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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断与决策1974 年约 18 分钟阅读

特沃斯基与卡尼曼 1974:不确定判断里的启发式怎样被写成可核对的偏差

Tversky Kahneman 1974 Judgment under Uncertainty Heuristics and Biases

Amos Tversky and Daniel Kahneman
特沃斯基卡尼曼启发式代表性可得性锚定

1974 年 9 月 27 日,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与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在 Science 第 185 卷第 4157 期发表 Judgment under Uncertainty: Heuristics and Biases(1124–1131 页,doi:10.1126/science.185.4157.1124)。作者当时是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心理系成员;文末注明研究还得到俄勒冈研究所合同与希伯来大学研究发展当局的资助。它不是卡尼曼与特沃斯基 1979那篇把风险选择写成价值函数与概率权重的前景理论,也不是一份决策论总览,更不是一份可以把刻板印象、幸运轮数字或限时连乘发给班级去“演示偏差”的操练单。它是一篇把已刊判断作业收成三张启发式清单的综述:代表性、可得性、锚定与调整。尺子是人对概率、频率与数值的直觉估计,怎样系统性地偏离规范统计所要求的那些量。对象是这篇 Science 文怎样把捷径写成可被数据打穿的偏差,而不是人“不理性”的道德判决,也不是后来的说服手册。

代表性、可得性与锚定可以进入教材。把别人、尤其是未成年人,放进同等职业猜测、幸运轮或限时心算程序,不能进入操作指南。把同一套效应写成定价、竞选或界面里的隐蔽杠杆,越出对象。

破除误解:1974 年量的是判断,不是 1979 年的选择

第一个误解,是把本对象写成前景理论的封面或预告。1979 年的因变量是在两个前景之间选哪一个:收益域规避、损失域寻求、确定效应、反射。1974 年的因变量是“这件事有多可能”“这一类有多常见”“这个数大概是多少”。启发式论文可以解释为何估计会偏离;它并不给出一条 S 形价值函数,也不签发损失厌恶系数。把两篇焊成“卡尼曼理论”,会把判断与选择偷换成同一把尺子。

第二个误解,是把本对象写成决策论或主观概率公理的替代体系。论文引用萨维奇与德菲内蒂:内部一致的打赌可以定义一套主观概率。它要加的句子更窄。一组判断可以自洽,却仍与判断者其余信念不相容——例如既相信硬币无记忆,又按赌徒谬误调整下一掷。对象不是另写一套公理,而是:直觉估计还要能跟基础比率、样本量和回归对得上。对得上与否,要用作业上的数字来核对。

第三个误解,是把三张启发式听成“人类很蠢”的判决书,或听成可以拿去操纵他人的配方。论文开篇就把距离错觉写成类比:能见度差时轮廓模糊,距离常被高估;能见度好时轮廓清晰,距离常被低估。规则通常有用,偏差来自规则被用到它不该单独决定的地方。可得性、锚定与代表性后来进入认知偏误词条,是因为它们给出了可预测的误差方向。可预测不是许可证。本页说明估计会往哪边偏,不说明怎样用幸运轮或框架句去改别人的报价与选票。

第四个误解,是把 1974 年听成一次全新的单实验,或听成已经战胜生态理性批评的定论。封面文转述他们 1971 至 1973 年的公报与认知心理学、心理学评论作业,并纳入巴尔-希勒尔的复合事件与查普曼夫妇的虚幻相关。它是一张把已有偏差写成可点名清单的地图。后人用频率格式与因果基础比率收窄某些效应,不能倒写成“所以 1974 年的点是假的”。点是装置上的读数。点等于心灵缺陷清单,才是后来被加进去的句子。

装置:三张启发式,以及它们各自打穿的规范量

封面把问题先分成三类。问“A 属于 B 的概率”时,人常按 A 像不像 B 的原型来答,这叫代表性。问“这一类有多频繁”时,人常按实例能否被想起来来答,这叫可得性。问一个数值时,人常从一个起点做不充分的调整,这叫锚定。本页复述下列对照,是为了说明论文在核对什么,不是把人格素描、幸运轮或限时连乘写成可复制到教室里的步骤。

代表性的第一刀落在基础比率。受试者读到据称随机抽自一百名专业人士的人格简述,判断每人更像工程师还是律师。一组被告知七十名工程师、三十名律师;另一组数字对调。按贝叶斯规则,同一份简述在两条件下的事后胜算比应为 \(0.7/0.3\) 的平方,即 5.44。两组给出的概率判断几乎相同。没有简述时,他们会把未知个体判成 .7 或 .3。换上一份故意写得与职业无关的简述——三十岁、已婚无子女、能力高、同事喜欢——工程师概率被判成 .5,不管陈述比例是 .7 还是 .3。无证据时人用基础比率;无价值证据一出现,基础比率就被放下。

第二刀落在样本量。受试者评估十人、百人、千人样本中平均身高超过六英尺的概率,给出的分布实质上相同。两个医院:大院每天约四十五名新生儿,小院约十五名;一年里哪家记录到更多“男婴超过百分之六十”的日子。本科生里二十一人选大院,二十一人选小院,五十三人认为差不多。抽样理论要求小院更常远离百分之五十。罐中摸球也按样本比例走、不按样本量走:五次里四红一白的后验胜算应为 8 比 1,二十次里十二红八白应为 16 比 1;多数人觉得前者更强,因为红的比例更高。

局部代表性还写出了短序列的错觉。掷硬币时,正反正反反正被判得比正正正反反反更像“随机”,也比正正正正反正更像“公平硬币”。人期望过程的本质在每一小段里都到场,于是交替过多、长跑过少。赌徒谬误是同一信念的另一面:红出现一长串之后,黑“该来了”。机会并不自我纠正,它只是把偏离稀释。论文把经验研究者对小样本的过度信任写成“小数定律”,并指向 1971 年公报:有效假设被期望在几乎任意大小的样本里都给出显著结果。那是对同行直觉的观察,不是课堂竞赛。

预测的极端程度本应受可预测性约束。可预测性为零时,应对所有对象给出同一个值;完备时,预测范围才应等于结果范围。受试者读实习教师某一课的段落:一组用百分位评价这一课,另一组预测五年后的位置。两种判断相同。拟合良好还会制造效度错觉:简述越像刻板印象,人越有把握,哪怕材料稀薄。输入冗余抬高信心,却按相关统计降低精度。回归均值被同一套代表性挡住。飞行教官看到出色着陆受表扬后往往变差、粗糙着陆受训斥后往往变好,于是得出惩罚更有效。重复测验本身就会让极端值往回走。把回归听成奖惩的因果,是把代表性预测误当成学习定律。

可得性把频率写成“想起来有多容易”。受试者听男女名人名单,随后判断哪一性别更多;更出名的那一性别被判得人数更多。从英文文本里随机抽词,问它更常以 r 开头,还是 r 更常在第三位。按首字母搜索更容易,于是多数人判词首更多,即便对 r 与 k 这类第三位其实更常见的辅音也如此。十人委员会的构造把可想象性写成单调下降:二人委员会的估计中位数是 70,八人是 20,正确答案两边都是 45。查普曼夫妇把诊断与人物画成对呈现:受试者高估“猜疑”与“眼睛画得古怪”的共现,即使真实相关为零或为负。联想强度冒充了共现频率。

锚定把起点写成最终答案的磁极。幸运轮在受试者面前转出 0 到 100 之间的数;人先判断联合国里非洲国家比例比该数高还是低,再给出估计。起点 10 与 65 对应的中位数估计是 25 与 45。为准确性付报酬没有消掉效应。另一项已刊演示里,两组中学生须在五秒内估计黑板上的连乘:升序 \(1\times2\times\cdots\times8\) 的中位数是 512,降序 \(8\times7\times\cdots\times1\) 的中位数是 2250,正确答案是 40320。前几步的部分积成了锚,调整不够。本页记下这些点,是为了说明不充分调整可以被任意起点钉住,不提供把幸运轮或限时连乘发到课堂上的步骤。巴尔-希勒尔的复合事件上,多数人宁愿赌连取七次红(概率 .48)而不是一次红白各半(.50),也宁愿赌简单事件而不是七次里至少一次红(.52)。单元概率成了锚,合取被高估、析取被低估。校准研究里,真实值落到自称 \(X{.01}\) 与 \(X{.99}\) 之外的比例约为百分之三十,而不是百分之二。换一种引出——先给一个数再问超过它的胜算——中位胜算从应有的 9 比 1 收到 3 比 1;第一组把概率写成 .10 的事件实际出现百分之二十四,第二组平均写成 .34 的事件实际出现百分之二十六。松紧取决于程序。

它证明了什么,没有证明什么

它证明:在该书汇编的判断作业里,用来压缩概率与数值问题的捷径会留下方向可预测的误差。代表性让基础比率、样本量、可预测性与回归退到相似性之后;无价值证据可以比无证据更能把基础比率关掉。可得性让提取与可构造性冒充频率。锚定让任意起点与单元概率把终值吸住,并使合取偏高、析取偏低、置信区间过窄。这些误差在鼓励准确、甚至为正确答案付酬时仍然出现。受过统计训练的人可以避开赌徒谬误,却在更不透明的问题上掉进同类坑。它没有证明每一次日常估计都按这三张表运行,也没有测量真实金钱风险下的选择,因而没有给前景理论签发出生证。论文自己写:这些规则高度经济、通常有效。有效与可被打穿,是同一句话的两半。

它也没有给“唯一正确的主观概率”颁发法庭判决。一致性仍是决策论的内部标准;封面要补的是与其余信念之网的相容。那不是把规范理论作废,而是把“自洽就算够了”从充分条件降成必要条件。后人用自然频率与因果模型说明:有些被叫做忽视基础比率的作业,换格式会减轻。减轻是边界条件,不能把 70/30 与 30/70 下判断几乎重合、无价值简述被判成 .5 这些已刊点抹掉。

深一层:把捷径写成可核对的偏差,以及清单的双重用途

把“我觉得很可能”改写成与基础比率、样本量、校准百分位对照的点,是操作上的胜利。争论从内省里的信心,变成可以问“两组的胜算比是不是 5.44”“小院是不是更常远离百分之五十”“自称百分之一的尾部是不是只罩住百分之二的真值”。启发式不再是性格形容词,而成为对反事实的承诺:若按代表性,基础比率应被忽略;若按可得性,更出名的类别应被判得人数更多;若从锚调整且不足,不同起点应给出不同终值。可打穿,是它区别于此前许多“人有偏见”式随笔的关键。

清单也有修辞代价。三张表太好记,于是被从工程师—律师、医院与幸运轮里拔出,贴到所有“大脑有漏洞”的日常经验上。证据史要求每次使用时都问:你核对的是判断还是选择?信息是简述还是频率表?锚是问题里的数字还是部分计算?三个问题若答不上来,启发式只是装饰。装饰会让认知心理学看起来像在颁布缺陷目录。封面做过的事更窄:把评估概率与预测数值的捷径写成一组与规范量对照得上的偏差。

跨域连接

  • 贝叶斯定理:要把“人忽略了基础比率”写成可核对的句子,必须先写出规范后验是什么。1974 年把七十对三十与三十对七十的胜算比钉成 5.44,是为了让两组判断“几乎相同”成为对规则的违反。无简述时 .7 与 .3 被用对,无价值简述时落到 .5,说明被关掉的不是计算能力本身,而是证据一出现之后基础比率还能否进入同一条更新。把一次课堂投票写成复现,等于把先验与似然都删掉。
  • 大数定律:医院与平均身高把样本量从装饰改写成应能移动概率的输入。大数定律要求大样本更贴参数;局部代表性却要求短序列也长得像总体,于是四五与十五被判成同等容易出现百分之六十的男婴。小数定律把同一错误写进研究者对显著结果的期望。若判断对样本量敏感,小院与大院、五次与二十次、十人与千人就不该给出同一张分布。给出了,才是要保存的读数。
  • 实验设计与不确定度:幸运轮把起点声明为与联合国席位无关的随机数,校准把“有多确定”改写成真值落进自称区间的频率。锚是输入。引出程序——先选百分位再给数,或先给数再问胜算——也是输入。同一组量上 .10 对百分之二十四、.34 对百分之二十六,说明松紧可以随程序移动。把一次口头“随便说个数”写成复现,等于把轮盘与计分规则删掉。
  • 科学哲学:融贯与符合在这篇综述里被拆开。一套内部一致的主观概率可以仍与“硬币无记忆”不相容;受过训练的人可以避开明显的赌徒谬误,却仍按代表性去读小样本。规范理论作为“应当如何选择”的公理并不因此倒塌;作为“人实际如何估计”的模型则不够。用描述性偏差去取消规范标准,或用规范标准去冒充预测,是两类对称的错误。
  • 知情同意:这篇综述的负担是阅读简述、给出概率与在时间压力下估一个乘积,落在当时的成年学生、中学生样本与作者身上。把同一套材料改写成班级表演或儿童纠偏课,负担就转移到没有同等理论知情、也未必能拒绝的人身上。把锚定与可得性改写成不声明起点的标价,则把判断对象改写成对他人的杠杆。读 1974 年,是读捷径怎样被写成可核对的偏差;不是取得对他人、尤其是未成年人做同等判断作业的许可证。

参考文献

  1. Tversky, Amos, and Daniel Kahneman. “Judgment under Uncertainty: Heuristics and Biases.” Science 185, no. 4157 (1974): 1124–1131. doi:10.1126/science.185.4157.1124.
  2. Kahneman, Daniel, and Amos Tversky. “Subjective Probability: A Judgment of Representativeness.” Cognitive Psychology 3, no. 3 (1972): 430–454. doi:10.1016/0010-0285(72)90016-3. 对象见 卡尼曼与特沃斯基 1972。
  3. Kahneman, Daniel, and Amos Tversky. “On the Psychology of Prediction.” Psychological Review 80, no. 4 (1973): 237–251. doi:10.1037/h0034747.
  4. Tversky, Amos, and Daniel Kahneman. “Belief in the Law of Small Numbers.” Psychological Bulletin 76, no. 2 (1971): 105–110. doi:10.1037/h0031322.
  5. Tversky, Amos, and Daniel Kahneman. “Availability: A Heuristic for Judging Frequency and Probability.” Cognitive Psychology 5, no. 2 (1973): 207–232. doi:10.1016/0010-0285(73)90033-9. 对象见 特沃斯基与卡尼曼 1973。
  6. Bar-Hillel, Maya. “On the Subjective Probability of Compound Events.”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Performance 9, no. 3 (1973): 396–406. doi:10.1016/0030-5073(73)90061-5.
  7. Chapman, Loren J., and Jean P. Chapman. “Genesis of Popular but Erroneous Psychodiagnostic Observations.” 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 72, no. 3 (1967): 193–204. doi:10.1037/h0024670.

延伸阅读

  • 与 卡尼曼与特沃斯基 1979 对读:把判断的捷径留在 1974 年,把风险选择的价值函数留在 1979 年,不要焊成同一张封面。
  • 与 可得性启发、锚定 对读:把现象词条里的日常例子扣回本页的名单、搜索集与幸运轮装置,不要写成说服步骤。
  • 与 贝叶斯定理、大数定律 对读:把 5.44 与医院样本量留在规范对照上,不要写成课堂心算。
  • 吉仁泽一系对内容盲常模与频率格式的批评:当作边界条件,而不是把 1974 年的点作废。