通勤，行动障碍者却未必能获得同样的移动自由。同样的收入，在安全社区与高犯罪社区里能转化成的生活可能也不同。努斯鲍姆因此强调，正义不能只盯着资源分配，而要看制度是否让人拥有真实可行的生活机会。

她与森的差异在于：森通常拒绝给出固定能力清单，认为清单应由公共讨论决定；努斯鲍姆则认为，若没有一份最低限度的普遍清单，能力进路会失去批判力量。她提出十项核心能力：生命、身体健康、身体完整性、感官与想象、情感、实践理性、归属、与其他物种相处、游戏、控制自身环境。它们不是奢侈品，而是有尊严生活的门槛。

这份清单以她自己在《妇女与人类发展》（Women and Human Development，2000）中的表述为准，而不是后人随手改写的励志菜单。生命，是能够活到正常长度的人类寿命，而不是在生命被折损到不值得过之前就死去。身体健康，包括生殖健康、充足营养与栖身之所。身体完整性，包括迁徙自由、身体边界不受侵犯，以及在生殖问题上的选择。

感官、想象与思想，要求教育、表达自由与宗教自由，使感觉与推理能够以"真正属人"的方式展开。情感，是能够爱、哀恸、渴望、感激并感到正当的愤怒，而不让恐惧毁掉情感发展。实践理性，是形成善观念并批判地规划自己的人生，这要求良心自由。归属包含两面：与他人共同生活并关切他人，以及拥有自尊的社会基础、免于羞辱与歧视。

与其他物种相处，是能够关心动物、植物与自然界。游戏，是能够笑、玩、享受休闲。对环境的控制分为政治与物质两面：有效参与治理自己生活的政治选择，以及在财产与就业上拥有平等的真实机会。她反复强调，政府的任务是把这些能力维持在门槛以上，而不是强制每个人以同一种方式去实现它们。

《妇女与人类发展》用两个印度女性的处境来说明，能力为何不能还原为资源、效用或口头满意度。瓦桑蒂（Vasanti）长期遭受家庭暴力，后来在艾哈迈达巴德的自我雇佣妇女协会（SEWA）获得贷款与法律援助。贾亚玛（Jayamma）在特里凡得琅附近的砖窑做工，工资低于男工，年老后缺少保障。

收入数字、法律名义上的权利，以及被驯化后的"知足"，都可能掩盖能力的崩溃。适应性偏好是她与森共享的关键论据：一个人可能因为长期没有出路，而把欲望收缩到现存秩序允许的范围内。此时只问"满不满意"，得到的答案不能当作正义已经实现的证据。

2. 人的尊严：政治的最低线#

努斯鲍姆的清单有一个亚里士多德式根基：人不是只会消费和选择的偏好机器，而是会爱、会思考、会与他人共处、会受伤的动物。人的尊严不是来自市场价值，也不是来自国家赏赐，而是来自人的多维能力。

因此，发展政策若只追求平均收入增长，可能掩盖严重的不正义。一个国家 GDP 增长很快，但女性不能安全出门、儿童营养不良、残障者无法进入学校、少数群体不能发声，这个社会就不能被称为真正发展。能力进路提供的不是"福利多发一点"的技术建议，而是一种重新定义政治目标的尺度。

3. 情感不是理性的敌人#

努斯鲍姆另一项重要贡献，是重估情感在伦理与政治中的地位。传统哲学常把情感视为理性的干扰：愤怒让人冲动，恐惧让人退缩，怜悯让人偏心。但努斯鲍姆认为，情感本身包含判断。悲伤意味着我们判断某人或某事对自己有重大价值；同情意味着我们判断他人的痛苦不只是私人倒霉，而是值得回应的伤害。

这并不意味着所有情感都可靠。她特别警惕羞耻与厌恶在政治中的危险：一个社会常把少数群体描述成"肮脏""不自然""令人厌恶"，再以此为歧视寻找道德借口。她的情感哲学因此既不是感伤主义，也不是冷冰冰的理性主义，而是要求我们训练情感，使它们能服务于公正判断。

《思想的剧变》（Upheavals of Thought，2001）把这一主张写成一部系统的情感哲学。情感是含有评价的认知：它们把某物判断为对自身繁荣至关重要。悲伤意味着失去了被当作善的对象；同情意味着判断他人的痛苦是严重的、非自愿的，并且自己也可能陷入类似处境。

她吸收斯多葛学派把情感当作判断的洞见，但拒绝他们消灭外在价值以求得不动心的方案。人若不再认为友谊、健康、政治共同体值得认真对待，情感会平静下来，好生活也会变薄。努斯鲍姆要的是可教育的情感，而不是无情感的灵魂。

书中讨论普鲁斯特、但丁、马勒、惠特曼与乔伊斯，不是给哲学加文学装饰。她的论点是：某些评价性知识只有在具体叙事与音乐形式中才变得可理解。政治社会若要培养同情而不是厌恶与羞辱，就需要这类想象训练，而不是只颁布权利清单。

4. 女性、动物与被排除者#

努斯鲍姆的女性主义并不只讨论法律平等，而是追问社会是否真正给予女性发展能力的条件。若一个女孩名义上有受教育权，却因贫困、早婚、家庭暴力或公共空间不安全而无法上学，法律上的权利就没有转化成真实能力。

她后来把能力进路扩展到动物伦理。许多动物也有自己的生命形式、情感与活动能力。正义不应只问人类如何避免残酷对待动物，还应问动物能否按照自身物种的方式繁荣。这个扩展挑战了以人为中心的自由主义边界。

《正义的前沿》（Frontiers of Justice，2006）把批评对准社会契约传统，尤其是罗尔斯。契约论通常假定订约者大致自由、平等、独立，并且为相互利益而合作。努斯鲍姆指出，至少有三类存在很难进入这一构想：严重身心残障者、其他国家的公民，以及非人动物。

残障者可能无法以"大致平等的生产贡献"进入互利合作；其他国家的人并不出现在单一社会的原初状态里；动物更不可能是订约当事人。她不是宣布罗尔斯失败，而是说在这三条边界上，互利契约无法单独给出正义。能力进路在这里作为局部的正义理论出现：它问每个生命是否达到与其生命形式相称的能力门槛，而不是问他能否给合作体系回馈对等利益。

对动物，她主张正义应关注物种特有的繁荣方式，而不是只把残酷当作人类品德问题。这一步把自由主义的主体范围向外推，也把清单带进了最容易被指责为过度扩展的地带。与功利主义相比，她拒绝用加总苦乐来牺牲个体；与契约论相比，她拒绝把互利合作当成进入正义的门票。

争议#

对努斯鲍姆最常见的批评，是她的十项核心能力清单是否过于普遍主义。批评者担心，它会把西方自由主义价值伪装成全人类标准。努斯鲍姆回应说，清单只规定最低门槛，不规定每个人必须选择怎样的人生；它保护的是选择空间，而不是替人选择。

第二个争议来自森一侧：固定清单可能削弱民主公共讨论的开放性。若哲学家先把清单列好，社会成员的协商是否变成事后确认？努斯鲍姆的回答是，清单本身也可以修订，但没有最低线，弱势群体往往会在"尊重文化"的名义下继续被牺牲。

第三个争议是可操作性。能力比收入更接近正义，却也更难测量。怎样衡量"情感能力""游戏能力""实践理性"？这要求政策评估从单一指标转向多维证据，也让能力进路在实践中更复杂。

第四个争议针对《正义的前沿》的动物扩展。即使接受残障与全球分配应当进入正义理论，把物种成员身份写成正义问题，仍会被认为模糊了义务的强度。努斯鲍姆的回应是：门槛理论允许对不同生命形式提出不同内容，而不必先把动物改写成小型人类。

遗产与影响#

努斯鲍姆把古典伦理学带回当代公共政策。她使亚里士多德关于人类繁荣的思想，不再停留在美德修养，而是进入教育、性别、发展、残障、动物保护与宪法权利的讨论。

她与森共同推动的能力进路，影响了联合国人类发展报告、多维贫困指标、发展伦理学与全球正义理论。更重要的是，她提供了一种面向公众的哲学语言：当我们说一个制度"不公正"时，不只是因为它让某些人收入低，而是因为它缩窄了他们作为人的可能性。

她的公共写作也改变了哲学家的角色想象。努斯鲍姆频繁介入女权、宗教自由、校园教育、动物保护和民主情感等争论，说明哲学并非只是在概念之间做精密排列，也可以为公共生活提供判断词汇。她最稳定的贡献，或许正是把"脆弱性"变成政治哲学的核心事实：人会生病、会依赖他人、会被羞辱、会因制度而失去选择。因此，一个体面的社会不能只奖赏强者的选择能力，还必须为脆弱状态中的人保留尊严。

跨域连接#

• 全民健康覆盖：努斯鲍姆的核心能力清单（生命、身体健康、身体完整、感觉与思想、情感、实践理性、归属、其他物种、游戏、对环境的控制）是对"最低限度的正义"最具体的一次列举，而它在卫生政策上有直接对应：全民健康覆盖的三个维度（覆盖人群、覆盖服务、费用分担）正是把抽象的"应得"翻译成可测量的进度指标。
• 情绪理论：努斯鲍姆主张情感是包含评价性判断的认知（《思想的剧变》），而这正是评价理论的核心主张：情绪由对事件与自身目标关系的评价产生，因而可以被论证与教育改变。心理学同时标出了限度：部分情绪反应快于且独立于精细评价——这对"情感可被理性教化"这一斯多葛式期待是实质限定。
• 测量等价与公平比较："适应性偏好"（被压迫者可能内化对自身处境的接受）是能力进路反对偏好满足论的关键论据，而它在测量上是可检验的：若两个群体对同一量表的题目理解不同，报告的满意度就不可直接比较。这为一条常被视为思辨的批评提供了技术支持——满意度数据的跨群体可比性，是可以被检验而不必被假定的。
• 深度访谈：努斯鲍姆主张文学阅读培养道德想象力（进入他人处境的能力），而质性方法把这条主张变成了研究工具：深度访谈与叙事分析正是系统化地获取他人视角。方法论也补上了她未强调的一环：如何避免研究者把自己的框架强加于受访者（返还核对、共同编码），而这正是"道德想象"最容易失败的地方。

参考文献#

• Nussbaum, Martha C. The Fragility of Goodnes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 Nussbaum, Martha C., and Amartya Sen (eds.). The Quality of Life (Clarendon Press, 1993).
• Nussbaum, Martha C. Women and Human Development: The Capabilities Approach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 Nussbaum, Martha C. Upheavals of Thought: The Intelligence of Emo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 Nussbaum, Martha C. Frontiers of Justice: Disability, Nationality, Species Membership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 Stanford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 "Capability Approach" (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capability-approach/).

延伸阅读#

• Sen, Amartya. Development as Freedom (1999)。
• Robeyns, Ingrid. Wellbeing, Freedom and Social Justice: The Capability Approach Re-Examined (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