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尼曼与特沃斯基 1972:主观概率怎样被写成对代表性的判断
Kahneman Tversky 1972 Subjective Probability Representativeness
1972 年,《认知心理学》(Cognitive Psychology)第 3 卷第 3 期刊出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与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的 Subjective Probability: A Judgment of Representativeness(430–454 页,doi:10.1016/0010-0285(72)90016-3)。作者当时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研究得到该校研究发展当局、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以及美国公共卫生署经俄勒冈研究所拨付的资助。它不是特沃斯基与卡尼曼 1974那篇把代表性、可得性、锚定收成三张表的 Science 综述,不是卡尼曼与特沃斯基 1979把风险选择写成价值函数与概率权重的前景理论,也不是 1971 年《心理学公报》那篇 Belief in the Law of Small Numbers。它更不是罗施 1975用范畴名启动去量语义范畴内部结构的那一组作业,也不是一份可以把出生序列、医院日计数或职业分类发给班级去“演示偏差”的操练单。它是一篇把主观概率写成启发式判断的实验报告:人按样本在关键特征上像不像总体、以及它像不像“随机过程该有的样子”,来给不确定事件排可能性。尺子是这些排序能否跟样本量、似然比与总体比例对得上。对象是 1972 年怎样把代表性钉成可被作业打穿的机制,而不是人“不理性”的道德判决,也不是后来的说服手册。
代表性可以进入教材。把别人、尤其是未成年人,放进同等问卷或课堂测验,不能进入操作指南。把同一套效应写成定价、竞选或界面里的隐蔽杠杆,越出对象。
破除误解:1972 年量的是代表性,不是 1974 年的三张表
第一个误解,是把本对象写成1974 年 *Science*的初稿或节选。1974 年由特沃斯基领衔,把已刊判断作业收成代表性、可得性、锚定三张清单;封面文是综述。1972 年由卡尼曼领衔,几乎只盯住代表性一条,并把它放进可计算的抽样与后验作业里对照。可得性在文末只作为另一条线索被点到,实验不在本篇。对象见 特沃斯基与卡尼曼 1973。把两篇焊成“同一篇启发式论文”,会把单机制的装置偷换成三年后的地图。
第二个误解,是把本对象写成前景理论的预告。1979 年的因变量是在两个前景之间选哪一个:收益域规避、损失域寻求、确定效应。1972 年没有价值函数,没有损失厌恶系数,也不签发反射。它问的是“这件事有多可能”,不是“你要确定的三千还是八成的四千”。判断可以解释估计为何偏离规范量;它并不因此变成选择理论。
第三个误解,是把本对象写成 1971 年那篇公报,或写成 1973 至 1974 年那道工程师—律师人格简述。1971 年的对象是研究者对小样本显著性的过度信任;本篇只引用它,并不把它改写成封面。工程师—律师那道七十对三十的人格简述出现在 1973 年预测论文里,再被 1974 年综述转述。1972 年已刊的、同风格对照是高中课程的男生比例,以及对称二项后验里总体比例 \(p\) 完全不进入判断。把人格素描误植到本页,等于把 1973 年的装置偷换进来。
第四个误解,是把代表性听成“人类很蠢”的判决书,或听成可以拿去操纵他人的配方。论文把代表性比作知觉上的相似:人能同意哪一个更像,却很难给它一条完备定义。规则通常有用,偏差来自规则被用到样本量、似然比与基础比率不该被相似性单独决定的地方。可预测不是许可证。本页说明判断会往哪边偏,不说明怎样用出生顺序或职业分类去改别人的报价、选票或课堂成绩。
装置:像不像总体,以及样本量怎样从判断里消失
封面把命题写死。人若按代表性给事件派概率,则更像总体的事件被判得更可能,同等像的事件被判得同等可能。样本大小并不代表总体的任何属性,因此不应移动这种相似性,也就不应移动主观概率。本页复述下列对照,是为了说明论文在核对什么,不是把问卷、医院选择题或纸牌后验写成可复制到教室里的步骤。
数据主体来自以色列约一千五百名答卷人,多为大学预科高中十至十二年级学生;问题以类似测验的方式在课堂发放,答卷记名,每人通常只答少数几题。多数题目先在大学生上预试,两组结果难以区分。把高中样本写进本页,是因为这是已发表的取样事实,不是把同等判断负荷交给未成年人的理由。
代表性的第一刀落在“样本像不像总体”。六个孩子的家庭里,出生顺序女男女男男女被当作参照,问同样规模的调查里男女男男男男会有多少家。两条序列的客观概率几乎相同,后一条却不像“男女各半”的总体。九十二人里七十五人把它判得更少,估计中位数是三十,对照参照里的七十二。同一批人还把男男男女女女判得比女男男女男女更少,说明他们并没有简单丢掉顺序、只数男女个数;看起来不够乱的序列,也不够像随机过程。
高中两套课程把分类写成对多数—少数关系的匹配。课程甲男生约占百分之六十五,课程乙约占百分之四十五,班级数量相等。随机走进一间课,看到百分之五十五是男生。八十九人里六十七人猜课程甲,因为班里男生占多数,更像甲。规范计算上,乙的方差更大,该班略更可能来自乙。这就是 1972 年已刊的、工程师—律师风格的基础比率忽视:分类跟了样本比例所代表的那一类,总体比例与抽样变异没有进入同一条更新。它不是1973 年那份人格素描,也不提供可发给班级的职业匹配单。
第二刀落在“看起来随机”。二十颗弹子随机分给五个孩子。略不均的一份被五十二人中的三十六人判得比完全均分更常见,尽管后者客观上更可能。均匀显得太守法。人把机会看成难以预测、却本质上公平,于是要求每一小段都长得像总体,交替过多、长跑过少。赌徒谬误是同一信念的另一面。论文把这种预期称作对大数定律的误用,并指向 1971 年公报里的“小数定律”,那是对同行直觉的观察,不是课堂竞赛。
抽样分布把“样本量不进入代表性”写成可画的曲线。九组独立被试——每组四十五至八十四人,平均约六十二——为 \(N=10、100、1000\) 三种样本,分别给男女比例(\(p=.50\))、心跳类型(\(p=.80\))与男子平均身高画主观抽样分布。题目只改 \(N\),三条中位曲线彼此重叠。作者称之为“万能”抽样分布。\(p=.50\) 时方差约百分之四点八,大致等于真实二项在 \(N=5\) 时的抽样方差;\(p=.80\) 时方差约百分之六点八,均值被拉到百分之六十三。样本量从判断里消失了。消失是读数,不是把十一档百分比表发到班上的步骤。
斯坦福九十七名本科生把同一预测做成有偿的序数判断。三道题分别问:日均约四十五与约十五例新生儿的两家医院,哪家更常记下男婴超过百分之六十的日子;按页与按行统计的平均词长,哪边更常远离全书均值;三人中位数身高与单人身高,哪边更常越过临界值。一半人判更极端的结果,一半人判更不极端的结果。众数几乎总是“差不多”,正确方向没有显著优势。医院题后来被 1974 年综述用另一组本科生票数转述;本页保存的是 1972 年这套有偿、对举、仍不敏感的装置。
后验概率把基础比率风格的忽视从分类推进到贝叶斯更新。对称二项里,客观后验胜算只取决于样本里两种标记的个数差 \(r-b\),公式是 \((p/(1-p))^{r-b}\)。十道题系统变动总体比例、样本比与样本差,每题一组三十七至七十九人,平均约五十六。约百分之十的人在“X 比 O 多”时仍给出低于五成的答案,被排除。留下的中位数几乎贴着样本比例走,完全不理会 \(p\)。对四比二的样本,\(p=2/3\) 时客观胜算是四比一,\(p=5/6\) 时应是二十五比一;主观估计看不出差别。四十比二十的样本客观证据强于五比一,人却觉得后者更有说服力。作者的句子是:人在评估证据时,看来不是保守的贝叶斯;他根本不是贝叶斯。密歇根那一组把同样的逻辑换成身高:单人五英尺十英寸,中位胜算八(应为十六);六人平均五英尺八英寸,中位胜算二点五(应为二十九)。一百一十五人里八十六人把两者排反。
它证明了什么,没有证明什么
它证明:在该书汇编的抽样与后验作业里,用来压缩“有多可能”的捷径是代表性,而不是贝叶斯规则的打折版。样本比例、多数—少数关系、是否显得不规则,足以决定排序;样本量、样本差与总体比例可以整段缺席。主观抽样分布对 \(N\) 不变,后验中位数贴着样本比走、不贴着 \(p\) 或 \(r-b\) 走,这两件事加在一起,足以把“保守贝叶斯”从定性模型里拿掉。受过一门统计课的人可以仍把单人与六人样本的胜算排反。这些误差在为正确答案付钱时仍然出现。
它没有证明每一次日常估计都按代表性运行,也没有测量真实金钱风险下的选择,因而没有给前景理论签发出生证。它没有做工程师—律师人格简述,也没有测量可得性或锚定。论文自己把处理限制在客观概率算得出的重复性情境;文末猜想,独一无二的事件——某男孩会不会成为科学家、某公司会不会倒闭——也可能按“像不像心中的模型”来判,那是外推,不是本篇的数据。把猜想写成课堂里的生涯预测,尤其对着未成年人,越出对象。
它也没有给“唯一正确的主观概率”颁发法庭判决。文内把主观概率定义为被试给出的任何估计,不要求满足公理;客观概率则是按已陈述假定算出的值。要打穿的是描述:爱德华兹一系把人看成保守的贝叶斯更新者,本篇认为规范模型没有抓住判断过程的真正输入。后人用频率格式收窄某些效应,不能把 \(N\) 不变的万能曲线、\(p\) 缺席的后验中位数这些已刊点抹掉。
深一层:把捷径写成可核对的机制,以及课堂问卷的双重用途
把“我觉得很可能”改写成与样本量、似然比、总体比例对照的点,是操作上的胜利。争论从内省里的信心,变成可以问“三条中位曲线是不是重叠”“四比二在两种 \(p\) 下是不是给出同一估计”“五比一是否被判得比四十比二十更强”。代表性不再是性格形容词,而成为对反事实的承诺:若按代表性,\(N\) 不应移动抽样分布;若按代表性,后验应跟样本比走、不跟 \(r-b\) 走。可打穿,是它区别于此前许多“人不懂概率”式随笔的关键。
与当时文献的对立面也很窄。彼得森与比奇曾把人写成“直觉统计学家”,方向大体对、只是保守。本篇要争的不是精度,而是输入清单。若主观量不随 \(N\)、不随 \(p\)、却随比例单调,规范模型即使平移也救不回来。决裂针对的是建模策略,不是对人的道德评分。
代表性太好记,于是被从出生顺序、医院与纸牌里拔出,贴到所有“大脑按刻板印象工作”的日常经验上。证据史要求每次使用时都问:你核对的是判断还是选择?信息是样本统计量还是人格素描?被忽略的是 \(N\)、是 \(p\),还是似然比?三个问题若答不上来,启发式只是装饰。装饰会让认知心理学看起来像在颁布缺陷目录。封面做过的事更窄:在算得出客观概率的抽样作业上,把主观概率写成与代表性重合的排序。
封面的主体样本是十五至十八岁的高中生,问题以记名测验的形式出现在课堂上。这些是已发表的取样事实,不是把未成年人放进同等概率问卷的理由。本页不提供可发给班级的出生顺序单、医院选择题或纸牌后验脚本,也不提供把代表性写成广告匹配或定价策略的步骤。发生的是:特沃斯基与卡尼曼证明,主观概率可以被写成对代表性的判断;证明方式是作业上的点,不是一份说服配方。
跨域连接
- 贝叶斯定理:要把“人不是保守的贝叶斯”写成可核对的句子,必须先写出规范后验是什么。1972 年把对称二项的胜算钉成 \((p/(1-p))^{r-b}\),是为了让“中位数贴着样本比、完全不理会 \(p\)”成为对规则的违反。四比二在 \(p=2/3\) 与 \(p=5/6\) 下应给出四比一与二十五比一;给出同一估计,才是要保存的读数。把一次课堂投票写成复现,等于把先验与似然都删掉。
- 大数定律:抽样分布与医院日计数把样本量从装饰改写成应能移动概率的输入。大数定律要求大样本更贴参数;局部代表性却要求十、一百、一千给出同一张曲线,于是万能方差接近 \(N=5\)。小数定律把同一错误写进研究者对显著结果的期望。若判断对 \(N\) 敏感,三条曲线、两家医院、单人与六人样本就不该给出同一排序。给出了,才是装置上的点。
- 特沃斯基与卡尼曼 1974:1974 年把本篇收进三张启发式的第一张,并补上可得性与锚定。读 1972 年,是读代表性怎样单独被钉进抽样与后验;读 1974 年,是读这张钉怎样被放进一张更大的地图。把综述里的工程师—律师简述倒填回 1972 年,会把年表焊错。可得性单机制装置见 特沃斯基与卡尼曼 1973。
- 卡尼曼与特沃斯基 1979:前景理论的因变量是选择,不是估计。1972 年可以说明人为何觉得某样本“更像”某一袋纸牌,却不能签发价值函数与损失厌恶。用本篇去证明“人在金钱赌博里会规避损失”,超出已刊作业。
- 知情同意:这篇报告的负担是阅读简短的机会问题并给出百分比或二选一,落在当时的高中生、本科生与作者身上。把同一套材料改写成班级表演或未成年人纠偏课,负担就转移到没有同等理论知情、也未必能拒绝的人身上。读 1972 年,是读主观概率怎样被写成对代表性的判断;不是取得对他人、尤其是未成年人做同等判断作业的许可证。
参考文献
- Kahneman, Daniel, and Amos Tversky. “Subjective Probability: A Judgment of Representativeness.” Cognitive Psychology 3, no. 3 (1972): 430–454. doi:10.1016/0010-0285(72)90016-3.
- Tversky, Amos, and Daniel Kahneman. “Belief in the Law of Small Number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76, no. 2 (1971): 105–110. doi:10.1037/h0031322.
- Tversky, Amos, and Daniel Kahneman. “Judgment under Uncertainty: Heuristics and Biases.” Science 185, no. 4157 (1974): 1124–1131. doi:10.1126/science.185.4157.1124.
- Kahneman, Daniel, and Amos Tversky. “On the Psychology of Predic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80, no. 4 (1973): 237–251. doi:10.1037/h0034747.
- Edwards, Ward. “Conservatism in Human Information Processing.” In Formal Representation of Human Judgment, edited by Benjamin Kleinmuntz, 17–52. New York: Wiley, 1968.
- Peterson, Cameron R., and Lee Roy Beach. “Man as an Intuitive Statistician.” Psychological Bulletin 68, no. 1 (1967): 29–46. doi:10.1037/h0024722.
- Slovic, Paul, and Sarah Lichtenstein. “Comparison of Bayesian and Regression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Information Processing in Judgment.”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Performance 6, no. 6 (1971): 649–744. doi:10.1016/0030-5073(71)90033-X.
延伸阅读
- 与 特沃斯基与卡尼曼 1974 对读:把代表性的单机制装置留在 1972 年,把三张启发式的地图留在 1974 年,不要焊成同一篇封面。
- 与 卡尼曼与特沃斯基 1979 对读:把判断的捷径留在本页,把风险选择的价值函数留在 1979 年。
- 与 贝叶斯定理、大数定律 对读:把 \((p/(1-p))^{r-b}\) 与万能抽样分布留在规范对照上,不要写成课堂心算。
- 与 阿莫斯·特沃斯基、丹尼尔·卡尼曼 对读:把合作年表扣回各篇作业的因变量,不要写成单一“卡尼曼理论”。
- 吉仁泽一系对频率格式的批评:当作边界条件,而不是把 1972 年的点作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