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转到内容
← 返回经典实验
判断与决策1973 年约 18 分钟阅读

特沃斯基与卡尼曼 1973:频率与概率怎样被写成对可得性的判断

Tversky Kahneman 1973 Availability Heuristic Frequency Probability

Amos Tversky and Daniel Kahneman
特沃斯基卡尼曼可得性频率启发式

1973 年,《认知心理学》(Cognitive Psychology)第 5 卷第 2 期刊出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与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的 Availability: A Heuristic for Judging Frequency and Probability(207–232 页,doi:10.1016/0010-0285(73)90033-9)。封面把作者写成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与俄勒冈研究所。它不是特沃斯基与卡尼曼 1974那篇把代表性、可得性、锚定收成三张表的 Science 综述,不是卡尼曼与特沃斯基 1972把主观概率写成对代表性的判断的那篇同刊实验,也不是卡尼曼与特沃斯基 1979把风险选择写成价值函数与概率权重的前景理论。它更不是一份可以把字母位置、名人名单或限时连乘发给班级去“演示偏差”的操练单。它是一篇把可得性写成启发式判断的实验报告:人按相关实例、构造或联想能多容易进入心里,来给类别频率与事件概率打分。尺子是这些排序能否跟词频表上的字母位置、名单里的真实个数、组合恒等式与共现次数对得上。对象是 1973 年怎样把可得性钉成可被作业打穿的机制,而不是人“不理性”的道德判决,也不是后来的说服手册或恐惧诉求配方。

可得性可以进入教材。把别人、尤其是未成年人,放进同等字母位置、名人名单或限时心算,不能进入操作指南。把同一套效应写成营销恐惧诉求、竞选或界面里的隐蔽杠杆,越出对象。

破除误解:1973 年量的是可得性,不是 1974 年的三张表

第一个误解,是把本对象写成1974 年 *Science*的初稿或节选。1974 年由特沃斯基领衔,把已刊判断作业收成代表性、可得性、锚定三张清单;封面文是综述。1973 年仍由特沃斯基领衔,几乎只盯住可得性一条,并把它放进可计数的构造、提取与共现作业里对照。本篇的十项研究并不去量基础比率或回归。把两篇焊成“同一篇启发式论文”,会把单机制的装置偷换成一年后的地图。

第二个误解,是把本对象写成1972 年代表性的续集,或写成工程师—律师人格简述。1972 年的因变量是样本像不像总体。本篇引用那篇同刊文,是为了划开两条作业。职业刻板印象出现在同年《心理学评论》的预测论文里,不在本封面。第七项用路径图与纸牌题对打同一二项分布,证明换表述会换启发式。把代表性作业误植到本页,等于把另一把尺子偷换进来。

第三个误解,是把本对象写成前景理论的预告。1979 年的因变量是在两个前景之间选哪一个:收益域规避、损失域寻求、确定效应。1973 年没有价值函数,也不签发反射。它问的是“这一类有多常见”,不是“你要确定的三千还是八成的四千”。判断可以解释估计为何偏离;它并不因此变成选择理论。

第四个误解,是把可得性听成“人类很蠢”的判决书,或听成可以拿去操纵他人的配方。论文把可得性写成生态上通常有效的线索:大类的实例通常比小类更容易被想起。偏差来自规则被用到词频位置、名声或联想强度不该单独决定频率的地方。可预测不是许可证。本页说明判断会往哪边偏,不说明怎样用字母检索或名人名单去改别人的报价、选票或课堂成绩,也不把第五节里对独特事件的讨论写成恐惧诉求步骤。

装置:字母位置与名人名单,以及构造与提取怎样分开

封面把命题写死。人若按可得性给类别派频率,则更容易被构造或提取的类别被判得更常见。词在词典里的真实位置、名单里较少出名一侧的真实个数、组合上 \(r\) 与 \(10-r\) 的恒等,都不代表“想起来有多顺”,因此不应被这条捷径单独决定。本页复述下列对照,是为了说明论文在核对什么,不是把字母检索或录音名单写成可复制到教室里的步骤。

数据主体约一千五百名答卷人。第一、二、三、九、十项在俄勒冈大学经学生报纸招募;第八项招自斯坦福大学;第五、六、七项来自以色列大学预科高中十至十一年级。把高中样本写进本页,是因为这是已发表的取样事实,不是把同等判断负荷交给未成年人的理由。

可得性先被写成可被迅速评估的中介量,而不是记忆实验里那个被测量的因变量。第一项给四十二人九宫格字母,把两分钟构造与事先估计分开,十六题上估计与产量的积矩相关 0.96。第二项换成自然类别提取,二十八人、十六类上相关 0.93。人能很快说出“还能再拿出多少”,并不等于随后的频率判断已经按规范计数走。

第三项把搜索入口写成自变量。从英文文本里随机抽一个不少于三个字母的词,问某个辅音更常出现在第一位还是第三位,并估计较大类对较小类的比。按梅兹纳与特雷塞尔特 1965 年词频表,K、L、N、R、V 这五个辅音在第三位都比第一位更常见;封面并写,典型文本里第三位的 K 大约是词首 K 的两倍。按首字母去搜自己的词库更容易。若频率判断由可得性中介,词首应被判得更多。一百五十二人里,一百零五人把多数字母判给第一位,四十七人把多数字母判给第三位;五个字母各自也都被多数人判给词首;中位估计比都是二比一。作者另报:被试内、被试间以及为准确性付钱,都没有消掉同一方向。本页记下这些点,是为了说明检索入口可以拧动频率排序,不提供一份“请在限时内列出以 K 开头的词”的课堂单。

构造侧把“一眼能看见多少”写成对组合量的偏离。第四项:结构甲三行八列,结构乙九行两列;五十四人里四十六人判甲的路径更多,中位数四十对十八,两边都是 \(8^3=2^9=512\)。第五项:十人中取 \(r\) 人委员会,个数等于 \(10-r\),五人时最大为 252;一百一十八人估委员会,一百七十八人估十站停车的等价表述,判断中位数随 \(r\) 增大而下降。第六项:五秒内估连乘,降序中位数 2250(八十七人),升序 512(一百一十四人),正确答案 40320。1974 年综述后来把同一类限时连乘收进锚定;本页按 1973 年的位置来读,它属于对构造做外推。第七项把同一 \(p=5/6\)、\(n=6\) 的二项分布写成两种启发式。路径图强调实例,七十三人里五十四人把“六 X 零 O”判得比规范上更多的“五 X 一 O”更多;斯坦福五十名本科生只做二选一并为正确答案付一美元,三十八人仍选六 X。换成明说牌堆比例的纸牌题,八十二人里七十一人把更像总体的“五 X 一 O”判得更多。强调实例时频率走可得性,强调类别特征时走代表性。

第八项把提取容易度与类别个数拆开。四份录音名单,各三十九个名字,两秒一个;两份演艺界,两份其他公众人物。每一份都把名声与个数做成反向:十九个更出名的女性配二十个较不出名的男性,或十九个更出名的男性配二十个较不出名的女性。名字本身足以标明性别。听完后,一组写回忆,一组只判男女哪边更多。回忆侧:出名名字平均想起 12.3 个(十九个里),较不出名的想起 8.4 个(二十个里);八十六人里五十七人想起的出名名字更多,十三人相反。频率侧:九十九人里八十人把更出名的那一性别判得人数更多。自变量是名声,因变量是回忆个数与性别频率判断;真实个数在每一份名单里都站在较不出名的那一侧。本页记下这些点,不是把录音名单发到课堂上的步骤。

第九、十项把联想强度写成共现频率的冒充物。第九项二十对词,相关与不相关各半,共享反应词的两对出现次数相同;相关对回忆更好,也被判得更频繁。第十项改成一对一的人格特质配对:回忆组完成相关对百分之四十一、不相关对百分之十九;可回忆评分与真实回忆比例相关 0.84;频率判断在每一真实次数上都把相关对判得略高。虚幻相关不必靠“每个反应配多个刺激”就能出现。查普曼夫妇先前在人物画诊断上的观察,被收进同一机制。本页不把诊断配对写成可对他人施行的临床演示。

它证明了什么,没有证明什么

它证明:在该书汇编的频率作业里,用来压缩“有多常见”的捷径是可得性,而不是对实例做穷尽计数。词首比第三位更容易被搜到,于是五个第三位其实更常见的辅音仍被判给词首。更出名的名字更容易被想起,于是十九个出名名字压过二十个较不出名的名字。路径、委员会与连乘把“看一眼能构造多少”写成对组合爆炸的系统性低估;同一二项分布改画法,启发式会跟着切换。为准确性付钱,没有消掉字母位置与路径图上的方向。这些误差在有客观计数程序的题目上被读出来,因而可以与规范量对打。

它没有证明每一次日常估计都按可得性运行,也没有测量真实金钱风险下的选择,因而没有给前景理论签发出生证。它没有做工程师—律师人格简述,也没有把锚定写成独立的第三张表。第五节讨论独特事件的脚本与记忆,明确写的是无法用枚举给出客观答案的情形;那是外推,不是本篇十项研究的数据。把猜想写成课堂里的风险预测,尤其对着未成年人,越出对象。把路边翻车或影片里的事故写成恐惧诉求,同样越出对象。

它也没有给“唯一正确的主观频率”颁发法庭判决。文内把可得性定义为中介变量:人评估提取、构造或联想能有多容易,不必真的把实例数完。后人用语料复查字母位置的倍数,并不总是封面那句“约两倍”;用提取次数而不是流畅度当线索,效应也可以被重新归因。这些是边界条件,不能把词首优势、名声优势与路径优势这些已刊点抹掉。

深一层:把容易想起写成可核对的机制,以及课堂问卷的双重用途

把“我觉得这一类很多”改写成与词频表、名单个数、组合恒等式对照的点,是操作上的胜利。争论从内省里的流畅感,变成可以问“五个辅音是不是都被判给词首”“十九个出名名字能不能压过二十个较不出名的名字”“\(C(10,2)\) 是否被判得大于 \(C(10,8)\)”。可得性不再是性格形容词,而成为对反事实的承诺:若按可得性,更顺的搜索入口应给出更高频率;若按可得性,更出名的类别应被判得人数更多。可打穿,是它区别于此前许多“人高估生动事件”式随笔的关键。

与当时文献的对立面也很窄。频率判断本可以写成对重复次数的计数器。本篇要争的不是人从不计数,而是:当实例无法穷尽时,进入判断的往往是提取、构造与联想的容易度。若主观量随名声、搜索入口与联想强度移动,却不随真实个数与组合恒等移动,计数器模型即使平移也救不回来。决裂针对的是建模策略,不是对人的道德评分。

可得性太好记,于是被从字母、名单与委员会里拔出,贴到所有“媒体一报,公众就怕”的日常经验上。证据史要求每次使用时都问:你核对的是频率判断还是选择?信息是词表位置、名单个数,还是事后的新闻画面?被冒充的是位置计数还是类别个数?三个问题若答不上来,启发式只是装饰。装饰会让认知心理学看起来像在颁布缺陷目录。封面做过的事更窄:在算得出客观频率的作业上,把主观频率写成与可得性重合的排序。

封面里的高中样本与五秒连乘,是已发表的取样与程序事实,不是把未成年人放进同等计时程序的理由。本页不提供可发给班级的字母位置单、名人名单脚本或委员会计数表,也不提供把可得性写成广告匹配或风险恐吓的步骤。发生的是:特沃斯基与卡尼曼证明,频率与概率可以被写成对可得性的判断;证明方式是作业上的点,不是一份说服配方。

跨域连接

  • 卡尼曼与特沃斯基 1972:要把“人按容易想起估频率”写成可核对的句子,必须先把它与“人按像不像估概率”拆开。1973 年第七项把同一 \(p=5/6\)、\(n=6\) 的二项分布画成路径再改成纸牌:七十三人里五十四人把六 X 判得更多,八十二人里七十一人在纸牌题上把五 X 一 O 判得更多。不要把 1972 年的医院日计数倒填回来。
  • 特沃斯基与卡尼曼 1974:1974 年把本篇收进三张启发式的第二张。字母位置与名人名单在综述里被压缩成两句转述;限时连乘被改放进锚定。读 1973 年,是读十项研究怎样把中介变量写成一条机制。把综述里的幸运轮倒填回 1973 年,会把年表焊错。
  • 可得性启发:概念页转述的是这条捷径在判断里的双重角色;本页保存的是 1973 年那份可对打的装置。词首对第三位、十九个出名名字对二十个较不出名名字,这些是封面自己的点。把概念页里的媒体与空难例子当成 1973 年的实验,会把第五节的讨论偷换成数据。
  • 卡尼曼与特沃斯基 1979:前景理论的因变量是选择,不是频率估计。1973 年可以说明人为何觉得某类词“更多”,却不能签发价值函数与损失厌恶。用本篇去证明“人在金钱赌博里会规避损失”,超出已刊作业。
  • 大数定律:委员会与路径图把组合爆炸从装饰改写成应能移动估计的输入。计数要求 \(C(10,2)=C(10,8)\)、\(8^3=2^9\);可得性却让更短、一眼看得更多的结构胜出。若判断对计数恒等敏感,四十对十八与五秒连乘的 512、2250 就不该给出。给出了,才是装置上的点。
  • 知情同意:这篇报告的负担是听一份名单或估一个比,落在当时的招募成人、高中生样本与作者身上。把同一套材料改写成班级表演或未成年人纠偏课,负担就转移到没有同等理论知情、也未必能拒绝的人身上。读 1973 年,是读频率怎样被写成对可得性的判断;不是取得对他人、尤其是未成年人做同等判断作业的许可证。

参考文献

  1. Tversky, Amos, and Daniel Kahneman. “Availability: A Heuristic for Judging Frequency and Probability.” Cognitive Psychology 5, no. 2 (1973): 207–232. doi:10.1016/0010-0285(73)90033-9.
  2. Kahneman, Daniel, and Amos Tversky. “Subjective Probability: A Judgment of Representativeness.” Cognitive Psychology 3, no. 3 (1972): 430–454. doi:10.1016/0010-0285(72)90016-3. 对象见 卡尼曼与特沃斯基 1972。
  3. Tversky, Amos, and Daniel Kahneman. “Judgment under Uncertainty: Heuristics and Biases.” Science 185, no. 4157 (1974): 1124–1131. doi:10.1126/science.185.4157.1124.
  4. Kahneman, Daniel, and Amos Tversky. “Prospect Theory: 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 Econometrica 47, no. 2 (1979): 263–291. doi:10.2307/1914185.
  5. Mayzner, Mark S., and Margaret E. Tresselt. “Tables of Single-Letter and Digram Frequency Counts for Various Word-Length and Letter-Position Combinations.” Psychonomic Monograph Supplements 1, no. 2 (1965): 13–32.
  6. Chapman, Loren J. “Illusory Correlation in Observational Report.” Journal of Verbal Learning and Verbal Behavior 6, no. 1 (1967): 151–155. doi:10.1016/S0022-5371(67)80066-5.
  7. Chapman, Loren J., and Jean P. Chapman. “Genesis of Popular but Erroneous Psychodiagnostic Observations.”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72, no. 3 (1967): 193–204. doi:10.1037/h0024670.

延伸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